Joey's Hub

目 錄
版權資訊
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譯者序 聽從內心的召喚
序言
第一章 臨時的人格
童年創傷
個人情結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現
內在壓力與預警
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身份變化
撤回投射
身體和時間感的變化
希望的減退
神經症體驗
第三章 內在的轉變
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話
親密關係問題
中年外遇
父母情結的影響
職業世界：工作與使命
劣勢功能的顯現
陰影入侵
第四章 文學案例研究
《浮士德》與《包法利夫人》
《地下室手記》
詩人與詩歌
第五章 個性化：榮格的當代神話
選擇與決定
個體化的意義
第六章 航海與孤獨

從孤獨到獨處
消化分離的創傷
經歷喪失和撤回投射
直面恐懼的儀式
聯絡失落的孩子
激情的生活
靈魂的沼澤地
偉大的辯證
牢記死亡
生命是一束光
精選參考書目
普通參考書目
中年之路2：解開前半生的束縛
前言 對意義的探尋
第一章 無處不在的內疚
真實的內疚
非真實的內疚
存在性內疚
第二章 哀悼、失去與背叛
找回領航的星星
失去與哀悼
背叛
第三章 懷疑與孤獨
無垠空間的寂靜
孤獨地漂流在靈魂的公海上
第四章 抑鬱、消沉與絕望
三隻烏鴉
抑鬱：無底的深井
消沉：無精打采的國度
絕望：最黑的烏鴉
第五章 強迫與上癮
地獄一季
強迫思維：不請自來的念頭

上癮：伊克西翁之輪
第六章 憤怒
餵飽三頭惡犬
第七章 恐懼與焦慮
焦慮如冰山，我們是泰坦尼克
管理焦慮
第八章 情結：“大腦主機”裡的模式化反應
第九章 穿越沼澤
重新想象自我
參考文獻
後記 斑駁與模糊

版權資訊

書名：中年之路（全2冊）
作者：【美國】詹姆斯·霍利斯
譯者：鄭世彥 蘇西

·

在人生的中途

我迷失了方向

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黑暗的森林。

——但丁（Dante），
《煉獄》（ The Inferno ）

我們的心盛滿新的痛苦，

新的光彩和沉默。

神秘變得野蠻，上帝變得更偉大。

黑暗勢力提升，因為它們也變得更強大

整個人類島嶼都在震動。

——尼古斯·卡贊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
《上帝的救世主》（ The Saviors of God ）

生活向後回憶，但活著必須向前。

——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
《克爾凱郭爾日記》（ The Journals of Kierkegaard ）

若將你內在的東西活出來，

它們必能拯救你。

若不把你內在的東西活出來，

它們必將毀滅你。

——《多馬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

譯者序
聽從內心的召喚
有本書裡引用了這樣一段話：

正如榮格所斷言的：“神經症的暴發不僅僅是偶然的。一般來說，這是最關鍵的
時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調整、新的適應的時刻。”這意味著我們的心靈組
織了這場危機，製造了這種痛苦，因為傷害已經造成，改變必須發生。

當我看到這段話時，我便搜尋它出自哪本書。當我看到書名 The Middle
Passage：From Misery to Meaning in Midlife 時，我便尋找這本書。當我得知這
本書沒有中文版時，我便聯絡了出版社。當我手上還有其他稿件時，我便尋找
小夥伴一起來翻譯這本書。幾經努力，終於找到了合適的出版機構，經過日夜
錘鍊，翻譯、審校和編輯的工作也得以完成。因而，此刻她能與大家見面。

在這個過程中，我不知道是我在努力尋找這本書，還是這本書透過各種方法找
到了我。

不可否認，我的人生走到了中年，且經歷了一些痛苦，我想理解這是怎麼回
事，是不是人人如此，我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答案。但換個角度來看，是這段話
潛藏在書中，等著被人發現；而這本書又藉由這段話伺機而出，她在等待和召
喚一個有緣人。

不管怎麼說，這本書的出現可謂恰逢其時。人到中年，必須經歷一場轉變。

在成年早期，或者說，在第一個成年期（12-40歲左右），我們的人格不過是對
外界的反應的集合。我們還不完全瞭解這個世界，我們學習的是身邊大人的態
度和行為，我們被要求成為這樣或那樣的人。到了第二個成年期，我們才有了
一點閒暇和空餘，自我才有了一些力量，可以琢磨著如何“成為我自己”。

成為我自己，這是心靈發展的目標。在榮格看來，心靈是一個實體，有其自身
的目標，那便是求得圓滿。對一個人來說，便是儘量實現完整性。一個前半生
依賴性強的人，後半生需要學習自力更生；一個控制性強的人，後半生則需要
學會順其自然。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心靈就會輕輕敲擊我們；如果我
們還是毫無意識，心靈就會用板磚拍打我們。

所以說，如果我們不是一直保持有意識的狀態，如果我們不是一直在積極地改
變自我，在中年時期，內在壓力的不斷累積就會引發一場心靈的危機。危機是
一種警告，危機也是一種召喚，召喚我們走向更廣闊的旅程。正如本書作者詹
姆斯·霍利斯所說：“我們的心靈組織了這場危機，製造了這種痛苦，因為傷害
已經造成，改變必須發生。”

但願每個人都能經歷這場危機。除非你一直在經歷調整和更新，否則，心靈就
會以危機的形式，逼迫你不斷擴充套件自己的邊界，發展出那些被壓抑的人格
側面，直到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此生短暫，請聽從內心的召喚，活出圓滿的生命。正如《多馬福音》中所說：
若將你內在的東西活出來，它們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內在的東西活出來，它
們必將毀滅你。當然，這裡的“毀滅”不是說讓你真的死亡，而是說你辜負了自
己的生命，你沒有成為你自己。

聽從內心的召喚，我組織了幾位小夥伴來試譯此書，作為一次練習。本書初稿
分工如下：柳橙（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張慧強（第二章部分）、陳
月星（第三章部分）、田雨婧（第三章部分）、張琴（第四章、第五章）、王
曉東（第六章），大約每個人承擔了六分之一。柳橙對全書進行了初次審校，
鄭世彥進行了二次審校、部分重譯和統稿。童桐認真閱讀了部分章節並提出了
寶貴意見。本書的出版離不開編輯老師的勤奮工作。在此，對大家的辛勤勞動
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鑑於精力與學識有限，書中錯訛難免，敬請各位讀者指正！

鄭世彥
2022年5月4日

序言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中年遭遇如此多的挫折？為什麼我們會把這種挫折當作一種
危機？這種經歷的意義是什麼？

中年危機，我更願意稱之為中年之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機
會，並提出了一個看似可怕實則具有解放意義的問題：“除了我的過往以及我所
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誰？”當我們發現自己一直在以虛假的自我生活，被不切
實際的期望驅使著扮演一個“臨時的”成年人格時，我們就開啟了第二個成年期
的大門，將迎來我們真實的人格。

中年之路是一個重新界定和調整人格的機會，是介於首次成年的青春期和無可
避免的老年及死亡之間的過渡階段。那些清醒地穿越了這段旅程的人，會為自
己的生命賦予更多的意義。那些沒有清醒穿越的人，無論他們在外部世界表現
得多麼成功，仍然是自己童年的“囚徒”。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的精神分析實踐物件主要是中年人；中年之路代表了一個
極好的——儘管常常令人痛苦——修正自我感（sense of self）的機會。因此，
本書將會探討以下這些問題：

●我們是如何獲得特定的自我感的？

●有哪些變化預示著我們進入了中年之路？

●我們如何重新定義自我感？

●榮格的個體化 概念與對他人的承諾之間有何關聯？

●有哪些態度和行為的改變能夠支援個體化過程，並幫助我們穿越中年之路，渡
我們脫離痛苦，去往意義的彼岸？

深度心理學家認為，一個人的成長空間取決於他向內看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如
果我們總是將自己的生活看作由他人造成的困境，看成一個可以“迎刃而解”的
問題，那麼就不會發生任何改變。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勇氣，人格的發展也就
無從談起。榮格在一封1945年談及個人成長的信中寫道：

（成長）的史書由三部分組成：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動力。心理學只在第一部

分被人需要，而在第二、第三部分，道德力量將發揮主導作用。

許多人把生活當作一部小說。我們被動地從一頁翻到另一頁，以為造物主會在
最後一頁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正如海明威曾說過的，如果主人公還沒有死，
只是因為作者還沒寫到結尾。因此，無論有沒有獲得啟迪，在人生的最後一
頁，我們都會死去。而踏上中年之路會讓我們更加清醒，能夠為餘下的篇章擔
負起責任，敢於為召喚我們的廣闊生活而冒險。

無論讀者身處生命的哪一階段，所受到的召喚都一如丁尼生（Tennyson）在《尤
利西斯》（ Ulysses ）中所言：

長晝將盡，皓月徐升。內心召喚，耳邊迴響。

一起來吧，我的朋友。探新尋異，永不為晚。

第一章
臨時的人格

我讀五年級的時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老師買了一些本來用作潛艇望
遠鏡的玻璃稜鏡。課前課後，我們會（透過玻璃稜鏡）在過道上摸索著前進，
有時會撞上牆壁或其他同學，並樂在其中。我們著迷於究竟什麼是現實，以及
如何在如此彎曲的視角下找到道路。我很好奇那些一直戴著眼鏡的同學，是否
會看得更清晰，或者是否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當我得知眼睛裡的晶狀
體也會折射光線時，我不得不進而懷疑，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是否完全取決於
晶狀體。

年少時的覺察對現在仍有啟發意義，我意識到無論現實情況本身如何，在某種
程度上，它都離不開我們看待它的視角。甫一出生，我們就被賦予了多種“視
角”——遺傳基因、性別、特定的文化，以及迥異的家庭環境，所有這些奠定了
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多年後回頭看，不得不承認，生活與其說源於我們的真實
本性，不如說源於家庭環境因素，這些因素直接塑造了我們的現實感。甚至不
得不承認，生活與其說源於我們的真實本性，不如說源於我們看待現實的視
角。

心理治療師有時會畫一張代表家族情感的家譜圖。家族幾代人所延續的歷史會
揭示一些反覆出現的主題。雖然遺傳傾向發揮了作用，但很明顯，家族會將其
對生活的看法代代相傳。父輩將“視角”傳給子女，在這個折射的視角下，某些
選擇和結果被不停地重複。正如我們透過透鏡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某些方面，我
們也因此錯失了這個世界的其他方面。

也許，讓中年之路變得有意義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家庭和文化的“視角”失之偏
頗，而我們正是基於這些視角做出了選擇並承受其後果。如果我們在另一個時
空出生，有著價值觀不同的父母，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視角。我們被賦予的視角
帶來了一種受限制的生活，這種生活並不能體現我們是誰，而是反映了我們如

何習慣性地看待人生和做出選擇。世世代代的人都被人類中心論所吸引，試圖
捍衛自己的世界觀，認為自身的視角比其他物種更優越。同樣，我們也深信自
己看待世界的視角是唯一正確的，很少懷疑自身感知所受到的限制。

童年創傷

哪怕處於最被優待的童年期，生活體驗也可能是痛苦的。我們原本在母親的子
宮內與其連為一體，突然間，我們被粗暴地推入現實世界，開始了流放，同時
也開始了追尋，以恢復失去的聯結。甚至宗教也可以被視為尋找與母體子宮聯
結的一種投射（religion來自拉丁文religio，意為“人與神之間的紐帶”；或者說
religare，意為“重新聯結”）。對許多人而言，由於貧困、飢餓和各種虐待的影
響，對世界的最初體驗摧毀了他們對自我的感知。在童年時期，他們就封裝了
自己的感覺、認知和情感，以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這些人長大變成了反社會
者和精神失常者，充斥於我們的監獄和街道。

可悲的是，對於因此遭受重創的人來說，成長和改變的前景是暗淡的；成長意
味著要向充滿痛苦的世界敞開自己，而這太可怕了。我們大多數人作為神經質
人格倖存下來，這意味著在孩童的原始天性和所適應的世界之間的夾縫中生
存。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未經審視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創傷引起的態度、
行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應對關於童年的機體記憶所體驗到的痛
苦。這種機體記憶也可以被稱作內在小孩（the inner child），我們的各種神經症
代表了無意識地進化出保護這個內在小孩的策略。（這裡使用的“神經症”一詞
不是臨床意義上的，而是泛指我們的天性與文化適應之間的裂縫。）

童年創傷的性質可以概括為兩個基本類別：（1）被忽視或遺棄的經歷；（2）
被生活壓垮的經歷。

我們所謂的臨時人格，其實是脆弱的兒童在應對存在性焦慮時採用的一系列策
略。這些行為和態度通常在五歲之前就已形成，並以一系列驚人的戰略變化加
以發展，其共同動機是自我保護。

在兒童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過程中，雖然一些外部因素如戰爭、貧困或殘疾起
著重要作用，但對我們生活的主要影響來自親子關係的性質。人類學家描述了
所謂的原始文化的認知過程，並注意到它們如何復現了我們童年期的思維方
式。這種文化的特點便是泛靈論和魔法思維。

原始文化和童年期的思維都認為世界充滿了靈性，換言之，內在和外界的能量
被認為是同一現實的不同方面；這就是泛靈論思維。此外，這些原始文化推斷
——就像兒童所認為的那樣——內在現實和外部世界會相互影響；這便是一種
魔法思維。就像原始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洞穴或雨林的邊界一樣，兒童也試圖理
解環境以提升自己的舒適度和擴大生存空間。（在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中，
人類理解的極限被比作囚禁，被囚者根據自己被困的洞穴牆壁上的影子得出關

於生活的結論。）因此，兒童得出的關於世界的結論來自一個狹隘的視角，不
可避免的是片面和偏頗的。兒童不可能說：“我的父母有問題，這對我產生了影
響。”兒童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活是令人焦慮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為了嘗試理解親子環境，兒童會用三種基本的方式來解釋他們的經歷。

（1）兒童會直觀地解釋他們與父母之間感覺和情感的聯結，以此作為對生活的
總體感受。

生活是可預測的、滋養人的，還是不確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險的？這種最基
本的感知會影響兒童信任感的形成。

（2）兒童把父母的特定行為內化為對自我的陳述。

由於兒童幾乎不能客觀地體驗或者感知父母的內在現實，所以父母的抑鬱、憤
怒或者焦慮會被解釋為關於兒童的事實陳述。兒童會因此得出結論：“別人怎麼
看我，怎麼對待我，我就是什麼樣子。”（一個37歲的男子問他快要過世的父
親：“為什麼我們從來都沒親密過？”父親激動地說：“你還記得你10歲時把玩具
掉在了馬桶裡，我費了好大勁才把它弄出來嗎？”接著還說了一大堆類似的瑣
事。兒子走出醫院的時候，感到無比自由。他一直認為自己不配得到父親的
愛；而父親透過揭露他的盲目，讓他獲得了新的自我形象。）

（3）兒童目睹了成年人與生活抗爭的行為，不僅會內化這些行為，而且會內化
他們關於自我和世界的態度。

兒童會由此得出一個關於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寬泛結論。（一個女孩的母親常年
焦慮，女孩耳濡目染，直到去上大學時，她才開始質疑母親的陰鬱和悲觀。大
一時，她以為其他同學對世界的糟糕一無所知。到了大二，她開始懷疑自己受
困於母親的焦慮，直到這時，她才開始以更輕鬆的心態看待自己和世界。）

根據特定父母回應特定問題的有限經驗，個體形成了關於自我和世界的認知。
這種經驗被一種魔法思維過度個人化了，即“所有這些都是為我安排的，都是關
於我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也過於籠統，因為人們只能根據已知的事情來評估未
知。基於這樣一個偏頗的開端——狹隘而充滿偏見，個體開始了一系列的感
知、行為和反應，帶著一種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這種有缺陷的自我感知的特徵，以及早期形成人格的策略，根據童年經歷的性
質而有所不同。個體會從各種受傷的遺棄感或被壓垮的感覺逐漸發展出一種無

意識的、反射性的反應。

當一個孩子被壓垮時，他會體驗到“他者”（the Other）的巨大力量越過脆弱的邊
界襲來。由於缺乏選擇其他生存環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觀地看待問題的能
力，也缺少與他人進行經驗對比的依據，因此，兒童會做出防禦性的反應，對
環境變得極其敏感，並“選擇”以被動、依賴或強迫來保護脆弱的精神領地。兒
童學會了千變萬化的適應方式，因為對於一個相對無能的自我來說，生活被視
為具有先天的壓倒性。例如，一個成年男性，由於母親不斷要求他超越父親，
他成了一個“成功者”，成了一名技術高超的專業人士，但同時也養成了揮霍無
度的習慣，而這導致他的經濟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終破產。他的成年生活，看起
來是一個理性、自由之人的選擇，實際上卻是對“他人”壓力的被迫服從，並伴
隨一種無意識的反叛，這種反叛把尋求失敗作為一種消極的抗議。

面對遺棄，也就是不充分的養育，兒童可能會“選擇”依賴別人，或者終生沉迷
於尋找更積極的“他者”。例如，一個在童年時期被忽視的女人，後來不懈地追
求一個又一個愛人，但總是在幻滅和挫折中結束一段戀愛關係。一部分原因是
她的情感需求把男人都嚇跑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無意識地選擇了情感疏離的
男人。她的父親在情感上對她付出甚少，以至於她反射性地形成了一種自我毀
滅的觀念，認為自己“不會被給予，這是她應得的”，同時卻又孤注一擲地希望
下一個男人能彌補她內心的親子創傷。

這些創傷，以及內在小孩所採取的各種無意識反應，成為成年人格的重要決定
因素。兒童無法形成自由表達的人格；相反，童年經歷塑造了他在這個世界上
的角色。因此，由於童年的創傷，成年人格與其說是一系列的選擇，不如說是
對早期經歷和生活創傷的反射性反應。

個人情結

榮格心理學認為，這種反射性的、充滿情緒的反應與個人情結的性質有關。情
結本身是中性的，儘管它攜帶著一種與經驗的、內化的形象有關的情感。早期
經驗的強度越大，或者重複的時間越長，這種情結在我們生活中的影響就越
大。情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史。問題不在於我們有情
結，而在於情結佔有了我們。某些情結在保護人類機體方面很有用，但有些情
結會干擾我們的選擇，甚至可能主宰我們的生活。

情結或多或少總是無意識的，它們充滿能量並自主執行。儘管它們通常由當前
的事件所啟用，但內在運作機制是相似的，好像在說：“這以前什麼時候發生
過？”當前的刺激可能與過去發生的事情只有一點相似，但如果是在情感上相
似，那麼之前引發的反應就會被觸發。很少有人在性、金錢和權力等問題上沒
有情緒反應，因為它們通常與早期的重要經歷有關。

在所有情結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那些內化的養育經驗，我們稱之為母親情結和
父親情結。父母通常是我們遇到的兩個最重要的人。他們給了我們血肉之軀，
是我們出發的港灣。我們耳濡目染了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以及他們的生活策
略。例如，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硬漢形象，實際上是那個來自伊利諾伊州橡
樹園的小孩的過度補償，因為母親讓他對女人心生恐懼——她想要他變成一個
女孩，甚至在他成年後，對他在情感上仍橫加干涉。卡夫卡則被他強大的父親
所控制，以至於他認為世界本身就是強大、疏離和冷漠的。這並不是說這些人
和其他人的創造算不上偉大的藝術，他們當然創造了偉大的藝術，但他們創造
的形式和個人動機是為了克服、補償——如果有可能的話——超越原初的父母
情結。

因此，我們都帶著過去經歷的痕跡無意識地生活。即使是在幼兒時期，我們固
有的天性和社會化的自我之間就已出現會不斷加深的裂痕。兩個世紀前，華茲
華斯（Wordsworth）在《不朽頌》（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中寫
道：

在我們幼年，天堂觸手可及！

但囚牢的陰影逐漸籠罩

成長中的男孩……

最終，成年人目睹天堂的消逝，

消失在平凡的日子裡。

在華茲華斯看來，社會化就是一個與人們先天的自我感逐漸疏遠的過程。在尤
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戲劇《長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中，一位母親更是悲慘地描述了這一情況：

我們對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無能為力。它們在你有所意識之前就已經結束。一旦
它們結束，就會推動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後，所有事情都橫亙於你自己和你

想成為的人之間，你便永遠失去了真實的自我。

大約2500年前，古希臘人就意識到了這種分裂。他們創作的悲劇人物並不邪
惡，儘管他們有時可能會做壞事；實際上他們是被自己不瞭解的東西所束縛。
hamartia這個詞（有時被翻譯成“悲劇性缺陷”，但我更喜歡譯作“片面的視野”）
代表了他們做選擇的視角。在無意識力量和反射性反應的累積過程中，人們做
出選擇，後果隨之而來。這些殘酷的戲劇所表達的生命悲劇感表明，我們所有
人——個人戲劇中的主角——都可能過著悲劇性的生活。我們可能會被自己不
瞭解的東西所驅使。希臘悲劇的解放性力量在於，英雄透過苦難獲得了智慧，
也就是說，內在真實（性格）和外在真實（神靈或命運）之間的關係得到修
正。只有當我們沒有意識到自主情結的作用，以及我們的本性與現實選擇之間
的裂痕日益加深，我們的生活才會淪為悲劇。

大多數中年危機都是由這種分裂的痛苦所引發的。內在的自我感和後天的人格
之間的差距變得巨大，以至於產生的痛苦無法再被抑制或補償。心理學家稱這
種情況為“代償失調”（decompensation）。一個人繼續使用舊的態度和策略行
事，但它們已不再有效。事實上，中年痛苦的症狀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它們不
僅代表著深藏於後天人格背後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迎接新生的強烈要求。

中年之路的出現，發生在後天人格和自性 要求之間的可怕衝突中。經歷
這種情況的人通常會驚慌失措地說：“我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實際上，過
去的人格將被未來的人格所取代。過去的人格必須死亡，難怪會有如此巨大的
焦慮。個體在心理層面被召喚，泯滅舊我以迎接新生。

這種死亡和重生本身並不是終點，而是一條通道。要想更多地實現自己的潛
能，獲得成熟的活力和智慧，就必須穿過這條通道。因此，中年之路代表了一
種內在的召喚，召喚我們從臨時的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從虛假的自我走向真
實的自我。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現

中年之路是一個現代概念。在20世紀人類壽命突然延長之前，用托馬斯·霍布斯

的話來說，生命是“骯髒、野蠻和短暫的” 。醫療保健系統的變革，使20
世紀初的平均預期壽命達到了40歲。只要去早期美國的墓地隨便走走，就能看
到一排排孩童的墳墓，他們死於鼠疫、瘧疾、白喉、百日咳、天花和斑疹傷寒
等，而現代兒童透過接種疫苗避免了這些疾病。（我記得我所在的那個大約10
萬人口的城市，曾因為小兒麻痺症暴發而停擺，只能進行基本交易，無法逛公
園、看電影和游泳。）

也許除了壽命的限制，那些活得更久的人還會受到社會體制的巨大影響，比如
教會、家庭和社會習俗。（小時候，就有許多離婚的人用同樣的語氣對我
說，“我好像成了一個殺人犯”。）性別定義太過清晰甚至絕對，這同時傷害了
男人和女人。家庭和民族傳統給我們提供了根基感或社群感，但同時也會滋生
近親繁殖和阻礙獨立。女孩被期望嫁人，相夫教子，成為維繫和傳播價值體系
的中心。男孩被期望長大，接替父親的角色，成家立業，同時支援和擁護價值
觀的延續。

許多傳統價值觀在過去甚至現在都值得稱讚。但是，考慮到這些體制對人們的
殷切期望，沉重的精神暴力也會同時存在。我們不應該在不瞭解雙方靈魂的情
況下，自動地為50年的婚姻歷程喝彩。也許他們害怕改變，害怕誠實和受苦。
那些滿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靈魂。長壽和價
值觀的複製帶來的並非全是好處。

在當今時代之前，人們很少被告知要自我實現，也不知道自我作為神秘且獨特
的存在，其價值觀可能不同於親朋好友。即使是現在，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相
當異端的觀念。但現代精神的最大特點是，心理力量已經從傳統組織向個人急
劇轉移。現代世界的意義已經從王權和宗教轉移至個人身上，這比任何一個變
化都重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逐漸失去了精神能量，並讓現代人處於孤立的狀
態。正如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一個多世紀前所觀察到的，我們徘

徊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另一個無力重生”。

不管是好是壞，精神引力已經從社會體制轉向了個人選擇。如今中年之路的存
在，不僅因為人們活得夠長，還因為在當代社會，大多數人都接受了個人對自
己生活的主宰。

內在壓力與預警

如前所述，中年之路以一種自下而上的內在壓力作為開端。就像地殼板塊移
動，相互摩擦、累積壓力，然後爆發地震一樣，人格層面的板塊也會發生碰
撞。此時，個體獲得的自我感，連同其內建的觀念和情結以及對內在小孩的保
護，開始與尋求實現的自性之間發生摩擦。

這些波動可能會被防禦性的自我意識所消除，但壓力卻在不斷累積。通常，在
人們意識到危機之前，各種跡象和症狀就已經出現了——抑鬱、酗酒、吸食大
麻，以促進性愛、出軌、反覆跳槽，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否認、忽視或擺脫內在
的壓力。從治療的角度來看，這些症狀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它們不僅是指向傷
口的箭頭，還顯示出一個健康的、自我調節的心靈在運作。

榮格觀察到，神經症“最終必須被理解為靈魂尚未發現其意義的痛苦”。
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實現沒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說痛苦已經降臨到我們身上，我
們必須找到它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因
反對希特勒而殉道。他從弗倫斯堡集中營偷偷帶出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在其中
一篇文章中，他苦苦思索一個顯要的問題：上帝是否以某種方式造就了集中營
及其可怕的生存環境？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他明智地得出結

論：他的任務在於面對並穿越恐懼，找到上帝在這種情境下的旨意。

因此，有人可能會說，在承受內心壓力的過程中，我們可能無法發現生命的終
極意義。但是，我們必須找到內心衝突的意義，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
撞的意義。在這種命中註定的碰撞中，在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歷中，新的
生命誕生了。我們被邀請重獲自己的生命，更加清醒地生活，並從痛苦中獲得
意義。

當我們在意識層面受到劇烈衝擊時，就會在中年之路上覺醒。我看到許多人在
遭遇重大疾病或喪偶時，開啟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
歲，仍然保持著渾渾噩噩的狀態，被個人情結或集體價值觀所支配，以至於中
年之路的問題被擋在了門外。（下一章將給出具體例子。）

中年之路與其說是一個時間事件，不如說是一種心理體驗。希臘語中代表“時
間”的兩個詞——chronos和kairos——體現了兩者之間的差別。chronos是指連續

的線性時間，kairos則是指深度上的時間。例如，對於美國人而言，1776年不只
是歲月長河中普通的一年，它還決定了美國在以後每一年的發展。當我們不得
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線性的歲月時，中年之路就出現了。一個人處於無意識狀態
的時間越長（這在我們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連
串的時刻，通向某個模糊終點，其意義將在最後變得清晰。當一個人在意識層
面受到衝擊，垂直維度與生命的水平維度相交時，人生將以一種深度的視角被
呈現：“我是誰？我將何去何從？”

當我們不得不重新詢問關於意義的問題時，中年之路便被開啟了；這個問題曾
經縈繞在孩子的腦海裡，但逐漸被歲月抹平了。當我們踏上中年之路時，會被
要求面對以前遮掩的那些問題。身份認同的問題再次襲來，人們再也無法逃避
責任。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問：“除了我的過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
誰？”

由於把生命歷程視為一種自動延續的存在，所以我們很容易被過去所定義和支
配。我們已經習慣於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階層，所以我們將
自己的身份投射到這些角色上。由此，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傳
體小說開頭寫道：“我們現在談的是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的夏夜，當我住在那裡

時，成功地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孩子。”

所有的宏大問題都由曾經是孩子的我們提出，當時我們靜靜地觀察這些大人，
或者深夜躺在床上，覺得活著既有點害怕又有點興奮。但學校教育、父母教育
和文化適應過程的權重逐漸磨滅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
望和文化規則。在序言結尾，艾吉回憶了他被大人抱上床睡覺的情景：“（他
們）把我當作家裡一個至親至愛的人，但是（他們）不會，現在不會，永遠也

不會告訴我，我是誰。”

這些宏大問題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價值和尊嚴。如果我們忘記了它們，就會受
限於社會環境，落入平庸，最後陷入絕望。如果我們“有幸”承受了足夠多的痛
苦，就會進入一種“勉強的”意識狀態，那些問題將再次回到腦海。如果我們足
夠勇敢，足夠關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會穿越痛苦，找回屬於自己的生活。

雖然有些人透過災難性的事件才會經歷這場命中註定的相遇，但他們實際上很
早就收到了預警。腳下的地面輕微地顫動，一開始很容易被忽視。地震預警是
內在壓力的先兆，在我們完全意識到它們之前就一直存在。

我認識一個人，在他28歲的時候，已經實現了他所想要的一切：獲得了博士學
位、組建了家庭、出版了自己的書、擁有很好的教職。多年後他意識到，第一

次波動的徵兆是他感到無聊和乏力。他做了大多數人所做的事，大同小異。在
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寫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崗位上教
書。所有這些活動都可以被合理化，因為它們在表面上是富有成效的，代表了
典型的職業階梯，我們很容易將自己的身份投射到這個階梯上。當他37歲時，
不斷累積的深層抑鬱爆發，他經歷了近乎徹底的衰弱和意義喪失。他辭掉了工
作，離開了家庭，在另一個城市開了一家維多利亞時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過
度補償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壓制了中年之路召喚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問題？
或者他靠誤打誤撞找到了度過下半生的最佳方式？也許只有時間能證明一切，
只有他自己能給出答案。

這種波動通常在近30歲時就會出現，但在那時很容易就被人們忽視。生活被瑣
事填滿，前路向我們招手，一切變化太快，投入更多的精力總是很容易，於是
我們忽略了這些徵兆。一個人必須得繞著一個軌道走好幾圈，才能知道它是圓
形還是橢圓形。只有當一個人不止一次經歷某種模式時，才會覺察到模式的存
在，以及它的代價和副作用。回溯往事時，我們常常對這些錯誤、天真和投射
感到懊惱，甚至是羞恥。但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成年期：充滿疏忽大意、羞
怯、壓抑和錯誤的假設，而且總是受到童年經歷的影響。如果一個人沒有大步
前進、犯下錯誤甚至碰壁，那麼他可能會一直是個孩子。從後半生的角度來回
顧生活，我們需要理解和原諒不可避免的無意識罪過；但如果在後半生還不夠
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中年之路的召喚有著明顯的特徵和體驗（詳見下文）。它們自主地發生，獨立
於自我意志之外。它們日復一日地悄然生長，驚擾了內在小孩的睡眠，而後者
把確定和安全凌駕於一切之上。但中年之路代表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

實現，這是一個服從於天性及其神秘的目的論 的過程，幾乎不關心神經
緊張的自我的想法。

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如前所述，童年的特點是魔法思維。兒童的自我還沒經過戰鬥考驗，還沒有明
確的邊界。客觀的外部世界和內心的願望世界常常混淆不清。願望當然可以實
現，只是多少的問題。它們代表了兒童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這樣
的思維是膨脹的和妄想的，但在兒童身上卻是完全健康和美妙的。“我會身穿白
紗嫁給王子。”“我會成為宇航員。”“我會成為著名的搖滾明星。”（試著回憶你
童年時的魔法願望，並思考生活對它們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兒童的魔法思
維認為：“我是不朽的。我不僅會變得富有、受人敬仰，而且會遠離衰老和死
亡。”這種思維會持續到十歲左右，但強烈程度不如從前。當其他孩子都不以為
然的時候，個人優越感和特殊性的幻覺就會受到沉重打擊。（我還是個孩子的
時候，我想我可能會取代喬·迪馬吉奧，成為紐約洋基隊的中外野球員。唉，誰

知神靈卻把必要的技能給了米奇·曼託。 ）

經過青春期的痛苦和困惑，兒童的魔法思維被磨平了些許稜角。然而，未經考
驗的自我依然存在，並表現出人們現在所謂的英雄思維，其特點是更強的現實
主義，但仍然充滿相當大的期望，把輝煌成就的幻想投射於未來。人們可能會
看到父母婚姻的殘局，並得出結論：“我比他們懂得更多，會做出更明智的選
擇。”人們可能仍然期望成為執行長，寫出偉大的小說，成為了不起的父母。

英雄思維是有用的，因為如果我們害怕考驗或感到失望，誰還會踏上成年的旅
途？我還沒有被邀請在畢業典禮上演講，但如果有人邀請我，儘管這種演講通
常令人討厭，我仍不忍心說出真相。誰能忍心對殷切且充滿希望的面孔說：“幾
年後，你可能會討厭自己的工作，你的婚姻會陷入泥潭，你的孩子會讓你心煩
意亂，你可能會經歷非常多的痛苦和人生困惑，乃至你想要為此寫一本書。”誰
能對那些天真的、準備前往夢想星球的人這樣做呢？即使他們將會像自己的父
輩一樣，在令人困惑和佈滿荊棘的路上蹣跚而行。

英雄思維，連同它的希望和投射，幾乎沒有被世界的運作方式所影響。這種思
維幫助年輕人離開家庭、投入生活，他們必須如此行動。在法國大革命開始
時，年輕的華茲華斯橫穿英吉利海峽，激情地寫道：“年輕和遠方就是天堂。”

而幾年之後，他將痛恨拿破崙政權竊取了革命的成果。飽經戰火的T.E.勞

倫斯 則看到他荒漠般的希望被和平會議上的老人們出賣。儘管如此，年

輕人還是出發了，就像命中註定那樣，跌倒再爬起來，磕磕絆絆地走向與未來
的約定。

當童年的魔法思維和青春期的英雄思維，與一個人所經歷的生活格格不入時，
他就踏上了中年之路。那些35歲以上的人遭遇了大量的失望和心痛，其程度甚
至超過了青春期的暗戀破滅。任何一箇中年人都見證了投射、希望和期待的坍
塌，並體驗到天賦、智力以及勇氣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維特徵，可以通俗地被稱為現實主義。現實思維給了我們
洞察力。希臘悲劇表明，主人公最後可能會更加富有，但卻會走向毀滅，因為
他或她回到了與諸神的正常關係中。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並非一個壞人；他
是一個傻瓜，因為他不知道愛為何物。他對奉承的需求矇蔽了他；他得到了榮
華富貴，但付出了肉體和精神上的代價。

因此，生活召喚我們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問題，解決年輕時的狂妄和膨
脹，並教導我們區分希望、知識和智慧。希望通常基於可能發生的事情；知識
是有價值的經驗之談；而智慧總是使人謙卑，永不膨脹。例如，蘇格拉底的智
慧就是他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但他的“一無所知”遠勝過古往今來智者或學者
的“確信”）。

中年的現實思維有其必要的目標，那就是恢復平衡，使人與宇宙之間重新建立
謙卑而有尊嚴的關係。我有一個朋友曾經說過，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時
開啟的。它就像一個想法，腦子裡的一句話，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這個想法
就是：“我的生活永遠不會完整（無缺），只有各個部分。”他的心靈在向自己
宣佈，年輕時膨脹的期望是實現不了的。有人可能覺得這樣的認識是一種失
敗，但有人卻會被觸動並提出下一個問題：“那麼，我需要做些什麼呢？”

身份變化

如果有機會度過完整的一生，人們會經歷一系列不同的身份。透過穩定的生活
來應對存在性焦慮，這是自我（the ego）的自然計劃。但是，生命的本質顯然
會預設並要求改變。大約每七到十年，一個人的身體、社會和心理層面就會發
生重大的變化。例如，回想一下你在14歲、21歲、28歲和35歲時的不同狀態。
雖然每個人都沿著各自的生命軌跡前行，但我們確實會經歷一些共同階段。我
們可以對這些週期進行概括，併為每個階段確定一個社會和心理層面的議程。
儘管自我傲慢地認為它掌管著生命，其願景將持續多年不變，但顯然有一個自
主的過程，一個不可避免的辯證過程，它將帶來反覆的死亡與重生。承認變化
的必然性並與之相伴，是一種美妙且必要的智慧，只是自我有時會拼命保全已

完成的東西。

一些年前，蓋爾·希伊（Gail Sheehy）的《過渡》（Passages）一書很受歡迎，這
證明了週期性變化這一主題的重要性。然而，正如米爾恰·伊利亞德、約瑟夫·坎

貝爾 以及其他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所指出的，現代文化已經遺失了神話
的地圖，而這一地圖有助於我們在更大的背景中定位自己。如果沒有神靈的部
落願景，沒有共享的精神網路，現代人就會在沒有指導、沒有榜樣和沒有援助
的情況下，漂流到各個人生階段。因此，中年之路——它呼喚死後重生——往
往是在恐懼和孤立中經歷的，因為沒有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也沒有來
自同樣漂泊不定的同齡人的幫助。

除了人生的許多次要階段（每一階段都要求某種形式的“死亡”）之外，人生可
以分為四個較大的階段，分別界定了四種不同的身份。

第一個階段即童年，最主要的特徵是自我依賴於父母的現實世界。身體上的依
賴顯而易見，但精神上的依賴，即孩子對家庭的認同，甚至更為重要。在古代
文化中，成年隨著青春期的到來而開啟。無論各部落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意識
形態上有多麼不同，它們都演化出了有意義的過渡儀式，使成員從童年的依賴
走向成年的獨立。

儘管進入成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傳統的過渡儀式通常包括六個階段。簡單來

說，它們是：（1）與父母分離，通常經過儀式性的綁架 來實現；
（2）“死亡”，童年的依賴性被“殺死”；（3）重生，無論是否成熟，個體會被
賦予新的生命；（4）教導，告訴這個“新人”關於部落的原始神話，給予他精神
上的定位，告訴他這個部落的特權和責任，以及有關狩獵、育兒等知識——這
些是成年生活所必需的；（5）磨難，最常見的是進一步分離，以便“新人”瞭解
到自己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來應對外界的任務；（6）迴歸，一個人帶著扮演成熟
角色所需要的知識、神話基礎和內在力量，重新進入這個社群。通常情況
下，“新人”甚至會被賦予一個新的名字，以適應這種徹底的轉變。

成年儀式希望實現的是：與父母分離；傳遞部落的神聖歷史，以提供精神根
基；為成年生活的責任做準備。在現在的文化中，顯然缺少進入成年的有意義
的過渡儀式，因此許多年輕人延伸了他們的依賴性。我們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樣
化，無論如何已經失去了它的神話根基，只能傳遞20世紀對物質主義、享樂主
義和自戀的信仰，外加一些計算機技能，而這一切都無法提供救贖，無法提供
與大地及其偉大律動的聯絡，也無法為我們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義。

第二個階段開始於青春期。但是，沒有傳統的過渡儀式，年輕人會面臨精神上
的困惑和自我的不穩定。新生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到同齡人和流
行文化的影響，而這兩者皆由其他困惑的青少年組成。（在北美，許多治療師
認為，青春期大致從12歲延伸到28歲。在當了26年的教授後，我得出結論：大
學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當一個容器，讓年輕人充分鞏固自我，以便更實質性地
擺脫對父母的依賴。事實上，他們對父母的愛和厭惡大部分都轉移給了他們的
母校。）

所以，第二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鞏固自我，年輕人由此獲得足夠的力量離開父
母，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為生存和實現慾望而奮鬥。這個人必須對世界說：“僱
用我！嫁給我！相信我！”然後證明自己的價值。有時，一個人到了中年，仍然
沒有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擺脫依賴，走向世界。有人可能仍然和父母住在一
起，有人可能缺乏必要的個人力量和自我價值來建立一段關係，還有人可能沒
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來完成工作任務。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的身體可能線上
性時間上到達了中年，但他們在深度時間上仍然處於童年。

我大致上把12歲到40歲這段時間稱為第一個成年期。年輕人在內心深處知道他
缺乏明確的自我感，只能試著像其他大人那樣行事。一個人覺得言行舉止像父
母一樣，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會成為一個成年人，這是一種可理解的錯
覺。如果一個人有了工作，結了婚，為人父母併成為納稅人，他會認為成年是
自然而然的。事實上，發生的情況是，童年期的依賴性部分隱匿起來，被投射

到成年期的角色上。這些角色就像一條條平行隧道。從青春期的困惑中走出
來，人們假設這些角色會確認自己的身份，提供滿足感，並消除對未知的恐
懼。第一個成年期，雖然事實上可能貫穿一個人的一生，但卻是一個臨時性的
存在，缺乏深度和獨特性，難以使這個人成為真正的個體。

這些角色的隧道長短不一。只要被投射的身份以及對它們的依賴仍然有效，這
些隧道就會延續下去。一個30歲的人，工作小有成就，成了家，正打算要第二
個孩子，你幾乎不可能告訴這個人，說他仍然處於延長的童年期。父母情結和
社會角色的權威，足夠吸引一個探索現實世界的人的投射。如前所述，自性
——每個人內心召喚回歸自身的神秘過程——經常透過症狀來表達自己，如精
力減退、抑鬱、突然發怒或過度消費，但投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人們可
能將旅程中更大的問題束之高閣。這是多麼可怕啊，當投射消失後，這個人再
也無法避免自性的暴動。然後，人們必須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失去了控制。實
際上，自我從來就不在控制之中，而是被父母和集體情結的能量所驅動，被投
射的力量所支撐——這些投射指向文化為即將成年的人提供的角色。只要這些
角色具有規範的力量，只要這些投射起作用，個體就成功阻止了與內在自性的
約定。

第三個階段即第二個成年期，是在一個人的投射消解後啟動的。背叛感、期望
落空、空虛感和喪失意義，伴隨著投射的消解而出現，形成了中年危機。然
而，正是在這個危機中，一個人有機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超越父母、父母
情結和文化制約的決定論。可悲的是，心靈的退行力量，以及對權威的依賴，
往往使一個人受制於這些情結，從而凍結了發展。在分析老年人時——他們每
個人都必須面對喪失和預期的死亡——顯然會遇到兩種情況。對有些人來說，
餘下的生命仍然是一個挑戰，仍然值得好好奮鬥；而對另一些人來說，生命充
滿了苦澀、遺憾和恐懼。前者無一例外都經歷了一些早先的掙扎，體驗到了第
一個成年期的“死亡”，並接受了對自己生活的更大責任，他們在最後幾年裡更
有意識、更清醒地活著。那些避免了第一次“死亡”的人則為第二次死亡所困
擾，害怕自己的生活沒有意義。

第二個成年期的特徵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更充分地討論。但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當臨時身份被拋棄、虛假的自我死亡，第二個成年期才可能開啟。這種喪
失帶來的痛苦可能會被後來的新生活所補償，但身處中年之路的人們，可能只
會感覺到死亡。

第四個階段，即走向死亡，包括學習面對死亡的神秘，這也將在後文中進行討
論。不過在第二個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現實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個成年期“死亡”帶來的好訊息是，人們可以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還有第
二次機會，可以重獲遺留在童年純真時刻的東西。在與“死亡”的交鋒中，我們
瞭解到，個人的選擇至關重要，我們的尊嚴和深度恰恰來自海德格爾所說的“向

死而生”。 海德格爾對我們本體論處境的定義並非病態，而是承認了天性
的目的論過程，承認了生與死的辯證。

另一種看待這些身份變化的方法，是對它們的不同軸心（axes）進行分類。在第
一個身份中，也就是童年，運作的軸心是親子關係。在第一個成年期，軸心位
於自我和世界之間。自我，即一個人的意識存在，努力將自身投射到現實世
界，並在現實世界中創造一片天地。童年期的依賴已被驅趕到無意識中，或者
投射到各種角色上，個體的主要任務是適應外部世界。在第二個成年期，即中
年之路的途中以及之後，軸心連線著自我和自性。自我想當然地認為它無所不
知，並操縱著一切。當它的“霸權”被推翻之後，轉而謙卑的自我便開始與自性
對話。自性或許可以被定義為有機體的目的論過程。這是一個我們永遠都無法
理解的奧秘，但它的展開會提供一幅壯闊的景象，超出我們短暫一生通常所能
體現的。

第四個軸心是自性—上帝，或者說自性—宇宙。這個軸心被宇宙的奧秘包圍，
它超越了個人所能體現的神秘。如果我們與宇宙劇本沒有某種關係，就會被限
制在短暫、膚淺和乏味的生活中。由於大多數人所繼承的文化幾乎都沒有提供
神話地圖，將自我安置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因此，個人就更有必要擴大自己
的視野。

這些移動的軸心勾勒出了靈魂的鉅變。當我們不由自主地從一個軸心跳至另一
個軸心時，就會產生困惑，甚至恐懼。但人性的本質，似乎迫使每個人在這出
偉大的戲劇中，走向越來越宏大的角色。

撤回投射

投射是心靈的一個基本機制，指內心無意識的東西會被投射給外界事物。
（projection這個詞來自拉丁文pro+jacere，意思是“扔到面前”。）榮格曾寫

道：“投射的一般心理成因總是被啟用的無意識在尋求表達。”

在其他地方，他說道：“投射絕不是人為的；它發生了，它就在那裡。在我身外
的黑暗之中，我發現了一種內部的或心理的生活，那是屬於我的生活，但我沒

有認出它來。”

面對可怕的外部世界和未知的內心世界，我們自然傾向於將焦慮及其解決全部
投射到父母身上，相信他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當我們不得不離開父母
時，往往將知識和力量投射給公共體制、權威人物和各種社會角色。我們認
為，像大人們一樣行事就能成為大人。剛步入成年期的年輕人不可能知道，大
人有時不過是擁有高大身軀和重要角色的孩子。他們當中一些人甚至相信自己
就是這些角色本身。那些不那麼膨脹的人更能意識到自己的不確定性，而那些
身處或走過中年之路的人正在經歷投射的消解。

在許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見的是那些對婚姻、教養和職業等公共體制的投
射。關於投射在婚姻中的作用，後文會有更多討論，但也許沒有哪種社會結構
像婚姻一樣，承擔瞭如此多無意識的包袱。在婚禮聖壇上，很少有人意識到自
己的期望有多麼巨大。沒有人會大聲說出那些巨大的期望：“我希望你讓我的生
活有意義。”“我希望你永遠在我身邊。”“我希望你能讀懂我的心思，預知我所
有的需要。”“我希望你能包紮我的傷口，填補我生命中的缺憾。”“我希望你能
讓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治癒我受傷的靈魂。”就像在畢業典禮演講中不能說出
那些真相一樣，這些隱藏的議程也不能在婚禮聖壇上說出來。如果人們承認了
這些要求，必然會因為它們不可能實現而感到尷尬。大多數婚姻在這種期望的
重壓下破裂，而那些堅持下去的婚姻往往傷痕累累。愛情以距離、想象和投射
為食，婚姻則以鄰近、在場和共通為飲。

羅伯特·約翰遜在《他》這本書中指出，大多數現代人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話系

統，把靈魂的需要轉移到了浪漫愛情上。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從童年起
就攜帶著心愛之人的形象，並投射到一個能夠接受這些無意識材料的人身上。
正如波斯詩人魯米（Rumi）寫道：

從第一次聽說愛情故事起，

我便開始尋找你，

不知這有多盲目。

愛人不是最終在某處相遇，

而是一直存在彼此心裡。

每天和另一個人生活在一起會自動消磨掉投射。我們將靈魂交付給這個人，在
親密關係中向這個人敞開心扉，最後卻發現他和我們一樣，只是一個凡人，會
害怕，會有需求，也會投射出沉重的期望。任何一種親密關係都承載著巨大的
負擔，因為它們最可能對映了那個“親密他人”，也就是曾經的父母。我們並不
希望自己的伴侶如同父母，畢竟，我們花了那麼多精力遠離父母。但是，當心
愛之人變成那個“親密他人”，同樣的需求和動力被投射到他身上，我們根本無
從意識。因此，人們最終會選擇與父母非常相似或不同的人，也就不足為奇
了，原因就是父母情結一直在影響著他們。當人們手持《聖經》宣佈結婚需要

離開父母時， 這比他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因此，一個人對“親密他
人”的滋養、賦權和療愈的投射，只能部分撤回。無聲的希望與平凡的現實之間
的鴻溝，給中年之路帶來了相當大的痛苦。

另一個受到強烈投射的角色是父母身份。大多數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什麼對孩子
是好的。我們確信自己可以避免當初父母所犯的錯誤。但不可避免的是，我們
都會將自己未曾實現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榮格觀察到，孩子必須承受的最
大負擔就是父母未曾擁有的生活。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已經見怪不怪，但父母
甚至潛藏著對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斷的資訊——公開的和隱蔽的
——轟炸著孩子。這個孩子將承受父母的憤怒和傷害，並遭受各種各樣的操縱
和脅迫。最糟糕的是，我們可能會無意識地期望這個孩子能讓我們開心，讓我
們的生活充實，讓我們更上一層樓。

當我們踏上中年之路時，孩子們已經到了青春期，他們滿臉青春痘，悶悶不
樂，桀驁不馴，通常和我們曾經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樣令人討厭，他們憤怒地抵
制我們的投射。如果我們意識到，父母情結作為個體成長之路上的障礙有多麼
難對付，就會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絕成為父母的延伸是正確的。然而，為人父
母的期望與家庭生活摩擦之間的落差，給中年之路上的人們帶來了更深一層痛
苦。只有當我們想起自己希望父母知道的事情，即孩子只是透過我們的身體和

生活走向他或她自己生命的奧秘，這種失望才會有所減輕。當中年父母能夠接
受這一點時，教養的矛盾心理才會得到恰當的視角。

弗洛伊德認為，工作和愛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條件。我們的工作代表了一個產生
意義的重大場合。如果正如梭羅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樣，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平靜

的絕望中 ，那麼可以肯定的一個原因是，對許多人來說，工作使人士氣
低落，讓人意志消沉。即使是那些已經獲得夢寐以求的職位的人，也常常會莫
名其妙地感到厭倦。我認識很多學生，他們之所以主修商科或者成為程式設計
師，只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或其他長輩，因為這個浮躁的社會，似乎要求他們這
樣做。無論是那些實現了自己慾望的人，還是那些被迫滿足他人需求的人，通
常都會對自己的職業漸生厭倦。對於每一個在職業階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
背後都有一個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望一種不同的生活。

一個人的職業，就像婚姻和教養一樣，成為以下投射的主要載體：（1）身份的
投射，人們透過對專業知識的明確掌握來確認身份；（2）滋養的投射，一個人
將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養；（3）超然性的投射，一個人透過接連不斷的成就
來克服精神上的渺小。當這些投射被消解，當一個人對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滿已
無處安放時，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傳統，性別角色越固定，伴侶就越有可能聽到另一種聲音的召喚。丈夫
已經抵達職業的頂峰，公司對他而言只是個停車場，他很樂意放慢速度或者退
休。妻子把自己奉獻給了家庭生活，感覺受到了欺騙，既沒有得到賞識，也沒
有充分發展，她希望回到學校或者重新找工作。對於男性來說，中年時期的工
作瓶頸往往會導致抑鬱，以及希望和雄心的破滅。而重新開始工作的女性，常
常會對自己的勝任力或競爭力感到焦慮。

同樣，這裡有壞訊息，也有好訊息，還有其他東西。壞訊息是，每個人都耗盡
了投射身份的主要領域，並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好訊息是，這種不滿可以帶
來真正的更新，個人潛力的另一面會被挖掘出來，為雙方都帶來利益。更壞的
訊息是，一個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個投射所代替；但即便如此，人們也會越來
越接近與自性的約定。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感受到了變化的威脅，並加以抵抗，
那麼毫無疑問另一方會感到憤怒和壓抑。在婚姻的煉獄中，變化不一定朝向更
好的方向，但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婚姻可能無法存續，特別是如果它阻
礙了任何一方的成長。

還有，一個在中年必須消解的投射，與父母作為象徵性保護者的角色有關。通
常人到中年時，父母的能力在衰退，或者已經離開人世。即使與父母的關係疏
遠或有隔閡，父母仍然象徵性地存在，提供了一個無形的精神屏障。只要父母
的形象還存在，就會有一個心理上的緩衝，抵禦不可知且危險的世界。當這個

緩衝被移除時，人們常常會感受到一絲存在性焦慮。一位40歲出頭的患者在她
70多歲的父母決定友好離婚時，遭受了驚恐發作。她知道，他們的婚姻從來都
不幸福，但它仍然是她抵抗浩瀚宇宙的無形盾牌。此刻，在他們最終離世之
前，離婚打破了這個無形的屏障，這讓她在中年平添了一份孤獨和被遺棄感。

雖然有許多其他型別的投射無法在第一個成年期存活下來，但是對於婚姻、教
養、職業以及父母作為保護者的期望喪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在《榮格心理學中的投射和重新聚集》（ 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 ）一書中，瑪麗-路易斯·馮·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了

投射的五個階段。 第一，人們確信內在經驗（無意識的）就是外在現
實。第二，人們逐漸認識到被投射形象和現實之間的差異（例如，一個人在愛
情中冷靜下來）。第三，人們被要求承認這種差異。第四，人們被迫得出結
論，自己最初在某種程度上錯了。第五，人們必須在自己內心尋找投射能量的
來源。在最後一個階段，即探索投射的意義，總是涉及尋求更深的自我瞭解。

投射受到侵蝕，它們所代表的希望和期待被撤回，幾乎總是令人痛苦的。但這
是自我認知的必要前提。只有知道外界不會拯救自己，我們才會想辦法自我拯
救。對於每一個充滿恐懼、在成人世界中尋求拯救的內在小孩，都將有一個潛
在的成年人為其承擔起責任。人們若使投射的內容意識化，便朝著擺脫童年邁
出了一大步。

身體和時間感的變化

第一個成年期的普遍態度是將自己青春的膨脹感投射給模糊的未來。當一個人
精力不濟時，這種投射很容易消解。也許前一天晚上沒有睡好，第二天就會精
神萎靡，有氣無力。然後，輕微的疼痛和勞累揮之不去。

年輕人總以為自己是金剛不壞之身。身體在那兒提供服務，在需要之時被大加
利用，總是會自我修復。但有一天，我們會意識到，不可避免的轉變在發生，
超出個人的意志。身體變成了敵人，變成了我們塑造自我的英雄劇中的對手。
心中的希望依然如故，但身體卻不再如往常般做出回應。正如詩人葉芝所感嘆

的：“把我的心燒盡；它思欲成病/捆綁在一個垂死的肉身上。” 曾經是自
我的謙卑僕人，如今變成了一個乖戾的對手；人們感受到肉體的沉重負擔。無

論精神多麼希望翱翔，哲人懷特海所謂的“身體的共與性” （the withness of
the body）都會將人喚回大地。

時間也是如此，曾經似乎無窮無盡，是永遠升起的太陽，現在卻如白駒過隙。
這種轉變，這種劇情突變，使我們認識到自己不僅是個凡人，終有一死，而且
不可能完成內心所有的渴望和追求。我的朋友總結說：“只有部分，沒有完
整。”婀娜的身軀，終究是屍骸；無盡的夏天，頃刻變冬日——正是這種侷限和
不完整的感覺，宣告了第一個成年期的結束。狄蘭·托馬斯用令人神往的優美詩
句描述了這種轉變：

我心無憂，在羊羔般潔白的日子裡，時光

牽著我的手影，在冉冉升起的月光下，

爬上棲滿燕子的閣樓，

我並不馳往睡眠

我該聽到他與高高的原野一起飛翔

醒來發現，農場永遠逃離了沒有孩子的土地。

哦，蒙受他的恩寵，我年輕又飄逸，

時光賜我青春與死亡

在鐐銬中我如大海般歌唱。

希望的減退

當內心的魔法袋突然收緊，得知自己是個凡人時，生活的侷限性就突然呈現在
眼前。童年的魔法思維，以及延長的青春期（即第一個成年期）的英雄思維，
被證明不足以應對現實生活。擴張、專橫的自我將童年的不安全感轉變成一種
誇大感。“我要名揚天下，我將長生不老，我將學會飛翔。”新生的自我對不朽
和成名的希望，與童年對世界的無知和恐懼成正比。同樣，中年的痛苦和抑
鬱，與童年幻想中投注的能量也息息相關。

自我需要在一個龐大而不可知的宇宙中建立一個立足點。就像珊瑚環礁由骨骼
碎片堆積而成，自我也收集了許多經驗的碎片，並把它們塑造成一個結構，以
求在洶湧的變化中保持穩定。自我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它必須抵禦生活中壓倒
性的經驗，並透過誇大感來補償不安全感。在不安全感中，誇大的幻覺可以讓
我們在夜晚進入夢鄉時不被黑暗所困擾。但是，在平凡中掙扎是中年人的涅
槃。即使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有權有勢的人，那些教子“有方”的人，也不
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免遭限制、收縮和死亡。如果名譽和權力能帶來和平或意
義，甚至是持久的滿足，我們所投射的幼稚願望或許會落到實處。

對年輕人來說，另一個與自我有關的希望是對完美關係的期待。雖然我們看到
周圍許多不甚完美的關係，但還是傾向於認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更聰明，更有
能力做出選擇、避開陷阱。《古蘭經》訓誡：“你以為你將進入極樂世界，而不

用像前人那樣經受試煉了嗎？” 我們認為，這樣的建議也適用於其他人。
關於這一主題，後文會有更多著墨，但這裡要指出，中年期望的第二大坍塌便
是遭遇關係的侷限性。那個會滿足我們的需求，照顧我們，永遠陪伴我們左右
的“親密他人”，現在將被視為一個普通人，就像我們自己一樣，也有需求，並
將同樣的期望投射到我們身上。婚姻往往在中年時散場，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童
年的巨大希望被強加在兩個人之間的脆弱結構上。其他人不會也無法滿足那個
內在小孩的誇大需要，因此我們感受到了遺棄和背叛。

投射體現了我們內心未被認領或未知的東西。生活自會消解我們的投射；一個
人必須在失望和惆悵中，開始為自己的幸福承擔責任。沒有外人能拯救我們，
照顧我們，治癒我們的傷痛。但我們內心有一個非常合適的人，一個我們幾乎
不瞭解的人，準備並願意成為我們永久的夥伴。只有當我們承認童年的期望已
破滅，並接受為自己尋找意義的直接責任時，第二個成年期才會開始。

我認識一個男人，他承認自己的核心問題是嫉妒。顯然，嫉妒是認為別人擁有
自己所渴望的東西。這個男人在童年遭受了真正的剝奪，他現在仍然消極地定

義自己：“我所缺乏的，正是別人富餘的。”認識到童年不能重來，歷史不能逆
轉，沒有人能神奇地填補內心的空洞，這肯定令人痛苦，但隨後便開啟了可能
的治癒之路。最困難的是，相信自己的心靈足以療愈自己。人們遲早必須信任
自己內在的資源，否則就會繼續徒勞地追求童年的幻想。放棄那些不朽的、完
美的和誇大的幻想，會暫時傷害一個人的精神和關係。然而，在與自我和他人
疏離的體驗中，會出現一種孤獨，在這種孤獨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內在的博
大。

神經症體驗

就像浪漫的愛情可被視作一種短暫的瘋狂——戀人們會根據當時的情緒做出永
恆的決定，中年之路帶來的動盪可能也類似於精神崩潰，身處其中的人會表現
得“瘋狂”或離群索居。如果我們意識到，這個人賴以生存的假設正在崩塌，臨
時人格的組合策略正在失調，世界觀正在分崩離析，那麼這種瘋狂是可以理解
的。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我們理解了情緒的背景，就不存在
所謂的瘋狂。情緒不是我們選擇的；相反，是情緒選擇了我們，它有著自身的
邏輯。

精神病院裡有個患者，不停地把椅子砸向窗戶。人們認為他想逃跑，便將他捆
綁起來。然而，仔細詢問後發現，患者認為房間裡的空氣正變得稀薄，而他需
要呼吸新鮮空氣。他在精神上的封閉感，象徵性地轉化成了幽閉恐懼症。考慮
到這個情緒前提，他想要更多空氣是合情合理的。在搬到更寬敞的地方後，他
感到放心多了。這個患者的行為並不瘋狂。他只是把封閉和窒息的心理體驗，
合乎邏輯地演繹了出來。

因此，在中年之路上，當大量的情緒衝破自我的邊界時，我們常常把象徵性地
受傷害或被忽視的東西具體化。例如，有個男人與女秘書私奔了，他很害怕自
己內心的女性特質枯萎並永遠消失。由於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
他把內在缺失的女性特質投射到了外在的女人身上。再如，有個女人患了抑鬱
症，她將自己內心對不受歡迎的憤怒，全部轉向身邊至近至親的人。儘管別人
可能認為他們瘋了，但實際上並沒有。他們只是在現實情況無法適應內心發展
時，對困擾自己的巨大需求和情緒做出了回應。

關於有意義的瘋狂，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短篇小說《狂熱者伊萊》

（“Eli, the Fanatic”）中有一個絕佳例子。 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當時世界上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人，伊萊是美國郊區的一位知名律師。
一群集中營的倖存者被安置在他的小鎮上，伊萊被派去要他們淡化自己的種族
身份。但反過來，他發現了自己身份的空虛以及與自身傳統的淺薄聯絡。最
終，他把自己身上的名牌西裝換成了老拉比的破舊衣服，一邊走在小鎮的大街
上，一邊念著自己的聖經名字。故事的最後一幕，描繪了他遭到監禁並被注射
強力鎮靜劑。他被判定為瘋了；但實際上，他只是拋棄了自己的臨時身份，擺
脫了躋身上層社會的陷阱和投射，將自己重新安置在一個古老的傳統中。由於
他的新身份與公認的模子不一致，他便被認為“瘋了”，他的“新意識”被藥物所

治療。我們可以像華茲華斯評價布萊克（Blake）那樣評價他：“有人認為這個人

瘋了，但我更喜歡這個人的瘋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

後天獲得的自我感及其附帶的策略和投射，與埋藏在個人歷史之下的自性要求
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這種體驗眾所周知，因為所有人都感到了與自己的疏
離。蘇格蘭醫生卡倫（Cullen）在18世紀晚期創造了“神經症”一詞，表明我們正
在經歷的是神經系統的疾病。但現在，神經症或所謂的精神失常，實際上與神
經學（neurology）並無任何關係。這個術語只是用來描述內心的分裂，以及隨
之而來的心靈抗議。所有人都有神經症，因為我們都體驗到了“我們是什
麼”和“我們應該是什麼”之間的分裂。神經症的症狀性抗議，表現為抑鬱、藥物
濫用或破壞性行為，會被人們儘可能地否認。但症狀會重新聚集能量，並開始
自主運作，脫離自我的意志。我們要求症狀消失，就像告訴節食的人不要餓著
一樣徒勞無功。症狀，即使適得其反，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以象徵的形式表
達了人們渴望表達的東西。

受到驚嚇的人們最希望恢復曾經起作用的自我感。但治療師知道，這些症狀是
發現內心創傷的有用線索，併為隨後的治癒指明瞭方向。治療師還知道，中年
的神經症體驗，若是可以面對，會成為一個巨大的轉變機會。正如榮格所斷言
的：“神經症的暴發不僅僅是偶然的。一般來說，這是最關鍵的時刻。它通常是

要求新的心理調整、新的適應的時刻。” 這意味著我們的心靈組織了這場
危機，製造了這種痛苦，因為傷害已經造成，改變必須發生。

我經常想起一個女人的夢，她在65歲時第一次接受分析，那時她的丈夫剛剛過
世。她自小受父親的影響特別大，有著強烈的父親情結。她的丈夫年長她好幾
歲。很自然地，她因為失去這兩個人而悲痛欲絕。她向一位牧師尋求安慰，牧
師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起初，她認為心理治療可以消除她的痛苦。可想而
知，她把大量的權威投射給了治療師。

接受分析幾個月後，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她和已故的丈夫一起旅行。當他們走
到有座橋的小溪邊時，她想起自己忘了帶錢包。丈夫繼續往前走，她返回去拿
錢包。當她回到那座橋邊時，旁邊來了一個陌生男人，和她一起過了橋。她向
這個人解釋，她的丈夫在前面，但他已經死了。她哀嘆道：“我好孤獨，好孤
獨。”這個陌生人回答說：“我知道，但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

在這個夢裡以及後來的報告中，做夢者對這個陌生人很生氣，因為後者似乎對
她的喪親之痛無動於衷。我卻對這個夢感到很興奮，因為它顯示了明確的心理
轉變。雖然她的父親和丈夫實際上已去世，但他們仍然左右著她的自我定義。

父親情結看似溫和，卻形成了一種外部權威，阻礙她找到自己的力量。這座橋
構成了從外部權威向內部權威過渡的空間；而這個陌生人代表了她內在的男性
法則，即阿尼姆斯（animus），由於父親情結的影響，它一直沒有得到發展。這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心靈奇妙的、自我調節的智慧。她的自我所遭受的
痛苦，促使她的內心生長出不受父親支配的成分。因此，她在65歲時踏上了中
年之路，開始了確認自己身份和發現自身權威的旅程，兩者皆是真正成年的必
備條件。

看待神經症的另一種方式是認為痛苦產生於相當大程度的解離 。在回應
童年的社會化和外界現實壓力的過程中，我們逐漸變得與自己疏遠。內在的抗
議被外部世界的重擔死死壓制。但人到中年，對靈魂的傷害和忽視，可能會使
部分心靈極力抵抗進一步的冒犯。這種抗議表現在症狀中。與其用藥物來消除
它們的資訊，不如讓它們參與到對話中來，從而實現榮格提到的“新的適應”。

對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處靈魂暗夜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即
他們的痛苦對他們是有好處的，如上述夢中那個陌生人所說。不過，在痛苦中
也許可以找到前進的道路。因為生命不是一種疾病，死亡也不是一種懲罰，因
此不存在所謂的治癒。但確實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更有意義、更豐富的生
活。

我想起一個經歷了巨大痛苦的女人，她艱難地來到這個世上，身體畸形，曾被
忽視和遺棄，有過一系列依賴和恥辱的關係。到了中年，她的世界崩塌了，她
向內心尋找那個自己從未認識的人。她用“碎片化”這個詞來描述中年之路的磨
難。許多人都遭受過這樣的破碎，而且許多人逃往神經症的大本營，在變化的
風暴面前蜷縮起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問這個女人，在她感到支離破碎
的時候做了什麼，在這個痛苦的過程中她是誰，她清楚地告訴我，她會渡過難
關，過上更真實的生活。我記得她說：“我對我的這部分說話，然後我傾聽。我
對我的那部分說話，然後我傾聽。我試著去了解心靈需要我做什麼。”

她說心靈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一個知道什麼將指引她的女性。有人可能會
說：“她幻聽了，她有精神分裂症。”恰恰相反。可以說，我們都會聽到聲音；
那是情結，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它們對我們說話，而我們，如果沒有注意去
聽，就會成為它們的俘虜。這個女人正在協調自我和自性之間的對話，這一對
話可以治癒過去造成的分裂。她相信自己的內在過程，這一信任是必要的，也
是稀少的。天性並不反對我們。詩人里爾克（Rilke）優美地指出，內心的惡龍
實際上可能需要我們的幫助：

我們怎麼能忘記所有民族之初的那些古老神話，那些惡龍在最緊急關頭變成公
主的神話；也許我們生命中所有的惡龍都是公主，只等著看到我們表現出美麗
和勇敢。也許一切可怕的東西，在其最深處都是無助的，希望得到我們的幫

助。

細緻的關懷能將這些惡龍轉化為更新的能量來源。

回想一下榮格對神經症的定義：“其意義尚未被發現的痛苦。” 事實上，
痛苦似乎是個人轉變的前提。在其他地方，榮格提出神經症是“不真實的痛

苦”。 真實的痛苦需要與惡龍打交道，不真實的痛苦則意味著逃避它們。

如果榮格和里爾克是對的——我認為他們是對的——那麼，惡龍就代表了所有
我們害怕的、威脅著要吞噬我們的東西；但它們也是我們自身被忽視的部分，
這些部分有可能被證明極具價值。若它們被認真對待，甚至為我們所愛，會為
我們後半生的旅程提供巨大的能量和意義。

第三章
內在的轉變

一個人前半生的核心任務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每個人都知道，有的人從
未真正離開過家。這個人可能如字面意義所說，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彼此照
顧；這個人也可能和父母住在同一個社羣，或者遠在千里之外，但依舊受父母
的控制。在心理上沒有與父母分離，仍然跟他們捆綁在一起。這些人前半生的
任務是未完成的。

未獲得穩定的自我同一性，會困擾並阻礙個體後半生的發展。要為第二個成年
期做準備，不僅需要與父母保持地理上的分離，我們還必須自給自足、自力更
生。這並不意味著有一份有報酬的工作就夠了，而是說我們要感受到任務的挑
戰，並在完成任務時感到滿足。

我們還需要更成熟地投身於親密關係。在不可避免的關係摩擦中，如果不能堅
持自己的立場，並與另一個人達成妥協，意味著這個人無法達成自己的精神現
實。此外，作為一個公民，我們還應該參與到外部世界中去。每個人都想過從
這個瘋狂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偶爾的撤退無疑有助於靈魂的恢復，但如果總是
逃避，只會阻礙自我同一性的進一步發展。榮格再次清晰地表達了這項任務：

生命的自然歷程要求年輕人獻祭他們的童年，放棄對父母的幼稚依賴，以免他

的身體和靈魂仍被無意識的亂倫所束縛。

恐懼意味著挑戰和使命，因為只有鼓足勇氣才能掙脫恐懼。如果選擇對危險退
避三舍，就是對生命意義的某種褻瀆，整個未來就會變成一潭絕望的死水，一

束忽明忽滅的火光。

正如我們所見，即使是穩定的自我同一性也會在中年遭到破壞。一段失敗的關
係帶來的心碎，曾經支援和拯救我們的人的離開，職業發展熱情的喪失，都表
明迄今為止由它們所維持的投射和同一性受到侵蝕。無論一個人在鞏固自我狀
態、建構自我世界方面多麼成功，中年之路上的坍塌都會帶來困惑、挫敗和身
份喪失的體驗。

通常，當一個人踏上中年之路時，前半生未完成的事務會毫不留情地顯露出
來。例如，在離婚的時候，人們就必須面對曾被婚姻掩藏的心照不宣的依賴
性。人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將父母情結投射到了伴侶身上，或者發現自己缺乏
工作技能或自信。然後，前半生的“未竟事業”就會找上門來，讓我們心生怨恨
或指責他人。

中年之路上最有力的衝擊之一，就是意識到我們和世界之間並沒有簽訂心照不
宣的契約，並不是只要我們心地善良、意圖良好、行為正確，事情就會進展順
利。我們假想和這個世界實現互惠；只要我們盡職盡責，世界就會報之以歌。

許多古老的故事，包括《約伯記》 ，都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令人痛苦的事
實：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契約。每個經歷過中年之路的人都被迫明白了這一點。
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極高的期望和美好的心願，沒有人會踏上婚姻的小船，而
不顧羅盤多麼不穩定，潮汐多麼起伏。當一個人站在親密關係的廢墟中，他不
僅失去了這段關係，而且常常失去了整個世界觀。

也許最大的打擊是自我至高無上的幻覺受到侵蝕。無論自我的投射曾經多麼成
功，如今它再也不能獨攬大權。自我的崩潰意味著一個人並沒有真正掌控生
活。尼采曾指出，當人類發現自己不是上帝時，他們是多麼沮喪。實際上，意
識到一個人甚至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這就足夠了。榮格強調，當我們
發現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時，自然會不寒而慄。因此，除了震驚、困惑甚至恐
慌之外，中年之路的根本結果是使人謙遜。我們和約伯一起坐在糞堆上，失去
了幻想，想知道哪裡出了問題。不過，這種經歷可能會帶來新的生命。在前半
生的鬥爭中獲得的力量，現在可以用來與後半生周旋了。

如果自我沒有足夠的力量，就無法從“自我—世界”軸轉移到“自我—自性”軸。
在自我分離與固化的過程中未完成的事務，將會變成一個人成長的障礙。

生活會毫不留情地要求我們長大，並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雖然聽起來很簡單，
但長大確實是中年之路上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意味著最終在沒有他人的幫助
下，面對自己的依賴、情結和恐懼。它要求我們不再因自己的命運而責備他
人，並對自己的身體、情緒和精神健康承擔全部責任。我的分析師曾經對我
說：“你必須把你的恐懼提上議程。”這聽起來令人害怕，但我知道他是對的。
這個議程要求我負起責任，要求我全力以赴。

在中年之路上，我們通常還要撫養孩子、養家餬口、盡職盡責。然而，即使外
部世界不停地要求我們付出，我們也必須轉向自己的內心，去成長，去改變，
去尋找那個作為旅程目標的人。

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話

當自我不再獨攬大權，即一個人瞭解自己和掌控大局的幻覺破滅時，必然會導
致人格面具和陰影之間的衝突。在中年時期，人格面具（persona）和陰影
（shadow）的對話，表明了個體要在社會現實和個人真實之間實現必要的平
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對社會環境或多或少有意識的適應。我們創造了許多人格面
具，它們是一些隨機應變的角色。我們在父母面前是一副面孔，在老闆面前是
另一副面孔，在愛人面前又是一副面孔。雖然人格面具只是與外部世界連線的
媒介，但我們往往會混淆他人的人格面具與其內在真實，也會把自己的內在與
角色混為一談。如前所述，當我們的角色改變時，我們會迷失自我。人格面具
會偽裝成個性，但歸根結底，正如榮格所說，它“不是真實的：它只是個體和社

會之間的妥協”。

一旦認同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即社會化的自我，當我們從外部世界中抽身而
出，面對自己內在的現實時，必然會承受焦慮。因此，中年之路的一項任務，
就是徹底改變我們與人格面具的關係。

由於前半生總是在建構和維護人格面具，我們經常會忽略自己的內在現實。而

我們的陰影，代表著一切被壓抑或未被承認的東西。

陰影包含了所有至關重要但也存在問題的憤怒和性慾；當然，也包含了歡樂、
自發性和未點燃的創造火花。弗洛伊德一針見血地指出，神經症是文明的代
價。文明社會的要求，從一個人誕生的家庭開始，就將心靈的內容分裂，將我
們的陰影拉長。陰影代表了社會價值的利益對人類天性造成的傷害。因此，面
對陰影以及對它的整合，可以治癒神經症的分裂，使人得到成長。正如榮格所
總結的，如果迄今為止人們都認為，人類的陰影乃是萬惡之源，那麼，現在經
過更仔細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說，陰影並非只由那些應在道德上受譴責的傾向
組成，它也表現出一些良好的品質，例如正常的本能、適當的反應、現實的洞

見和創造性衝動等等。

人到中年，我們已經壓抑了自己的大部分個性。例如，憤怒經常在中年時期爆
發，就是因為人們一直被鼓勵壓抑它。anger（以及anxiety, angst, angina）的詞根
是印度日耳曼語系中的angh，它的意思是“壓縮、限制”。幾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

著對自然衝動的約束，因此，憤怒的日積月累是可以預料的。但是，那些與自
然衝動相關的能量去哪裡了？通常，它助長了我們盲目的野心，促使我們使用
麻醉品來減弱其強度，或者導致我們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個人被教導發怒
是一種罪惡或道德敗壞，那麼他就會遠離這種真實的體驗。但如果憤怒得到了
承認和引導，它也可以成為改變的巨大動力。此後，人們就會拒絕非本真的生
活。我們花了一輩子投資人格面具，憤怒的陰影當然會讓人感到不安，但自由
地感受真實的自己，是治癒內心分裂的必要步驟。

遭遇其他的陰影也十分痛苦，因為不得不承認通常不被人格面具所接納的一系
列情感，如自私、依賴、慾望和妒忌。在此之前，人們可以否認這些品質，並
把它們投射到別人身上：他愛慕虛榮，她野心勃勃，等等。但是，人到中年，
已經沒了自我欺騙的餘地。在清晨照鏡子時，我們看到的敵人是我們自己。雖
然面對不那麼好的品質會令人痛苦，但承認這些品質可以讓我們撤回對他人的
投射。榮格認為，我們能為這個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撤回自身陰影的投
射。承認世界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婚姻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這需要巨大的勇氣。但是在這個謙卑的時刻，我們開始改變、提升我們所居住
的世界，並帶來療愈關係和自己的機遇。

與自己的約定也意味著回到過去，拾起被丟棄的東西：生活的樂趣，未開發的
天賦，童年的願望。如果我們把心靈看作一幅鑲嵌畫，很難計算出這幅畫的所
有碎片，更別說實現了，但每一個碎片都無疑能治癒和獎賞受傷的靈魂。因
此，想學彈鋼琴的人們，想去上大學的人們，或者想在夏日午後泛舟湖面的人
們，都可以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無論當初出於什麼原因沒有去做。我們無法選
擇自己的心靈構造，但可以選擇喜愛或忽視它的內容。然而，我們當中的許多
人都不能自由地承認自己內心的現實。我們缺乏來自父母的充分肯定，缺乏父
母擁抱生活所樹立的榜樣；我們內化了這種忽視，內化了阻止我們發揮潛力的
禁令。人到中年，允許自己按照真實內心去生活是至關重要的。人終有一死，
時間有限，沒有人能將我們從生活的重擔中解救出來，這些事實將促使我們更
充分地做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陰影的暴動是自性糾正功能的一部分，以使一個人能保持平
衡。整合陰影，活出未實現的人生（the unlived life），關鍵是明白這一需求源
於自性，它既不希望進一步地壓抑，也不希望無節制地行動。整合陰影不僅要
求我們在社會中負責任地生活，還要求我們更誠實地對待自己。我們透過人格
面具的失效瞭解到，過去我們過著臨時的生活。整合內心的真實，不管是讓人
快樂還是不快樂的，對於帶來新的生活和意義的重建都是必要之舉。

親密關係問題

如前所述，在中年時，沒有什麼比婚姻這種長期親密關係更容易帶來失望和傷
害了。這種關係承載了我們的內在小孩。對於親密關係，我們寄予了太多的希
望、太多的需求，收穫了太多的失望。每個人在中年回望過去時，都會對自己
幾十年前在婚姻、職業上的選擇以及做選擇時的無意識不寒而慄。年輕人總是
墜入愛河，許下終生承諾，誕生愛的結晶。他們會繼續這麼做下去。但在中年
之路上，許多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和伴侶，這給親密關係帶來巨大的考驗。事實
上，很少有中年婚姻——如果它們能存活下來——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麼
婚姻成為人們內心壓力的主要來源，要麼離婚成為踏上中年之路的起點。

為了更多地瞭解親密關係在中年之路上的角色和重要性，我們需要更深刻地思
考這種關係的本質。顯然，我們向其交付靈魂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現代
文化通常認為婚姻和愛情是同義詞。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婚姻都只是維護
和傳遞價值觀、種族意識、宗教傳統和權力的工具。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於
愛情的婚姻有更好的歷史記錄，而愛情是最難以捉摸的感情狀態。類似地，只
要死亡或命運不加干涉，基於相互依賴的婚姻也會維持得很好。（一個以前的
同事，被大屠殺的經歷所折磨，娶了一個年齡比他小一半的女人，她接管了他
的生活，雙方都覺得很滿意。）事實上，根據各種說法來看，基於生活需要的
婚姻比基於愛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長久。正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說的：

當兩個人處於最激烈、最瘋狂、最虛幻、最短暫的激情之下，他們被要求發誓
將一直保持這種興奮的、不正常且令人筋疲力盡的狀態，直到死亡把他們分

開。

下圖展示了人們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常見的互動：

在意識層面，兩個人的自我建立關係，但人們不會在自我關係的基礎上締結愛
情關係。這一“榮耀”落在了阿尼瑪和阿尼姆斯身上，它們是一個人心靈內部無
意識的異性成分。

簡單地說，阿尼瑪代表了男性內化的女性特質，最初受到母親和其他女性的影
響，同時也會被一些未知的、對他而言獨特的東西所浸染。他對阿尼瑪的體
驗，代表了他與自己身體的關係，代表了他的直覺，他的感官生活以及他建立
親密關係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則是她對男性法則的體驗，受到父親和文化
的影響，但同樣也有一些神秘的獨特性。阿尼姆斯代表了她的根基感，她的潛
力，以及她全力以赴實現願望的能力。

然而，親密關係的基本真相是，一個人會把自己身上未經意識檢驗的東西投射
到伴侶身上。上圖中的對角線箭頭顯示了這種從阿尼瑪（阿尼姆斯）到自我的

投射，以及相應反方向的投射。 在眾多異性中，只有少數人會相互吸
引，他們都是投射的好鉤子，至少能暫時招引投射。圖中這種對角線的動態就
是所謂的浪漫愛情。

浪漫的愛情給人一種深刻的聯結感，帶給人新的能量、希望以及歸屬感。一見
鍾情就是這種投射中最引人注目的。只要對方能暫時維持這個投射，哪怕他/她
是一個殺人犯。很明顯，在這個投射背後，只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並
且毫無疑問也向我們投射了大量內容。但對我們來說，這個“他者”是特別的。
我們會說，“這個人不一樣”或者“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流行文化助長了這
種錯覺。如果把音樂排行榜前40首歌曲串燒起來，大概是這樣的：“我一直過著
悲慘的日子，直到你出現在我生命裡，所有的事物煥然一新，我們站在了世界
之頂；有一天你變了心，我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一切，你離我而去，現在我過

著悲慘的日子，永遠不會再愛了，直到下一次遇見。”這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
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別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每天生活在一起，會無情地消磨投射；最後，一個人所面對的只是對方的特
性，後者根本無法滿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們會在中年得出結論：“你不是我
當初結婚的那個人。”事實上，他們從來都不是。他們始終是另一個人，一個我
們當時幾乎不瞭解的陌生人，現在也只是稍微瞭解了一點。由於我們把阿尼瑪
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個人身上，因此我們實際上是愛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分。
這種聯結感和歸屬感是如此美妙，並帶來大量的希望，以至於失去它時，我們

感覺那是一場災難。

親密關係的真相是，它永遠不會比我們與自己的關係更好。我們與自己的關
係，不僅決定了對“親密他人”的選擇，也決定了親密關係的質量。事實上，每
一段親密關係都在暗地裡透露出我們的本性。因此，所有的親密關係都是我們
內心狀態的體現，沒有任何關係會好過我們與自身無意識的關係（上文圖中的

縱向箭頭）。

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要求，親密關係就不會如此沉重。但如果這種關係不能滿
足內在小孩的期待，那麼它的意義又何在呢？榮格指出，人生意義來自：

人們感覺他們過著象徵性的生活，他們是神聖戲劇中的演員。這給了人類生活
至高的意義；其他的一切都是平庸的，是可以忽略的。一份職業，生育孩子，

與至高無上的事情相比，與你人生的意義相比，都是幻象。

比如，問題就從期待那個魔幻“他者”來拯救我們，轉變為親密關係在獲得人生
意義中所扮演的角色。

顯然，我們文化中的親密關係模式，以及人們第一個成年期的願望，是希望融
合或合而為一，即相信透過與另一半的結合，自己將得到補全，變得完整。透
過結合，我們融為一體；透過結合，我們變得完好。一個人面對浩瀚的世界，
會覺得自己不完整和不足，自然會產生結合的願望，但這種願望實際上會阻礙
兩個人的發展。當日常生活磨滅了希望以及伴隨的投射，人們就會經歷意義的
喪失，也就是說，投射到另一半身上的意義煙消雲散了。

從中年的視角來看，我們必須替換掉融合模型，因為它根本行不通。如果每個
人都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責任，那麼對於後半生來說，這個適用的模型應該如

下圖所示：

這個盆狀的容器暗示著成熟的親密關係的開放性特徵。每個人的首要任務是為
自己的個體化負責。在這段親密關係中，人們相互支援、相互鼓勵，但不能為
對方執行個體化或發展的任務。（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個體化的重要性。）這
個模型拋棄了一個人會被“他者”所拯救的觀念。它假設雙方都能接受個體化的
邀請，並透過完善自己來為親密關係做貢獻。成熟的親密關係超越了融合模
型，要求雙方都承擔起個人責任，否則婚姻就會停滯不前。

要想擁有一段成熟的親密關係，我們必須能夠坦言：“沒有人能給我我最想要或
需要的東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會讚美這段關係所切實提供的，併為之真
心付出。”親密關係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援，以及辯證的對立
面。一個用親密關係來支撐脆弱自我的年輕人，不可能滿足成熟關係對勇氣和
紀律的要求。從前他需要肯定和認同，現在他必須接受差異和不同；從前他想
要簡單的合而為一的愛，現在他必須學習如何愛上差異性。

當一個人放下他的投射和巨大的隱秘議程時，他就可以被伴侶的差異性所擴充
套件。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結合，並不像融合模型那樣合而為一，此時會產生第
三個空間。兩個人是單獨的個體，他們的關係形成了第三種力量，迫使他們超
越各自的限制。此外，當一個人放棄投射，把重點放在內心成長上，他就會遇
到自己浩瀚的靈魂。“他者”幫助我們拓展了心靈的可能性。

里爾克把親密關係描述成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孤獨。

這顯然已經接近真相了，因為我們最終擁有的只是自己的孤獨。我們必須承
認，投射不會永遠持續，但話說回來，它可能會被更豐富的東西所取代。由於
投射是無意識的，我們無法確定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是否真實。但如果我們為
自己承擔了主要責任，就不太可能將內在小孩的依賴和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出
去。

因此，真正的親密關係源於一種有意識的願望，想要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旅
程，透過對話、性和關心的橋樑，走向生命的奧秘。尼采曾經指出，婚姻是一

場交談，一場偉大的對話。

如果一個人沒有準備好參與長期的對話，他就沒有準備好進入長期的親密關
係。許多年老的夫妻早已無話可談，就因為他們停止了作為個體的成長。如果
重點在於個人成長，那麼每個人都將有一個有趣的交流夥伴。若一個人阻礙自
己的成長，即使這種犧牲是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侶也將註定與一個憤怒且
抑鬱的人生活在一起。一個人的成長受到另一半的阻礙，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這樣的婚姻必須重新開始，否則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成熟的婚姻中，在
開放和辯證的婚姻中，我們會經歷第64頁圖中所示的最深層的關係，即兩個神
秘事物之間的交流，兩個內在異效能量之間的碰撞；這就是靈魂與靈魂的相
遇。

因此，愛情是一種經歷榮格所提到的象徵性生活的方式，是一種遇見神秘的方
式，其名稱和本質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但如果沒有它的存在，我們就會陷入淺
薄。到了中年，許多婚姻要麼草草收場，要麼苦苦掙扎。在過去，那些撤回投
射的人因為巨大的社會壓力，無法尋求另一段婚姻。有些人選擇外遇，有些人
濫用藥物，有些人透過工作和育兒得到昇華，還有些人則患上偏頭痛或抑鬱
症。積極的選擇通常是遙不可及的。今天，我們有了這樣的選擇，儘管每個選
擇都不容易，但至少好過被困在一個不利於伴侶個體化的體制中。儘管初心美
好，自我意志氾濫，但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審視那個承載了自己希望和需求
的體制需要勇氣，但這種勇氣同時也會帶來治癒，讓人恢復完整，並重獲新
生。

相信魔幻“他者”是一種殘酷的自欺欺人。即使找到了這樣的人，肯定也是一種
投射。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仍然受到“他者”的照顧，那麼很可能陷入了對
方有意或無意投餵的依賴中。我不是刻意貶低伴侶在人生旅途中可以發揮的支
援作用，而是說，一個人可能會因此逃避對自己的生命要承擔的巨大責任。我
認識一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她在早上把丈夫送出了家門，下午就把男朋友領回
了家。雖然她在事業上很成功，但她無法嘗試跟自己相處，無法與自己對話。

當一個人有勇氣轉向內在時，他將有機會面對自己人格中被忽視的部分。如果
一個人不再急切地從伴侶身上尋找生命意義，他就會被召喚去啟用自己的潛
能。

每個人在人生早期都被教導過“男女有別”，最近我就聽說了一個經典的性別角
色故事。一對夫妻處在離婚的邊緣，他們相互抱怨對方造成了自己現在的生活
局面。男人說他努力工作，就是為了事業成功、養家餬口。他忠實地執行這個

計劃，卻因為沒有自己的生活而心生怨恨。他的憤怒在內心積累，逐漸變得消
沉，最後他感覺如果不離開這段婚姻自己就會死。他的妻子則回應說，她一直
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照顧丈夫，照顧家庭和孩子，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目標，
她也感到很鬱悶。

很明顯，這兩個人都是受害者。他們都恪守性別角色的教誨，盡己所能地按其
要求生活，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二十年來，他們變得互相憎恨。他們是彼此
不快樂的幫兇；但除了完成第一個成年期的劇本之外，我們還能期待一個20多
歲的年輕人做什麼？他們很好地遵守了婚姻制度，但這一制度卻沒有很好地回
饋他們。他們能否繼續在一起，取決於雙方對個人成長的承諾。

關於心靈，永恆不變的真理是：要麼改變，要麼在怨恨中枯萎；要麼成長，要
麼在內心中死亡。同樣，中年婚姻的悲劇在於，這段親密關係經常被怨恨所汙
染，以至於修復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損害。美好的初心能否被喚醒，對伴侶的負
面投射能否被撤回，始終是個問題。

平衡對他人的義務和對自己的義務，誠然很困難，但我們必須努力。這個問題
並不新鮮。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出乎意料的新潮。當娜拉
離開她的丈夫和孩子時，有人提醒她還有對教會、丈夫和孩子的責任。她回答
說，她對自己也有責任。她的丈夫表示不理解。他問道：“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
嗎？”娜拉回答說，她也不知道，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而且因為（實際
上）她只是按照第一個成年期的劇本在生活，所以她不確定自己會變成什麼樣
的人。

一個多世紀前，當《玩偶之家》在歐洲各大都市上演時，騷亂接踵而至，因為
它對婚姻和養育的體制隱含著巨大的威脅。即使是現在，當你離家出走，甚至
只是改變某種約束的模式，仍然面臨社會輿論、模範父母和內疚的阻礙。娜拉
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圈子，卻可能陷入社會排斥和經濟困境，因為法律會剝奪她
的財產權、監護權和經濟權利。但娜拉知道她必須出走，否則她就會死去。

雙方越早把個體化作為親密關係存在的理由，這段關係就越有可能持續下去。

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時間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心中煩惱和腹中空虛。當我要求一
對夫妻想象十年後沒有任何改變時，他們通常會更明白必須有所改變。如果夫
妻中的一方阻止改變，他或她無疑仍被焦慮所控制，並熱衷於第一個成年期的
投射。很有可能，這個頑固的伴侶永遠拒絕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是這樣，他
或她定會因為否定他人的生命而受到懲罰。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阻礙他人的發
展，這是一種精神犯罪。

如果伴侶能意識到自己的不快樂，並坦率地請求對方的支援，這段婚姻就有可
能得到延續。這時，另一半將不是拯救者，也不是敵人，而僅僅是伴侶。也許
夫妻治療的理想模式是，每個人都接受單獨治療，更好地解決發展的需求，同
時兩人也一起參與會談，修正過去失敗的相處模式，並討論對未來的希望和計
劃。這樣一來，婚姻就可以成為個體化的容器。

為了達成合作而不是衝突的態度，我經常在伴侶在場時提出某些問題。例
如：“在你過去的經歷或行為中，有什麼可能會導致衝突或破壞親密關係？”這
讓那些認為自己是來尋找幫手對抗伴侶的人感到震驚。這個問題要求他們開始
審視自己，並對親密關係的維護和滋養承擔更大的責任。另一個很有用的問題
是：“你對自己有什麼夢想，是什麼恐懼阻礙了你？”在聽到對方的掙扎和失望
後，伴侶經常會產生同情，並希望支援他們。分享自己的挫敗、恐懼和希望，
才是真正的親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這一點，無論他們結婚多久。性愛是夫
妻間的橋樑，孩子是兩人之間的紐帶，但真正的如膠似漆是兩個人感同身受。

除非我們能切身體會另一半的感受，否則我們永遠不可能愛上對方的特性。也
許愛實際上是一種想象他人經驗的能力，這種想象是如此生動，以至於我們能
肯定對方的存在。真正的對話有助於這種想象，也是自戀偏執的解毒劑。我曾
聽到有人質疑：關注個人成長本身是否也是一種自戀？只要一個人決心實現自
己的潛能，並把同樣的權利賦予他人，這就不是一種自戀。

這需要一種雙重的力量：為自己負責的能力，在想象中驗證“他者”真實性的勇
氣。這兩種力量在我們的文化中都沒有很好的榜樣，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去尋
找。而另一面恰恰就是許多婚姻的悲慘處境。我們因為自己不快樂而埋怨伴
侶，並私下懷疑自己是同謀。這簡直是自掘婚姻的墳墓。

許多人都認為，如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 在《不同的聲音》（
In a Diferent Voice ）中所見，女性比男性更難確認自己的個體化需求，因為親
密關係對女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女性意識的本質可以被描述為擴散性意識
（diffuse awareness），這意味著女性非常瞭解她的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對她
的要求。因此，吉利根提出，她身邊的女性都同意年輕的斯蒂芬·迪達勒斯

（Stephan Dedalus） 的做法；在詹姆斯·喬伊斯的自傳體小說《青年藝術
家畫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中，迪達勒斯宣佈——就像
喬伊斯本人一樣——他要離開他的家庭，告別他的民族和信仰，因為他不能再
忠於那些無益於自己的東西。

但她們也認同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 在《天主教女孩自白》（
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中表述的困境；當她想躍入未知的世界時，
卻被責任和內疚所束縛、所掣肘。雖然今天的女性比她們的母親有更多機會選
擇自己的道路，但許多人仍然會因為別人對她們的要求而備感約束。所以，女
性為了成就自我必須比男性邁出更大的一步。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
樣，她必須在別人的要求和對自己負責之間找到平衡。最終，做出犧牲的女
性，既不是好母親，也不是好伴侶。女性成為聖徒的代價，需要她和別人共同
承擔。

童年的依戀需求在成人內心仍然非常強烈，甚至可以說它們是自然和正常的。
但如果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和安全感總是依賴於他人，那麼他是不夠成熟的。“依
戀飢渴”（attachment hunger）這個詞，就描述了對他人的自然需求失控時的模

式。 當然，人們忘記了，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現成的伴侶，至少是潛在
的伴侶。

對許多男性來說，一大問題是他們的內心已經麻木。

大多數男性習慣於迴避感情，避免本能的智慧，並凌駕於自己的內在事實之
上，他們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來說，都是陌生人，是金錢、權力和地位的奴

隸。菲利普·拉金 令人難忘地寫道，他們的

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就像聖誕節一樣；他們

無助地揹負著承諾、義務和必要的儀式，

漂流在衰老和乏力的黑暗大道上，

被曾經幸福甜蜜的生活所拋棄。

在我們的文化中，幾乎沒有允許或邀請男性對自己誠實的榜樣。當一個男人被
問及他的感受時，他通常會解釋自己的想法，或者“外在的”問題是什麼。想想
每一項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中，啤酒廣告所傳遞的巧妙而默契的資訊。一群興
高采烈的壯漢扛大樑、鋸木頭或駕駛叉車。（他們從來不會坐在個人電腦前面
或抱著孩子。）哨聲響起，老兄們的暢飲時間到了。他們大步走向附近的酒
吧，可以像好兄弟一樣碰撞身體。在酒吧裡，他們舉起酒瓶，伴著一個有象徵

性的金髮女郎，這表明他們不是同性戀，並代表了即將在歡樂、憤怒或傷感中
被召喚出來的阿尼瑪。酒精，放鬆了男人對內心女性的限制，釋放了不被意識
承認的東西。

如果男人與自己的女性靈魂都沒有處好關係，又怎能期望他們與女人處好關係
呢？女人不可能疏通男人的內心；她們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對女性的投
射。古埃及故事《厭世的男人尋找他的靈魂》（ 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 ）流傳至今，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並不新鮮。也許新鮮的是，在巨大的
壓力下，在要求扮演戰士和經濟動物的舊角色時，越來越多的男人被邀請進入
內心，尋找自己真實的樣子。

羅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夢境，男人的治癒》一書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
的心理治療，才能夠內化並面對自己的真實感受，才能達到女人通常開始治療

時的狀態。

我猜測他是對的，有多少男人準備接受一年的治療，只為了達到這個起點狀
態。謝天謝地，有些男人會這樣做，但更多的男人卻在漂泊和迷失。作為父權

制的受害者，男人只知道把權力當作男子氣概的證明。

因此，中年之路上的男人必須重新成為孩子，面對被權力所掩蓋的恐懼，並重
新提出那些古老的問題。這些問題看起來很簡單：“我想要什麼？我有什麼感
覺？我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感覺良好？”現代男人很少允許自己奢侈地問這些問
題。於是，他們一邊步履沉重地去上班，一邊夢想著退休後在某個奢華球場打
高爾夫，並祈禱這一天在心臟病發之前到來。除非他能謙遜地問這些簡單的問
題，讓自己的內心說話，否則他是沒有任何機會的；他會成為自己和他人的惱
人夥伴。

類似地，許多女人也被剝奪了權力，她們天生的力量被內心消極的聲音所侵
蝕。負面的阿尼姆斯緊繃喉嚨，在她們耳邊低語：“你不能這樣做。”阿尼姆斯
代表了女人的創造能力，她們過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夢想的能力，但它躲藏
在一系列陰影之下，比如母親的榜樣、父親的鼓勵（或打擊）和社會所提供的
狹隘角色。在傳統上，女性總是被告知透過丈夫和兒子的成就來獲得滿足感。

我讀過的最傷感的評論之一來自瑪麗·本森（Mary Benson）的日記，她是一個徹
底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作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愛德華（Edward）的妻子，被婚
姻和教會的雙重製度所束縛。當愛德華去世後，瑪麗開始與自己相會：

我有一種糟糕的感覺，我整個人生都源自並在回應各種永不停歇的要求。我的
內心沒有任何東西，沒有權力，沒有愛，沒有慾望，沒有主動；他擁有我的所
有，他的生活完全支配著我的生活。上帝啊，給我點個性吧。我想有點個性。
怎麼把它和尋找自我聯絡起來？我感覺自己一直過著一種淺薄的生活，既不是
有意為之，也不能說完全錯了。但是，我和愛德華這樣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人在
一起……再加上這個職位的巨大要求，我怎麼可能找到自我呢？我似乎只是一

個回應的伺服器，沒有核心。但我必須有一個核心。

讀者們，你們的內心是否受到了震動？你們是否也過著和瑪麗一樣的生活？雖
然她的評論令人傷感，考慮到當時的教會權力，也是可以原諒的，但最終她必
須承擔責任。個性不是由上帝賜予的；個性是透過每天與懷疑和反對的魔鬼抗
爭而得到的，如果不這樣做，等待我們的將是抑鬱和絕望。

現代女性不再受性別角色的定義，但她們要為平衡事業和家庭而英勇奮鬥，曾
經的夢想已經所剩無幾。一個女人在中年時，通常只剩下丈夫和孩子，孩子必
然忙碌於自己的生活，丈夫則被工作所佔據，或者被他的阿尼瑪所投射的新歡
所俘。也許有人會說她有權感受到背叛和遺棄，但話說回來，如果她能早點有
意識地預見併為這些事做準備，她可能會迎來全新的自由。

我認識一位父親，他在女兒上大學時對她說：“考慮到現在的離婚率，以及男人
更短命的事實，你有80%的機率會獨自生活，不管你有沒有孩子要撫養，不管
你有沒有經濟能力。因此，你最好有自己的職業，有足夠的自尊，這樣你的價
值感就不必依賴於身邊的男人。”這些話不是樂觀的話語，不是早點結婚的告
誡，不是輩輩相傳的鼓勵依賴。這位父親並不享受說這番話。這番話唯一的優
點就是它的真實。

當女人在中年感覺被遺棄時，她的內在小孩很快就會“浮出水面”。這是一次痛
苦的經歷。如果她尋求治療，第一年將用來發洩悲傷和憤怒，克服懷疑，接受
我們並沒有和世界簽下心照不宣的契約這一事實。在第二年，她將為新生活積
蓄能量。如果她缺乏經濟獨立所必需的教育或工作技能，她會盡其所能去獲得
它們。從集體的角度來看，她有充分的理由覺得自己被利用了；在心理治療
中，她可能會承認自己的無意識共謀。

對許多身處中年之路的女性來說，現在是時候實現與自己的約定了，這是多年
前就已發出卻被錯過的邀請。當脫下養育者的罩衣，女性必須重新詢問她是
誰，她想用她的生命做什麼。除非她意識到阻礙自己的各種內在力量，以及從

父母和文化中獲得的情結，否則她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阿尼姆斯的負能量會侵蝕女性的意志、自信和自我信念。阿尼姆斯作為正能
量，代表著權力，代表著為自己想要的東西而戰的能力，代表著生命力的主
張。阿尼姆斯作為正能量很少是被賜予的，它是透過努力得到的。鼓起勇氣，
重新定義自己，重視親密關係，但不被關係所限制，這是中年女性的一項任
務。

中年外遇

有時，內心力量會以復仇之勢崛起，使我們根本無法招架。據報道，外遇的發

生率在50%左右，男性略高於女性。 我想，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在早上醒
來時說：“我今天要把我的生活搞砸，哪怕傷害我的伴侶，傷害我的孩子，失去
我為之奮鬥的一切。”但這確實發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實上有什麼優點，他或她肯定都是投射的物件。正如婚姻是內在
小孩需求的主要載體，當伴侶被證明只是個普通人時，第三者就成了阿尼瑪或
阿尼姆斯投射的全新物件。就在我寫這本書時，某位知名女演員宣佈了她的第
八次婚姻（也可能是第九次了）。我衷心祝福她，但我知道，她這麼大年紀
了，仍然在投射。她現在選擇的是一個比她小20歲的壯小夥。我還得知一個48
歲的男人愛上了一個21歲的女孩。我看見他的小船正駛向尼亞加拉大瀑布，但
我知道說什麼也阻攔不了。當然，我沒見過這個年輕的女孩，也不知道他的妻
子有多嘮叨，更不能想象他是不是感覺重生了。無意識的力量有時比邏輯、傳
統和法律更要求尊重。

弗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在分析期間不要做任何重大決定，例如結婚、離婚
或換工作。也許這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生活在繼續，情緒在發生，決定刻不
容緩，我們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正常運轉。不管投射會不會消解，不管一個人是
否被自己困住，生活從未停止，選擇已經做出。當我為夫妻提供治療時，如果
沒有第三者，我總是會鬆一口氣，因為我知道他們還有機會真誠地處理婚姻問
題。如果這段婚姻失敗了，我們就直接承認這一點，而不是將問題轉移到另一
條軌道上，也就是外遇所體現的投射。如果人們正在經歷外遇，我會敦促他們
儘量暫停聯絡，以切合實際地看待自己的婚姻。有時，這個策略是有效的，丈
夫或妻子能夠切實地處理婚姻問題。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在浪費口舌。被無
意識支配的個體是不可能注重實際的。

中年外遇的真正力量在於，它會將人拉回到成年早期的黃金時光。我常聽到女
人抱怨丈夫和一個甜美的年輕女孩有染，我也看到過一些女性和年長的男人交
往。這告訴我們什麼？這表明阿尼瑪發展不充分的男性，會被類似水平上的女
人所吸引；這還表明阿尼姆斯發展不充分的女性，會被擁有世俗權力的年長男
性所吸引。男人和女人都缺乏成年儀式，無怪乎這麼多人在尋求人生指導，甚
至讓愛人指點迷津。男人追逐年輕的女性，反映了他們不成熟的阿尼瑪；女人
仰慕有地位或年長的男性，是對她們自身阿尼姆斯發展不足的補償。難怪外遇

具有這麼大的“神聖性” （numinosity）。它實際上擁抱了一個人失落的靈

魂。然而，外遇往往會帶來更多的悲傷和喪失。睿智的心理治療師梅·羅姆

（Mae Rohm）曾說過：“你所得到的麻煩不值得你這樣做。” 但是，你試
著把這話告訴一個正發生外遇的人，試著告訴一個被配偶外遇所傷害的人，他
們才不會相信。

前面講過，第一個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追求合一，現在我們明白了，親密關係
究竟有多麼複雜。親密關係的存在本身就令人驚訝。鑑於強大的無意識力量、
投射、父母情結等，一個人怎麼可能會與另一個人誠實地建立關係？一開始，
我們可能會說，放眼過去，人們做得挺好；然後我們被迫承認，根據歷史和自
己的經驗來看，他們做得也不怎麼樣。親密關係從來都是一團巨大的，令人困
惑、傷心的混亂。

我傾向於把人看作一個多面體，一個有很多面的球體，而不是作為融合模型的
一半在尋找另一半。即使完美小姐和了不起先生在一起，也不可能將兩個多面
體的所有面都對齊，最多隻能對齊其中的一些。這是外遇的理由嗎？是的！但
這是一個壞理由。我知道一些所謂的開放式婚姻，有些是由極度清醒的人經營
的，最後全都以失敗告終，部分原因在於，不管協議是多麼理性，人總是有情
感的。即使在最理性的契約中，也會存在嫉妒、渴望和競爭。因此，如果多面
體的比喻合理的話，那麼我們只能將其中幾個面與某個人匹配。誠然，這為結
交不同的朋友提供了理由，但這隻有在不涉及愛情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

承認我們是一個多面體，雖然可能威脅到伴侶，但卻解放了我們自己，這也可
能是發展的契機。對於處於第一個成年期的人們來說，另一半是最主要的支援
來源，多面體模型是一種威脅。自然地，考慮到內在小孩及其各種需求，解決
方案存在於外部，“會有一個‘外人’來治癒和修復我”。但是，當一個人經歷了外
遇的興奮、疲憊，以及最終的沮喪，他可能會質疑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在這麼
多人都有外遇的情況下，人們必然會說這種模式意義重大。我認為，這種意義
既是彌散的（在情緒上）又是非常明確的（在概念上）。

中年外遇的意義是迫使我們回到過去，拾起自己成長過程中落下的東西。由於
未被髮展的東西在意識之下躁動，所以它仍然是未知的。在無意識的神秘掃描
中，這些未被髮展的東西被投射到一個“情投意合”的人身上。我們尋求的是完
整，是完成。這種對完整性的追求有什麼可驚訝的？但是，你試著把這些解釋
給一個墜入愛河的人聽！外遇會繼續下去，因為浩瀚的未知依然存在。是的，
外遇中的第三者也有可能被證明是一個絕妙人選，是真正的靈魂伴侶。如果他
或她沒有一些這樣的特質，那麼投射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新的關係能
夠倖存下來，那麼我們有可能整合了第一個成年期缺失的東西。我們可能非常
幸運，也可能會大失所望。

也許最困難的任務是，學會接受和肯定自己在關係中的分離性。在我們的討論
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是，一個人除了對他人做出熱切回應，還必須對自己的幸福
負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們獲得了更高的獨立性，依戀需求仍然存在。外
遇能夠滿足一個人在婚姻中未被滿足的需求，而婚姻則因未被滿足的需求而充
滿怨恨和憤怒。世界上最簡單的事就是埋怨他人。有外遇的人經常會說：“我可
以跟你說，但我跟家裡那個人沒法說。”

事實上，一個人跟伴侶說的話要比跟一個相對陌生的人說的話多。只是婚姻中
的對話已經被壓抑、重複和失望所包裹，以至於我們放棄了在伴侶的平凡中遇
見“他者”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神秘“他者”無疑吸引了我們的多面體自我中
未發展部分的投射。當一個人與自己靈魂的倒影相遇時，會有一種“上天安
排”的感覺，這時，婚姻幾乎是沒有勝算的。因此，夫妻雙方必須有強大的意志
力，從外遇中抽身出來，把那些失去的時光，那些未曾嘗試的對話，帶回到最
初的伴侶關係中。

我見過太多的人，只有到了治療室或離婚法庭上，才開始真正分享感受、願望
和從前的傷痛。與其說婚姻失敗了，不如說從未真正嘗試過。如果像尼采所
說，婚姻是一場偉大的對話，那麼大多數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
己的內心感受，對另一半訴說自己的心事。人們一起生活、生兒育女、共同養
家，卻從未真正理解伴侶的神秘性。這樣的局面令人感到無比悲傷。

婚姻完全有可能進入中年之路的漩渦，如果（我是說如果）夫妻雙方願意再
次“分離”，並就這種分離彼此對話，那麼它就會解構和重組。我們必須承認這
樣一個悖論：要使婚姻水乳交融，首先必須有更大的分離。婚姻治療可以解決
衝突，識別和糾正不良策略，並制定一項成長的議程。這些顯然很重要，有助
於提升婚姻的體驗；但只有婚姻中的個體改變了，真正的新生才會開始。在關
係發生轉變之前，每個人都必須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個體。一段婚姻不會比身處
其中的任何一個人更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轉變包括三個必要的步驟：

（1）雙方必須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責。

（2）雙方必須承諾分享自己的經驗世界，不因為過去的創傷或未來的期望而埋
怨對方。同樣，他們也要不帶防禦地努力傾聽對方的經驗。

（3）雙方必須承諾長期保持這樣的對話。

這三個步驟要求很高。而另一種選擇是，婚姻要麼磕磕碰碰，要麼解體。敞開
的對話是長期承諾的意義所在。不管有沒有結婚宣誓，真正的婚姻都離不開敞

開的對話。只有敞開地對話，充分分享做自己的感覺，同時傾聽對方的內心感
受，才能實現對親密關係的承諾。而一個人只有對自己負責，有一定的自我意
識，並有足夠的彈性來承受與“他者”的真實相遇，他才能參與敞開的對話。

愛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為一個人由此進入了關係的真正奧秘，
在這個奧秘中，一個人被帶到了第三個空間——不是你加我，而是我們，是超
越彼此的共同體。

父母情結的影響

前文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徵之一，是個體與父母的關係發生了改變。我們不僅
在新的賦權背景下與父母打交道，同時還看到了他們的衰落；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學會了把自己與父母區別開來。也許在中年，沒有什麼任務比擺脫父母情
結更重要了；原因很簡單，父母情結強烈地影響了前面提到的虛假自我，即在
第一個成年期形成的臨時人格。除非我們意識到第一個成年期的特徵是反應性
而不是生成性的，否則我們並不會真正成為自己。

無論一個人的童年經歷是糟糕還是美好，這個世界的力量都是“外在的”，在那
些大人身上。小時候，看到父親從他手上拔出魚鉤，既沒有畏懼也沒有哭泣，
這讓我驚訝不已。我得出結論，要麼是成年人對疼痛不那麼敏感，要麼更有可
能是，他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疼痛。我希望他能教我那些奇妙的技巧，因為我
知道自己多麼害怕疼痛。

同樣，在對青春期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注意到，八年級過後，那些大孩子突
然發生了身體上的變化，去了一個叫作高中的地方，並對世界有了我所缺乏的
瞭解。我不知道這種神秘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但我猜想，有人把這些年輕人
帶到一邊，教他們如何成為大人。我偶然發現，我們需要成年儀式，這些儀式
幫助過我們的祖先，卻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讀者可能和我一樣失望：我們
愉快地進入成年人的世界，卻沒有得到任何啟示，而是發現臉上長滿粉刺，遭
遇性困惑，並逐漸意識到大人也不懂任何魔法。

因此，第一個成年期的形成，不是基於我們對自己和外界的瞭解，而是基於我
們對父母及各種體制的指導或模式的依賴和困惑。正如大衛·瓦格納（David

Wagoner） 在《單面英雄》（ The Hero with One Face ）中所寫：

我選擇了，被告知要選擇的：

他們溫柔地告訴我，我是誰。

我等待著，不知該學些什麼：

此刻，再次失明，宛若初生。

人到中年，必須解決父母情結在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在最本質的層面上，
教養的經驗是關於生活本身的原始資訊——它是支援性的還是傷害性的，它讓
我們感到溫暖還是冷酷。父母的形象緩解還是加劇了孩子與生俱來的焦慮？這
就是個體核心焦慮的形成，它是我們所有態度和行為的基礎。

其次，親子經驗是個體與權力和權威的初次接觸。人到中年，找到自己的權威
是當務之急；否則，後半生仍被童年的變化無常所支配。我們依靠怎樣的權威
（規範性價值觀）來生活？是誰在命令我？大多數成年人都花費很多時間來“檢
查”（checking in），因此，一個人必須努力抓住內心所有的對白，並使之意識
化。一個人要向頭腦中無形的存在諮詢或請求允許多少次？內心的對話比人們
想象的更根深蒂固、更隱蔽。那個“檢查”的“我”是誰？“發號施令”的又是誰？這
些內在的權威，很可能是母親、父親或他們的代理人。

這種“檢查”的反射性質令人震驚。只有當一個人因某個決定或衝突感到苦惱
時，才會注意到它，進而與之對抗。

如果一個人能夠停下來，捫心自問：“此刻我是誰？我有什麼感覺，我想要什
麼？”那麼，他就不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當下。“檢查”的潛在本質是一個
人生活在過去。我認識一個人，每當他要吐露一些私事或談論別人時，就會小
心翼翼地張望，甚至在私密的治療會談中也如此。他稱這是“德國式回望”（the
German glance）。他在納粹時代長大，像他同時代的人一樣，學會了在說任何
私事或可能違反權威的話時都要回頭張望。儘管已經過去了50年，離他年少時
的居住地有四千英里，但他的身體和心理仍然記得要“檢查”。可見，我們都會
反射性地向過去生活中的權威“報到”。

宗教指令對許多人起著這樣的作用，他們充滿了罪疚感，因不能自由地表達情
感而顯得極不成熟。我曾見過一些專制和無意識的神職人員，他們對人們造成
的傷害可能比帶來的益處更多。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脅，對個人的發展具
有強大的威懾作用。[古人認為流放是對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這絕非偶然。正
統的猶太人吟唱卡迪什（Kaddish），為死者祈禱，為離開社群的人祈禱；阿米
什人（Amish）則“迴避”那些離群的人。]從群體中被流放是來自權威的巨大威
脅。沒有一個孩子能夠承受沒有父母的認可和保護，所以他會反射性地學會抑
制自然衝動。這種對被排斥的焦慮的防禦，被稱作“罪疚感”（guilt）。失去家庭
的威脅如此之大，失去父母的恐慌如此之強，以至於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持
續地“檢查”。不管我們的身體有沒有移動，“德國式回望”都發生在我們身上。

如果沒有能力活在當下，做一個自我定義的成年人，那麼一個人就仍是過去的
囚徒，與自己的本性和成年人格相去甚遠。意識到這種不真實性，起初會令人
沮喪，但最終會讓人解脫。承認內心對外界權威（投射到了伴侶、老闆、教會
或國家身上）的依賴，是多麼令人羞愧。即使在今天，選擇自己的道路也常常

顯得可怕。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說道：“我曾被告知，考慮自己就是自私。直至
今天，當我提到‘我自己’或使用‘自我’這個詞時，我仍然感到內疚。”

與處理父母情結和爭取個人權威相對應的是，一個人把自己的身份認同投射到
子女身上。許多父母都將他們未曾實現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前面提到有許
多表面上望子成龍和望女成鳳的父母。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

自殺後，她的母親甚至試圖經營女兒的事業。孩子經常從這樣的父母那裡
收到矛盾的資訊。“你成功了會讓我高興，但不要太過成功，以至於把我拋在腦
後。”因此，孩子體驗到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

父母對同性孩子的身份認同通常是最強烈的，儘管他們經常會無意識地透過異

性孩子來實現阿尼瑪或阿尼姆斯。正如蓋爾·戈德溫（Gail Godwin） 在
《憂鬱父親的女兒》（ 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 ）中描述的那樣，許多男
孩不得不承擔母親的抱負，許多女孩不得不揹負父親的阿尼瑪。這種投射的極
端情況表現為性虐待，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的阿尼瑪或阿尼姆斯的功能是幼稚
的。

父母是充滿愛心地養育和保護子女，還是不恰當地藉由孩子來生活，兩者之間
似乎只有一線之隔。正如榮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負擔就是父母未曾實現的
生活。例如，當父母的生活被焦慮所阻礙時，孩子會發現自己也很難克服阻
礙，甚至可能會無意識地忠於父母的發展水平。但是，過著自己生活的父母就
不會無意識地嫉妒，也不會將期望和約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個體化，孩

子就越自由。詩人E.E.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 描述了這樣一種
關係：

沒有什麼比真實更重要的了

——我說，儘管仇恨是人們呼吸的原因——

因為我的父親活出了他的靈魂

愛是他的全部，勝過一切。

林肯曾說過：“既然我不願做奴隸，我也就不願做主子。” 我們希望父母
賦予我們做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就必須給孩子這樣的自由。我們為做自己而努
力奮鬥，常常希望父母能意識到我們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分道揚鑣。所以，我們
必須給予孩子自由。據觀察，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賴的自然
方式。當孩子上大學、找工作或結婚時，雖然大多數父母都感到很高興，但許
多人仍然感到喪失了一部分自我，而這部分與孩子緊密相關。我認識一些父
母，他們每天都給已成年的子女打電話，有時一天打好幾次。這是一種心照不
宣的相互依賴，而且對子女沒有任何好處；它阻礙了後者對第一個成年期的掌
控。後者對第一個成年期的掌控。

許多父母對孩子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沒有上對的大學、沒有和對的人結婚，或
者沒有擁護正確的價值觀。父母越是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獨闢
蹊徑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望。如果我們真的愛孩子，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
事情，就是儘可能地讓自己個體化，這樣他們才能自由地做同樣的事。

與流行的假設相反，分析師並沒有制訂患者應該如何個體化的計劃。分析師試
圖促進患者的內心對話，相信自性的聲音將會顯現，並希望患者相信自己的內
在真實。這種方法將患者視為值得尊重的人，能使神秘的召喚現身，而這種召
喚的展開就是生命的目的。我們也應該如此對待孩子，他們值得與眾不同，他
們對我們沒有任何義務；他們不是來照顧我們的，我們才是要照顧自己的。就
像在婚姻中一樣，我們的任務是愛上另一半的特性。

為自己沒有成為完美父母而感到內疚，或者試圖保護孩子免受生活的考驗，這
對孩子都沒有好處。渴望控制孩子，讓孩子活出我們未竟的人生，讓孩子複製
我們的價值體系，這些都不是愛；這是自戀，它阻礙了孩子的人生旅程。一個
人個體化已經很難了，為什麼他還要承擔我們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對孩子放
手，不僅對他們有幫助，對我們來說也是必要的，它為我們進一步的個人發展
釋放了能量。

人到中年，另一個必須面對的父母情結的方面是，我們與父母的關係如何影響
自己的親密關係。孩子所接觸的親密關係模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青春期的孩
子通常會認為，他或她會選擇與父母不一樣的伴侶，採用不同的相處模式，從
而避免父母婚姻的困境。再往深處猜，只要父母情結在起作用，人們就會選擇
同一型別的人，或是完全不同型別的人。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才會變
得明顯。

因此在中年時，意識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像父母，自己的關係遵循著熟悉的模
式，我們會感到震驚。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年時改變自己，可能需要認真審視
自己的親密關係。我們內在的改變往往需要關係中的附帶變化，無論伴侶是否

有相同的傾向。可悲的是，有時父母情結的影響過於深刻，以至於不可避免
地“汙染”了婚姻。（父母情結對婚姻的影響，類似於軍方描述平民傷亡時所說
的“間接傷害”。）

回想一下榮格關於情結的概念。情結代表了心靈中充滿情緒的能量群，部分從
自我中分離出來，因此可以自主運作。情結本質上是一種情緒反射，其影響力
取決於源頭的強度或持續時間。儘管我們傾向於關注生活中消極的情結，但也
有些情結是非常積極的。毋庸置疑，父母情結非常強大，因為他們在早期生活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許透過一位詩人的作品，可以戲劇性地說明積極和消
極的父母情結。

許多現代詩人已經拋棄了文學前輩所持有的觀念，即他們可以表達整個時代的
精神。相反，他們傾向於反思自己的個人生活，在那裡尋求某種意義，並希望
透過文字的力量來觸動他人的生活。這樣的詩通常被稱為“自
白”（confessional），既因為個人而私密，又因為人類相同的境況而普遍。現

在，讓我們以美國當代詩人斯蒂芬·鄧恩（Stephen Dunn） 的三首詩為例。
第一首是《家務事》（“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母親去世時，我想，

我要寫一首悼亡詩了。

真不可原諒

但後來我原諒了自己

就像被母親深愛過的兒子

能做的那樣。

我凝視著棺材

知道一輩子很短，

要是有幾輩子多好

重溫甜蜜的回憶。

很難確切地知道

如何讓自己走出悲傷，

但我記得12歲時，

1951年，在這個世界

展露面目之前。

我問母親（顫抖著）

能否看她的乳房

她帶我進了房間

沒有尷尬或害羞

我盯著它們看，

不敢要求更多。

多年後的今天，有人告訴我

沒有母愛的巨蟹座人

註定不幸，而我，一個巨蟹座，

再次感到福分。多麼幸運

曾有位母親

給我看了她的雙乳

那時候，我同齡的女孩

乳房發育得各有千秋，

多麼幸運

母親沒有挫敗我

一切恰到好處。

如果我要求碰觸，

或許還會吮吸，

她會怎麼做？

母親，已故之人

她讓我能夠

輕易愛上女人，

這首詩

獻給

我們逗留的地方，獻給

我們完美的缺憾

獻給你守口如瓶，

在屋裡屋外

開始做家務。

在這裡，鄧恩顯然是在處理母親情結，因為他不僅記得過去，而且能夠看到它
對現在的影響。意識到這些經歷及其無聲的影響，是中年之路上的一項必要任
務。

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母親在許多方面的積極影響。首先，在感受到
母愛之後，詩人能夠接受甚至原諒自己。只有得到父母的肯定，我們才能夠愛
自己。其次，詩人意識到他對女性的初次體驗如此積極，因此他可以將這種信
任和愛過渡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顯，他在這裡踏上了危險的境地，甚至作為
一個孩子冒險進入了禁區。接觸“他者”就像造訪一個陌生的星球。如果一個人
的初次接觸得到了支援和鼓勵，那麼以後的接觸大抵也會如此。母親情結的前
兩個影響是被愛的體驗和與“他者”的神秘相遇，第三個是母親所具有的智慧。
例如，她知道在不破壞神秘感或隱私的情況下，如何尊重孩子的求知慾。還需
注意的是，詩人回憶的是基於一個普通的情境，這意味著其非創傷性以及在心
理上積極的影響。

除了維護孩子的安全，父母最深層的角色是原型。也就是說，無論孩子在父母
身上體驗到什麼，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樣，並啟用了孩子自身相似的能力。

自然，父母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父母的孩子，只能示範和傳遞自己有限的經
驗。因此，受傷的、殘缺的靈魂遺產代代相傳。孩子的兩大需求是養育和賦
權。養育意味著這個世界為我們服務，與我們達成妥協，在身體和情感上支援
和餵養我們。賦權意味著使我們能夠迎接生活的挑戰，併為自己渴望的東西而
奮鬥。雖然父親或母親都可以提供養育和賦權，但在原型上，養育與女性原則
有關，賦權與男性原則有關。

在一組名為《遺產》（“Legacy”）的長詩中，鄧恩追溯了他父親在家族故事
（mythos）中的角色演變。第一首詩的標題是《照片》（“The Photograph”），
代表了孩子與潛在賦權原型的相遇。

我父親在“斯塔恩船長” ，

大西洋城的一家餐廳。

那是1950年，

我11歲，也在那裡。

他賣了很多冰箱，

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們在那裡，

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屋裡的人開始竊竊私語之前，

在傳喚證詞之前，

在生活被毀之前。

父親在微笑。我也在微笑。

在我們面前，

有一碗小蝦。

我們穿著相同的襯衫，

短袖上有小帆船。

這是在粗俗和幸福之間

開始產生差異之前。

很快我會起身

弟弟仍挨著他坐。

媽媽會按下快門。

我們相信公平，

我們依然相信美國

就像祈禱，就像聖歌。

雖然父親頭髮逐漸稀疏

但從他的臉色看，

什麼也阻擋不了他。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的懷舊之情（nostalgia）。相機捕捉到了一
個瞬間，那個瞬間的真相，並不是唯一的真相，但仍然是個真相。這個世界該
如何衡量？對詩人艾略特來說，“我們用咖啡勺、我們唯一的紀念碑、混凝土公

路和無數丟失的高爾夫球，來衡量我們的生命” 。而對這位父親來說，對
這個孩子來說，是比別人的爸爸賣掉更多的冰箱。即使失去了童年，失去了虔
誠的美國，但“從他（父親）的臉色看，什麼也阻擋不了他”。我們能感覺到父
親將生活的真相傳遞給了孩子，即使母親透過揭示神秘使這個未來之人得到解
脫。

沒有目睹過這些神秘（真相）的孩子步入成年後會有多麼不同呢？當父母的榜
樣是謹小慎微、恐懼、偏見、依賴、自戀和無能為力時，子女的第一個成年期
就會被這些資訊所支配，或者不顧一切地尋求補償。將自己的認知與父母的資
訊分開，是我們進入後半生的必要前奏。

鄧恩的另一首詩闡明瞭梳理關鍵問題的任務。“我在哪些方面像我的母親？”“我
與母親有哪些不同？”“我有多像我的父親？”“我與父親有何不同？”“誰對我的影
響更大？”“事情發生時，另一個人在哪裡？”“若在不同時空，我的人生旅程會
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必要的問題。答案不一定立即呈現，因為激發我們的東西
往往是無意識的，我們只能透過重複、治療或頓悟來辨別其中的模式。在十年
後寫的第三首詩《無論如何》（“Regardless”）中，鄧恩開始了這一過程。

有一次，颶風來襲

父親帶我去洛克威

看大海的翻騰，

這讓母親很生氣，她的愛

是周全的，是袒護的。

我們看到木製防波堤崩塌，

看到海水漲到了木板路上，

感受到了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晚餐時很沉默

一場更冷、更熟悉的空氣風暴來臨。

父親總是因令人愉快的錯誤

惹來麻煩。

母親警覺地等著它們，

就像被壓迫者

等待他們的歷史性時刻。

工作日，六點過後，我會騎著腳踏車

到艦隊街小酒館，

叫他回家吃晚飯。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兒，興致勃勃的孤獨的愛爾蘭人，

充滿了歡聲笑語。

他在那兒令人羞愧，催他回家令人羞愧。

那時我只是一個小男孩

一個學會了愛上風的人

無論如何，風都會走自己的路。

我以為當時發生的情況

就是傷害。

我們再次看到，父親為孩子揭開了生活的奧秘，在風暴肆虐的大海面前，父親
是精神領袖，指引我們走近奇觀。母親的保護意識雖然周全，但也意味著束
縛，是另一種形式的愛，也是孩子所需要的。於是，兩種形式的愛（eros）在餐
桌上碰撞，孩子夾在中間。颶風的隱喻暗示了其他更黑暗的風暴。因此，孩子
夾在父母中間，叫父親回家令人羞愧，成為傳話筒也令人羞愧。羞愧是孩子內
化的記憶，關於夾在父母之間、愛著雙方、需要雙方的記憶，是無論如何也要
跟隨內心的風的記憶。多年以後，這些發生的事情被識別為傷害。我們要問：
傷害了什麼？有什麼影響？這在今天是如何影響你和其他人的？其他的詩也揭
示了其他的問題。

只要一直保持無意識狀態，我們就會繼續揹負著父母的悲傷、憤怒或未實現的
生活。羞愧也是如此，因為羞愧意味著一個人覺得自己與他人的創傷有牽連。
最後，我們只能根據一個人的品質來評判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自己和他人
沒有造成傷害。在斯蒂芬·鄧恩的這三首詩中，我們看到了積極和消極的父母情
結在起作用。再次強調，情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過去。我們過去
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會滲透到現在，會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感受到被滋養的
程度，直接影響了我們養育他人的能力；我們感受到被賦權的程度，直接影響
了我們過自己生活的能力。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冒險建立關係，乃至想象它是
支援性的而不是傷害性的，這是我們和父母情結的有意識對話的直接結果。

許多人的父母都曾受過傷害，他們無法滿足我們對養育或賦權的原型需求。在
中年時期，研究這段個人的歷史很有必要。我聽到有人說，心理治療就是把自
己的痛苦歸咎於父母，其實不然；我們對人類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

能原諒父母造成的傷害。最嚴重的罪行是保持無意識狀態，這是我們無法負擔
的罪過。無論在過去的歷史中發現什麼創傷和缺陷，我們都有義務養育自己。

自然，要實現我們內心在原型上沒有被啟用的東西非常困難。但沒有巨大的風
險，任何事都難以完成；因為我們必須冒險進入一個充滿恐懼的未知世界。如
果我經歷過父母的背叛，就會發現很難去相信別人，因此也更難冒險建立關
係。我可能會害怕異性。我可能會破壞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甚至從一開始就做
出錯誤的選擇。如果我的價值沒有得到肯定，我就會害怕失敗、避免成功，讓
自己陷入一個不斷逃避生活任務的迴圈中。即便我覺得腳下無路可走，仍然必
須步步向前，一步一個腳印，直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如果不辨別這些重要資訊的來源，不辨別它們源於別人的生活，我們就不會取
得任何成就。我們的任務是更充分地生活，如果沒有來自早年的明顯支援，在
某種程度上便不會實現。榮格曾經說過，除非我們能夠將父母視為其他成年
人，否則我們無法長大；父母在我們的生命中肯定是特別的，也許還曾受過
傷，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只是那些踏上或沒踏上自己心靈旅程的人。當然，我
們也有自己的旅程，這足以讓我們超越個人歷史，發揮全部的潛能。

職業世界：工作與使命

到了中年，沒有人需要被提醒經濟現實。人到中年，我們肯定都聽到過這樣的
陳詞濫調：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但是，就像第一個成年
期的其他投射一樣，金錢到頭來只是流通的金屬或紙片，雖然有用，但在任何
終極意義上都不值一文。因此，每個人都揹負著經濟任務和經濟創傷。對許多
辛苦持家的女性來說，經濟自由是她們所沒有的權利。對許多中年男性來說，
承擔著孩子的正畸賬單和大學學費，經濟就像一件緊身衣，根本脫不下來。

為了滿足這些現實，大多數人不得不一輩子工作。對一些人來說，工作是一種
情感寄託；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退休的夢想就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在招手。弗
洛伊德認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組成部分。但什麼樣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
命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工作是我們為了養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
（vocatus）則是我們被召喚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創造力是個體化的
必要部分，而不回應召喚則會損害我們的靈魂。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選擇使命，而是使命選擇了我們。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如
何回應它。使命可能與掙錢毫無關係。有人可能被召喚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
倡藝術的時代，有人可能被召喚成為一名藝術家，儘管遭遇忽視，甚至被拒
絕，但仍然堅持不懈。

卡贊扎基斯（Kazantzakis） 的小說《基督最後的誘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就著力描寫了這種困境。拿撒勒人耶穌原本只希望像他父
親一樣，做一個為羅馬當局製作十字架的木匠。他想娶抹大拉的瑪麗亞，住在
郊區，駕著健壯的駱駝，生兩個孩子。但他內心的聲音，也就是使命，卻召喚
他去另一個地方。體驗到被父親拋棄的悽苦後，他面臨的最終誘惑是放棄自己
的使命，成為一個普通人。當他想象以這種方式生活時，他意識到他會背叛自
己，背叛自己的個體化。當他對“使命”俯首稱臣時，耶穌最終成為基督。因此
榮格說，正確地模仿基督，不是像從前的拿撒勒人那樣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

個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穌活成基督那樣。 [就如聖保祿（St.Paul）所

說：“我沒有成為基督，但基督活在我心中。”]

職業很少是一條筆直的道路，而是充滿了曲折和坎坷。有媒體報道，在最近任
何一年中，都有近40%的美國人更換職業；不只是換工作，而是改變職業生

涯。 當然，這種流動性和轉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機遇的結果，但也
有許多人是為了改變他們的生活。今天，我們活得更久了；沒有什麼能阻止一
個人從事多種職業，每份職業都啟用了多面體自我的一個方面。

當然，經濟上的必要性不能忽視，但也要考慮自己的選擇。一個人可以在經濟
奴役中度過一生，也可以說：“這是我謀生的方式，是用來支付賬單的；那是我
補給靈魂的方式。”例如，我認識一個有哲學碩士學位的人，他每天從凌晨3點
到上午8點負責送報紙。這是一份無須動腦只為支付賬單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
的時間裡，他是個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間找到了平衡，且兩者都為他服
務。

有些人能夠把工作和使命結合起來，儘管他們可能要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具有
諷刺意味的是，有時強烈的使命甚至要求犧牲自我的慾望。但對使命來說，我
們無法提出要求，只能對其臣服。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來自“俯首稱
臣”。自我並不主宰生活，它所知甚少。正是自性的神秘，令人驚訝地指引我們
變得完整；而我們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在生命旅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當認識到並撤回金錢和權力所代表的投射時，我們就不得不捫心自問：“我的使
命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被時常提出，我們也必須虛心聽取答案。在個體化的
過程中，我們可能會被召喚使許多種能量現身。正當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時，
我們可能會受到由內而外的破壞，並被召喚轉向新的方向。無論我們的社會負
擔如何，無論我們的經濟約束如何，我們都必須不斷地問自己：“我的使命是什
麼？”然後，依靠計劃、代價和足夠的勇氣，我們必須找到完成使命的方法。

犧牲自我以及它對物質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無疑令人痛苦，但這種痛苦遠不
及我們回顧生活時對於沒有回應召喚的後悔。我們的使命是儘可能地成為自
己，我們的任務是找到實現的方法。評判我們的標準，不僅有內心是否善良，
還有我們是否勇敢。放棄奮力爭取的安全感也許令人恐懼，但它根本比不上否
認我們自身使命帶來的恐懼。靈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資和福利並不能滿足
它。

劣勢功能的顯現

現代世界的複雜性催生了各個領域的專家，以更好地滿足其需求。因此，從小
學開始，我們就根據能力和資質被分組，並被引向越來越專業化的方向。我們
在專業化上走得越遠，人格受到的損害就越大，靈魂也就越遲鈍。在商業和專
業培訓的重壓下，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因此，我們逐漸被狹隘的學
術背景所束縛。榮格對神經症最簡單的定義是“自我分裂”，即人格的片面性。

這一定義將涵蓋我們所有人，特別是因為之前討論過的後天人格的反應
性，也因為西方社會教育過程的本質。我們接受的訓練越多，人格就越狹隘。

1921年，榮格出版了一本書，描述了八種人格型別，說明了我們處理現實的不

同方式。 他的術語“內向”和“外向”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語言。思維、情
感、感覺和直覺這四種功能，人皆有之，只是比例不同。所謂的優勢功能，是
我們為了適應現實而本能地求助的功能。型別學（typology）似乎有一個遺傳基
礎，儘管肯定會受到周圍人的影響。內傾或外傾的態度描述了我們傾向於將現
實視為“內在”還是“外在”來處理。因此，一個外傾感覺型的人，很可能會被外
部世界所吸引，成為一名工程師或廚師；而一個內傾思維型的人，可能會成為
一名學者，但絕對不擅長做推銷員。

我們的優勢功能通常很早就出現了，而且我們都傾向於儘可能地使用這些功
能。此外，如上所述，我們很快就會根據我們所擅長的領域被分類，並進一步
蜷縮排自己的專業領域。我們接受的訓練越多且越成功，視野和人格也就越狹
隘。社會為此獎勵我們，而我們也串通一氣，因為遵循我們的優勢功能，比使

用那些笨拙的或回報較少的功能更容易。

優勢功能的概念並不意味著更好，僅僅意味著更發達和更多地被利用。劣勢功
能是指人們最少求助的處理現實的模式，也是讓一個人感覺最不舒服的模式。
一個思維型的人不是沒有情感，但審視事物的含義，如何理解它，如何處置
它，是思維型發揮作用的自然方式。這個人的情感生活會以更原始、更簡單的
方式展現出來。

在中年之路上，心靈中不太發達的部分會要求得到關注。榮格認為弗洛伊德是
一個情感型的人。他用聰明的頭腦想出許多合理化的方法，來為他充滿激情的
情感辯護。當他的同事提出異議並離去時，他認為他們是精神分析的叛徒。他
沒有冷靜地闡述他的理論並將其交給眾人評判，而是用它們來捍衛對生活的情

感導向。與之相反，榮格是一個外傾直覺思維型的人，他的思維範圍涵蓋了精
神分裂症、鍊金術和飛碟等主題。他擁有直覺型的“發散思維”，但缺乏感覺型
的順序邏輯。為了增進他的感覺，他烹飪、雕刻和繪畫，所有這些都旨在將劣
勢功能帶入意識。

人到中年，我們會遇到很多苦惱，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內在的。部分內在的
苦惱源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和社會串通一氣，忽視了個人的完整性。我們在
容易的事情上就“駕輕就熟”，我們被獎勵的是生產力而非完整性。在夢境中，
我們活出了人格的另一面，因為劣勢功能是通往無意識的活板門。如果我們要
作為個體發展，如果我們要加強人際關係，就必須認真對待型別學的問題。

榮格的型別學理論不僅僅是另一種將人歸類的方式。型別學的知識主要在兩個
方面對我們有幫助。首先，人與人之間衝突的最大原因是他們根據不同的型別

導向而行動。尼爾·西蒙（Neil Simon） 的經典話劇《古怪的一對》（ The
Odd Couple ）講了一個老生常談的笑話，它基於兩個對立型別的相互對抗。主
人公奧斯卡（Oscar）和菲利克斯（Felix）處理現實的方式截然相反：一個人認
為凌亂的房間是一片狼藉，另一個人則認為所有的東西都觸手可及；兩個人都
堅信自己是正確的，而另一個人是固執己見。眾所周知，人際關係尤其是婚
姻，會因不同的性格型別而受到困擾。認識到伴侶可能是另一種型別的人，可
以提升我們的善意，並大大減少誤解和緊張。

對一個人的優勢或主導功能的瞭解，也是對一個人處理現實的劣勢或不足的瞭
解。它告訴我們，為了更好地適應外部世界和平衡心理，需要發展自己人格的
哪些方面。具體來說，我們需要能夠完成那些通常我們會避免的任務，比如說
經常要求伴侶為我們打掩護的事情。

在任何關係中，我們都應該去問：“我期待這個人替我去做些什麼？”這個問題
不僅適用於內在小孩的情感議程，也適用於型別學的問題。認識到相互依存的
關係，其意義遠甚於分清誰割草、誰管賬等瑣事。它的意義在於讓我們能夠自
給自足，並且能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在中年之路上，看到成功的一面是如何禁錮和束縛整個人的，這是很有用的。
例如，慢跑和積極參加運動，不僅僅是應對壓力的一種手段，它們還代表了在
辦公桌前度過一週後，再次與感官世界取得聯絡。對於體力工作者來說，心靈
的生活則可以喚醒他的劣勢功能。一開始，這個不太適應的過程會讓人覺得彆
扭，但最終，心靈會產生一種更堅實的幸福感。

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個平衡心理發展的過程不能指望老闆甚至家人的合作。因
此，我們更需要在這裡或那裡擠時間。當愛好被看作用於滋養靈魂而不是充實

時間時，我們可能會更認真地尋找常規運作之外的替代方式。然而，對於嘗試
新方向而非遵循老路的擔憂，可能會阻止我們為被忽視的心靈部分提供能量，
無論其潛在的回報多麼豐厚。

重新找回那些因專業化、忽視或禁止而被遺棄的自我，這是我們在中年之路上
與自己相會的一部分。對型別學的考慮遠不止告誡我們要培養一項愛好。對於
許多人來說，這是使過於片面的人格恢復平衡的唯一方法。

陰影入侵

前面談到，自我為了應對社會化，為了獲得人格面具而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人
格面具代表了呈現給外部世界的必要面孔，它也保護著我們的內心生活。但
是，正如對優勢功能的依賴代表了一種偏倚，人格面具也只是自性的一個碎
片。人格面具在處理外部現實時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更廣闊的、未被探索
的心靈在等待著被發現。

讀者應該記得，陰影是指個體身上被壓抑的一切。我們在某個特定的自我形象
上投入越多，我們對現實的適應就越片面。我們對中年生活投入越多的安全
感，陰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令人不安。

大多數人都會為自己做過的事情感到窘迫。也許是陷入婚外情、濫用藥物，或
是離開那些依賴我們的人。誰沒有在凌晨4點醒來，發現床腳有個齜牙咧嘴的魔
鬼呢？我們所有的反常行為都代表著對更多生機和新生的盲目追尋，儘管它們
的後果可能對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足夠誠實，就能分辨自己的自
私、依賴、恐懼、嫉妒，甚至是破壞力。這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但比我們光
鮮的人格面具更加豐滿，更有人情味。人類最睿智的話語之一出自拉丁語詩人

泰倫斯（Terence） 之口：“我是人類，人類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陌生。”

當我們把這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時，它是令人不快的。

陰影不應等同於邪惡，而應等同於被壓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陰影蘊藏著豐富
的潛能。意識到陰影，會讓我們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個沒有陰影的人是
非常乏味和無趣的。願意讓我們最黑暗的衝動、被壓抑的創造力浮出水面並得
到承認，是整合它們的前提。負面的陰影內容，如暴露、慾望、生氣等，在無
意識的情況下表現出來，可能是破壞性的，但如果有意識地予以承認和引導，
它們則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具體來說，無論是無意識行為，對他人的投射，還是抑鬱或軀體疾病，陰影都

會顯現其中。

陰影體現了所有未被允許表達的生命。它體現了我們失去的敏感，這種敏感一
旦被否認，我們便會被感情牽著鼻子走。它代表了我們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
一旦被拋棄，我們將陷入厭倦和衰弱。它體現了我們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一
旦被壓制，我們的生活將變得僵化和乏味。它代表了一種尚未被利用的生命

力，比我們有意識的人格更加強大，而它一旦被阻擋，將會導致我們的活力和
熱情的減退。

人到中年，有意識地與陰影相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不管怎樣都會隱秘地運
作。我們必須審視自己嫉妒和討厭別人什麼，並承認那些只是自己的投射而
已。這有助於防止我們因自己未做之事而責備或嫉妒他人。它鼓勵我們認識
到，我們的生命潛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們常常過於自鳴得意，對自我
的成就過於自信。它還揭示了能量、創造力和個人發展的其他來源。透過與自
身的陰影對話，我們可以消除對他人的敵意或嫉妒，而這些來源於我們的投
射。過好自己的生活已經夠難了；如果我們專注於自己的個體化，而不是糾纏
於別人的事務，每個人都會更加舒適。

如果生命的意義與意識和個人發展的範圍直接相關，那麼中年時期的陰影入侵
就是必要的，並且具有潛在的治癒作用。我對自己瞭解得越多，就可以發揮更
多的潛力，我的個性就會更加豐富，我的生命體驗也會更加多彩。

第四章
文學案例研究

但丁曾說：“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黑暗的森

林。” 然後，他開始了精神朝聖之旅，修正自己生命的意義。

在本章中，我將討論一些文學案例，而不是臨床案例。正如亞里士多德在2500

年前所說，藝術有時比生活更清晰，因為藝術包含了普遍性。 藝術家能
夠像但丁一樣，墜落至地獄，然後帶著旅途中的故事歸來，以一種特別清晰的
方式呈現我們的處境。我們不僅會去認同一個特定的角色，還會將其看作人類
普遍處境的戲劇化表現。既然我們共享了相同的處境，就可以從他們的侷限、
洞見和行動中瞭解自己。

詩人艾略特曾指出，我們唯一優於過去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容納過去，並因

過去而博大。 換句話說，透過文學和藝術，我們可以容納人類所面臨的
更多可能性，並擁有進一步成長和發展的空間。舉個例子，哈姆雷特必須去唸
為他而寫的臺詞。我們都有哈姆雷特情結，即知道應該做某事，卻做不了。但
與哈姆雷特不同，我們有機會透過意識來改變劇本。

《浮士德》與《包法利夫人》

19世紀初期歌德的《浮士德》和中期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這兩部截然不
同的經典作品，戲劇化地描述了一個人的困境：這個人的成年早期充滿著各種
投射，到中年時卻陷入了困惑、沮喪和惆悵。

博學的浮士德體現了文藝復興的理想，即掌握了豐富的知識。他精通法學、哲

學、神學和醫學，但他卻說：“儘管我滿腹經綸，也並不比從前聰明。”
憑藉他的優勢功能——思考，浮士德達到了人類學習的頂端，嚐到的卻不是甘
甜，而是苦澀。有多少執行長（CEO）和他一樣感到失望？他獲得的成就越
多，他的劣勢功能和情感就越被壓制。他的情感——思維有多複雜，情感就有
多原始——最終咆哮而出，使他陷入深深的抑鬱之中。他的學識令人驚歎，但
他的阿尼瑪卻備受壓抑。他的抑鬱如此嚴重，以至於他不止一次考慮自殺。他
意識到內心有兩個靈魂在鬥爭，一個渴望創作出絕妙的音樂，另一個則被平庸
和雜務所束縛。在這個極度緊張的時刻，在一個現代人會精神崩潰的時刻，梅
菲斯特找到了浮士德。

在歌德的筆下，梅菲斯特並不邪惡，而是體現了浮士德的陰影。“我是部分的一

部分，部分原本是大全；我是黑暗的一部分，黑暗孕育了光明。” 梅菲斯
特將陰影描述為整體的一部分，它被忽視和壓抑，卻是最終帶來整體的辯證所
必需的。

歌德的《浮士德》內容極其豐富，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解讀，其中之一便是中年
自我與其分裂部分的對話。浮士德從自殺的邊緣被拉了回來，他與梅菲斯特打
賭，而不是約定——他們將踏上體驗世界的神奇之旅。因為浮士德代表了人類
對求知的永恆渴望，所以他說，只要他在旅程中有朝一日感到永遠滿足，梅菲
斯特就可以擁有他的靈魂。

正如我們所知，無意識的東西總是折磨內心或者向外投射。浮士德最初處於有
自殺傾向的抑鬱狀態，他與陰暗的梅菲斯特的相遇是一次重生的機會。但他必
須首先進入自己的內心，體驗在片面的第一個成年期中被壓抑的一切。

浮士德的核心遭遇是與他的阿尼瑪遲來的相會，後者是他內在的女性特質，是
情感、純真和歡樂的中心，其外在形式是一個名叫瑪格麗特的淳樸農家女孩。
她對這位知名學者的廣博知識感到震驚，而浮士德也被她迷住了。他用通常表
達宗教情感的詞語來描述她，他對她的喜愛如同青春期的熱戀。這表明了在這
位學者的教育中，阿尼瑪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他們之間複雜的關係導致了瑪格
麗特的母親中毒，兄弟被謀殺，而瑪格麗特也最終精神崩潰。充滿罪惡感的浮

士德，被梅菲斯特帶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這種膚淺的情節概括有點像一部以浮士德為反派的肥皂劇。的確，在引誘和毀
滅瑪格麗特的過程中，浮士德絕不是無辜的，但他的無意識程度和中年變化的
意義才是我們的關注點。就此而言，故事揭示了一個人以犧牲他的陰影和阿尼
瑪為代價，發展了他的優勢功能，即他的聰明才智。阿尼瑪沒有充分發展的結
果是災難性的，就像中年外遇經常表現的那樣。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會傷害我們
自己，也會傷害他人。浮士德並非不道德，但他在無意識中具有破壞性。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一個人的每個部分會一起成熟。西方社會在核毀滅和延長壽
命方面突飛猛進，但道德成熟的腳步卻滯後不前。同樣，浮士德在外部世界中
的角色大獲成功，但他的內心生活卻遭到忽視。與他的聰明才智相比，他的阿
尼瑪是無意識的、原始的，所以後者表現為一個淳樸的農家女孩。這種新生的
迫切需要，最初以一種準宗教的形式呈現，實際上是要求把被忽視的女性特質
帶入意識之中。每個人都很難認識到自己所需要的是內在的療愈。在外面的世
界裡尋求安慰和滿足要容易得多。

浮士德的困境讓人想起了美國現代作家約翰·契弗（John Cheever） 的短篇
小說《鄉居丈夫》（“The Country Husband”）。一個商人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倖存
下來，發現他的城郊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死亡的氣息喚醒了他的阿尼
瑪。他對妻子和她的朋友大發脾氣，愛上了青春年少的保姆，並跑去接受心理
治療，然後被告知自己正遭遇中年危機。診斷結束之後，他有了一個愛好，在
故事的結尾，他在地下室裡擺弄木頭。在他的內心深處，沒有任何問題得到解
決，沒有任何東西被瞭解或整合；就像行星在太空中旋轉，軌道一成不變。

浮士德和契弗筆下的主人公都在中年時遭遇了抑鬱和死亡恐懼；兩個人都透過
一個年輕女孩尋求阿尼瑪的治癒。兩個人都在受苦，卻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正如榮格所說，神經症是一種尚未發現其意義的痛苦。我們與中年的相會
既包含痛苦，也包含對意義的追尋。然後，成長才成為可能。

在福樓拜的書中，艾瑪·包法利（Emma Bovary）就是那個農家女孩。當她見到
當地醫生查爾斯·包法利時，便設法誘惑他，從農場搬到了他的小鎮上。她把一
切投射到婚姻和地位上，期盼自己從平凡中得到拯救。但婚後不久，她就懷孕
了，並對乏味的丈夫感到厭倦。受19世紀法國天主教文化的限制，她既不能墮
胎，也不能離婚，更不能像幾十年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那樣離家出走。她閱讀
愛情小說（相當於今天的肥皂劇）消磨時間，在腦海中幻想著自己的情人，期
待他們把她從平庸的生活帶入上流社會。她慫恿查爾斯做了一個複雜的手術，
不幸以災難告終；她開始了一系列的外遇，並借錢來支援她瘋狂的消費行為。
她的阿尼姆斯的發展，首先投射在查爾斯身上，然後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
那裡，她沉浸在被他人營救的浪漫幻想中。像浮士德一樣，她尋求超越自己的
侷限性，卻不明白必須從內心著手。

我們越處於無意識狀態，我們就越向外投射。艾瑪的生活是一系列不斷升級的
投射，每一次都無法令人滿意。她甚至在通姦中發現了“婚姻的所有陳詞濫調”

。最後，她被情人拋棄，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對尋找夢中情人感到絕
望，計劃結束自己的生命。她看過的小說告訴她，女主人公如何在天使和天籟
的陪伴下升入天堂。她服下毒藥，這是最後的超越，最後的投射。福樓拜一語

破的地說道：“八點鐘，嘔吐開始了。” 她最後看到的不是天堂，而是一
個盲人的臉。她曾經在赴約路上遇到的那個盲丐再次出現，象徵著她的內在男
性，即阿尼姆斯的盲目。

浮士德和艾瑪並不邪惡。未曾經歷的生活迫使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他們將
內心的異性元素投射到外人身上，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追求的東西最終是在內
心。雖然他們的故事是由偉大的藝術家創作的，但他們的“中年之路”對所有人
來說並無二致。

《地下室手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描寫了一種截然
不同的中年境遇。該書出版於1864年，控訴了人們對進步論、改良論的狂熱崇
拜，以及人們認為理效能夠根除世界災難的天真樂觀主義。但它不僅是對時代
精神的分析，更代表了與陰影的深刻交鋒。很少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
樣，對內心的黑暗有如此坦誠和深刻的洞察力。

《地下室手記》以不太典型的維多利亞文學的抒情語句開頭：“我是一個病人，
一個刻薄的人。但實際上，我對我的病一點也不瞭解；我甚至不清楚我得了什
麼病。”這個無名之人開始了自戀的獨白：“那麼，一個正派的人最喜歡談論什
麼呢？當然是自己。所以我也要談談我自己。”在接下來的篇章中，他描繪了自
己的恐懼、投射、憤怒、嫉妒，以及那些人們往往會否認的過於人性化的特
質，並狡黠地指出：“所有人都在為自己的疾病炫耀，而我可能有過之而無不

及。”

這個地下室的人讓我們意識到，所有人在第一個成年期所做的事情，不過是對
生命創傷的反應。我們建立了一套基於創傷的行為，並以合理化的方式來實踐
我們受侷限的認知。但這個地下室的人不會放縱自己，也不會縱容我們合理
化。讀者希望更好地瞭解他，因為他的自我控訴牽連到我們所有人。但是，就

像他說的：“一個像我這樣頭腦清醒的人怎麼可能尊重自己？” 他把人類
定義為“忘恩負義的兩足動物，但這還不是他主要的缺點，他主要的缺點是永不

悔改” 。

這個地下室的人拒絕讓自己變得可愛或者可原諒。他既不放過自己，也不放過
讀者。他的自我分析讀起來並不令人愉快，但他很有先見之明地稱自己為第一

個“反英雄”（antiheroes）。 他的英雄在於他的反常，他的誠實使讀者不
得不自我反省。因此他告誡：

我不過是把事情推向了極致而已，而你們連做到一半的膽量都沒有，你們還把
自己的懦弱當作理智，自欺欺人並聊以自慰。因此，較之你們，我可能還更有

活力一些。

卡夫卡曾寫道，一部偉大的作品應該像一把斧子，可以劈開我們內心冰封的海

洋。 《地下室手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有些人仍然質疑它的文學價
值，認為它主要是對一個膚淺的樂觀主義時代的控訴。但我們也可以把《地下

室手記》看作一個人在中年時為了與自己相會而做出的努力。從霍桑 、

梅爾維爾 、愛倫·坡 、馬克·吐溫，到史蒂文森 的《化身博

士》，再到康拉德 的《黑暗的心》，在文學作品中，與陰影相遇並不罕
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帶我們進入了野獸的腹地。他描畫出了人們竭力想要隱
藏的劣等領域。然而，我們越努力壓制和分離這碩大的陰影，它就越會在投射
和危險的行為中顯現，就像我們在浮士德和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的那樣。

儘管與陰影的相遇可能令人痛苦，但它讓我們與人性重新連線。它包含著原始
的生命能量，如果有意識地加以處理，可以為我們帶來改變和新生。當然，要
把自戀轉變成有用之物很困難，但至少它可以得到控制，使其他人不受傷害。

用與其同時代的波德萊爾 的話來說，這個地下室的人就是“我的同類，我

的兄弟”。

詩人與詩歌

以藝術為使命的人，經常會有意或無意地塑造和重塑他的神話。偉大的詩人葉
芝就經歷了無數次的轉變。據說，一些朋友會在某個時刻抱怨，他們剛剛習慣
詩人的老樣子，詩人就出現了新樣子。他回答說：

每當我重寫我的詩歌

那些認為我做錯事的朋友

應該知道什麼是關鍵所在

我所重寫的，正是我自己。

接下來的三位詩人代表了重塑個人神話的自覺努力。隨著權杖和法冠的偉大神
話逐漸消退，王權和教會失去穩固之力，個體只能在荒原上自行開闢道路。許
多現代藝術證明，雖然我們需要在過去的廢墟中尋找答案，四處挑選一件仍然
適用的象徵性斗篷，但主要還是從個人經驗中提取意義。如果過去的精神源泉
對今天的藝術家來說普遍不可用，那麼他們將不得不從自傳的碎屑中摸索靈魂
的經度和緯度。在這些碎屑中，最重要的通常是父親母親、童年環境和文化薰
陶。

在上一章中，我們看到了斯蒂芬·鄧恩在處理他的父母情結。我們發現，另外三

位現代美國詩人——西奧多·羅特克 、理查德·雨果 和黛安·瓦科斯

基 ——也在“記憶寶庫”中篩選，試圖拼湊出一個連貫的自我意識。

正如我們所見，人們最迫切的兩個需求是養育和賦權，前者讓人感覺生活以某
種方式為我們提供幫助和服務，後者則讓我們感覺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西奧
多·羅特克在密歇根州的薩吉諾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在那裡擁有一個溫
室。溫室成為羅特克許多詩歌的發源地，因為它不僅象徵著他字面上的家，而
且象徵著對“綠色世界”伊甸園般的記憶。養育和賦權的原型力量，透過父母的
形象得以傳播。當父母能夠攜帶這些強大的力量並將其傳遞下去時，它們就會
在孩子體內被啟用。如果孩子在父母身上找不到這些力量，他們就會在替代者
身上尋求。多年以後，羅特克回憶了他父親手下的三名僕人，她們幫助他填補
了孩子的原型需求：

三位老太太走過

踩得溫室的樓梯嘎吱作響，

拿出白色的繩線

纏繞，纏繞

香豌豆卷鬚，卵葉天門冬，

旱金蓮，攀緣而上的薔薇，

挺直的康乃馨，紅菊花；

堅硬的莖稈，節理像玉米，

她們將其捆綁收攏，

她們就像是保育員。

比鳥兒迅捷，她們蘸取

泥土，篩掉泥土；

她們潑灑搖晃；

她們跨越管道，

她們的裙子在棚子裡翻騰，

她們的手汗溼得閃閃發亮；

她們像成排飛行的女巫

自由自在地創造；

她們用卷鬚做針

用莖稈縫補空氣；

她們挑揀因寒冷而沉睡的種子，

她們的生活是線圈、圓環和年輪。

她們為太陽搭起花棚；她們忘卻了自身。

我記得她們如何將我抱起，一個瘦弱的小孩，

掐捏我細細的肋骨

直到我躺進她們的懷裡，大笑，

柔弱得像只小奶狗；

此刻，我孤單寒冷地躺在床上，

她們仍在我腦海裡盤旋，

三位古老堅韌的老太太，

她們的頭巾被汗水凝固，

她們的手腕被荊棘刺傷，

她們沉重的氣息輕輕吹過

在我第一次睡著的時候。

這三個女人，就像琥珀裡的蒼蠅，被凍結在時間中，仍然滋養著詩人的內在小
孩。在詩人經歷對抗抑鬱和喪失的艱難時期，她們的工作，她們對內在小孩的
照顧，此刻似乎提供了一塊聖地（temenos），守護著詩人受傷的心靈。她們不
僅僅是僕人，還是成長中的事物的保姆，不論是對植物還是孩子來說。詩人的
記憶再現了那些簡單事物的神奇，比如，翻騰的裙子、女巫般的動作、被汗水
凝固的頭巾、被荊棘刺傷的手腕、沉重的氣息，這些轉喻開啟了通往過去的大
門。在孤單和寒冷的艱難當下，詩人重新與一段滋養的、充滿生機的時光聯絡
在一起。記憶的作用是維持甚至餵養飢餓的靈魂。正因如此，我們在中年時期
面對的生活的廣漠、旅途的孤獨，可能部分地被某段生命得到支撐和維持的記
憶所調和。

詩人理查德·雨果則很難找到這種栩栩如生的記憶：

你記得詹森這個名字。她似乎老了，

總是一個人在屋裡，蒼白的臉貼在窗戶上，

郵件一直沒寄來。兩個街區外，格魯布斯基一家

瘋了。復活節，當他們升起旗幟的時候，

喬治吹起壞了的長號。

野玫瑰提醒你道路未鋪，都是碎石和空缺。

貧窮是真實的，無論是金錢還是精神，

每一天都像禮拜一樣緩慢。你還記得角落裡

俗套的教會團體，對星星

大聲疾呼他們的信仰，那些激動的聖教徒

租用穀倉，進行他們一年一度激動的演唱

當你從戰場上歸來，穀倉已被燒燬。

得知你認識的人都已離世，

你試圖相信這些鋪就的路得到了改善，

你不在的時候，搬進來的鄰居很好看，

他們的狗也喂得很好。你仍然需要

惦記許多空地和蕨類植物。

修剪整齊的草坪使你想起妻子乘坐的

那趟火車，一去不返，前往某個遙遠的空城，

你永遠記不住這個奇怪的名字。時間是6：23。

日期是10月9日。年份仍然模糊不清。

你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這個社羣。

在模糊的記憶中，格魯布斯基一家貶低你

無法彌補。你知道你必須再演奏一次

詹森太太又蒼白地站在視窗，一定聽到了

刺耳的音樂蓋過了路上的車水馬龍。

你很愛他們，但他們仍然無事可做

沒有錢也沒有心願。愛他們，而陰鬱

是他們的疾病，你攜帶著額外的食物

以防你被困在某個奇怪的空城

需要飢渴的愛人做朋友，需要感覺

在他們建立的秘密俱樂部裡，受歡迎。

雨果的童年在窮街陋巷裡度過，那裡物資匱乏、精神貧瘠。對孩子來說，時間
過得很慢，但又如此之快，似乎難以解釋後來所有的變化。生活確實得到了改
善。街道鋪得平整，草坪修剪整齊，寵物餵養妥善。但另一些畫面則浮現在我
們的生活中。人們來了又去，有些親近，有些不那麼親近，唯一不變的是詩人
試圖弄明白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詩人覺得童年的軌跡、鄰里的關係，導致
了現在的局面。

如果詩人認為他的生活是失敗的，那麼生活的起點也會被牽連，童年的美好願
望遭遇貶值。然而，雨果和羅特克一樣，在黑暗的日子裡，仍然會回到他的出
發地，以便弄清楚自己是誰，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即使是現在，“陰鬱/是他們的
疾病，你攜帶著額外的食物”。如果沒有資源支援，一個人很難踏上通往未知世
界的漫長旅程。既然我們知道，朋友和愛人都有自己的旅程，只能與我們同行
一段路，詩人就不得不將記憶的碎片作為靈魂食糧。

雨果和羅特克都是上一首詩最後提到的“秘密俱樂部”的成員。這是一群資源枯

竭的人，他們不得不重新組織起來，以獲得神話的支援。詹姆斯·希爾曼

指出，所有的個案歷史都是虛構的。 一個人生活中的事實，比起我們如
何記住它們，如何內化它們，如何被它們驅動，或者如何處理它們，本身倒沒
那麼重要。

每天晚上，當我們的無意識攪動日常生活的碎屑時，神話的製造過程就開始
了。記憶也是如此，視情況而定，可以維持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固著在童年，
或者欺騙我們。回到童年的場景，無論是字面上還是想象上，都有助於人們與
所謂的現實建立一種成熟的關係。參觀兒時的學校，就會發現，本來高大的課
桌、令人生畏的走廊、無盡的操場，都成比例地縮小了。同樣，過去的創傷可
能會被攜帶著內在小孩的成年人所同化，並允許記憶中的痛苦或快樂被成年人
的知識和力量所重塑。

當我們發現不知道自己是誰，沒有救援人員，也沒有父母的幫助，而旅途夥伴
卻能很好地生存，我們就踏上了中年之路。當我們承認自己來到這個關鍵的時
刻，也許接下來能夠理清生命的脈絡，找到從過去走到現在的路徑。

黛安·瓦科斯基試圖透過檢查她過去的模糊照片來發現自己是誰：

妹妹穿著一件剪裁考究的絲綢襯衫，遞給我

一張父親的照片

身穿海軍制服，戴著白色帽子。

我說：“哦，這是媽媽以前放在梳妝檯上的那張。”

妹妹控制著表情，偷偷地看向母親，

一個老女人，全身臃腫，

就像二手市場的床墊，雖然沒有破洞和裂縫，

妹妹說：“不是。”

我又看了看，

發現父親戴著婚戒，

他和母親住在一起時

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婚戒上刻著：

“致我最親愛的妻子，

愛你

士官長。”

我意識到這張照片是他第二任妻子的，

他離開我們的母親好去娶她。

我母親說話了，她的臉就像北達科他州的

無人區一樣平靜，

“我也可以看看嗎？”

她看著它。

我看著那穿著考究的妹妹

和穿藍色牛仔褲的自己。在我為數不多回家的一天

或是陪伴家人的一天，我們在這裡分享這些照片，

是想傷害我們的母親嗎？因為她滿臉愁容，

此刻不是她慣常的痛苦，

而是一種無以言表的神情。

我轉過身去，說我得走了，因為我要和朋友共進晚餐。

但我從惠蒂爾一路開到帕薩迪納，

都在想著母親的臉；我永遠無法愛她；

我父親也不愛她。但我知道我繼承了

這具破舊不堪的身體，

冷冰冰的臉和鬥牛犬的下巴。

我一邊開車，一邊想著那張臉。

傑弗斯 的加州美狄亞激發了我的詩歌靈感。

我殺死了我的孩子，

但當我在高速公路上換車道時，我向後視鏡裡

一瞥，我看到了那張臉，

即使不像幽靈，卻一直在我身邊，就像放在愛人錢包裡

的照片。

我多麼憎恨我的命運。

與助人遺忘的舒緩香薰不同，照片能使人提取無意識中的記憶。三個女人，母
親、妹妹和詩人，透過一張舊照片被拉到了一起。在表面之下，潛藏著過去的
創傷和緊張。詩人穿越時間，就像孩童踩在池塘的冰面上，不知道哪塊冰堅
固、哪塊冰易碎，但仍然要試著走過去。在另一首詩中，瓦科斯基講述了她如
何“選擇”喬治·華盛頓作為她的父親，因為她的親生父親當了“30年計程車官長，

總是離家在外”。 她選擇了那個過去生活在弗農山莊、如今靜立在美元鈔
票和孩童記憶中的男人，因為“我的父親造就了我/一個孤獨的女人/沒有目標/我

就像是一個孤兒/沒有父親” 。

瓦科斯基對她母親的體驗，如同雨果對老鄰居的體驗一樣，就像二手市場的床
墊，就像空曠的北達科他州，令人望而生畏。她的妹妹穿著考究，與“穿藍色牛
仔褲的自己”形成對比。當她開車回家時，無論家在哪裡，她知道自己都是獨自
旅行的人。他們所有人，士官長、母親、妹妹、她自己，都是孤獨的旅人。不
像羅特克可以從溫室裡的三個老太太身上汲取養分，也不像雨果甚至可以從陰
鬱的灰色中汲取養分，瓦科斯基知道，她無法從照片所描繪的時光或人物那裡
得到力量、安慰或滋養。她承認自己無法愛她的母親，也無法愛那個士官長父
親。然而，在後視鏡裡的那張臉上，在她自己的身上，攜帶著母親的影子。她
從惠蒂爾到帕薩迪納，經歷了各樣的心靈歷程，但她母親的影子一直跟隨著
她。

就像另一個被詛咒的悲劇女性美狄亞 一樣，她殺死了自己內在的潛能。
在受侷限的視角下，她構建了自己的生活。她越想擺脫惠蒂爾的過去，過去就
越侵入她的內心。她總結道：“我多麼憎恨我的命運。”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區分宿命（fate）和命運（destiny），就像2500年前的雅典悲
劇作家所做的那樣。當然，瓦科斯基沒有選擇她的父母，就像他們沒有選擇她
一樣。但是，他們在時空交匯處遭受宿命的折磨，彼此傷害著對方。由於這些
創傷，我們發展了一系列的行為和態度，以保護那個脆弱的小孩。這些態度和
行為，經過多年的強化，成為後天的人格，化身虛假的自我。瓦科斯基準確地
回到了她的根源，去了解她是如何發展而來的。然而，她所看到的卻讓她感到
厭惡，因為從後視鏡中回望到的是那個她和士官長都無法愛上的女人。只要她
是她無法愛上的人的影子，她就無法愛自己。

然而，命運並不等同於宿命。命運代表了一個人的潛能，代表了內在的可能性
——可能實現也可能不會實現。命運邀請人們做選擇。沒有選擇的命運無異於
宿命。瓦科斯基想要超越她日益憎恨的事物，而這些東西仍將她與她所鄙視和
否認的事物聯絡在一起。只要她把自己定義為母親的女兒，她就與自己的宿命
綁在了一起。儘管這首詩有其侷限性，沒有提供多少超越宿命的希望，但另一
方面，創作這首詩所固有的自省，卻代表了必要的意識覺醒和個人責任，從而
使命運的展現成為可能。

如果不努力走向意識覺醒，一個人就會永遠固守創傷。在西爾維婭·普拉斯著名
的懺悔詩《爸爸》（“Daddy”）中，她回憶起站在黑板前的教授父親，突然把他
看作“把我漂亮的紅心咬成兩半”的惡魔，並補充道，“20歲時，我試圖死去/然後

回到，回到，回到你身邊”。 她父親的罪過是在她10歲時去世，那時她的
阿尼姆斯需要父親的幫助，把她從對母親的依賴中解救出來。就像瓦科斯基一
樣，她被父親拋棄了，被留在母親身邊，被困在傷害之中。普拉斯的憤怒和自
我憎恨反覆拉扯著她，直到最後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一個人固守創傷時，
他會憎恨鏡子裡的那張臉，因為它與那些造成傷害的人如此相似；並且會為自
己未能擺脫過去而自我憎恨。

藝術家透過表達普遍性的能力，往往能比傳記事實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阿波

利奈爾（Apollinaire） 寫道：“記憶是狩獵的號角，它的聲音隨風消逝。”

我們的傳記則是陷阱，是欺騙性的誘惑，把我們凍結在看似真實的過去
中，讓我們固守創傷，成為被宿命左右的動物。

在中年之路的秘密俱樂部裡，有一個盛情邀請，讓人們擁有更強的意識和更大
的選擇空間。有了更強的意識，就會有更大的機會去寬恕他人和自己，並且透
過寬恕，從過去中解脫出來。我們必須更加自覺地塑造個人神話，否則永遠不
會超越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第五章
個性化：榮格的當代神話

中年之路的體驗，就像一覺醒來發現自己隻身在一艘顛簸的船上，目之所及，
不見港灣。此刻，我們面臨三個選擇：繼續睡覺，棄船而逃，或握住船舵繼續
航行。

選擇與決定

在決定的那一刻，靈魂的崇高冒險從未如此清晰。握住船舵，我們便承擔了旅
程的責任，不管它有多麼可怕，看起來多麼孤獨或不公平。鬆開船舵，我們便
被困在第一個成年期，困在我們自己都厭惡的神經質人格中，因此，我們會自
我疏遠。一旦我們回應了靈魂旅程的召喚，相比被眾人圍繞卻倍感孤獨，我們
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實、更正直。在這個時刻，正如克里斯托弗·弗萊
（Christopher Fry）戲劇中的一個角色所說：“事情上升到了靈魂層面，感謝上

帝！”

榮格在其自傳中寫道：

我經常看到，當人們滿足於自己對生活問題的不充分或錯誤的答案時，他們患
上了神經症。他們追求地位、婚姻、名譽、外在的成功或金錢，即使他們得到
了所追求的東西，他們仍然不幸福，仍會患上神經症。這類人通常被限制在太
狹窄的精神視野內。他們的生活沒有充足的內容，沒有充足的意義。如果他們

能夠發展出更廣闊的人格，神經症通常就會消失。

榮格的觀點至關重要，因為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經歷的狹
窄範圍內。為了過上更豐富的生活，我們必須瞭解自己成長中的侷限。我們文
化中隱含的假設，即透過物質主義、自戀或享樂主義可以獲得幸福，顯然已經
破產。那些信奉這種價值觀的人並不幸福，也不完整。

我們需要的不是未經審視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神話，也就是一種價值結
構，以符合我們本性的方式引導靈魂的能量。雖然從過去的廢墟中尋找與我們
對話的人物往往很有用，但要完全領會另一個時空的神話卻不大可能。我們必
須找到自己的神話。

毫無疑問，要找到自己的道路，但這條路上荊棘密佈、困難重重。讓我們回顧
一下中年之路上的典型症狀。它們是無聊、反覆更換工作或伴侶、藥物濫用、
自我毀滅的想法或行為、不忠、抑鬱、焦慮和不斷增長的強迫傾向。這些症狀
的背後有兩個基本事實。第一個是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由內向外湧現。它是如此
迅猛，極具破壞性，承認它讓人感到焦慮，壓抑它讓人感到抑鬱。第二個基本
事實是，將這種內在緊迫感拒之門外的舊模式，隨著焦慮的增加而不斷重複，
但效果卻大不如前。從長遠來看，改變一個人的工作或關係並不能改變他的自
我感覺。當內在的壓力越來越大，舊有的策略逐漸無法控制時，一場自我身份

的危機就會爆發。除了社會角色和心理反射之外，我們並不知道自己是誰，也
不知道怎麼做才能減輕壓力。

這些症狀表明一個人的生活需要實質性的改變。痛苦會使人覺悟，而新的意識
會帶來新的生命。這項任務是艱鉅的，因為人們必須首先承認，沒有外人救
援，沒有父母來改善一切，也沒有辦法回到以前。自性透過使自我精疲力盡的
策略來尋求成長。一個人曾經努力創造的自我結構，現在被證明微不足道、擔
驚受怕、毫無頭緒。在中年時，自性迫使自我結構陷入危機，就是為了糾正航
向。

在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狀背後，有一個假設，即我們能透過尋找和聯絡外部世界
中的新事物或新人而得到拯救。唉，對於溺水的中年水手來說，根本不存在這
樣的救援。在靈魂的波濤中，雖然周圍有許多人，但我們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游
泳。真理很簡單，我們必須知道的必然來自內心。如果能使自己的生活遵循這
一真理，無論這個世界有多麼大的磨難，我們都會感受到治癒、希望和新生。
童年早期的經歷以及後來的文化經歷，使我們疏遠了自己。只有重新聯結內在
真實，我們才能回到正軌。

1945年12月，一個阿拉伯農民在洞穴內的大罐子裡發現了一些古代手稿。這些
手稿似乎是諾斯替教派的經文，它們更像是個人披露的經驗，而不是教會的官
方宣告。其中一份手稿名為《多馬福音》。據傳說，它包含了耶穌私下說過的
話，如果是這樣，這些話就揭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耶穌。耶穌有句話可謂一語
中的，如果我們要在中年經歷轉變，就必須接受這一觀點。他說：“若將你內在
的東西活出來，它們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內在的東西活出來，它們必將毀滅

你。”

因為內在的東西被壓制了，所以我們生病了，自我疏離了。因為內在的東西很
少被肯定，所以我們很難發現自己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也就是適合自己的道
路，一直就在那裡。儘管設想這項任務的艱鉅性令人恐懼，但知道自己擁有必
要的內在資源，無須依賴他人來充分地生活，也是一種終極意義上的解放。正
如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Hölderlin）在兩個世紀前所寫的：“神靈近在咫尺，

卻難以把握；然而，越是危險之地，拯救也越在生長。”

因此，這不是有沒有神話的問題，而是選擇哪個神話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有
意或無意地被意象所引導。我們可能會認同一些符合集體價值觀的信仰和行
為，比如追求財富或遵守規範，但這種適應的代價是神經症。或者，我們可能
活在一個錯誤的神話中，比如：“我必須永遠做一個好孩子，要避免憤怒，要為

他人服務。”這樣一個引導性的意象可能是無意識的，以致我們總是以這種方式
反應，幾乎無法想象另一種反應。外在的服從和內在的順從都無法使人完整。
事實上，一個人被反覆地要求服務於外界，而且當衝突發生時，他仍要繼續服
務於原來的期望。再一次，社會的穩定得到維持，但代價是個體的犧牲。1939
年，榮格在倫敦牧師心理學協會演講時指出，我們被迫在外部意識和個人神經

症之間做出選擇，但只有個體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選擇。 這句話至今仍
然正確。

個體化的意義

個體化的概念代表了榮格的當代神話，它是一組引導靈魂能量的意象。簡單地
說，個體化是每個人發展的要務，即在命運限制的範圍內，儘可能地成為完整
的自己。再說一遍，除非有意識地面對命運，否則我們就會被命運束縛住。我
們必須把自身的本性與所獲得的東西分開，把真實的自我與虛假的自我感分
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並沒有決定我是誰；我的選擇才決定了我是誰。”如
果我們不想成為命運的俘虜，就必須每天謹記這句格言。這種困境，以及意識
的必要性，在作者不詳的《人生的五個篇章》（“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中有相當幽默的表達：

一

我走在街上

人行道上有個深坑

我掉了進去

我迷失了……我很無助

這不是我的錯

我不知道花了多久才爬出來

二

我走在同一條街上

人行道上有個深坑

我假裝沒看到

我又掉了進去

我不敢相信還在同樣的地方

但這不是我的錯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爬出來

三

我走在同一條街上

人行道上有個深坑

我看到它在那兒

但我仍然掉了進去……這是一種習性

我的眼睛睜著

我知道我在哪兒

這是我的錯

我立刻爬了出來

四

我走在同一條街上

人行道上有個深坑

我繞道而行

五

我走在另一條街上

我們永遠無法確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堅定，但正如存在主義者所提醒的，我們必
須像擁有自由一樣去行動。這種行動恢復了一個人的尊嚴和目的，否則他只能
繼續做一個受害者。從紐約起飛後，一名飛行員只要對飛機的航向稍做修正，
就能抵達歐洲或者非洲。因此，即使是輕微的修正，也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巨
大的影響。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就必須每天與自己的內心保持聯絡。正如榮
格所解釋的，個體擁有先驗的無意識的存在，但只有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特殊本
性時，才會有意識地存在。我們需要一個有意識的分化過程，或個體化的過

程，把個性帶入意識，也就是說，使個人脫離對客體的認同。

榮格所指的對客體的認同，最初是一個人對現實與父母的認同，後來是對父母
情結和社會制度的權威的認同。只要仍然在根本上認同外部客觀世界，我們就
會與自己的主觀現實相疏遠。當然，我們始終是社會性存在，但我們也是精神
性存在，有自己的終極目標或神秘目的。在保持對外部關係忠誠的同時，我們
必須更充分地成為自己要成為的那個人。事實上，我們作為個體的分化程度越
高，人際關係就會越豐富。所以榮格認為，由於個體不只是一個單獨的、分離
的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集體關係為前提的，因此，個體化的過程必然導

致更強烈和更廣泛的集體關係，而不是導致孤立。

個體化的悖論在於，我們為親密關係服務的最佳方式是充分發展自己，不需要
依賴他人。同樣，我們為社會服務的最佳方式是成為個體，為任何群體的健康
發展提供辯證的一面。在社會這幅馬賽克畫面中，每一塊碎片都因其獨特的色
彩而做出了最大的貢獻。當我們有一些獨特的東西，有最充實的自我時，我們
對社會是最有用的。榮格再次說道：

個體化使人脫離了從眾性，因此也脫離了集體性。這是個體化的人留給世界的
罪過，這是他必須努力彌補的罪過。他必須提供贖金來代替他自己，也就是

說，他必須提供一種價值，來替代他在集體的個人領域的缺席。

因此，對個體化的關注並不是自戀；它是服務社會和支援他人個體化的最佳方
式。那些與自己和他人疏離的人，那些飽受痛苦又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都不
會為這個世界提供服務。個體化作為一組引導性的意象，既是目標又是過程，
它為人類服務，而人類又貢獻於文化。榮格寫道：“目標僅僅作為信念存在是很

重要的，更本質的事情是通往目標的‘偉業’，它才是終生的目標。”

當我們站在船長的甲板上，手握船舵，幾乎不知道方向，只知道必須將這件事
完成，那麼我們就活在靈魂的崇高冒險中。從長遠來看，這是唯一值得進行的
旅程。前半生的任務是獲得足夠的自我力量，離開父母，進入世界。這種力量
在後半生可用於靈魂的更廣闊的旅程中。然後，軸心會從“自我—世界”轉向“自
我—自性”，生命的奧秘會以不斷更新的方式展開。這不是對我們社會現實的否
認，而是對生活中宗教本質的恢復。因此榮格建議，我們必須問一個人：

他是否與某種無限的事物有關？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理解並
感覺到，此生我們已經和無限有了聯絡，那麼慾望和態度就會改變。歸根結
底，我們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我們所體現的本質；如果我們沒有體現出本

質，那麼生命就荒廢了。

我們能夠與比自我更大的事物保持關係，並且會由此發生轉變。在德爾斐的阿
波羅神廟入口處，祭司們刻下了這樣的箴言：“認識你自己。”根據一份古老的

文獻，內室的入口有附帶銘文：“汝是。” 這些訓誡很好地捕捉到了個體
化的辯證法。我們要更充分地認識自己，在更大的謎團中認識自己。

第六章
航海與孤獨

我們每個人都被召喚著實現個體化，儘管不是所有人都會聽到或留心。如果我
們不朝著自己的旅程前進，就可能會錯失促人成長的生命力，並且失去生活的
意義。既然我們航行在靈魂的大海上，為什麼不盡可能地清醒和勇敢呢？

最後一章介紹了一系列任何人都可以應用的態度和做法。儘管正式的治療關係
很有用，但下面的內容對接受或不接受心理治療的人都適用。

從孤獨到獨處

美國詩人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 曾寫道：“獨處是治療孤獨的良

藥。” 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孤獨和獨處有什麼區別？

孤獨不是當代才有的事物，對孤獨的逃避也不是。17世紀哲學家帕斯卡爾
（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錄》中指出，宮廷小丑的發明是為了讓國王擺脫
孤獨，因為儘管他是國王，但如果他反思自我，就會變得煩躁和焦慮。因此，
帕斯卡爾認為，所有的現代文化都是一場盡興的娛樂，讓我們遠離孤獨，不去

思考自我。 類似的，尼采在100多年前寫道：“當我們安靜地獨處時，我

們害怕有人在耳邊低語，所以我們討厭靜默，用社交生活來麻醉自己。”

一個人對他與自性的關係沒有敏銳的認識，就無法面對或療愈自己的靈魂。要
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獨處，即一種完全面對自己的精神狀態。如果一個人要從
孤獨走向獨處，以下是一些必須面對的問題。

消化分離的創傷

無論是出生創傷（一種原始的分離），還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都很難完全理
解。親子關係越健康，人們就越能自給自足，也越能適應孤獨。矛盾的是，與
父母的關係越有問題，個體通常就越依賴於關係。養育的環境越不穩定，我們
就越容易從他者的角度來定義自己。榮格寫道，父母“應該始終意識到，他們自

己是孩子神經症的主要原因”，這使父母陷入了困難的境地。 我們引用這
句話，不是為了讓父母感到內疚，而是為了提醒自己，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被父
母和他們的替代品（如社會制度）所定義。

為了進入必要的獨處狀態，使個體化得以進行，我們必須每天捫心自問：“我為
何如此害怕，以至於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旅程？”相互依賴的成年人已經學會
了逃避自己的存在。人們常說“瞭解自己的感受”，實際上是要求我們從內在真
實而不是外部環境來定義自己。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視自己對他人的反應，“此
刻，父母潛伏在哪裡？”然後，我們才可能基於個人的完整性來行動。童年的創
傷越大，我們對現實的感覺就越是幼稚。我們很難了解真實的自己，並以之為
基準來行事。冒著孤獨的風險來實現與自己合一，我們稱之為獨處；如果一個
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倖存下來，這是必不可少的。

經歷喪失和撤回投射

人到中年，往往會遭遇重大的喪失：孩子離家，朋友去世，婚姻破裂。失去那
個必要的他者，可能就像孩子失去父母一樣，在生存上是令人恐懼的。中年人
不僅感到焦慮，而且感到身份的喪失。（有一首流行歌曲哀嘆：“如果沒有你，
我就活不下去。”）這告訴我們，生活中有多少意義和身份被投射到他者身上，
無論是配偶、孩子，還是人格面具。是的，有些人因為離婚或孩子離家而感到
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沒這種感受。重要的是，透過感受喪失來尊重這段關係，
同時也要認識到，我們一直都有一個比任何一段關係都重要的承諾。

一個遭遇喪失並撤回投射的人，將與困擾所有人的依賴性做鬥爭，但也會追問
下一個問題：“未知的我有多少被綁在那個人或那個角色上？”當我們能夠承認
喪失，並收回曾經向外投注的能量時，這些能量就可以用於下一段旅程。

直面恐懼的儀式

人們如此害怕孤獨，以至於緊緊抓住糟糕的關係和壓迫性的職業，而不願冒險
放棄他者。歸根結底，面對孤獨所必需的勇氣是無可替代的。尼采指出，我們
害怕聽到的東西可能是有用和使人解放的。但是，除非我們冒著獨處的風險，
否則永遠聽不到內心的聲音。對一些人來說，設計一種具有私人意義的日常儀
式是很有用的，它迫使人們收心靜坐，沒有電話，沒有孩子，什麼都沒有，傾
聽寂靜的聲音。這樣的儀式起初可能顯得勉強和做作，但堅持下去就會讓寂靜
開口。當我們孤單一人而不感到孤獨時，我們就抵達了獨處的境界。恐懼使我
們無法與自己進行這種必要的會面。

儀式的目的是將一個人與更大的生活節律聯絡起來。當儀式代代相傳時，儀式
就成了例行公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因此，對個體來說，更有理由創造一個
具有私人意義的儀式，將以前用於依賴的能量來投資它。我們的目標是讓心靈
的交通平息下來，讓紛擾的思緒平靜下來。如果我們害怕孤獨，害怕寂寞，就
永遠無法真正面對自己。自我疏離在很大程度上是當今世界的通病，只有透過
個人行動才能改變。

因此，在每天的某些時候，冒險徹底地面對自己，遵循一種安靜的儀式，遠離
內外紛擾的交通，這是頗有好處的。當寂靜開始言語時，一個人就獲得了自己
的陪伴，從孤獨走向了獨處，這是個體化的一個必要前提。

聯絡失落的孩子

童年早期對第一個成年期的影響，早就被心理學家注意到了。但是，早期經驗
作為中年之路的潛在療愈資源，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這並不是說我們有一個內在小孩，一個受傷的、害怕的、依賴的或者退縮的小
孩，而是說有一群孩子，一個名副其實的幼兒園，包括了小丑、藝術家、叛逆
者、與人打成一片的孩子。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被忽視或壓制了。因此，透過恢
復他們的存在感，個體可以得到療愈。當然，這同樣是耶穌的觀點之一，即一
個人要進入天國，必須再次成為孩子。

無疑，我們也必須面對自戀的孩子、嫉妒的孩子、憤怒的孩子，他們的爆發往
往令人尷尬且具有破壞性。但是，我們更可能忘記了曾經生活中的自由、美妙
的天真，甚至是快樂。中年時期最具腐蝕性的經歷之一是例行公事帶來的徒勞
感和無趣感。而且，坦率地說，我們攜帶的自由小孩（the free child）在辦公室
裡很少受到歡迎，甚至在婚姻中也不受歡迎。

因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療愈自己，就必須問內心自發的、健康的小孩
想要什麼。對一些人來說，與自由小孩相會是容易的；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項
工作十分困難，因為這個自由小孩被否認、被深埋。當榮格經歷中年之路時，
他坐在蘇黎世湖畔，堆建沙堡，玩人偶，雕刻石頭，將他豐富的智力和直覺與

靈魂中被忽視的部分聯絡起來。 在鄰居看來，他可能是瘋了；但榮格知
道，當我們陷入困境時，會被內在的東西所拯救。如果不有意識地接近這個自
由小孩，我們就會在無意識層面爆發，而且往往具有破壞性。這是變得天真爛
漫，也就是與內心的孩子接觸，與變得幼稚是有區別的。

到了中年，人們最終必須問內在小孩需要什麼，想要什麼。在第一個成年期的
自我建構過程中，我們遺忘了對世界的自然喜好，以及與之相伴的許多天賦、
興趣和熱情。在工作和親密關係中，我們都因專業化而得到獎勵。當被遺忘的
天賦浮現並被使用時，它就會帶來療愈。鑑於自性萬花筒般的特性，存活下來
的只會是幾個方面。這種不完整是存在主義悲劇的一部分，但如果存活下來得
越多，我們的生活就會越豐富。

我們注意到，人到中年，情感的流動經常被無聊或抑鬱所阻斷。這實際上在
說，我們自己的本性過於狹隘，已經阻塞不通了。哪裡有遊戲，哪裡就有生命
力。為什麼電影中的許多求愛場景都是一對情侶在公園的鞦韆上盪來盪去，或

在海浪中跳來跳去，表現得像個孩子一樣？這種老套的場景也有其道理。激發
出這種新關係的，是與自由小孩重新聯絡的需要和希望。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機會，讓我們去問：“我的內在小孩喜歡什
麼？”是回去上音樂課；是上美術課，管他天資如何；還是重新發現遊戲？我的
一位朋友曾經採訪過一些退休人員，他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希望在辦公
室裡花更多時間。沒錯，我們需要應對外在的職責和關係，但我們也必須為失
落的孩子騰出時間。

激情的生活

當被問及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時，約瑟夫·坎貝爾喜歡說：“追隨你的極樂

（bliss）。” 坎貝爾知道，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是按照父母和文化的指令在
生活，一路走來失去了自己最好的部分。有些人對“極樂”這個詞感到困惑，把
它等同於自戀或一些不切實際的天堂之旅。我理解坎貝爾說的是靈魂的旅程，
包含所涉及的痛苦和犧牲。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傾向於說：“追隨你的激情。”

激情是我們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樣，與其說是一種選擇，不如說是一種召喚。

當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 進入耄耋之年時，有人問他為何還能
創作出如此豐富的作品，他回答說，他有一種巨大的激情，以至於無法停歇。

同樣，葉芝甚至在臨終前還在寫詩。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將自己描述

為“狂野的老頑童”。 而希臘小說家卡贊扎基斯建議：“不要給死亡留下任

何東西，除了幾根骨頭。” 我引用藝術家或文學家的名字，不僅因為他們
青史傳名、流芳百世，更因為他們一直都在火堆旁生活。任何真正富有創造性
的人都知道創作是多麼艱苦的工作，痛苦如何不可避免，但進展和完成的感覺
又如何令人欣喜。

在中年之路上，我們受邀去尋找自己的激情。我們必須找到那些深深吸引我們
進入生活和自己本質的東西，因為那些經歷改變了我們。

那些相信輪迴的人認為，我們可能會有來世，還有其他機會去實現其他的可能
性，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另一生，而不是此生。我們被召喚活在當下，要活得
充實。在接近死亡和年老衰弱時，我們不能猶豫不決、心懷羞愧，然後抱怨過
去。如果我們要做完整的自己，那麼現在就是最佳時機。

尋找並追隨自己的激情，並不一定要像高更去塔希提島那樣決絕，因為我們要
信守承諾，我們的決定會影響他人的生活，而且我想說，我們有道德責任堅持
下去。然而，我們仍有義務活出自己的激情，以免我們的生活變得瑣碎和侷
促，彷彿有一天一切會變得清晰，選擇會變得容易。生活很少會變得清晰和容
易；然而，正是選擇定義和肯定了我們的生活。

內心深處的恐懼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許可嗎？人到中年，應
該緊緊抓獲許可，而不是請求許可。我們的敵人是恐懼，而不是別的東西。但
如果我們害怕自己的內心，害怕自己的激情，那麼應該更害怕沒有活過的生
命。

這裡有一些箴言需要記住：

（1）沒有激情的生活，是沒有深度的生活。

（2）激情是生命力的表現，雖然它對秩序、可預測性和理智來說是危險的。

（3）如果不冒險去過神性所要求的、激情所提供的廣闊生活，就不能接近神
性，接近原型的深處。

（4）尋找並追隨自己的激情，有助於我們的個體化。

當我們意識到生活的廣闊性，超越童年和個人優越感的侷限，就必然會積極回
應自己的旅程，並甘願冒一切風險。里爾克寫了一首題為“古阿波羅殘
像”（“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的詩，在這首詩中，敘述者正在觀察一尊
古代雕塑，欣賞石像的每一道縫隙和曲線。然後他意識到，反過來，他也正在
被雕塑“注視”。這首詩以突然而震撼的語氣結尾：“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我對此的理解是，當一個人面對真正的創造力、大膽的想象力時，他就不能假
裝無意識。類似地，這個人會被偉大的靈魂、大膽的行動所召喚。尋找並追隨
我們的激情——那些深深地觸動我們，讓我們感到痛苦又適宜的激情——有助
於激發我們內心的潛力，實現個體化。與使命一樣，自我對其並沒有發言權；
它只能逃避或表示同意。“並非我的意願，而是你的意願。”當舊的生活變得陳
腐時，熱情洋溢的生活能使人煥然一新。充滿激情地生活，是熱愛生活的唯一
途徑。

靈魂的沼澤地

個體化的目標是盡己所能地達到完整，而不是自我贏得勝利。幾年前，我在一
節早課上驚訝地發現，如果我們活得足夠長，我們所愛的每個人都會離開我
們；由此推論，如果我們活得不夠長，我們就會離開所愛的人。

雖然這種邏輯無可爭辯，但課堂的反應是默不作聲，暗含抗議。當然，這種抗
議不是來自認知思維，而是來自內在小孩，他們總是依賴他者的存在。喪失我
們想要的東西，是對自我的重大顛覆；就像推翻第一個成年期的假設，會使我
們不情願地踏入中年之路。這些幻覺中最大的一個是，有一種叫作“幸福”的終
極狀態，人們可以發現它並永久生活在其中。可悲的是，我們的命運更多的是
在靈魂的沼澤地裡打滾，受到各種各樣的陰鬱居民的傷害。

沼澤地裡的居民有孤獨、失落、悲傷、懷疑、抑鬱、絕望、焦慮、內疚和背叛
等等。但幸運的是，自我並不是它自以為是的全能指揮官。心靈有一種目的
性，超出了意識的控制能力，而我們的任務就是經歷這些狀態，並找到它們的
意義。例如，悲傷讓我們有機會承認所經歷過的事物的價值。因為已經經歷
過，所以不會完全失去，它被儲存在骨子裡和記憶中，服務和指導未來的生
活。或者以懷疑為例。需求被稱為發明之母，但其實懷疑才是。懷疑具有一定
的威脅性，但懷疑始終是開放的。人類理解上的所有重大進步都來自懷疑。即
使是抑鬱，也傳遞了一個有用的資訊，那就是一些至關重要的東西已經被“壓
抑”了。

我們不是要逃離沼澤地，而是要涉足其中，看看有什麼新生命在等待著我們。
每一片沼澤區域都代表一股心靈之流，如果我們足夠勇敢去駕馭它，就可以發
現它的意義。當中年之路上的船隻陷入沼澤時，我們必須問：“這對我意味著什
麼？我的心靈在告訴我什麼？我應該怎麼做？”

直面自己的情緒狀態並與之對話需要勇氣。但這就是個人完整性的關鍵所在。
在靈魂的沼澤地裡，蘊含著意義和擴大意識的召喚。接受這個挑戰是人生最大
的責任。只有我們自己能夠掌握船舵。當我們這樣做時，恐懼就會被意義、尊
嚴和目的所補償。

偉大的辯證

榮格採用了一個複合德語單詞“Auseinandersetzung”（交換意見），來描述我們與
自己之間必要的對話。有人可能會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將一件事與另一件事對立
起來”，形象地描述了一種對抗或辯證。例如，那些發生在分析師和分析物件之
間，以及每個人的無意識中的事情。

如何推進這一對話呢？我們的建議包括一些日常提問：“在這種情況下，我是
誰，我聽到了什麼聲音？”以及日常的冥想，也許還有更積極的反思方式，比如
寫日記。

在本書的開頭，我曾說過，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透過童年和文化的稜鏡來觀察
得到的，這個稜鏡會折射光線，扭曲我們的視野。生活中的某些經驗會被內
化、強化或分裂，然後當它們作為情結侵入並壓倒意識時，就會宣稱對當下的
控制。然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明顯的問題：“如果我不是我的自我，也不是
我的情結，那麼我是誰？”為了應對這一困境，我們必須開始偉大的辯證。當我
們從“自我—世界”軸心上移開時——它使我們的前半生充滿活力，我們就需要
進行“自我—自性”的對話。正如我們所見，自性透過許多提示表現出它更大的
目的性。無論是身體上的、情感上的還是想象上的，這些提示都是我們需要回
歸正軌的表達。

也許參與內心對話的最有用的技術是分析夢境。我們生活在一種日益蔑視內心
生活的文化中，因此看不到夢境所蘊含的價值。但是，心靈透過夢中的意象說
話，這些意象對自我來說可能怪異，但它們體現了自性的能量和目的論。當我
們能夠理解這些意象的意義時，就獲得了難以置信的豐富智慧，這種智慧在任
何書籍或制度中都找不到。這是我們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別人的。如果我們能
夠追隨並理解一些夢境，就能更好地知道什麼對我們是正確的，真正的本性要
求我們做什麼。除了深夜所呈現的豐富的個人神話，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關於自己的如此準確的資訊。

榮格還發展了一種叫主動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技術。這不同於弗洛伊德
的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也不是一種冥想形式。它是一種啟用意象的
方法，透過繪畫、玩黏土、舞蹈或其他方式，以便個體與意象攜帶的情緒建立
關係。這種型別的“交換意見”，不僅有助於意識在夢境中找到意義，還會促進
自我與自性之間的對話。

在我治療的過程中，我每週聽到大約40個夢。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辨識出
反覆出現的主題。然而，就在自我認為一切都很清晰時，心靈會繞彎子，干擾

理解。這樣的工作會使人謙卑，但它也是最豐富的，因為我們與靈魂直接聯
絡，與所有人身上執行的宇宙的神秘目的直接聯絡。任何分析師都能提供數百
個夢境，我在這裡說兩個夢，不可否認，它們比許多夢都更具故事性和連貫
性。

第一個夢來自一個42歲的女人，她在撫養孩子長大後回到大學深造。因離開教
室多年，她感到有些不安，這完全可以理解。在課程學習的早期，她很快對X教
授產生了強烈的愛慕之情。“墜入愛河”幾個月後，她夢到：

我走在走廊上，看見Y教授在辦公室。她示意我進去。奇怪的是，她有一個陰
莖，我們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做愛，而且門還開著。我很震驚，但覺得這是對
的。之後，我回到走廊上，看到X教授向我走來。我會意地笑了笑——這讓他很
困惑——然後繼續走過去。

這個女人對這個夢感到尷尬，猶豫著要不要把它帶到治療中，因為她害怕這個
夢的直白和對同性戀的暗示。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夢，表明情況已經
出現了轉折。對X教授的迷戀，代表了她在以前的生活中尚未發展的部分——她
的阿尼姆斯，她對事業和新視角的需要。她並不熟悉的Y教授，對夢者而言，是
一個女性的典範——既發展了阿尼姆斯，又保持了女性氣質。因此，在主觀層
面上，與Y教授做愛實際上是一種連線，是將男性和女性的原則整合在一起。這
種連線，透過做愛在她的無意識中發生，使她可以瞭解自己的一些特別之處，
這樣就沒有必要將其投射到X教授身上。透過象徵性地處理這個夢，並討論她內
心保持兩個對立面的平衡是什麼感覺，使夢者對她的個人發展任務有了更好的
認識。

一個36歲的男人夢見他來到一座美麗的豪宅，那裡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
之夢》，但被演成了一種色情的芭蕾舞。有人邀請他一起舞蹈，他加入了；直
到母親給他打電話，堅持要他回去解救她。在夢結束時，他對自己想做的事情
被打斷感到很憤怒，但又覺得不得不答應母親的要求。

在現實中，做夢者與母親之間遠隔重洋，但在心理上，他仍然和母親生活在一
起。他反覆遭受抑鬱症的折磨，被消極的阿尼瑪所淹沒，並害怕在關係中做出
承諾。自性把這個夢當作禮物送給他，這是一張描繪他內心世界地形的地圖。
他雖然已經離家千里，但仍然向父母“報到”，仍然是受壓迫童年的受害者。與
此同時，他錯過了“生命之舞”——這是他對夢中芭蕾舞的聯想。這些意象的力
量證實了他受傷的程度及其後果。簡而言之，這個夢強調了他需要從母親情結

中解放出來，解放他的阿尼瑪——榮格稱之為“生命本身的原型”。

人們越是理解這樣的夢境，就越會相信榮格所說的內在神秘力量，即自性。在
這個浩瀚的宇宙中，我們並非孤立無助，縹緲虛無，我們有豐富的、能引起共
鳴的無意識，它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症狀，透過夢境和主動想象向我們說話。我
們在中年之路上的任務是合作，詢問夢中的意象：“它們來自我的什麼地方？我
的聯想是什麼？它們對我的行為有什麼要說的？”

真正修正一個人自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自我和自性之間進行這種對話。我
們並不一定要接受正式的治療，只需要有勇氣和日常紀律來“傾聽”。當我們能
夠包容和整合所學的東西時，就不會在孤身一人時感到孤獨。當我們能夠內化
與內心的對話，同時保持與外部世界的聯絡時，就會體驗到先前由古代神話和
宗教提供的與靈魂世界的連線。我們重新學習了我們祖先所知道的：黑暗會發
光，寂靜會說話。當我們有勇氣和紀律進入內在，體驗靈魂世界的偉大辯證
時，我們就會在永恆中重新站穩腳跟。

牢記死亡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9世紀英國社會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從
各種標準來看都是一個傑出的人。直到幾年前，如果你很幸運，可以在倫敦大
學學院“一睹芳容”。邊沁先生在其遺囑中預留了一筆津貼，用於每年以他的名
義舉辦一場晚宴。這一切都很好。但有一項規定是，要把他經過防腐處理的遺
體推出來，放在桌子的最前面。人們不禁會想，在這樣的晚宴上，可能有怎樣
風趣的談話。如果發現主人看起來很憔悴，客人們會不會很尷尬？

傑里米·邊沁的故事反映了西方文化的現狀。隨著神話的基石被侵蝕，自我價值
轉向物質獲取和地位升遷，現代文化已經將死亡視為敵人。據說，現在在雞尾
酒會上，死亡是唯一不合適的話題。正如傑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
《美國式死亡》）、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拒斥死亡》）和伊麗
莎白·庫布勒-羅斯（Elizabeth Kubler-Ross，《論死亡與瀕死》）等社會評論家所
觀察到的，美國人尤其介意這個關於生命的核心事實，即我們都在走向死亡。

這個明顯的事實充滿了暗示。在中年之路上，人們對時間和有限性的嚴峻認
識，取代了童年的魔法思維和成年早期的英雄思維。愛慾帶給我們生命，同
時，這一力量也在吞噬我們。正如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簡潔的表

達：“透過綠色莖管催動花朵的力，是我的毀滅者。” 年輕時的愛慾，就
像一根燃燒的導火線，到中年時，對自己的死亡感到震驚。難怪那些老男人會
和“可愛的年輕女人”私奔；這些女人會做膠原蛋白治療，會做整形手術來掩飾
時間的流逝，會在溫泉療養中心酣暢淋漓。正是對衰老和死亡的恐懼激發了這
些行為。

我們為什麼希望保持年輕？把身體的某些部位變得更靈活也許是件好事，但為
什麼人們希望回到更幼稚的過去呢？答案顯而易見：人們寧願把生命看作固定
不變而不是向前發展的，人們沒有準備好面臨一系列的死亡和重生，人們不願
意完成整個旅程而寧願蝸居在舒適的空間裡。因此，整形手術取代了生命戰
役，青春氣息主宰著整個文化。

希臘神話中的提託諾斯（Tithonus） 是一個永生之人，但他的身體仍會衰
老。當他的身體衰弱時，他向諸神祈求死亡，最終如願以償。這就是傑里米·邊
沁和我們所有人的故事。時間讓我們歸於塵土。

在中年時，精力的減退和苦心經營的一切被摧毀，自然會讓人感到苦惱。但在
這種苦惱之下，有一個盛情邀請。它邀請我們為接下來的旅程換擋，從外部獲
取轉向內在發展。從第一個成年期的角度來看，後半生是一場緩慢的恐怖表
演。我們失去朋友、伴侶、孩子、社會地位，然後是生命。然而，如果真的如
所有宗教所證明的，萬事皆有神啟，那麼我們必須接受這個過程中更大的智
慧。我們不能只從青春的角度出發，只從自我的角度來想象安全，更大的成就
當然是獲得足夠的心理彈性，去肯定我們整個生命中更大的節奏。

我有幸見過一些在臨終前比大多數人都更清醒的人。其中一個人，安吉拉，曾
坐在我此刻身處的房間裡，她說：“我不希望它以這種方式發生在我身上，但這
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她承認，癌症摧毀了她的身體，但最終喚醒了她
的生命。她過著美好、負責任、受尊敬的生活，但她從未了解過自己。在分析
過程中，她啟用了自己未觸及的部分；她學習音樂、空手道和繪畫。我敬佩她
的勇氣、日益增長的謙卑，以及她樸素的智慧。到她去世的時候，她已經獲得
了比自己本身更大的成就：生命旅程中美妙的謙卑和壯麗。這個向我求助的人
後來幫了我很多次。

中年之路上的痛苦可以轉化為這樣的收穫。諷刺的是，失去從某個角度來看意
味著得到，因為放棄舊的自我確定性，會使人遇到一個更大的現實。如果我們
是不朽的，就沒有什麼真正重要，沒有什麼真正算數；但我們不是永生的，所
以每個選擇都很重要。正是透過做出選擇，我們才成為人，並找到個人的意義
感。那麼，矛盾在於，人類存在的價值和尊嚴、恐懼和希望，都依賴於必有一

死。這就是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所說的“死亡是美麗之

母”。 美來自恐懼，對確定的慾望也是。有如此多的恐懼，所以有如此多
的美。

當我們不再執著於自己是誰，不再追求名利或青春的外衣時，我們知道已經走
過了中年之路。透過放棄舊有的自我依戀，肯定自己逐漸步入神秘之中，生命
作為一種緩慢消逝的感覺，一種不可替代的喪失體驗，得到了轉變。

像往常一樣，詩人捕捉到了這一悖論，也就是耶穌在兩千年前曾指出的：要贏
得生命，我們必須學會失去生命。里爾克在他的第九首《杜伊諾哀歌》中談到
了我們生命的迴圈：

你永遠是對的，你神聖的

啟示就是親密的死亡。

瞧，我還活著。依靠什麼？

童年和未來都不會

減少……盈餘的存在

湧上我的心頭。

悖論在於，只有透過放棄我們所追求的一切，我們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虛假
保證，放棄所有的追求。接著，最奇怪的是，剩餘的存在會充盈我們的內心。
然後，我們從頭腦中的知識——儘管它有時重要——轉向心靈的智慧。

生命是一束光

據我所知，對於生命，沒有誰比榮格的定義更為精妙，他說：“生命是兩個巨大

的謎團之間的一束光，而這兩個謎團是一體的。” 我們狹隘的意識所能瞭
解的奧秘，並不是全部的奧秘。我們永遠不會最終明白並確定這段旅程是怎麼
回事。我們只是被召喚儘可能有意識地生活。

現代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avafy） 捕捉到一個悖論，即旅程的目的可能就
是旅程本身。他的詩名為《伊薩卡島》（“Ithaca”），這座城市既是奧德修斯

的出發地，也是他的目的地；而奧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詩
人勸誡奧德修斯祈禱他的旅途漫長、充滿艱險，並且敦促他不要急於返程。當
他最終駛入故鄉的港口時，請記住：

伊薩卡賜予你如此美妙的旅程。

沒有她，你永遠不會走這條路。

但她再沒有更多的東西給你了。

如果你發現她乏善可陳，伊薩卡沒有欺騙你。

憑藉你所獲得的智慧，憑藉你豐富的經驗，

到那時，你一定會明白伊薩卡的意義。

我們的伊薩卡不是抵達或休息之所，而是啟用和推動旅程的能量。在生命的後
半段，無論它何時到來，舊的自我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忠誠，但是一個人的現實
感對它的依賴要少得多。是的，各種角色的喪失是一種死亡，但有意識地放手
也可能開啟一個轉變過程，明智的做法是協助而不是阻礙它。當我們轉過這個
精神拐角之後，許多舊的自我要務似乎不再重要。

一個人沒有完成中年之路的標誌是，他或她仍然陷在第一個成年期的自我建設
活動中。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些活動只是對有限和不可靠的權威的投射。它
們是虛幻的偶像，雖然在生命早期是必要的，但後來可能會使我們在旅程中迷

失。當然，旅程本身是象徵性的，是運動、發展、愛神戰勝死神的意象，是努
力創造意義。我們在中年的任務是變得足夠強大，能夠放棄前半生的自我要
務，向更大的奇蹟開放自己。

中年危機的體驗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潰，而是一系列假設的崩潰。當我們環顧四
周的過來人時，我們自然會尋找行為和態度的範例。我們的假設是，如果我們
遵循前人的道路，我們最終會確定自己是誰，並將瞭解生活的意義。當事實證
明並非如此時，我們會感到幻滅、焦慮，甚至是背叛。我們瞭解到，沒有人真
正知道生命的意義，也沒有人知道生命的奧秘。那些吹噓自己知道的人，要麼
仍然在向外投射，要麼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們是在證明自己的真理，
而不是我們的真理。因此，沒有什麼大師，因為每個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榮格提醒我們，人們感受到痛苦，是因為“滿足於自己對生活問題的不充分或錯

誤的答案” ，靈魂因此遭罪。所以，如果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生命是受限
的，我們的視野是受限的，我們要麼跳船，要麼擁抱旅程。有些人擔心自己的
旅程會影響他人，對此我們需要記住，我們幫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清醒地
過自己的生活，這樣他人才能自由地過他們的生活。榮格覺得，這一點對於父
母和孩子來說尤其正確。里爾克寫道：

有時，一個人在晚餐時站起來

走到屋外，一直走下去，

因為在東方某處有一座教堂。

孩子們對他說祝福的話，好像他已死去。

而另一個人，他留在自己的房子裡，

待在那裡，消耗在碗碟和杯子裡，

這樣，他的孩子們就得遠走他鄉

走向那座他所遺忘的教堂。

走過中年之路，沒有人知道這段旅程將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只知道，我們必
須對自己負責，別人走的路不一定適合我們，我們最終要尋求的東西在內部，
而不在外部。正如幾個世紀前聖盃傳說所言：“走別人走過的路是一件可恥的

事。” 只有聽從自己的內心，我們才能感受到靈魂的激勵，正是這種對內
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強調，區別了第一個成年期和第二個成年期。榮格再次提醒
我們：“一個人只有自覺地認同內在聲音的力量，才能成為一個有個性的人。”

有意識的行為是核心，否則我們就會被情結所淹沒。每個人心中的英雄都必須
響應個體化的召喚。我們必須遠離外部世界的喧囂，傾聽內心的聲音。當我們
敢於從心而活，我們就有了個性。對於那些自以為了解我們的人，我們可能會
變得陌生，但至少我們對自己不再陌生了。

對中年之路的有意識體驗，需要將我們是誰與我們的內化經驗分開。然後，我
們的思維會從魔法思維到英雄思維，再到人性思維。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變得不
那麼依賴，對他人要求更少，對自己要求更多。我們的自我受到打擊，必須重
新定位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職業、人際關係，以及權力和滿足的來源。
在對自己要求更多時，如果他人沒有提供他們無法提供的東西，我們也不再失
望；我們會承認，與我們一樣，他們的主要責任是走完自己的旅程。我們會越
來越意識到身體的有限性和人類所有事物的脆弱性。

如果我們還有勇氣，中年之路會讓我們與生命失聯之後重獲新生。奇怪的是，
除了所有的焦慮，還有一種令人敬畏的自由感。我們甚至可能會意識到，只要
與自己有著重要的聯絡，外面發生的事情並不重要。新發現的與內在生命的關
係，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損失。靈魂旅程的豐富，至少與世俗成就一樣有價
值。

回想一下榮格的中心問題：“我們是否與某種無限的事物有關？” 我們要
麼體現出某種本質，要麼就荒廢了生命。一種巨大的神秘能量在孕育時就體現
出來，在世間停留片刻，最後去了別的地方。讓我們做仁慈的主人，讓我們有
意識地贊同這生命散發的光芒。

最後，讓我們用里爾克的話作為墓誌銘：

我生活在不斷擴大的圈子中

逐漸覆蓋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也許我永遠無法抵達終點，

但那將是我努力的目標。

我環繞著上帝，環繞著古老的塔，

我已經盤旋了一千年，

而我仍不知道我是一隻獵鷹，一場風暴，

還是一首激昂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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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意義的探尋
真理是神聖的，它不是直接就能掌握的東西。唯有在反思中，在例證和象徵
中，在單一或相關的表象中，我們才能領悟到它。它以“令人無法理解的人
生”的面目出現，可是我們卻無法擺脫想要理解它的慾望。

——歌德（Goethe）

有一種觀點，或許應該稱之為反覆出現的幻想吧，認為人生的目的就在於獲得
幸福。畢竟，就連美國的《獨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
權利”的許諾。有朝一日，能在陽光燦爛的草地上逗留、休憩，無憂無慮，幸福
快樂——誰不向往這樣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說宿命、上天，卻另有打算。它不斷地打破人們的幻想。
我們嚮往的圖景和實際的遭遇（困頓）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這道裂隙總是在西
方人的腦海中閃現。在帕斯卡（Pascal）看來，我們不過是脆弱的蘆葦，輕易就
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毀，然而我們也是會思考的蘆葦，能夠想象宇宙洪荒。歌德
筆下的浮士德（Faust）說起胸臆間那兩個相爭的精魂，一個執著於塵世，另一
個嚮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讓我們想起發現自己並非上帝並悲悼於這個事
實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茲裡特（William Hazlitt）觀察到：

人是唯一會笑會哭的動物；皆因唯有人會因為“事情實際是怎樣”與“事情理當是

怎樣”之間的差異而備受打擊。

在黑塞的《玻璃球遊戲》中，主人公約瑟夫·克乃西特（Joseph Knecht）慨嘆
道：

啊，要是能讓人們理解，該有多好……要是能有一個令人堅信不疑的信條該有
多好。樣樣都相互矛盾，樣樣都只是稍微沾點邊，不能切中要害；再也沒有確

鑿無疑……難道就沒有真理可言嗎？

在期望與真實之間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簡直多到無窮無盡。是堅毅地忍受下
去，還是像英雄般做出回應，抑或是哀嘆自己時運不濟？這似乎是一個艱難的

但又繞不過去的選擇。但榮格心理學，以及它倡導的“自律的自我成長”，為我
們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探尋意
義。

我們大概都充分體驗過幸福的瞬間，但它們總是稍縱即逝，既不能憑著許願成
真，也無法靠希望永存。不過，榮格心理學，以及榮格曾經從中汲取洞見的、
諸多宗教與神話方面的豐富傳統都主張，正是靈魂的沼澤地、痛苦的大草原為
人們提供了情境，促發人們去探索，並最終尋獲意義。正如兩千五百年前的埃
斯庫羅斯（Aeschylus）發現的那樣，神祇頒佈了莊嚴的律令——經由痛苦，世
人悟出智慧。

若是沒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與靈性達到成熟的必要條件——人會停留在無
意識的、幼稚的、依賴的狀態中。然而，我們的諸多成癮問題、意識形態層面
的依戀，還有神經症，都是對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統基督教
派的信仰體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希望藉助過於簡單的、黑白分明
的價值觀，讓人生旅程變得沒那麼沉重；他們不喜歡靈性問題中存在模稜兩
可，於是尋求領袖人物帶來的確定感，或是抓住現成的機會，把人生中的矛盾
投射到鄰人身上。還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於形形色色的上癮行為，將存
在性焦慮暫時麻醉，結果卻發現它執拗地又在次日重返。餘下的人選擇了神經
症，也就是說，運用諸多直觀的防禦手段去對抗人生中的創傷。但這些防禦同
樣會令靈魂陷入困局，即讓人始終只會做出被動的反應。而這會讓一個人滯留
在過去，而不是活在當下。

有句老話說，宗教是為那些害怕下地獄的人準備的，而靈性是為那些去過地獄
的人準備的。除非我們能夠正視“嚮往的圖景”與“實際的體驗”之間的差距，除
非我們能有意識地承擔起靈性成長的任務，否則我們就會永遠滯留在逃避或否
認的狀態，或是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對待自己和他人。

榮格心理學的思想、動機及實踐就是：並不存在陽光燦爛的草地，並不存在讓
人鬆弛小憩的綠蔭；真正存在的是靈魂的沼澤地。而大自然，還有我們的天
性，有意做出了安排，使得我們的旅程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在此停留，人生中許
多有意義的時刻將會從這裡誕生。正是在這樣的沼澤地裡，靈魂被漸漸鍛造成
型；在這裡，我們遇到的不只是生命的莊嚴感，更有它的目的、它的尊嚴，還
有它最深層的意義。

對於療愈的藝術來說，其遭遇到的最大諷刺無疑就是心理學實踐中“靈魂”這個
概念的日漸銷蝕。弗洛伊德（Freud）與布洛伊爾（Breuer）出版《癔症研究》
（ Studies in Hysteria ）距今才不過一百年而已。19世紀末的醫師們不得不著手
處理這樣一類患者的痛苦：他們既不能從宗教傳統中找到慰藉或投注情感，也

無法被醫學方法治癒。跌入現代主義裂隙中的人越來越多，可對他們來說，關

於靈魂受苦的科學尚不存在。

如榮格所說，在所謂的社會科學中，心理學是最後一個進化的，因為此前維持
它的是那些偉大的神話和製造神話的機構。心靈（Psyche）是希臘語中“靈魂”的
意思，從詞源學上講，它可以追溯到兩個並存的源頭：一個是“蝴蝶”，藉助這
個比喻，那神秘、優美卻又飄忽不定的特質將我們對靈魂的體驗戲劇化地呈現
出來；另一個則是動詞“呼吸”，類比的是那一陣看不見的氣息，在人們出生時
降臨，又在死亡時離去。

然而，事實是多麼諷刺啊，現代心理學往往只處理這樣的問題——能被人觀察
並轉換為統計模型的行為，或是能被再次設定的認知，要麼就是能被藥物矯治
的、生物化學方面的異常現象。雖然這些治療手段確實效果顯著，對患者很有
幫助，可它們卻極少面對現代人最為深切的需求，即讓人生旅程變得有意義。
無論是何種療法，無論在初始時能多麼有效地緩解症狀，只要它不去解決靈魂
的問題，到最後必定也只是膚淺的。

榮格指出，神經症“最終必須被理解為：一個尚未發現其意義的靈魂所遭受的痛

苦”。 請注意，他並沒有把痛苦排除在外，他強調的是，神經症防禦和對
抗的是人生的“沒有意義”。類似地，他認為神經症屬於“不真實的痛
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實的痛苦是對“存在”（being）之傷痛做出的現
實反應。若是這樣的話，那麼治療的目的就不在於消除痛苦，而在於從痛苦中
穿越出來，走向更為廣闊的意識，這個被拓展了的意識能夠涵容生命中對立的
兩極。正如奧爾多·卡羅德努特（Aldo Carotenuto）觀察到的：

心理療法不是搭建出各式各樣的模型，然後根據這些模型把人類的痛苦分門別
類，貼上標籤；它是對痛苦的檢視，是發現外部事件與內在事件之間存在千絲

萬縷的聯絡——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由這樣的聯絡構成的。

榮格認為，神經症不只是對人生創傷的防禦，更是一種想去療愈這些創傷的無
意識的努力。因此，暫且不談它的後果，我們至少應該尊重它的意圖。出現症
狀，其實是患者在表達想要獲得療愈的願望。我們不該壓抑它們或消滅它們，
而是應當去理解它們所代表的創傷。這樣一來，創傷，以及渴望獲得療愈的動
機，就有可能幫助患者拓寬自己的意識。卡羅德努特也指出：“（一個人）決定
藉助心理療法來處理痛苦，而不是求諸某個全能的神靈，即是主動選擇了意

識。” 儘管代價甚巨，但這種清醒的意識會讓我們的內在變得更加寬廣、
豐盈。

令榮格心理學煥發出生命力的核心思想就是“無意識”的存在。這個觀點似乎已
經不稀奇了，但那些不認同心理動力論的心理學派實際上並不認可它；絕大多
數人也不認為它會出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對於這股在內心中自主運作的力
量，極少有人意識到它的深刻，人們基本上沒有能力理解它，也無法憑著意願
讓它消失，甚至都沒法預測它。因此，源自我們內心的那些強迫行為、上癮、
情結的投射就被轉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給他人造成了重負
——雖然我們自己也抱怨它們的沉重。

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這個想法
理應令人感到踏實和欣慰，可實際上它往往讓人心神不寧。兒時的經歷、脆
弱、面對外界環境時的無力感，還有依賴的正當性，我們對這些東西太熟悉
了，它們深深地鐫刻在我們心裡；而這一切的對立面，也就是個體的自由、個
體的責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心理動力學療法希望推廣的，是以一種嶄新的態度來對待心靈。心靈力量中那
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東西，同時也帶有療愈的動機。如果我們能夠與這種內在的
力量建立聯結，而不是每次都根據外部力量做出條件反射式的調整，從而加劇
與自我的疏離感，那麼我們心中就會感到非常踏實，就好比穩穩地站在某種深
層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們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這種與深層真相建立關聯的
時刻，即與榮格所說的“自性”（Self）相遇之時，人會感受到一種聯結與支援；
要想緩解普遍性的、對被拋棄的恐懼，這種聯結感與支援感必不可少。正如卡
羅德努特所說：

成熟其實並不意味著不會被拋棄，而是我們主動地拋棄了一些幻象……如果我
們能夠承擔得起獨處的焦慮，全新的地平線會鋪展開來，而且我們終將學會不

依賴他人也能獨立存在。

獨處的概念很容易理解，我們也都聲稱自己很渴望它，可人生中的絕大多數時
間裡，我們都在逃離這種焦慮——徹底地、全然地面對自己，毫無遮掩地暴露
在天地之間。文化，正如我們所設計的那樣，似乎只是一種餘興表演，其目的
就是避免孤獨。實際上，人們最不情願放棄的幻想就是這個念頭（另一個不願
放棄的幻想是永生不朽）——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會治癒我們，照顧我
們，讓我們免於踏上那趟向我們發出召喚的、令人生畏的旅程。難怪我們要逃
避這趟旅程，把它投射給某位上師，而且從來不願與自我融洽從容地共處。

千方百計地避免靈魂陷入陰鬱狀態，這個行為本身已經變成了一種痛苦。這是
因為，一個從來不曾鬆弛下來、從來不曾放下“我想要獲得幸福、想要無憂無
慮”的急切渴望的人，永遠也無法獲得安寧與休憩；相反，他將無可避免地被拉
下泥沼，時常感到痛苦。大自然總會有潮起潮落，這不正是它的天然節律嗎？
一年有四季，女性每月有經期，我們每天也會感受到高低起伏的生物節律，還
要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時間都交給那個名為“睡眠”的黑暗世界，這不正是我們
的親身體驗嗎？所謂的“被動的自然”與“能動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natura
naturans），這種節律不正是自然的天性嗎？《傳道書》（Ecclesiastes）中反覆
吟唱的訊息，不正是對這種節律的讚頌嗎？

自我，即對“我是誰”在意識層面上的感知，是充滿情緒的、不斷重複的個人經
歷的累積。它是意識的核心情結，而意識的邊界是流動易變的，也很容易遭到
侵犯。我們需要自我來主導意識層面上的日常生活，調動心理的能量，並引導
它們流向目標；我們需要自我來維持一定程度的自洽和延續性，這樣我們才能
一天天地走下去，並適應各種各樣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標是安全感。
不難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對抗從內在生髮出的、無意識的潮湧，並與引起巨大
沖擊的外來能量交鋒。出於這個目標，也就是對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強迫性的
渴望，自我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廳裡東跑西撞，撿拾雜
物，弄得四處塵土飛揚，把那兒變成了一個更加不舒適的地方。

從自我對待世界的狹隘視角來看，它的任務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
息衝突。然而，從深度心理學的觀點來看，自我的恰當角色應當是與自性和世
界形成一種對話關係。自我應當保持開放，盡力做到有意識，並且願意交流協
商。榮格將這種自我與自性之間的對話稱作“交換意見”（Auseinandersetzung），
是對獨立但相關的現實的辯證交流。“自性”這個概念超越於現實之上，也高於
自我，它不僅是對緊張的自我的侷限性的認識，也是對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
位的認識。榮格提出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藉由成
為個體來服務於生命的神秘——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是極其深刻的貢獻，或

是像有人所說的，是一個為現代社會提出的神話。

個體化迫使自我與自性之間展開持續不斷的對話。在交流之下，割裂的心靈或
許會癒合一部分。因此，如果給自性下一個實用的定義，或許可以說，它是“我
們內在秩序的原型”。這即是說，自性是心靈的一種活動，它的功能就是促進個
體的成長。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自性令我們成為自己，或者說，透過在軀體
層面、情感層面和想象層面上的體驗，我們體驗到它塑造我們的過程。我們也
可以把自性描述為一個“樂意當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說，它既是目的論的，也
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標，也是模具。那麼，心靈或靈魂，就只是我們指代那
個神秘過程的詞語而已——藉由這個過程，我們得以體驗到何為朝著意義前
行。

就我們所知，人類是唯一總想去追尋意義的物種，就好像有某種力量在驅使我
們似的。這種被驅使的感覺往往令人痛苦，但身不由己，我們總忍不住要去追
尋它。正如歌德在開頭的引言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永遠也無法理解這種神秘，
否則它也稱不上神秘了，但是，在對關係的具體化中，在對夢想生活的隱喻
中，在對深度的猛然頓悟中，我們時常領略到它的暗示。無論我們是從何處感
受到深度的存在，是從宇宙中、自然中，還是從他人或自身，我們都置身於靈
魂的轄區了。

出於對安全感的渴望，自我會把這種深度簡單地概括為不由分說的確定性，以
及可量化的預言。可是，“我們是不完整的碎片”，其中的神秘感不僅遠遠超出
了我們能掌控的範圍，它甚至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若想與靈魂搭通關係，
大概只能藉助於對心靈世界的想象——無論這想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也不管我們是否真的能理解它們。我們也有可能去往自我的地盤尋找靈魂，比
如神學、音樂或愛情，結果卻是，我們被更加頻繁地拽落到沼澤地中——那裡
是我們最不想涉足的地方。這種“拽落”，就是靈魂的普遍性、自主性，以及不
可或缺的神秘性的明證。

對許多人來說，靈魂這個概念可能過於虛無縹緲，然而，正是為了尊崇它那含
混不清、飄忽不定的特質，我們必須保留它。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一個萬物有靈
的世界中，如今我們稱之為“泛靈論”。（下回有人打噴嚏，而你脫口說出“老天
保佑你”的時候，想想看。）處於退行狀態時，人人都會把心靈投射到大自然與
他人身上。靈魂是否真的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個領域裡，人能夠體
驗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給出的暗示——正是這些構成了靈魂。這種暗示有種
奇異的熟悉感，因為我們身上就有相似的東西——同頻就會共振。波德萊爾
（Baudelaire）在詩句中追憶人與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自然是一座聖殿

那些有生命的柱子 時而吐露出含混的語音

人類在象徵的森林中漫遊

森林以親切的目光將他打量

我家離大西洋的海邊約有一英里。每年夏天，大批大批的遊客像旅鼠一般蜂擁
而至。他們並不是為了避暑，因為到處都有空調，待在屋裡可比擠車和驅趕沙
蠅舒服多了。這必定是因為，我們內在的某些東西與海洋的浩瀚幽深發生了共
振。那引人敬畏的、無從觸底的深度引發了我們的共鳴，因為我們的內在中也
蘊含著同樣的深度。我家離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賭場也只有一兩英里，
每年造訪的遊客裡絕大多數都是西方人，人數比去迪士尼樂園或紐約的還多。
同樣，這必定是因為，在鋪著綠絨毯的賭桌上，在叮噹作響、彩燈閃爍的機器
前，靈魂被投射了出去。人們必定是在尋求片刻的超越，瞬間的賦權，還有與
他者（the Other）稍縱即逝的相遇。人們尋求的，其實早已存在於內心，然而我
們輕易地將之投射到海浪與沙灘上，或是安樂無憂、優渥富足的夢想中。

靈魂總是居於當下的，但人們會處於無意識的狀態，因此才會向外尋求。詩人
荷爾德林（Hölderlin）深刻地洞察到了這種失落：“上帝就在近旁，卻難以企

及；不過，危險出現的地方，救贖也在聚集。” 心靈將我們拉回來，拖向
深處，拽回內在，只為把我們帶回靈魂面前，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個體化的目標並不是有些人以為的那樣，它不是讓人沉迷於自戀，一心只想著
自己，而是要藉由個體，將天地的宏偉意圖顯化出來。每一個人，無論多麼微
不足道，身上都承載著一小塊天地賦予的終極目標，這個目標的起源籠罩在神
秘之中，若要實現它，就需要我們擴充套件意識。如果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
這是真的，那麼，個體化的任務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純潔，也不
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靈經常迫使那個不情願的自我
所做的事。

在我們人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個體化的程序並不取決於那帝王般的、狂妄自
大的自我，而是取決於內心中的那些“農夫”，它們會發牢騷，會有怨氣，基本
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
我們那無法預測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樣。儘管靈魂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驚
嚇、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視沼澤地的存在，壓制它、否認它，倉皇地逃離
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時間裡，我們都得待在這泥沼之中。之所以會有神經
症這個牢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拒絕承認沼澤地的存在。

榮格說，他不會在過去中尋找神經症的成因，而是在當下：“我會問，患者需要

做，但又不願做的任務是什麼？” 無一例外，這種任務包含更高階別的自
我負責，更坦誠地面對暗影，走得更深更遠，進入我們不願意去的地方。所有
這些心靈狀態都具備靈魂層面的意義。我們的任務就是全然地經歷它們，不壓
抑它們，也不把它們投射到他人身上，造成傷害。如果我們不去面對內在的東
西，就要一直揹負著深層的隱患。為了療愈自身，也為了向世界提供療愈，我
們需要時不時地蹚過泥沼。雖然我們不願意涉足那些地方，但或遲或早，我們
總會被拖拽進去。

在研習精神分析的那些年裡，我的一個朋友總愛說一句話：“可它意味著什
麼？”無論是跟別人起了衝突，還是做了噩夢，只要遇到不愉快的狀況，她都會
這樣問。我覺得這很煩人，可她是對的。這件事意味著什麼？在尋找答案的過
程中，我們拓寬了自己的地平線，也活得更有尊嚴。

靈魂層面的功課不僅是療愈的先決條件，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卡羅德努特
再次精當地寫道：

心理治療的終極目的不在於像考古一樣，不斷髮掘兒時的傷痛，而是逐漸地學
習，努力地接納我們自身的侷限，並在此後的餘生中努力自行承擔起痛苦之
重。心理醫生的工作並不是提供解脫，讓患者擺脫那些造成嚴重不適的癥結，
而是要加重不適，教會患者成為成年人，此生第一次去主動面對“獨自面對痛

苦、被世界拋棄”的感受。

在接下來的篇章中，我將會探索一些黑暗的領域。我們每個人都曾涉足其間，
並渴望逃離它們。我不會提供脫離困境的方案，因為它們並不是需要解決的問
題。應該說，它們是一種始終會存在的、對旅程的體驗——那是心靈分派給我
們的旅程。

在一封1945年寫給奧爾加·弗羅貝-卡普泰因（Olga Froebe-Kapteyn）的信中，榮
格提出，史書（opus），即靈魂的功課，由三部分組成——“洞察、忍耐和行

動”。 他寫道，心理學只能對洞察的部分有幫助。在洞察之後，就需要道
德上的勇氣，去做必須做的事，還需要力量，去承擔相應的後果。在後文中，
我會舉出一些具體的案例，但它們體現出的正規化卻是真正通用的。絕大多數
案例是真人真事，但已做脫敏處理；有兩三個是撰寫的，但比起真人真事，它
們更加接近真實……

接下來的內容既是心理學上的觀察，也是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我的目的是引發
反思，同時也請你給自己頒發一份批准：准許自己帶著更清明的意識，去造訪
這些沼澤地。說到底，我們並無多少選擇，因為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此生都得

在那兒花去不少時間。與這些黑暗的力量搏鬥，猶如雅各與天使角力 ，
二者異曲同工。正如詩人沃倫·克利沃爾（Warren Kliewer）在“摔跤天使挑戰雅
各”中所寫的那樣：

你當然樂意 不再追尋上帝

如果停止追尋是個選擇……

所以來抓我啊，莽漢，讓我們來鬥一場

以搏鬥那手忙腳亂的、絕望的美 致獻我們的敬意

第一章
無處不在的內疚

在預約電話中，艾爾特別指出兩點。第一，她有連續的兩個小時，而且這是我
們見面的唯一機會。第二，她會寄給我一張翻拍的照片，讓我提前好好看看。
我同意了。三天後，照片寄到了。

照片十分老舊，皺巴巴的，但挺清楚，上面是一個女人牽著兩個孩子的手。顯
然這是從某個檔案裡複製下來的，因為照片底下的說明文字是童年記憶中的那
種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字跡邊緣斑駁不清，偶爾還有字母缺了一塊。“來自盧
布林的佚名女子帶著她的兩個孩子，走進邁丹尼克的焚屍間（Majdanek

Krematorium）。約為1944年3月。”

照片上的女子大約二十八九歲，穿著一件薄薄的棉布外衣、羊毛襪、黑鞋子，
面朝左方；她的右臂攏著一個差不多六歲的孩子，左手拉著的那個大概有四
歲，離她稍有點距離。我無法把眼光從這張翻拍的照片上移開。女子的臉上寫
滿了緊張和警覺，顯然充滿了焦慮，但永遠定格在朝前看的狀態。兩個孩子被
她用手臂圍攏住，跟她一起往前走，就像一個人似的。年幼的那個孩子看上去
嚇壞了，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身軀顯然在向後躲。或許她被噪聲、人群，或
照片左方的什麼東西嚇到了。

時光中的那一刻永遠凍結了。其中的諷刺令我感到難過，因為我知道照片上的
這幾個人當時不知道的事情——這就是他們生命中的最後一刻，他們將會被驅
趕到淋浴室中，要不了多久就會拼命抓撓彼此，抓取那並不存在的天堂，去爭
取未受汙染的空氣。他們知道嗎？有些事孩子們不知道，但那位女子知道嗎？
那連根拔起式的遷移，火車上的運送，心中的困惑，不知從何時起就消失不見
的父親，還有空氣中飄著的可怕氣味，一旦聞過就會烙入神經，令逃脫的人永

遠無法釋懷……他們知道多少？這讓我心神不寧。在拍下照片的這一刻，要是
他們不知道該有多好；要是這一刻依然留有希望——那長著明亮又脆弱的雙翼
的東西——該有多好。

約好與艾爾見面的那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知道自己夢見了那個地方：在鐵道
交匯之處，歐洲永遠終結了“道德進步”這個脆弱的概念。照片上有一處細節一
直在我心頭盤桓不去：那個年紀更小的小姑娘，拖在後面的那一個，她的左腿
離鏡頭更近，所以能看見那條腿上的羊毛襪破了。她必定是摔了一跤，蹭破了
襪子。我想知道她的膝蓋有沒有流血，那一刻她還疼不疼，媽媽有沒有安慰
她。那可怕的大門在她面前張開血口，而我居然還在擔憂她的膝蓋，這簡直毫
無道理。或許這屬於某種道德上的轉喻吧。當一個人無法承受整體的時候，就

會轉而關注一些細小的、具體的、能夠理解的部分。 我想摟住那個孩
子，摸摸她的膝蓋，對她撒個謊：這就像個糟糕的夢，很快就會沒事了。但我
不能。我永遠也沒有機會觸碰到她，她的恐懼將永遠停留在這個可怕的世紀
——那些嶙峋的肋骨、空洞的眼神——並不斷地縈繞、徘徊。

艾爾快八十歲了。她的英語完美無誤，但我聽得出，她的母語隱藏在那依稀可
辨的口音背後。我們見面時是夏天，但她穿著黑色的半裙，白襯衫和白毛衣。
你會覺得，這身裝束就像是她的某種制服，或是她向來只穿這樣的衣服。她
說：“今天我跟你要了兩個小時，給你講個故事。如果你想，可以打斷我，也可
以提問，但到最後我不會要求你做任何事，而且這是我最後一次來這裡。”

心理治療可不是這種做法，但我感到，我必須答應她的條件，因為在那一刻，
好像有些東西遠比遊戲規則重要得多。

“我寄給你的照片，你認真看過沒有？”她問。

“是的，我看了。我甚至夢見了它。”

“我也是。這正是我想談的。照片上那個女人就是我。”

“可這……我以為她死了。說明文字上說，他們正在走向焚屍間……”正說著，
我看出來了，面前的女子正是照片上的那一位。五十年的時間相當漫長，但那
雙眼睛沒有變；她也沒有發福，顴骨處的皮膚依然緊緻。

“當年我家在盧布林，我是醫生的女兒。剛開始運送猶太人的時候，我們都沒有
在意。我們不是猶太人。我父親年紀太大，沒法參軍，戰爭不會波及我們。而
我還年輕，打仗對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我希望能遇見個意中人，結婚，同時

也找份工作。拍那張照片的時候，我二十六了，這個歲數還沒結婚，已經不小
了。我擔心遇不上合適的人了。”

“可你怎麼去了邁丹尼克？你不是猶太人啊，你是安全的。”

“現在回頭看看，我真覺得一切都再蠢不過了。那天是星期五，我去市場幫母親
買菜。就在那一天，德國人的特遣隊開始了抓捕行動。他們知道猶太人會在安
息日開始之前去市場。他們包圍了市場，另一批人去了猶太區，同時把整個街
區都封了。我被封在裡面。”

“你沒有告訴他們……”

“當然說了，一開始就說了，我說我是基督徒，不是猶太人 ，可其他人也
都這麼說。那幫人哈哈大笑，把我們所有人都趕到了卡車上。”

在訴說中，她好似又回到了那個地方。我不能說她在害怕，但在腦海中，她確
實身臨其境。或許她保持了某種解離狀態，但她真的回到了當年。她告訴我，
她如何跟大批人一起被車子拉到了中央火車站，一路抗議也沒有用，最後還是
被轟到了火車上。幾個小時後，嚇呆的人們被帶到一個棧橋，旁邊就是人稱K-Z
Lager Majdanek的邁丹尼克集中營。這是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裡
的滅絕中心之一。隨著人把自身不能容忍的部分瘋狂地投射到“他們那批人”身
上，長達幾個世紀的文明文化轟然坍塌。

我知道此時不該插話。她繼續說下去。她告訴我，他們是如何被推搡到一個軍
官面前，而此人要把他們分成左右兩隊。哪一隊去往焚屍爐，哪一隊去往營房
裡疫病叢生的日子——那裡有傷寒、嚴酷的勞役、每天僅八百卡熱量的伙食，
到最後，在早已被摧毀的肉體中，人的精神也終將頹然倒下。

排在艾爾前面的是一位母親，她帶著兩個孩子，一個被嚇到不敢說話，另一個
在哭。他們走過軍官面前，那軍官衝母親笑笑，指了指右邊，但讓孩子們去左
邊。女人尖叫起來，緊緊抱住孩子們不放，可有人過來把她拉開，推搡到右邊
那一小群人裡去。兩個孩子站在那兒，嚇得不敢動，被媽媽的哭喊聲弄得不知
所措。緊接著，輪到艾爾走到了軍官面前。講述到那個關鍵的時刻，那個“分
揀”的當口，她再也抑制不住，在我辦公室裡尖聲喊了出來：“我是基督徒，我

不是猶太人 ！”那軍官答說，現在說這個太晚了，而且好多人都說自己是
基督徒。艾爾接著告訴我，當時她是如何報出父親的姓名、爺爺的姓名，還有
一長串當地著名醫師的名字，盧布林的一所醫院還是以其中一位命名的。

軍官停下來，說：“行了，知道了，可你在這兒看見的已經太多了，不可能讓你
回去。把這兩個小孩領到浴室門口，讓他們進去，然後你上那邊一隊去。不過
你要跟他們一起幹活，而且永遠也別想離開這兒。”

“我沒法告訴你那一刻我有多麼高興，”艾爾說，“我不用進那裡邊。我會去幹
活。我會活得長一點兒。我推著孩子們走。一個緊緊地抓住我，另一個我得拽
著走。就在那個時候，有人拍下了你看見的這張照片。我不記得當時有人拿著
相機。能活著，我太高興了。我一路拉著孩子們，把他們帶到浴室門口。囚犯
裡的頭目把孩子們拽了進去。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

那一刻，我再次察覺到，她又回到了當年，因為她敘述中那片刻的暫緩，多少
帶點如釋重負的意味。她重重地靠向椅背，沉默了約有兩分鐘，然後繼續說了
下去。她向我講述起集中營裡的生活，她是如何在那段暫緩的死亡判決中生存
下來的。她那堅韌的年輕軀體熬過了嚴酷的勞役，忍受著被剃成光頭的屈辱，
還有日復一日的稀粥。等到蘇聯人解放集中營的時候，那裡只剩下一兩百個尚
能行走的骷髏，其中有不少沒過多久就死於疾病，或飢餓的後遺症。

“戰後我搬到了華沙（Warsaw）。我父親那邊的許多親戚都去了美國，所以我拿
到了簽證，去了底特律（Detroit）生活。多年來我都不願想起那些日子。我沒
有結婚。我怕我會生孩子。我知道我已經失去了愛的可能。這些年來我一直在
圖書館工作，直到四年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份二戰的歷史資料裡看到了這張
照片。我沒法跟你說清楚那種感覺，一切都回來了，那種噪聲、氣味，那種恐
懼……但最主要的是那種戰慄的感覺——我可以多活一陣子。”

此時，我以為我明白她為何來見我了。以前我也和倖存者一道工作過。比今天
我們稱之為“創傷後應激障礙”更糟糕的是倖存者的內疚，那份內疚感往往太過
沉重，以至於他們決定——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像死了一樣生活。於是，
他們麻木地過日子，生活在沉默和懷疑之中，永遠不曾感受過活著的滋味。

可是她說：“我沒想從你這兒獲得任何東西。你什麼也不用對我說。我只需要你
聽著就行。幾年前我信了猶太教，或者說試著去信吧，可我沒成功。我沒法去
信仰他們的上帝，那個拋棄了他們的上帝。但我聽說了melamed vovnikim的傳
統，意思是，無論這個世界上發生了多麼糟糕的事，上帝都留下了二十四位公
正的人，如果你向他們講述你的故事，上天就會聽見。”

“我不敢說我是其中之一，艾爾。”

“一有機會我就跟人講這張照片上的故事，我會一直講下去。你或許是，或許不
是。這輩子我還有點兒時間，也還有必須去找的人。”

她走的時候，我告訴她我不能收錢，因為我覺得沒幫上忙。她說那你就把那張
照片留下吧。我照做了，直到今天我還留著它。她走出了我的辦公室，此後我
再也沒有見過她，可我沒有一天不想起她。

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 觀察到，奧斯威辛（Auschwitz）確實很

恐怖，但它只是日常生活的誇張版本。 弗蘭克爾有資格這麼說，我沒
有。但我認為我明白他的意思：生活中始終不缺靈魂層面的重大議題，每天都
能遇到；以及，那些最好的人，用他的話說就是——與別人分享自己的食物、
不肯將自己受到的殘酷對待加諸他人的人，沒能存活下來。因此，艾爾的照片
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故事，雖然我們的人生是安全的。命運把她置於那樣的境
地，沒有一個人敢說，萬一遇上同樣的事自己會做出什麼行為；人人都有道德
上怯懦的時刻，沒人能因為她強烈的生存渴望而責怪她。然而，我們也都能理
解，她為何要像個現代的水手一般，帶著那張照片四處漂泊——那是懸掛在她
脖頸上的內疚——到處尋找公正之士，就算不能被宣告無罪，至少可以尋求被
人聽見。

內疚就像一隻碩大的黑鳥，棲落在我們絕大多數人肩頭。榮格關於“陰影”的概
念提醒我們所有人，我們會踏足禁區，會以自我為中心，我們自戀且怯懦。有
誰不記得拉丁詩人泰倫斯（Terrence）的金句“我是人，凡屬於人的於我都非異
類”（Ego sum humanum.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呢？我是人，有關人性的一
切對我來說都不陌生。可是，正當我們祈望歡慶，祈望自由，不再受過往約束
時，那隻碩大的黑鳥依然落在那兒，刺耳地嘎嘎大叫。它粗嗄的叫聲破壞了那
一刻的歡悅，一切又滑落回從前，還伴隨著那個名叫“恥辱”的侍從。

我們應當在反思中深入辨析內疚這個概念，這是因為，就像許多概念一樣，諸
多不同型別的體驗會被統歸到一個寬泛的名詞之下。我們真的需要仔細地分辨
以下三種內疚：

1.以責任的形式出現的真實的內疚

2.用於防禦和對抗焦慮的非真實的內疚

3.存在性內疚

真實的內疚

儘管各個國家的司法系統都承認，低內疚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當事人低
於特定年齡，或是智力受損，但本書讀者肯定都不屬於這些情況。如果說，個
體化這項任務要求我們盡力拓寬意識，那麼，沒人當得起“從未做過虧心事”這
幾個字。沒有一個意識清明的人敢說自己一件虧心事都沒做過，這既包括個人
層面，也包括集體層面——正如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在《墮落》（ The
Fall ）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而這個社會製造出
了大屠殺，還有綿延不斷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恐同等問題，無
論我們有沒有主動共謀，都脫不了干係。

因此，個體的健康發展包括在合理的程度上承認內疚，也就是說，擔起責任，
承擔自己的選擇帶來的後果——無論在做選擇的時候是多麼無意識。

古希臘悲劇的精髓就在於，它承認在文化或個人心中存在某種力量，導致一個
人做出了可能會令其他人痛苦的選擇。在絕大多數悲劇中，合唱隊——代表的
不僅是劇作者的視角，還包括集體智慧——見證著命運的運作。命運安排出各
式各樣的可能性，也給主角造成創傷。古希臘有個詞叫作hamartia，它往往被翻
譯成“悲劇性缺陷”，但我更喜歡“片面的視野”這個說法。由於hamartia的存在，
個體做出了無法預見後果的選擇。藉由承受痛苦，個體有可能透過承認、懺
悔、與神祇重新建立起恰當的關係而獲得救贖。

在《中年之路》（ The Middle Passage ）中，我提出，這種片面的視野與童年時
期的經歷密不可分，並且會讓個體——往往是在人到中年的時候——體會到諸
多錯誤選擇造成的現實後果所帶來的衝擊。以下兩個簡明的案例有助於理解這
一點。

貧困的童年給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他用過度補
償的方式，即苦苦追求認可與尊重，來回應曾經的貧困。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
之後，那片面的視野繼續停留在無意識的狀態，導致他做出了糟糕的選擇，最
終招致公眾的唾棄。但從沒人寫過理查德·尼克松的晚年生活。基本上，他從來
不肯承認自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還極力宣告這就是政治的規則。他從不曾看
到，他自己才是那些糟糕選擇的源頭。由於如此“謙卑”，他不願與道德結構重
新建立起正確的關係，也就拒絕了獲得內心安寧的機會。

與此形成對比——正如1993年的影片《機智問答》（ Quiz Show ）中演的那
樣，查爾斯·範·多倫（Charles Van Doren）出身美國著名的書香門第。他一心想
獲得大名鼎鼎的父親的認可，卻全是徒勞；與父親在智力方面比拼的時候，他

只能拿到第二名。於是他沒能忍住誘惑，在一個智力問答節目中造了假，贏得
了金錢、名聲，以及大眾的喝彩，這一切都是他父親永遠也不可能得到的。但
造假行為最終曝光，令他聲名掃地。值得讚揚的是，他站到了調查委員會面
前，為自己的選擇承擔了全部責任，並承認自己丟失了道德的指南針。

在這兩個案例中，人人都能找到熟悉的東西。敢於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做出了
糟糕的選擇，應當為傷害性的後果負責，這不僅僅是獲得智慧的開端，更是卸
下心中重擔的唯一途徑。

在有信仰的社群中長大、知道懺悔之聖儀的人，有機會從過往中解脫。這是因
為，名為內疚的那隻黑鳥不但能破壞當下的生活質量，還會把我們跟過去牢牢
地綁縛在一起。肩負著往日的重擔會讓人心神俱疲，還會削弱我們做出新選擇
的能力。

但絕大多數現代人都沒有懺悔告解的可能，要麼是因為他們屬於另外一種文化
傳統，要麼是因為他們不再具備懺悔所要求的堅純信仰。艾爾尋找公正之士的
步伐不會止息，這是因為，一旦她找到了，連信念帶來的力量可能都會失去，
而正是這種力量讓領受恩典成為可能。不過，即便是不知曉懺悔的神聖歷史的
人，也有可能從以下的“3R”中得到指引：承認（recognition）、補償
（recompense）、解脫（release）。

對於願意以成熟的方式來處理內疚的人來說， 承認 是不可或缺的。有意識，意
味著一個人承認對自身或對他人造成了傷害。很可能在最初的時候，人並不知
道自己造成了傷害，但是，當承認的時機到了的時候，他必須有意識地坦承：
是的，我做了什麼，導致了什麼，我為那個結果負責。反社會的人，以及有其
他一些性格障礙的人，他們的自我容量被破壞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無法承擔責
任。他們不但有可能對別人撒謊，也有可能同樣地欺瞞自己，不斷地把責任投
射到外界去。

人們對心理治療有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做治療就是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責怪父
母、社會和經濟狀況上，而不去處理當下的問題。誠然，那些經歷確實會對我
們的性格塑造產生很大影響，但心理治療的精粹在於承認這一點——我應當為
自己的選擇、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其他一切都是對真正意義上的“成年”的逃
避。這種承認可能會令人感到慚愧，甚至很受打擊，但進一步的否認或無意識
會把人與過去牢牢地綁在一起，毫無改變的希望。因此，在十二步戒癮法
（Twelve Step program）中，大量工作都建立在以下基礎上：停止否認，承擔起
自己人生的責任，並且在有可能的時候，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做出補償。

能做 補償 的機會其實很少。許多做過的事情已經覆水難收。艾爾永遠不可能把
孩子們帶回來了。她試著追隨他們的信仰，可到頭來，如此真心實意的努力並

沒有成功——這個舉動其實於事無補。她沒有要孩子，或許是因為害怕在自家
孩子身上看見邁丹尼克那兩個孩子的影子，或許是因為她感到應當懲罰自己。
但對她來說，直接補償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有補償的機會，至關重要的是要認
識到，唯有真誠悔過，補償才有意義。但凡不夠真心實意，就是對靈魂的物
化，到頭來補償也不會見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補償都是象徵性的，這不是
說它不實在，而是說，這種償還顯然是心理層面上的。

我們的刑罰體系為何效果如此之差，部分答案或許就在這裡。英文中的
penitentiary（監獄）和reformatory（少年犯管教所）這兩個詞是這樣來的：如果
一個人被驅逐出去，得不到群體在心理層面上的支援，他或她就會penitent（懺
悔），於是道德層面上的reformation（革新）就會發生。但現實中的刑罰體系實
際上是懲罰性的，人們極少去思考這個問題：如何幫助一個合法地被證明有罪
的人意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併為之擔責，而不是責怪社會，或單純地歸咎為自
己運氣不好。

當一個人能夠真誠悔過，當實際的或象徵性的補償已經做出，那麼他會體驗到
解脫的恩典。對那些依然能從懺悔的聖儀中獲得幫助的人來說，牧師充當了人
神之間的中介，為人提供寬恕，幫人獲得解脫。這種寬恕被視作上帝的行為，
用力爭取是得不到的，只能從悔過中尋得；這就叫作恩典。對於那些不屬於此
類宗教社群的人來說，尋獲恩典可不容易。不過，對於那些努力拓寬意識疆域
的人來說，承認、補償、解脫的三部曲依然是可以實現的。在拓寬意識的過程
中，人必須接納自己的陰影，承認它的存在，併為之負責，由此，他開始以全
新的方式進入世界。

榮格清晰有力地寫出了何為健康地承認內疚。這不意味著否認或逃避，當然也
不是繼續卡在過去。

這樣的人知道，世上發生的無論何種錯誤，其實都在他自己身上，只要他能學
著處理自己的陰影，他就已經對世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面對當今那些龐大
的、尚未解決的社會問題，他已經成功地肩負起了一部分，哪怕只是微末的一
點點……當一個人連自己都看不見，也看不見自己無意識地把黑暗帶入了一切

行為之中，他又怎麼可能看清其他呢？

非真實的內疚

在很多時候，或許可以說是經常吧，我們所說的內疚並不是上文所說的“真實的
內疚”。這種內疚往往表現為微微的緊張或不安，或是感到四肢僵住了，甚至還
會有一點頭暈。這確實很奇怪。這種獨特的體驗常常在身體上表現出來，而這
向來預示著內心的某種情結被擊中了。情結被啟用（我們會在第八章中更加深
入地討論這一點）的徵兆是：湧起的能量超出了當下情境的合理需要，人感受
到軀體層面上的“入侵”，在身體上體驗到了情緒狀態。這些線索表明，此人體
驗到的實際上是潛藏在意識層面之下的心靈活動。

而且，此處所說的這種內疚，大部分是對較為嚴重的焦慮的防禦；這是人在感
受焦慮時的附帶反應，當時很難分辨清楚。例如，我們常聽到人說，當他們對
別人說“不”的時候，發脾氣的時候，或是感到自己不是完美父母的時候，就會
感到內疚。這種感受是從孩提時代就慢慢成形的。孩子都有天然的自戀，他們
的慾望會非常自然地表現出來，可是，這些慾望立即與成年人的世界迎頭相
撞。大人擁有無邊無際的力量，他們會懲罰你，不贊同你，不喜歡你。沒有哪
個孩子能在這種荒野中堅持很久，他們很快就學會了抑制那些不被接受的衝
動。

一個男子回憶起六歲時在自家門廊上唱歌的情景。他媽媽吼了他，不許他這
麼“吵”，他發誓以後再也不唱歌了。長大後，在高中必修的音樂課上，他的舌
頭就像打結了一樣，他完全唱不出來。老師瞭解到他是真的不能唱歌之後，允
許他整個學期都默默地站在合唱隊後排，也給了他及格的成績。成年後，這名
男子甚至在淋浴時都不會試著哼唱幾句。與更嚴重的虐童案例相比，這個問題
看上去沒什麼大不了，但它清晰地反映出，與無所不能的父母之間的“碰撞”被
孩子內化後，具有多麼強大的力量。在進入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無可
避免地會遇到類似的、與強勢力量的碰撞，我們開始抑制自己的衝動，並將之
漸漸內化。有時，一些人甚至會防禦一切包含情感的動機，最後與自己的真實
情感徹底失去聯絡。

因此，我們稱之為內疚的東西，往往是一種孩子式的、保護性的、被動反應的
情緒狀態。那種微微的緊張和不安，突如其來的冰冷感，都是因為反射性地想
起了當年踏入父母那名為“不贊同”的荒野時的感受。好比說，我們感受到一種
自然的衝動湧起，比如氣憤吧，可有一隻手忽然伸了出來，就像坐在汽車裡的
大人物似的，把這種衝動一下子扼殺了。這種反射性的反應能把一個人的人生
約束得死死的，以至於他或她會產生相當嚴重的自我疏離感。例如，對別人
說“不”時感到內疚，實際上是在防禦“他者會因此不高興”的可能，並由此啟用
了人人都揹負著的、浩瀚無邊的情緒庫。

這類非真實的內疚還有可能被用來對抗對他人的憎恨、嫉妒、狂怒、色慾，以
及其他一切陰影因素。榮格指出，一個沒有陰影的人——意思是一個人完全沒
有意識到陰影的存在，並且極力防禦陰影——是膚淺的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
接受了這樣的教育：要做個好說話的人，別表露真性情；要隨和寬容，而非耿
直；要圓滑變通，而不是堅持己見。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採用十二步戒癮法
的、“不當老好人”的小組裡的情形：一個成員講述他或她上一週不由自主地又
變成了老好人，對此十分後悔；或者，當他或她決定不當老好人時，心裡有多
麼內疚。

這種“防禦深層焦慮”式的內疚，反映出的是一個人很少被允許做自己。它反映
出生命早期受到的規訓所具有的難以估量的強大力量；同時，它也為人們提供
了從早期經歷中恢復和療愈的機會。當一個人感受到這種內疚的時候，可以這
樣自問：“我這是在防禦什麼？”通常，答案都會歸結到恐懼上——害怕別人會
因為自己的某個決定而不悅。

在真實世界裡，如果你想做一個有價值的人，而不是情緒變色龍，你勢必要做
出很多選擇，而取悅別人不該是你的首要目的。從心底湧出的焦慮之所以令人
無法招架，完全是因為它來自最脆弱的孩提時期。由於這份能量從未流走，而
是滯留在潛意識中，所以它能夠帶著令人動彈不得的強大力量噴湧而出。在那
一刻，你沒有活在當下，而是回到了兒時脆弱無力的狀態。但你忘記的是，你
已經長大，是成年人了，當你有意識地採取行動時，完全有能力做出有價值的
決策，而且，實屬必要的話，你肯定也能夠承受他人的不悅。

既然這類內疚是非真實的，不屬於“勇敢地承認自己對他人做過的錯事”，那麼
去努力地理解它、處理它，讓自己真正進入成年狀態，就是十分必需的了。被
這類內疚束縛住，意味著你依然卡在童年。當我們意識到這種緊張與不安的源
頭時，那種卡頓狀態就不再是無意識的了，也不再被我們接受。

存在性內疚

最後這種內疚是關於存在主義的；生而為人，這類內疚感是無可避免、與存在
相伴相生的。舉個例子，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死是生的基礎。這不僅是說，
生與死就像宇宙之心的收縮與舒張，它也意味著，一切生命都建築在殺戮之
上。我們殺掉動物來維生；如果我們選擇當個素食主義者，我們也收割了植物
的生命；如果我們停止進食，就會殺掉自己。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的祖先在進
食時會敬謝上天的恩典，這不僅是表達感恩之心，也意味著人們明白這個道
理：我們準備吃下去的東西，來自殺戮的行為。出於同樣的原因，古老文化中
的人們在捕獵前、捕獵後、進食過程中都會念誦禱詞，這是為了承認，他們加

入了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原型的死亡——重生的迴圈。

就算無視我們對這種犧牲迴圈的參與，我們依然要參與市場競爭，為了自己的
利益，從別人那裡拿取某些東西。世界某個部分的繁榮發展，或許是以犧牲另
一部分的利益為代價的。比如，經濟指數上揚了，但環境可能受到了損害，等
等。這個兩難的困境是與人類相伴相生的。這一點在許多宗教傳統的神話原型
中都有所體現。比如說，在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中，亞當與夏娃的內疚
就是無可避免的，也是系統性的。他們吃了智慧樹的果子，一旦不再像嬰兒般
混沌無知，他們就不得不看到了自己赤身裸體的真相，也知道他們的存活是以
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的，他們在感受能力上存在分歧，以及他們要為自己的選
擇負責——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地辯稱自己是無辜的。他們被逐出了伊甸園，這
實際上是一種必要的離開：告別幼稚無知，告別嬰兒般的無意識，告別那些不
必承擔後果的選擇。此後，他們被迫承受這個事實：他們的許多選擇將不再是
非好即壞的，而是位於各種深深淺淺的道德灰度之中。他們需要承認自身在道
德層面上的模糊性，以及人格與文化方面的表裡不一。

再一次，我們想到了阿爾貝·加繆的《墮落》。儘管加繆出生在阿爾及利亞
（Algeria），但身為法國作家，他浸潤在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中，對於
現代人，他想不出比“墮落”二字更強有力的隱喻了。一方面，現代人見證了大
屠殺從自己的文明中誕生出來，另一方面，他們又體驗到了自身的道德滑坡。
出於這些必要的認知，一個人從自命不凡的尖塔頂端墮落下來，這一點毫無疑
問；但與此相隨的是意識的萌生，而且，在墮入道德泥沼的過程中，人獲得了
必要的謙卑之情，此外，心理的容量也增大了，變得更加豐富和廣闊。

這樣一個收穫了謙卑的人，不僅會更加有趣，身上的人性也會更為充分。布萊

克 在讀《失樂園》（ Paradise Lost ）的時候必定看到了這一點。“彌爾

頓，”他這樣寫道，“乃是惡魔一黨，只是他並不曉得。” 就道德上的複雜
度來說，撒旦遠比沒有個性的神主有趣得多。撒旦是狂妄自大的，這一點毫無
疑問，但他的心理實際上與我們的更為相似，他的困境和存在性內疚因毀滅而
變得更加豐富立體。

魯格·肇嘉（Luigi Zoja）在他的著作《成長與內疚》（ Growth and Guilt ）中追
尋了狂妄自大與天譴之間的韻律——人類妄取了神的特權，將之據為己有，然
後遭受了上天的報應，這報應帶來了謙卑、調整、重獲平衡（希臘人將之稱作
sophrosyne）。肇嘉認為，歷史即是人類個體的心理被投射到更廣闊的舞臺上之
後所呈現出來的東西。自我對安全的需求是至高無上的，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
要，但是自我會欺騙自己，會自命不凡，還有著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打算
——無論是把大自然夷為平地，再建一座城市，還是去往其他星球；更有甚
者，自我將死亡視作敵人，還使出“英雄的手段”來對抗它。

自我的這種狂妄自大的天性或許可以叫作“浮士德情結”，這源自歌德筆下的主
人公。一方面，由於心懷無止境的雄心抱負，浮士德是高貴的，但另一方面，
他又不可遏止地想要超越自身能力的限制，去理解並控制結果。浮士德的後代
們塑造出了現代世界——滿是奇觀，也滿是恐怖。肇嘉認為，對於偏離了自然
狀態的每一個行為，我們都會揹負一份內疚，這種內疚令人不能安眠，也讓現
代社會生了病。正如詩人里爾克（Rilke）在20世紀初觀察到的那樣：“在這個我

們創造出來的世界裡，我們卻並不自在。” 因此，這前進的步伐——這種
說法如此頻繁地被人採用——屬於狂妄自大的進步，其代價就是構成了存在性
內疚的病態感受。

有時候，出於好意的選擇也會造成罪惡的結果，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內疚在
現代生活中無處不在。猶太教與基督教中都有的“罪”（sin）之概念（這個詞來
源於希伯來語，意思是“沒有打中”，就像箭術裡說的一樣），與狂妄自大——
天譴中蘊含的辯證意味類似。由於缺陷無可避免，個體不得不一直揹負著內疚
的重量。要想理解這種hamartia，這種狂妄自大，這種罪過，就需要人們拓寬意
識。知道自己的缺陷無可避免，無意識狀態也實屬必然，這就是邁向自我接納
的第一步。

或許存在性內疚是最難承受的。知道自己應該肩負起責任——不僅為了自己做
過的某些事，也為了沒做過的某些事——或許會拓寬人性，但也會加深痛苦。
在《追蹤神祇》一書中，我描述了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康拉
德（Conrad）、加繆這些作家如何描繪現代人的困境——意識的覺醒令現代人
目瞪口呆，他們只能滿面羞慚地站在自己選擇的世介面前。與內疚的這種相遇

充滿了諷刺意味。與人生中的悲劇感和滑稽感不同的是，對這種諷刺的知覺是
無法療愈的。這種充滿諷刺感的意識能夠看到選擇的缺陷，能理解這些選擇的
後果，可這種知曉既沒有救贖的力量，也沒辦法躲開。這樣的人只能一直揹負
著惴惴不安的意識。但就像榮格指出的那樣，因為這個原因，他或她至少不大
會繼續給社會增加負擔。

有多少次，我們不得不面對自己心中的糟糕信念。這倒不是因為，我們由於有
神經症或只想著自己而感到內疚，而是說，我們有神經症或心裡只想著自己，
並且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我們缺乏改變自己的勇氣或決心。當生命中的創傷阻
止或遮蔽了心靈的慾望，心靈是知道的；同樣，當我們心懷對自己的糟糕信念
的時候，心靈也是知道的，並且會在某個地方將之記錄下來。有誰不是這樣
呢？又有誰，在某些深深的地方，不知曉這些呢？而有誰會不再抱持那些糟糕
的信念呢？這就是存在性的內疚，我們逃避不了它，唯有否認它，或是去深入
地瞭解它。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對於世上存在的那些罪惡，我們無異於同謀共犯，有時
我們自己也確實會做出罪惡的事，考慮到這些，或許自我原諒是最難做到的
事。無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前半程，我們生活在年輕時代那嚴重的無意識狀
態中；而痛苦在中年時期到來，其核心是一種必要的盤點：看清楚我們對別
人、對自己都做了些什麼。學著原諒自己，這是至關重要的，也是至為艱難
的。得到原諒的自己會變得輕鬆自由得多，可以向前走了，同時也擁有了更加
清明的意識，而這能讓生命變得更加豐盈。但是，這種對自我的原宥——伴隨
著真誠的悔過、象徵性的補償，以及隨後而來的解脫——是極為珍稀的。我們
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抵達原宥自我的境界，於是，人生後半程的生命力就被前半
程所黏附的結果嚴重侵蝕。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對恩典做出了這樣的定

義：“接受你已被接受的事實，雖然事實上你是不可接受的。” 把這個定
義內化，是多麼艱難，又是多麼必要的事。這恩典是多麼奇異，卸去重擔後的
靈魂又該是多麼輕鬆！如此一來，人便可以更加深入地體驗這個世界了。

可是，折磨靈魂的存在性內疚還有一種形式。生而為人，為了發展自我，有時
候我們必須越過界限——雖然我們一度認為，那些界限令人望而生畏。每一個
孩子，為了長大成年，在某些時候都必須違逆父母的意願。沒有哪個父母能始
終知道，哪些決定適合孩子，因此孩子必須離開家——這既包括字面意義，也
包括比喻意義。在並不那麼遙遠的過去，如果哪個孩子沒跟父母同住並照顧他
們，就會遭到指責，這種情況相當常見。那些確實這樣做了的孩子，由於犧牲
了個體化的機會，往往會變得憤懣且抑鬱。可是，那些衝破了約束去尋求自由
的孩子依然會感到內疚，就好像自己虧欠了父母似的。他們會有意識或無意識
地將自己侷限在父母的心理發展水平上。

同樣地，為了成長，有時候人必須打破承諾。很多人由於所謂的內疚感，繼續
留在極為惡劣的虐待型關係中，可他們沒想明白的是，他們自己也有權利展開
獨立的人生旅程。有時，一個人甚至必須成為神話中所說的“神聖罪犯”（Holy
Criminal），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違背社會規範。這類人不得不活出自己的使
命，即便要揹負結果帶來的沉重內疚感。認為戰爭罪惡而拒絕服兵役的人就是
例證。歷史或許會原諒這樣的違規者，但社會很少會，個人往往也不會。

由於內疚把我們與過去牢牢捆綁在一起，它也會汙染當下和未來，甚至能達到
毀滅的程度。若想帶著清醒的意識去處理內疚，我們必須有能力辨別自己承受
的內疚是哪一種。真實的內疚是承擔責任的成熟行為。逃避責任不僅屬於人格
上的退行，它還意味著，一個人永遠無法走出未經整合的體驗。我的一位朋友
說過：“只會內疚，又有何用？”我猜她的意思是，生命的優質能量被浪費在過
去，而且讓人無法對新方向做出切合實際的評估。唯有透過整合，個體才能擁
有必需的意識狀態，讓新模式得以漸漸鋪展開來。

對內疚的成熟整合需要人承認自己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因為補償往往是象徵性
而非實質性的，同時，人也需要有放下的能力。非真實的內疚常常會重複出
現，這是一種被高度合理化了的防禦手段，對抗的是某些嚴重得無法容忍的焦
慮。絕大多數情況下，此類焦慮的數量與質量都標誌著它源自一個人童年早期
的經歷，在那個時候，孩子受到的衝擊遠遠超出他能夠理解、評估和整合的程
度。當一個人能驅除掉心底的焦慮，他往往就能重新找回意識狀態，也能夠看
見當下的自由選擇了。

最難承受的，或許也是最無法解決的內疚就是存在性內疚。只要一個人擁有了
一定的意識與道德成熟度，就必然會看到我們徘徊其中的道德灌木叢。我們做
出的選擇——哪怕是完全不做選擇——難免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波及他人，
並有可能造成傷害。這是一張由道德裂痕織成的網，認識到這張網的存在，就
會被模糊的、滿是不確定性的人類處境所俘獲。想要做到完全不狂妄自大，徹
底遠離罪惡，或絲毫沒有自欺，同樣也是不可能的。當我們越過這些無形的界
限，反作用力也開始執行，終有一天會反噬回來。我們需要深入地思考生命的
諷刺意味，像聖保羅（St.Paul）一樣認識到：雖然我們能做正確的事，但我們
沒做；我們就是自己最強大的敵人；在我們的行為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都
是在逃離更為完整的自我，我們因此繼續泥足深陷。

認識到這些，未必能讓人卸下重負，但這是一個人成熟的標誌。由於分清了內
疚的性質，人至少有機會去解開一部分過往對自己的束縛。在這個過程中收回
的能量就可以被重新投入更為廣闊的未來。

然而，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艾爾似乎象徵著我們自身那坎坷的旅程。她在
內疚的星球上徘徊，希冀能從過往中解脫，也能過得了自己這一關。我衷心希

望她終能尋獲一位公正之士，卸下重擔。如今，我也揹負著她的秘密了。有些
時候，我也會感覺到，我的一隻手臂攏著一個孩子，一隻手拽著另一個，這個
孩子的膝蓋磕出了淤青，小手緊緊地抓住我，而她充滿恐懼的旅程永無盡頭。

第二章
哀悼、失去與背叛

找回領航的星星

戴文今年三十八歲。他父親生前是建築師，哥哥是建築師，他學的也是建築，
也當過一陣子建築師。他從哀悼、失去與背叛中獲得瞭如此豐厚的賜福，以至
於尋獲了自己的靈魂——他都不知道自己丟失了它。

戴文的父親是個好人，但控制慾很強。他是個酗酒的大家長，愛家人，也期待
他們以忠誠回報。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戴文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做什
麼：以後當個建築師，住在父母家附近，對家人忠貞不貳，有求必應。他的哥
哥分毫不差地遵從了這些指令，戴文自己也這樣踏上了“第一個成年期”——在
這個時期，童年時的體驗被內化為一系列對自我和他人的感知，孩子發展出應

對焦慮的反射性策略。

戴文不僅當上了建築師，還結了婚，成了家，跟父母住在同一個社羣，而且如
父母所願，他經常回去報到。他的母親是個典型的依賴者，並以這種方式成為
系統的共謀。丈夫過世後，她立即把戴文擢升為自己的情感守護人。

乍一看，戴文的妻子安妮似乎和他的家人很不一樣。她是知識分子，是個作
家，在政治觀點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先鋒派，但她也酗酒，而且情緒不穩定。三
十多歲的時候，她罹患癌症，戴文盡心盡力地照顧她，直到她過世。接下來的
兩年裡，喪妻之痛讓戴文在情感上大受打擊。兩人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是混亂
的、悲劇性的，令兩人都傷痕累累，可戴文對妻子極為忠誠，並且承擔起了照
顧這個受創家庭的任務——他從小就是這樣被培養的。他知道自己的職責所
在。在太多類似的家庭中，孩子中的某一個會被默默地指定為火焰的守護人、
替罪羊，以及“傷員”的照顧者，而這種指定是從父母雙方無意識的共謀態度中
透露出來的。戴文也默默地接受了提名，並且很好地承擔起了分派給他的任
務。

由於心靈變得麻木無感，整個人茫然無措，戴文來做心理治療。妻子去世後，
他無法再像從前那樣到建築事務所上班，為美好生活繪製藍圖。他不再知道自
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想拿這輩子做什麼。妻子過世將近兩年的時候，就在他
開始做心理治療的同一個時段，他開始約會。他很多年前就認識丹妮斯，但為
了追求安妮而離開了她。這些年裡，丹妮斯沒有結婚，而是追求事業，如今在
情感和經濟上都實現了成熟與獨立。當戴文談起和丹妮斯的新關係時，言語中
流露出對她的愛意，可他深信兩人不會有未來。他不知道自己為何這樣想，他
仰慕丹妮斯，甚至愛上了她，可他覺得自己沒辦法再度進入親密關係了。

很容易就能診斷出，戴文這是反應性抑鬱（reactive depression）。可是，自從他
妻子離世，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已經超出了一年，並且如此廣泛地滲入了他生
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猜測抑鬱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隱藏著更深的、難以名
狀的不適和不滿。戴文抵達了人生中的轉折點，他走上了“中年之路”：一頭是
虛假的自我，源自被內化了的、對原生家庭的認知；另一頭是他本該成為的那
個人。

但凡一個人正在經歷虛假自我的解構，一般都會遭受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茫然
感，就像在荒野裡徘徊一樣。就像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描述的：“在

兩個世界之間徘徊，一個已經死亡，而另一個還無力誕生。” 在這種情況
下，沒有任何職業生涯、情感關係、人生方向或慾望可言，因為這個人已經失
去了活力，變得隨波逐流，也預見不到更新後的自我感是什麼樣子。在這個時
期，任何事情對戴文來說都毫無意義，因為一切事情的核心都被虛假的自我汙
染了。唯有閱讀，以及對音樂和大自然的熱愛還能在他的靈魂中激起些許漣
漪。

隨著治療工作逐漸展開，我們一點點地鑿掉不再起作用的舊自我，但此時很容
易陷入“試圖設計未來”的誤區。這種“未來”都是自我的意識安排出來的，並不
是源自人格深處。於是強烈的牴觸就會出現，人的行為會變得慢吞吞的，很像
是懶散，甚至是怠惰。實際上，這是對虛假的人生道路的牴觸。或許治療的關
鍵性轉折發生在戴文帶丹妮斯一起來的那天。他想向她解釋他對她表面上的抗
拒是怎麼回事——這種抗拒只會讓丹妮斯認為，他在拒絕她這個人。在我們共
處的時段裡，丹妮斯無意中提到了自己和戴文母親的關係。戴文的母親對她非
常和氣，可同時又不放過任何一個貶低兒子的機會。“他真正擅長的事情只有一
件，”那位母親說，“就是把家裡收拾得確實很乾淨。”

丹妮斯還指出，戴文的兄弟姐妹們是如何在事到臨頭的最後一刻才給他打電話
的——找他幫忙帶孩子、去機場接他們、幫他們修房子等等，而像海軍陸戰隊
般永遠忠誠的戴文，又是怎樣一次次答應他們的。一個畫面浮現出來：一個天
資聰穎、有才華的成年男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困於原生家庭。他的母親心
裡很清楚，知道應該安撫兒子的女朋友，可她也在想方設法地破壞兩人的感
情，這樣她就可以繼續獨佔兒子了。戴文的手足們也認為他在家庭結構裡的角
色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就想也不想地佔他便宜。

若論是什麼令戴文感到如此壓抑——雖然壓抑感出現在無意識的層面——失去
妻子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多年以來他人連續不斷的要求
與期望之下，他失去了自我。透過與丹妮斯的交談，戴文漸漸看到了他的家庭

糾纏（enmeshment） 中的剝削本質。隨後，生活的熱情開始萌動，他再次
看見了慾望的天使。（從詞源學上講，慾望，即desire這個詞，源自拉丁語中的
de與sidus，意思是“失去了領航的星星”）。正如塞西爾·戴-劉易斯（C.Day-
Lewis）所寫的那樣：

帶著新的慾望前行吧

因為我們慣常去建造的 去愛的

是一片無人的荒野 唯有鬼魂才能

居住於兩團火焰之間

兩週後，戴文做了一個夢。

我去光譜中心（Spectrum）聽貓王的演唱會。既然要去見貓王，我梳什麼髮型就
特別重要。貓王正在舞臺上唱歌。他非常年輕，正在唱一首我最喜歡的歌。舞
臺左邊有一塊大螢幕，後面有個裸身女人正在洗澡。她走出浴缸，此時貓王和
我目光對視，給我使了個會意的眼色。他的眼神中沒有任何下流的意思，相
反，她的出現好像給了貓王力量，讓他變得完整。她是演出的一部分，但只有
我一個人能看見。

走出體育場的時候，我發現安妮站在那邊。她遞給我一本“聖經”，但那不是基
督教的《聖經》。安妮說：“她又幹這事了。”此時我明白過來，這是她妹妹羅
斯在精神分裂期間寫畫出來的。封皮上畫的是“啟示錄”。

我問安妮，我要拿這個怎麼辦，她說，“我希望你把它整理整理，弄得像樣
點”。我感到非常猶豫。我愛她，可我不願接過這本書，因為它代表著我們關係
中一切糟糕的東西——來自我們雙方家庭的壞影響，我那“努力釐清每一個人的
困惑”的角色，還有我“拯救安妮，讓她免受世界和她自己的傷害”的需要。

我意識到安妮又喝醉了。我意識到，她其實靠從生活中汲取悲傷維生。我告訴
她我要和丹妮斯結婚了，但這不是為了傷害她。然後她說：“人人都覺得咱倆在
一起很蠢。”隨後她又說：“費城人隊怎麼樣了？老鷹隊呢？”此時我明白過來，
我們的生活是愚蠢的、膚淺的。我們花了太多時間生活在虛假的情感中，從來

不曾認真思考過什麼對於我們是重要的。我意識到我們永遠不可能再生活在一
起了，這令我感到非常難過，可是我會娶丹妮斯，而安妮會繼續留在悲傷和孤
獨之中，因為對她來說，沒有第二條路。

這個夢顯示出戴文心靈中那股獨立自主的驚人力量正在運作，這力量正在幫助
一個活死人尋求重生。表面上看，失去妻子令他陷入了停滯，實際上，他的心
靈在進行深層次的反抗。失去成為他重新檢視生活的催化劑。要想理解這種體
驗的深度，戴文必須理解，他最大的失去其實是失去了自己心靈的完整性，他
的哀悼與其說是獻給妻子，不如說是獻給他失去的靈魂。

戴文若想建立起全新的自我感，方法之一就是充分認識到，這個夢就像一個禮
物，是他自己的心靈送來的精彩批註，為的就是幫助他理解過去，把他從中解
放出來，讓他得以繼續前行。

在戴文的夢中，貓王象徵著“神力人格”（mana personality）。在充斥著責任的生
活中，戴文會唱的歌沒有幾首，而這位貓王是一個魅力四射的靈魂歌手。舞臺
上那個只有戴文能看見的裸女，象徵著對阿尼瑪（anima）的大膽認可。在他考
慮進入一段新的情感關係之前，他必須把這兩種能量整合在一起：貓王所代表
的現象層面的能量，以及阿尼瑪的本體能量，即給生命帶來活力的“慾望天
使”。

安妮把“聖經”遞給戴文的時候，這不僅象徵著他年輕時得到的、與責任捆綁在
一起的訓誡，也象徵著他在妻子家庭中發現的瘋狂。安妮的妹妹羅斯曾患過精
神分裂症，而戴文是照顧她的主力。他的任務——在夢中和在現實生活中一樣
——是為那些不能或不願自己做事的人把事情整理清楚，弄得像樣點。但在夢
境中，戴文看見了之前在意識層面上沒有看見的東西，即他不再屬於那個悲哀
的世界了——保證其他人的生活正常運轉，拯救他們，免於他們受到自己的傷
害。

如今在他看來，安妮不只是他從小就受到訓練、要去保護的那種貪婪的人，同
時也是膚淺的，轉移注意力的——她把兩人深刻的交流帶偏了方向，轉而討論
起費城人隊和老鷹隊這些球隊來。帶著古希臘悲劇般清晰的視角，戴文看到，
他一直生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中，那些失去、束縛、對於被遺留在地下世界的
那些東西的哀悼令他感到悲傷，但他也準備投身到一個新世界去，進入一段嶄
新的情感關係，擁有嶄新的自我感。做了這個夢的兩週後，戴文和丹妮斯訂婚
了。

唯有巨大的失去才能提供這樣的催化劑，幫他看清另外一個埋藏得如此之深，
以至於進入了無意識狀態的失去——他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唯有哀悼，才

能激勵他終於面對與自我的疏離。唯有對安妮的背叛，才能引領他看清他的原
生家庭中的剝削本質。

戴文棲身在那些陰鬱淒涼的沼澤地中，努力處理一個個極其痛苦的創傷，經由
這些，他收回了本該一直屬於他的生活——他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走
出失去、哀悼與背叛的深海，他重新找回了他的慾望，他自己的星星。

失去與哀悼

在我們坎坷的人生旅程中，除卻存在性焦慮，大概沒有哪種體驗重複出現的次
數比“失去”更多。我們的人生始於失去。我們與安全的子宮徹底分離，與宇宙
的心跳斷開聯絡，被扔進一個不確定的，而且往往充滿了兇險的世界。出生創
傷標誌著旅程的開始，而這段旅程終結於生命本身的失去。一路上，我們還會
遭逢各種接連不斷的失去——失去安全感，失去聯結感，失去無意識狀態，失
去純真，漸漸地，我們還會失去朋友，失去體能，失去自我認同的各個階段。
難怪所有文化中都有與它相關的神話，將失去與斷開聯結的感受戲劇化地表達
出來，比如關於秋天的各種神話故事、告別想象中的伊甸園狀態、黃金時代、
與大自然和母親融為一體的記憶等等。同樣，所有的民族都會表現出對聯結感
的濃重懷念。

“失去”的主題貫穿於我們的文化之中，從最為多愁善感的歌詞（從中我們聽到
這樣的哀嘆：由於愛人不在了，生活都失去了意義），到充滿痛苦與渴望的祈
禱，祈求與神相聯結的神秘體驗。在但丁（Dante）看來，最深重的痛苦就是失
去希望，失去救贖，失去天堂，以及被“聯結之承諾”的記憶困擾，無法擺脫，
而那個承諾本身已經失落，無處可尋了。在我們的生存境況中，失去也是一個
核心。如果我們活得足夠長，就會失去每一個我們關愛的人；如果我們活得沒
那麼長，他們就會失去我們。正如里爾克所寫的那樣：“於是我們活著，不斷地

說告別。” 這告別的物件是人，也是人存在的狀態，還有那不斷消逝的時
間。在另一段詩句中，里爾克把別離擬人化了：“別離，把她的手指放在唇

邊。” 德語中的失去是Verlust，其含義是，經由慾望去體驗，隨後，體驗
的物件消失不見。在慾望之外的，總是失去。

兩千五百年前，喬達摩成為佛陀（意思是“覺者”）。他看到，人生是無休止的
受苦。這種痛苦主要是由自我的控制心導致的——想要控制環境，控制他人，
甚至控制生死。既然我們無法成功地控制人生，所以失去得越多，痛苦也就越
多。在佛陀看來，穿越並超越痛苦的唯一道路，就是放下想要控制的心，順其
自然。放手正是神經症的對症解藥，因為這樣一來，人就不再與自然割裂開
來，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種放棄不會令人淪為失去的奴隸，相反，它讓人成為主動放手的參與者。唯
有放手，才能帶來安寧與平靜。可是，我們都知道，自我的得力干將就是那個
名叫“安全感”的警長，還有精明強幹的名叫“控制”的副手。在我們之中，有誰
能像佛陀一樣成為覺者？有誰能徹底摒棄慾望、超越自我，篤信“勿按我的意

願，而是你的意願”（not my will but Thine）？丁尼生（Tennyson）告訴我們，愛
過又失去，勝過根本沒有愛過。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遇刺後的第二
天，他的親信肯尼·奧唐奈（Kenny O’Donnell）在廣播節目中說：“如果你不曉得
這世界遲早會令你心碎，身為愛爾蘭人又有何用？”

雖然有佛陀的智慧箴言在前，但渴盼依戀、嚮往家園彷彿是我們的天性。心向
往的是永久與聯結，而頭腦能接受分離和失去，在這兩者的衝突之間，有個地
方可供我們找到心理上的空間。我們大概沒人能達到佛陀的境界，可也用不著
當個永遠的受害者。

若要拓寬意識，其核心是要承認人生的常態就是無常。確實，變幻無常正是生
命力量本身的一種表達。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這樣闡釋這個矛盾：“那

經由綠色莖稈催放花朵之力是毀滅我的力量。” 那股能量引燃了大自然的
能量，就像炸藥的引信一樣，它會燃燒自己，終至耗盡。這般的幻滅即是生命
本身。“不變”的別名是“死亡”。因此，要擁抱生命，就需要我們擁抱那股燃燒
自己、終至耗盡的能量。不肯改變，即是與生命力對立，也就意味著死亡。

這就是為什麼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總結說，“死亡是美麗之母”

，出於同樣原因，死亡是大自然最偉大的發明。伴隨著對那股會耗盡自身
力量的體驗，我們得到了意識的能力、有意義的選擇，以及對美的讚頌。其中
蘊含著一種智慧，它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與焦慮，體現出生與死、依戀與失去的

隱秘合一，它們都是同一個偉大迴圈的組成部分。 這種智慧與自我的需
求對峙，將之從瑣屑中提升出來，帶入超然之境。

依戀與失去隱秘地合二為一，這一點在里爾克的詩作中被精妙地呈現出來。這
首詩的名字十分恰當——“秋”。我們這些生活在北半球的人都明白，這個季節
意味著夏日的消逝，凜冬的到來。這首詩是這樣結尾的：

我們所有人都在墜落 看這隻手 也在墜落

再看看其他人 眾人皆同

但有一位 用雙手

無限溫柔地 將這墜落捧住

里爾克將落葉的意象擴充套件出去，引申出地球在時空中墜落，進而帶出普遍
意義上的失去與墜落的體驗。他透露出，有一個隱秘的統一體在墜落底部托住
了它。這是不是上帝，里爾克沒有明說；在依戀與失去的偉大迴圈中，他獲得
了滿足。二者看似迥然相異，但不知何故，又是一體的兩面。

唯有當有價值的事物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過，失去的體驗才會真切。如果
我們不曾感覺到失去，那說明它對我們沒多大價值。想要承受住失去，我們就
必須承認失去之物的價值。弗洛伊德寫過一篇名為“哀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y）的文章，他觀察到，喪父或喪母的孩子能夠哀悼這份失去，並因此
釋放出部分能量，而有些孩子的父母明明在身邊，在情感上卻是缺席的，這樣
的孩子沒辦法哀悼，因為父母並沒有真正離去。這種受挫的哀悼隨後會被內化
成為哀傷，即因為失去而感到的悲哀，以及對重新聯結的渴望；聯結感對孩子
的價值越大，渴望就越是強烈。因此，唯有當有價值的事物曾經是我們生活的
一部分，我們才會體驗到失去。在這種痛苦的泥沼中，我們的任務是認清被賜
予的價值，並且好好珍惜它——即便我們無法掌握住那個將之賜予我們的力
量。

當我們失去深愛的人，就需要哀悼這份失去，但也要有意識地珍惜我們從這個
人身上內化而來的東西。例如，受空巢綜合徵折磨的父母，他們痛苦的主因不
是孩子不在身邊了，而是失去了為人父母的身份。曾經投注到那個角色裡的能
量，如今可以投注到另一個方向去，因此，對於失去的人，尊重他們的最佳方
式，就是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給我們的生命帶來了什麼價值，然後銘記這份價
值，並將它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面對無可避免的失去，這就是恰當的轉換方
式。這種轉換不是否認，而是轉化。被內化的東西永不會失去。即便在失去之
後，也還有某種靈魂層面的東西留下。

英文中的“哀悼”（grief）源自拉丁語的gravis，意思是“承受”，從這個詞中還衍
生出了“重力”（gravity）。體驗哀悼，不只是承受住當前境況的重負，同時也是
再次見證靈魂的深度。我們只會哀悼有價值的事物。當然，哀悼中最深重的痛
苦之一，就是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那種感覺提醒我們，在人生中我們能掌控
的東西是多麼微乎其微。就像古羅馬的西塞羅（Cicero）觀察到的，“哀悼時撕

扯頭髮真是蠢，就好像禿頭能減輕悲傷似的” 。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會

同情希臘人左巴 ，失去兒子之後，他跳舞跳了一整夜——這行為讓他的
村莊蒙羞——因為他只能透過肢體來表達失去的哀慟。就像人類其他的主要情
感一樣，哀悼拒絕言語，拒絕被釘住和分析。

可以說，對哀悼描寫得最深刻的詩句來自19世紀的但丁·加布裡埃爾·羅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詩的名字叫作“大戟”（The Woodspurge）
。“哀悼”二字在全詩中僅出現過一次，而且是在最後一節。但讀者能充分感受
到作者的迷茫無著，以及那痛徹心扉的、失去聯結的感覺。他所能做的，似乎
只剩下詳盡地描摹大戟花朵的複雜精妙。哀悼的重量實在太過沉重，超出了他
能理解的範圍，因此他只能把心思放在大自然有限的細節上。

從至深至純的哀悼中得到的

未必有智慧 甚至未必有記憶

我只知道

大戟開著花兒 三朵一簇 生在一起

羅塞蒂深知，巨大的失去是多麼不可碰觸，因此，就像里爾克運用了秋天落葉
的比喻一樣，他借用可知的、有限的細節，去暗示無邊無際的痛楚。再一次，
從哀悼的誠摯情感中，人們瞭解到曾擁有的事物是多麼珍貴。在猶太人的信仰
中，在人逝去滿一週年的紀念日，要把墓石“揭開”，這裡面的涵義是雙重的：
既象徵著失去之沉重，也提醒人們，哀悼期結束了，生活該更新了。

無論多麼強力的否認，也不能令我們免於失去。我們也不該猶豫，應該立即進
入哀悼。在心所承受的折磨和頭腦的瘋狂運轉之間，我們有機會接受“萬物轉瞬
即逝”的事實，也認識到我們挽留的力量是多麼微薄，然而，這也是我們確
證“曾經擁有”的機會——即便時間短暫。在阿齊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根據約伯的故事創作的詩劇《J.B.》中，J.B.談起上帝，“他不必去

愛，他就是愛”。“可我們要去愛啊。”妻子莎拉說。“這便是奇蹟。” 在失
去中確證我們曾經擁有的價值，這種力量即是深刻意義的源頭。持守這份意
義，同時放下掌控，這就是我們面對失去和哀悼時要完成的雙重任務。

榮格在妻子艾瑪過世後，患上了反應性抑鬱症。一連數月，他陷入了淒涼和迷
茫。有天晚上，他夢見自己孤身走進一座劇院。他下到第一排，等待著。樂池
如同一片深淵，橫亙在他眼前。大幕拉開，他看見艾瑪站在那兒，穿著白裙
子，衝他微笑。他明白，死寂被打破了。他倆是在一起的，無論是廝守還是分
開。

在美國執業三年後，我打算回一趟蘇黎世（Zürich）的榮格研究所。那是我離開
後第一次回去，我盼望能見到一大批老朋友。我最想見的人是我的督導分析師
阿道夫·安曼（Adolph Ammann）博士。可就在回去之前，我得知了他過世的噩
耗。我為失去與斷聯而哀悼。隨後，在1985年11月4日凌晨3點，我“醒來”，看
見安曼博士就在我的臥室裡。他用慣常的、溫文爾雅的氣度向我欠身致意，微
笑著對我說：“再次見到你真好。”當時我有三個念頭：“這不是夢——千真萬
確，他就在那兒”；然後是，“這肯定是個夢，毫無疑問”；緊接著又是，“這就
像是榮格夢見了艾瑪。我並沒有失去他，因為他依然在這裡，跟我在一起”。於
是，這次體驗結束在一種深深的寧靜與接納中。我沒有失去亦師亦友的安曼博
士，因為他依然在我心裡，即便是我寫下這些字句的此時此刻，他也在。

或許，真正真實的、重要的、有分量的人和事，永遠不會真的失去。唯有放下
控制的妄念，一個人才能真正地哀悼失去，真正地讚頌價值。

背叛

背叛也是某種形式的失去——失去的是純真、信任和簡單明瞭的關係。我們每
個人都遭遇過背叛，甚至是在宇宙的層面：自我做出的假設，即暗地裡認為自
己無所不能的幻想，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尼采指出，當我們發覺自己不是上
帝的時候，是多麼失望啊。）

在自我的幻想與我們脆弱生命的侷限之間存在著落差，這種差距總像是宇宙對
我們的某種背叛，彷彿某種宇宙級別的父母令我們失望了。就像羅伯特·弗羅斯
特（Robert Frost）的慧黠詩句裡寫的那樣：“主啊，請原諒我對你開的小玩笑；

而我也會原諒你對我開的巨大玩笑。” 還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悲泣：“我
的主啊，我的主啊……你為何離棄我？”

十分自然地，我們渴望得到保護，好躲開這個令人擔憂的世界，遠離矛盾和不
確定。我們將孩子式的需求——想要能保護自己的父母——投射於漠然的宇
宙。孩子對於得到保護和愛的期待往往會落空。即便是在最有愛的家庭中，那
一對孿生式的創傷，即“難以負荷的重壓”與“被忽視或遺棄”，也在所難免。或
許最令父母們心寒的莫過於這個認識——我們只是做自己而已，但這已經傷害
了孩子。父母只是凡人，都有侷限。於是，每個孩子都會感到自己遭到了父母
的背叛，而有些孩子的感受會更強烈。奧爾多·卡羅德努特這樣寫道：

我們只會被信任的人欺騙。然而我們還是需要相信。一個因為害怕遭到背叛而
不願心懷信念、拒絕去愛的人，確實不會受到這些傷害，但誰知道他或她會因

此錯過什麼呢？

孩子感受到的對純真、信任和信念的“背叛”越強烈，長大後就越有可能不信任
這個世界。極為強烈的背叛體驗會導致偏執的妄想，也就是把“失去”的感受廣
泛地轉移到別人身上。我有一位來訪者簡要地回憶起母親離開他的那一天——
她此後再也沒有回來。雖然他的婚姻很有愛、很忠誠，可他從來不肯信任妻
子，她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還堅持要她做測謊來確證清白。他在蛛絲馬
跡中尋找妻子背叛他的證據，因為他認為遭到背叛就是自己的宿命。儘管妻子
一再保證自己的忠誠，最後他還是把她趕走了，並且認為她的離去就是明證：
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東西確實是對的，他遭受過一次背叛，而這種事會一次次地
重演。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偏執的想法潛伏在我們每個人心中，因為每個人都受過
創傷：被宇宙、被生存境況、被我們信任的人傷害。

信任與背叛是相互依存的對立面。如果一個人遭遇了背叛——有誰不曾遭遇過
呢——要再度信任別人該有多麼困難。情況往往是，如果孩子因父母的忽視或
虐待而感受到深重的背叛，日後他或她會與一個將此背叛重演的人建立關係，
這種模式叫作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或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或者，
他或她會出於避免再次受傷而完全避開親密關係。無論採用哪一種策略，當下
的選擇都被過往的創傷統治著。就像內疚那一章裡的案例一樣，主人公依舊被
過往所定義。然而在親密關係中，深深地投注了信任，亦是埋下了背叛的可
能。如果我們不去信任對方，那就說明我們投入得還不夠深，還未到產生親密
感的程度。可是，如果我們不投入到這種潛伏著風險的程度，那麼真摯的親密
感就永無可能出現。可見，信任與背叛這一對矛盾是互為前提的。沒有信任，
就沒有深度；沒有深度，就無所謂真正的背叛。

正如我們在內疚那一章中提到的，背叛是最難原諒的，尤其是有意的背叛。可
是，對背叛的原諒，不僅是對我們自身的背叛能力的含蓄承認，也是將我們從
過往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唯一方法。有許多人在離婚之後依然心懷怨懟，不能
原諒背叛自己的前任，這樣的例子我們見得還少嗎？他們成為往事的奴隸，相
當於依然留在那段婚姻關係中，並未與背叛自己的人分開。他們依然被憎恨的
酸液侵蝕，任由它定義自己。我也見過另一種已經離婚的人，他們之所以憎恨
前任，不是因為前任做了什麼，而是因為該做的沒做。

朱莉安是個乖乖女。她找了一個願意照顧她的男人。儘管她因他的指手畫腳而
惱火，他也因為她的需索過度而感到不耐煩，但兩人都被這個無意識的合同約
束著：他是她的丈夫，也是父親，而她則是他滿懷摯愛的女兒。這個盟約是在
兩人二十歲出頭時締結的，當她丈夫日漸成熟、不願再遵循它的時候，她勃然
大怒。她停留在少女時期，依然任性，沒有意識到丈夫的離去其實是提醒她邁
入成年的警鐘。他對她的背叛看起來是全方位的、不可原諒的，但實際上背叛
她的是她從未脫離的親子關係。不用說，她飛快地又找了一個可以讓她依賴的
男人，舊情節再度上演，長大成人的邀請函被拒之門外。

背叛往往令人產生一種孤絕的感受。曾經依賴的那個人，寄予期望的那個人，
或是曾經心有靈犀的人，如今變成了嫌疑犯，一個人最底層的假設動搖了。然
而，在這個充滿了變數的狀態中，人有可能獲得成長。我們可以從創傷中學
習，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就會在另一個情境中重複它，或者是與它產
生身份認同——有許多陷在過去裡的人會認為創傷就等同於自己。上帝看似“背
叛”了約伯，但到最後，約伯對宇宙那散漫隨意的前提假設動搖了；他進入到一
個嶄新的意識層次，將受到的磨難轉化成神的祝福。耶穌感到自己不僅遭到了

猶大的背叛，也遭到了天父的背叛，然而，在各各他（Golgotha），在最後的接
納中，他實現了頓悟的圓滿。

當我們遭逢背叛，感到極為憤怒並想要復仇是很自然的。但復仇無法助人拓寬
意識，反而會限制意識，而且不僅如此，它還會把人牢牢束縛在過去。那些被
複仇之心裹挾的人，無論他們的哀慟有多麼合情合理，他們依然永遠是受害
者。他們依然活在當初的背叛中，此後原本屬於他們的光陰都被虛擲了。同
樣，一個人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否認手段，選擇繼續留在無意識狀態。這種策
略相當於不肯去感受已經在承受的痛苦，這意味著拒絕接受失落的伊甸園所提
供的成長機會，拒絕拓寬意識。

背叛的第三個誘惑是把背叛體驗“推而廣之”，就像那個被母親拋棄的男子產生
的偏執妄想一樣。母親離開了他，因此毫無疑問地他重視的所有女性都會這樣
做。如果放在當時的場景看，這種妄想也可以理解，但它會漸漸發展成一種憤
世嫉俗的念頭，把一切人際關係都“汙染”掉。把一次痛苦的背叛體驗推而廣
之，這種思維方式會把人困住，輕則滿腹狐疑，不願投入親密關係，重則產生
偏執妄想，歸罪他人。

背叛能促使我們實現個體化。如果遭到背叛的是我們關於存在主義的天真念
頭，那麼我們將被迫接納宇宙那更為深廣的智慧，去體會依戀與失去的對立統
一；如果遭到背叛的是依賴，那麼我們將被迫看清，在哪些方面我們不願長
大；如果背叛發生在關係中，一個人有意識地背叛了另一個人，那麼我們將被
迫忍受痛苦，並接納對立性的存在：它不僅存在於背叛者身上，也存在於我們
身上。無論是哪種情況，如果我們不躲在後面，不陷在對他人的指責中，我們
就會成長，變得更加複雜、更有意識。卡羅德努特很好地總結了這個兩難的困
境：

若是把背叛的體驗翻譯成心理學的術語，那就是，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得
以經歷一種非常基本的心理過程，即整合矛盾，其中包括在關係中普遍存在的
愛恨交織的情感。必須再強調一遍的是，這種體驗不只涉及那個通常來說應該
承擔罪責的人，也包括那個被背叛的人，後者無意識地啟動了那些導致背叛的

事件。

背叛中最難以下嚥的苦澀藥丸，或許是我們極不情願地承認（往往是在多年以
後），我們自己亦是導致背叛發生的同謀。如果能夠嚥下這粒苦藥，我們就能
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陰影。我們受到召喚，需要認識到一些東西，可我們
未必次次都喜歡它們。再一次，如榮格所說：“對自性的體驗總是意味著自我的

落敗。” 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榮格深入探索了自己的潛意識，在對這
段經歷的追憶中，他記述道，他不得不反覆地對自己說：“這又是一件你不知道

的、關於你自己的事啊。” 但是，藉助如此苦澀的藥丸，意識得以大幅度
地進化。

藉由失去、哀悼與背叛的痛苦，我們被拽入泥沼之中，但我們可能由此獲得更
為廣闊的世界觀。比如戴文，他似乎陷在喪妻之痛中，可那段時間的荒廢與迷
茫已經與他的失去不成比例。透過修習這段人生功課，他漸漸看到，他失去的
還有自己，他也在哀悼自己那未曾真正活過的人生，因為自從兒時起他就遭逢
背叛，生活在其他人的計劃裡。唯有經歷了那兩年的痛苦，他才終能開啟自己
的旅程。

失去、哀悼與背叛告訴我們的是，不能執著於任何事物，不要認為任何一件
事、任何一個人是理所當然的，以及我們不可能免除痛苦。但與之相伴的是通
往意識的邀請函。在無常中保持恆常的，是個體化的召喚。我們既不是這段旅
程的起點，也不是目標；前者早已成為過去，後者會隨著我們的前行而不斷後
退。我們就是旅程本身。失去、哀悼與背叛不只是我們不情願涉足的陰鬱之
地，若想讓意識臻於成熟，它們是不可或缺之物。和那些我們願意逗留、暫緩
歇腳的地方一樣，它們亦是旅程的組成部分。得到與失去的偉大韻律不在我們
的掌控範圍之內；我們能夠掌控的是自己的態度：哪怕是在最苦澀的失去中，
我們也願意去尋找留存下來的、值得為之好好活著的東西。

第三章
懷疑與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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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埃斯特林·卡明斯

無垠空間的寂靜

在《思想錄》中，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這樣寫

道：“這無垠空間的寂靜令我心驚。” 有誰不曾在凌晨四點時醒來，感到
極度孤獨、脆弱與恐懼？有誰不曾體會過外部與內在那些無垠空間的寂靜？有
誰不曾在落葉的飄零中感受到時光之易逝，以及人在世間的孤獨，就像愛德華·
卡明斯在詩作中如此犀利地指出的那樣？或者，像羅伯特·弗羅斯特所寫：

星辰間的空寂 不會令我驚懼

因為那些星辰之上 並無人棲居

在這離家如此近的地方 我卻感到孤獨

令我驚懼的 是我心中的那片荒蕪

面對生活，有誰不曾感到力不從心，期待某種拯救？有誰不曾眼睜睜看著熟悉
的東西逐漸消逝，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匱乏資源？

……就連令人安心的穀倉也漸漸消隱遠去

我不禁心生懷疑

內裡的勇氣是否能隨著天明升起

拯救我們於這無助的境地

在每一片靈魂的沼澤地裡，都有一項成長任務。正如榮格建議的那樣，在每一
次治療中都應該問，藉由神經症，這位來訪者在逃避什麼任務，因此我們也應
該自問，在每一片陰鬱的泥沼中，暗含著什麼任務。每種情況都會有所得：獲
得允許，告別依賴，或是找到勇氣，讓人即便脆弱也能敢於站到天地之間，並
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都會遇到挑戰，促使我們成長，並
帶著更強大的意識踏上人生旅程。雖然這樣的發展與成長往往會令人心生畏
懼，但它也能讓我們自由，為我們的人生帶來尊嚴和意義。

三十歲時，諾曼已經有過兩段婚姻了。每一次，他都先用甜言蜜語、翩翩風
度、裝出來的世故老練來攻陷對方的心，婚後沒多久，當妻子不配合他的需求
時，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控制妻子的行為和選擇，還辱罵對方，漸漸地發展成
拳打腳踢。當妻子變得很難“對付”時，諾曼就會離婚，然後尋找下一個。

第二任妻子想辦法把諾曼拉去做了個簡短的婚姻治療。治療期間，諾曼輪番使
出了發火、威脅和霸凌的招數。他拒絕討論自己的成長背景，也不肯承認在目
前的婚姻不幸中他有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治療師不得不很快叫停，這是因
為，如果有任何一方不願意“認領”自己的模式和責任，治療是走不下去的。

檢視諾曼的人生，能看到一個清晰的模式。他渴望與女性建立聯結，可一旦對
方靠近，他就開始虐待她。這代表著他既需要對方，同時又害怕對方。心理上
這種深深的分裂只可能源自生命早期的經驗，比如與母親的關係。

諾曼不能忍受的是懷疑，他一定要得到保證才能安心。就像原教旨主義者一樣
——這樣的人如此害怕模糊不清，以至於必須嚴格遵循基本原理，他們甚至會
打壓看法與自己不同的鄰居——諾曼不能冒險向內看，他“臨時的”自我感建築
在一個彌天大謊之上，他不敢冒險去懷疑那個謊言。被母親虐待的孩子依然需
要母親；與此同時，他也對她又怕又恨。在成長過程中，這個創傷出現得越
早，他的防禦手段就越是系統化，把這些感受移情到他人身上的範圍就越大，
那未曾痊癒的傷口也越發不可碰觸。因此，就像所有有性格障礙的人一樣，他
會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傷害別人，把這當作一種償還，卻沒有能力反思和在心理
上負起責任。

可以說，神經症患者（這包括我們絕大多數人）最糟糕的敵人就是自己——遭
受內疚和失敗感的折磨，被匱乏感糾纏。造成性格障礙的創傷發生得太早，傷
口也太深，以至於個體沒有足夠的自我力量與個人素材對話。這些問題引起的
情感反應過於強烈，令人無法面對，於是就被推入了無意識的領域，而且往往
會被投射到他人身上。雖然這樣的人成年後可能會在社會里位高權重，但他或
她其實永遠被困在了童年時期。幼時的創傷定義並指引著每一個決定，並且會
繼續精準地破壞人際關係，因為此人過於羸弱，無法容忍懷疑的存在，而懷疑
是成長和超越早年創傷的必要條件。

諾曼的內心深處有一個地下泉眼，裡面湧動著的創傷與渴望灌溉了他的整個人
生。像所有孩子一樣，他嚮往母親的關愛，但他母親辜負了自己的角色，並將
這樣的女性形象永遠注入了諾曼心中，而且，其中附帶的恐懼非常強烈，足以
與渴望比肩。因此，他絕望地尋求與“她”的聯結，與此同時又害怕她。人只會
攻擊自己害怕的東西，而他的恐懼確實相當深重。但這也是他的秘密，一個必
須瞞住自己的秘密。這樣的秘密是有毒的，它必然會侵染人際關係，給他人造

成傷害。除非諾曼能夠有意識地去承受自我懷疑的痛楚，否則他將會繼續被無
意識地封印在自己的歷史中。

自我的首要任務是安全感，因此，懷疑是個不受歡迎的訪客。幸運的是，我們
絕大多數人受到的創傷不像諾曼那般嚴重，所以還能夠承認懷疑的存在。有時
候，我們甚至會被懷疑壓倒，被它弄得不知所措。在德語中，懷疑寫作
Zweifeln，即“二重性”，這顯示出當我們體驗到懷疑時感受到的那種分裂感。如
何承認懷疑——這是一切成長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能不被它壓倒、弄得手足
無措，這絕非一個簡單的任務。

自我就像一個心胸狹隘的暴君，執意要聲色俱厲地強調自己地位的正當性，這
是因為它的城堡建築在懷疑的沼澤之上，而強調是一種補償。丁尼生說過：“相

信我，比起對教義的半信半疑，誠實的懷疑中蘊藏著更堅定的信念。” 威
爾遜·米茲納（Wilson Mizner）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尊重信念。但令人受教的是

懷疑” 。固執的、沒能力自省的、無法做自我批評的立場，是法西斯式
的、鐵板一塊的、停滯不前的。“如果對僵化的看法忠心耿耿，”歌德觀察

到，“就永不可能打破鎖鏈，也不會解放人的靈魂。” 僵化的看法有可能
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教條，或者是離日常生活更近的東西，比如我們心中被具
體化了的自我感。當然，伴隨懷疑而來的是強烈的焦慮，於是許多防禦就會升
起，想要對抗這些焦慮。冒險去承受懷疑與不確定，意味著冒險承受更強烈的
焦慮。但是，冒險承受更強烈的焦慮，即是向著更廣闊的人格敞開大門——我
們那些僵化死板的觀點防禦的正是這個。

懷疑有沒有好處呢，讓即便是神經質的自我也有可能接受？事實上，它的好處
很多。

懷疑是改變的必備燃料，讓成長得以發生。 沒有哪個科學或神學的教條，不
蘊含具體化與專橫的種子。同樣，心靈號召我們放棄那些看似清晰準確的、能
保護我們的東西——這與自我的渴望相距甚遠——正是這些東西令我們陷入昨
日的泥潭。問題不在於懷疑，問題在於對改變的恐懼。任何組織或個人想要成
長，就必須面對懷疑的風險。

懷疑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 請注意世上的某些力量是多麼強大，它們想
為“作為本國公民意味著什麼”的問題制定出標準答案，比如作為一個美國人/加
拿大人/德國人等等。請注意某些焦灼的少數派是如何向立法機關、法院和社會
部門施壓的，他們要求這些機構嚴格遵守約束性的價值觀，遏制多元化的力

量。指出皇帝其實什麼都沒穿的孩子永不會受到大眾喜愛。在私人生活中也是
一樣，我們有型別學，有神經質的模式、重複出現的衝動，以及僵化的觀點，
我們排除不同的聲音，擯棄辯證的思維，拒絕心懷不滿的人。

榮格曾經指出，個體化並非來自“高處”，即治理各項事務的、帝王般的自我，
而是來自“小人物”，也就是各種分離出去的能量，它們是內在王國裡的農夫。

自我希望把靈魂的宇宙變成一神論的、獨裁式的，但心靈實際上是多神論
的、非常民主的，容納了各種各樣分離出去的能量，也就是情結。想要拓寬自
我感，就需要讓這些能量與自我展開對話，雙方都要開放、謙卑。唯有當傲慢
自我的王位被推翻時，絕大多數人才會真正長大。當圍牆碎裂坍塌，新的視角
就有可能產生。因此，懷疑不僅能讓辯證思維保持鮮活，並因此保護文化免於
陷入具體化與僵化，還能讓人的個性變得更有活力，激勵它不斷進化、成長。

懷疑是一種激進的信念。 我們對神秘的神秘之處保持信念的唯一方式，就是
把“模糊性”悉心儲存好。確定性是真理的敵人。真正有信念的人都是能打破舊
習的人，時不時地，他們必須破除陳規，好把能量釋放出來，讓它再次流動起
來。一切概念，無論是教條還是尚在起作用的信條，都是外殼——它承載著能
量，但也是牢獄。威廉·布萊克在審視倫敦的沉寂時曾這樣哀嘆：“頭腦鍛造出

來的、人類的鐐銬。” 他指的應該就是這個意思。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對個
人而言，禁錮的害處都無處不在。

對於懷疑的價值，現代社會中沒人比神學家保羅·蒂利希說得更清楚了。他認
為，與其說我們的信念存在於有意識的信仰中，不如說存在於我們的“終極關

懷”中。 因此，他指出，我們實際上篤信的，可能並不是衛理公會，而是
利益至上；不是基督教義，而是神經症；不是英國國教，而是沉溺與上癮。但
是，只要你心懷敬意地追尋終極真理，懷疑就是不可或缺的必備要素。由於我
們不可能知道終極是什麼，所以，在召喚之下，我們需要保持一部分開放的視
野，好讓神性的能量重新進入。能被命名的神祇不是真正的神。正是那些從破
碎信念的廢墟上升起的、飽含情感的圖景，構成了新的神性。這種懷疑是一種
謙卑，是人在面對神秘的浩瀚廣闊時體會到的感受。它是一種誠實。它也顯示
出一個人對待人生旅程的認真程度和重視程度。

為了成長，我們必須承受住懷疑帶來的不確定性，或者說，我們關於自身的確
定性必須被打碎。無論是哪種情況，懷疑都是改變與更新的代理人。懷疑將暴
虐又狹隘的自我推下王座。諾曼無法成長為真正的自己，無法停止傷害別人，
除非他能夠承認他那個有意識的自我所代表的謊言。他卡在原地，是因為他不

能懷疑自己。總之，懷疑會帶來模糊性，而這會令人感到焦慮。但是，為了不
斷成長，我們必須冒險去承受這種逐漸增強的焦慮感。這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面對的任務。

孤獨地漂流在靈魂的公海上

生命、意識，還有令人生畏的靈魂旅程都始於創傷性的分離。我們原本與宇宙
的心跳緊密相連，在子宮這個溫暖溼潤的世界中，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可
突然之間，我們被扔到一個在時空中不停旋轉和墜落的冰冷星球上。從此，我
們始終未能復原，再也不能充分地重新體驗到神秘參與（participation
mystique），即與宇宙融為一體的感覺。如果說，我們將把整個人生都用來處理
這個問題——要麼透過某種形式的退行衝動重新找回失去的聯結感，要麼就是
把這個深層需求昇華，去尋找與大自然、他人或神的聯結——這說法恐怕也並
不誇張。

但這種聯結感不可能持續太久，也不可能完整。因此，人感受到了失去聯結、
在宇宙中孤單無依的焦慮與痛楚。即便是聯結真的發生了，人也會很快再度真
切地、痛苦地感受到孤絕。里爾克在他的詩作《孤獨》中做出了形象的描寫：

儘管“（我們）同眠於一張床上/孤獨感隨著河水流淌”。

在童年時代，我們的孤獨感多多少少被父母或養育者安撫了。在第一個成年
期，父母情結會主導我們，或是會被我們移情到其他人身上，這些因素也多少
緩解了我們的孤獨感。可是，即便是最和諧順暢的關係，也只能是“接近”最原
初的聯結而已。因此，到了中年之後，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關係的侷限，在一
個保護性的社會中社會角色的侷限，以及自身否認與移情的力量的侷限。我們
無可避免地領悟到，沒有人能拯救我們，沒有人能保護我們遠離死亡，甚至都
沒有人能有效地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在人生的後半程，我們不得不放棄的兩個
最大的幻想是：我們能夠永生不朽，以及在某處有一位“神奇他者”，能夠把我
們從存在性的孤絕中拯救出來。

身為心理分析師，我發現，一個人能否在治療中取得進展，也就是說變得成熟
起來，直接取決於以下能力：能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停止責怪他人或期
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認孤獨的痛苦——無論自己在社會角色和人際關係
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這樣描述孤獨感的普遍性與重要性：

如今，我對人生的堅定看法建築在這個信念之上：孤獨感遠非罕見之物……它
是人類存在的一個核心的、無可避免的事實……那些駭人的懷疑、絕望、靈魂
中暗黑的困惑，孤獨的人對這一切必定都十分熟悉，因為除了這個他自己創造
出來的形象之外，他再無其他形象可言……沒有人會支援他、鼓勵他、幫助
他，沒有哪種信仰能撫慰他，而且，除了他自己，沒人對他有信心。而這份信

心往往也會離他而去，只留下他顫抖著，滿心都是無能的感覺。

比起我們絕大多數人，沃爾夫的觀點要陰鬱荒涼得多，因為時不時地，我們還
能從他人身上得到一些安慰和歸屬感。但這種濃烈的孤絕感也化作泉眼，他從
中獲得了驚人的力量，去和宇宙再度建立聯結。雖然他的創作主題基本上都是
流放和孤獨，但這麼多年來，作品把他和諸多讀者聯結在一起。我們確實無法
再度回到家園，這是真的，但是，在這個流放的宇宙中，當人們的道路發生交
會，在他者出現的那段時間裡，旅程本身就會有家的感覺，這也是真的。這絕
非小事。

克拉克·莫斯塔卡斯（Clark Moustakas）觀察到：

孤獨是人生的一種狀態，是生而為人的一種體驗，它令個體得以維持、擴充套
件，並深化人性。……為了克服或逃避孤獨感所做的努力，只會導致自我疏
離。當一個人遠離了生活的基本真相，當他成功地躲開並否認了可怕的孤獨

感，他也就自行封閉了那條意義重大的、自我成長的道路。

莫斯塔卡斯末尾那句話裡的觀點非常關鍵，這是因為，恰恰就是在我們孤身一
人、只能靠自己的時候，我們才不得不去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由什
麼構成？在那個轉瞬即逝的時刻，在對靈魂問題的思索中，我們創造出了最豐
富、最深刻的自己。恰恰就是孤獨，令我們的獨特光彩得以綻放。

與他人的羈絆越多，我們與他人的差異就越小，個體化程度也就越低；個體化
程度越低，我們就越是無法實現宇宙的宏偉目的——我們被如此神秘地創造出
來，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啊！榮格提出的個體化概念遠非自戀之意，事實
上，它是對那股偉大力量的謙卑服從——那力量推動了日月星辰，也推動我們
採取行動。每個人都以獨特的方式承載著宇宙，藉由個體最充分的發展，宇宙
亦取得進步。從定義上看，這就是個體化的意義所在。想要退卻，想要尋求他
人的陪伴，想要避開那條通向圓滿自我的旅程，不僅是對靈魂犯下罪行，也是
對宇宙本身的拒絕。

深度心理學的客體關係學派認為，嬰兒對“原始客體”（primal objects）——也就
是父母——的體驗，會對日後形成的“自我”與“他者”的概念產生極其深遠的影
響，此後餘生都不可能徹底擺脫。這種依戀體驗，無論是令人窒息的，還是疏
離拋棄的，或是居於兩者之間，構成了人際關係上一再重複出現的訊息。這個
訊息——孩子極為脆弱、需要依賴他人——被過度地接受、吸收，對人的行為
產生極大影響。因此，在長大後，人很難認為孤獨是有價值的，而是把它視作
生死威脅。孤獨令人感到憂懼，有時人會藉助投射性的憤怒，來激烈地對抗和
防禦這種感受。正如莫斯塔卡斯所說：“人對孤獨感到焦慮，攻擊性往往是這種
焦慮感的偽裝，並且可能表現為憤世嫉俗，以及對愛與文化利益的蔑視。”

這麼說來，或許理想的父母是這樣的：能夠為孩子提供支援和保護，同時也能
真誠地一再肯定孩子自身的內在資源。這樣一來，在分離的各個階段，孩子就
能感受到內心這些資源所提供的支援。大自然並沒有讓我們赤手空拳地踏上這
段旅程。里爾克曾寫信給一位焦慮的、沒有安全感的青年：

我們被置於生活之中，其中的元素都是與我們最為匹配的……我們沒有理由不
信任這個世界，因為它並非與我們對立。如果說世上有恐懼，那也是我們的恐
懼；如果說有深淵，那些深淵也屬於我們；如果有危險，我們也必須盡力去愛
那些危險。面對困難，我們永遠要堅持住，如果我們能遵循這個指導原則來度
過人生，那麼，現在看來最為陌生的事物，日後將會變成我們最親切、最可靠

的體驗。

鑑於童年時期的脆弱，以及塑造環境的能力有限，我們無可避免地會高估關係
的價值，低估獨處的價值。契訶夫（Chekhov）曾這樣挖苦道：“要是你害怕孤

獨，就別結婚。” 當我們能獨自待著，卻不感到孤獨的時候，我們就抵達
了獨處的境界。能夠獨處的人，在對人生的獨特體驗中確實是孤獨的，然而這
樣的人清醒地意識到某種內在的存在，並且可以與之對話。基於這種對話，個
體化的程序得以向前推進。若是拒絕這樣的成長機會，那就太不幸了。唯有欣
然贊成這種對話，有意識且持續不斷地重視靈魂的自主性和目的性的價值，一
個人才能成為個體。

歷史中充滿了對孤獨的價值的暗示。有兩個關於“偉大合一”的神話原型，其中
之一就是英雄探險的神話（另一個是“永恆的迴歸”，即死亡——重生的迴
圈）。此類探險是社會成長的文化正規化。探險一般分成三個部分：（1）離
家，這意味著離開原有的自我概念；（2）透過受苦受難，經歷意識的拓寬；

（3）抵達一個新地方，一個新家園，但是到了某個時機，英雄同樣也要離開此
地。這個神話正規化不僅僅是個人成長的模式，它也是一個文化的視野逐漸拓
寬的過程。例如，在中世紀的聖盃傳奇中，人會得到這樣的提醒：我們每個人
都有義務走進沒有道路的森林，因為走別人走過的路是可恥的。但是，走自己
的路，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氣和智謀，又要承擔多大的風險啊！

諾瑪三十九歲，在學校裡當老師。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她嫁給了一個不成熟的
男人，婚姻很快就結束了。離婚這麼久以來，她每天都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悲悼自己的孤獨——雖然她有好幾十段短暫的情緣，還跟另一個不成熟的男人
談過幾個月的戀愛。諾瑪在以下幾種狀態中來回切換：憎恨男人、憎恨自己、
狂熱投入戀愛，或是因為沒在戀愛而想要自殺，在手腕上劃出不少淺淺的傷
口。在諾瑪看來，她的人生就像是一個鐵輪，她被邪惡的命運綁縛在上面，無
可避免地在孤單和沮喪中反覆輪轉。

有一天來做治療時她遲到了。她看上去生機勃勃，精力充沛，臉頰上還染著紅
暈，好像那個束縛著她的鐵輪子終於鬆脫了。她急切地彙報說，她剛跟一個最
不可能在一起的男人共度了一天，簡直“爽翻天”。當天晚上或次日早上，她會
感到更加空虛，但此刻還沒到時候。諾瑪的愛情生活——糾正一下，應該說是
性生活——是一種無法遏止的上癮行為。我們都知道，所有的上癮行為都是人
對焦慮的管理方式，無論當事人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焦慮。無論他想要的是一
支香菸、一杯酒，還是白粉、食物，抑或是另外一個人，聯結感暫時撫慰了人
人都有的原始創傷。與他者的融合短暫地取代了孤獨感。在那個瞬間，人回到
了子宮裡，透過臍帶與宇宙相連，但這只是短短一瞬，然後，就像里爾克所
說，孤獨感又回來了，像大河一樣向前奔流。

諾瑪的母親是個極度自戀的人，那個女人會掌摑諾瑪，說她拖累了自己。諾瑪
的父親軟弱又被動，把一輩子都花在掙錢上——掙到足夠的錢，靠買東西來填
補生活中的空虛。諾瑪唯一體會到的聯結和滋養的感受來自她的保姆。諾瑪上
大學時，保姆去世了，這給她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她經常去給保姆掃墓，這
位故去的守護人時常出現在她的夢裡，尤其是在她感到被人拋棄、最為孤苦無
依的時候。

原始創傷最糟糕的後果並不是創傷本身，而是它會扭曲人的自我感，並且造成
一種無意識的衝動，讓人在日後的生活中一次次地重演那種關係。諾瑪的母親
極度自戀，她猶如一個情感黑洞，把能量都吸收進去，卻不返還一點點光。諾
瑪的父親又如此軟弱，既不能呵護孩子，也不能保護她免受妻子的毒害。於
是，諾瑪對父母的體驗塑造了她的孤獨，並且在此後每一段戀情中，她都會再
次創造那種孤獨。

這些扭曲的關係鑄就了諾瑪的行為模式。創傷令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無意
識的、淒涼的宿命感，影響著她長大成人後的決定。成年人或許能勉強承受住
孤獨的感覺，可對於孩子來說，這是摧毀性的。而且，諾瑪遭受的創傷是雙重
的。一方面，她在孩童時期缺乏肯定與支援，這被她直觀地理解為“我沒有價
值”，並且被當作一個客觀陳述而內化了。缺乏價值感導致她日後只選擇兩種男
人，一種是不能支援她的，比如已經結了婚的，或是自身創傷已經很嚴重的
人，另一種就是她父親那個型別，太過軟弱，沒辦法滿足她“經常需要得到撫慰
和情感支援”的需求。

另一方面，孩童時期在情感上的被遺棄感，導致她在戀愛空窗期時體驗到難以
負荷的、可怕的孤獨。在這種時期，她要麼痛苦地沉溺在暴飲暴食、催吐、吃
安非他命之中，要麼就像診療遲到的那天，縱情於狂熱刺激的性愛冒險。這些
上癮行為就是她對可怕的孤獨感做出的反應，童年時她就非常熟悉那種可怕的
感覺了——即便她的父母就在隔壁的房間。

對於諾瑪來說，分離體驗的痛苦程度甚至超出了出生創傷，也超出了我們這些
普通人時常遇到的、日常生活造成的無數創傷。她的孤獨體驗既不能支援健康
自我的成長，也無法讓她承受住戀愛的分分合合帶來的正常變化與不確定性。
在她的治療中，分析師需要為她提供一個保護性的、滋養的環境，也要讓她覺
察到自己的投射、移情，以及強迫性的重複。但在表面之下，孤獨的深淵始終
潛伏在那裡。

正如我們在前文中看到的，諸多人格失調都源自童年時期遭受的嚴重創傷，這
些創傷摧毀了自我，令人無法擁有溫暖的、帶有一定風險的、能夠彼此敞開的
關係。這樣的人或許會結婚，或擁有不少戀愛經歷，但在他們內心深處，某些
東西被關閉了，導致要麼親密關係被破壞掉，要麼就不可能與他人建立起真正
的聯結。帶有這類創傷的人，獲得療愈（如果可能的話）需要很多年時間，他
們需要不斷地重新學習，感受與他人的相處中天然附帶的那些可能性。

有人曾問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療中起到療愈作用的是什麼，他給出了一個非常
耐人尋味的答案：是愛。弗洛伊德所說的愛，需要一個持續不斷的、關愛的情
境，這是每個孩子都應該得到的，但極少有人能真正得到，因為父母自身也創
傷累累，心中帶著恐懼。再強調一遍，正如接納孤獨是個人成長與創造力產生
的先決條件，一個人也必須先建立起對孤獨的情緒容納能力，然後，親子關係
造成的創傷才有可能得到療愈。

上天要求我們承擔的東西，往往令人感到沉重得無法承擔。這就是在這片名
為“孤獨”的靈魂沼澤中等待著我們的任務：把不可能承擔起來的東西承擔起
來。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藉由穿越沼澤，我們打破了原始恐懼對我們持續了
半生的鉗制。如果我們帶著成年人的洞察與勇氣去穿越它，跟它交朋友，奇異

的是，那暴虐的鉗制就會被打破。一個不能承受原始創傷帶來的情緒的人，就
只能繼續當個受害者。

諾瑪的故事很常見，但她的痛苦程度並不會因此減輕。她想知道，為何自己總
是沒法擁有幸福的親密關係，可她沒有意識到，正是她自己選錯了人，或是親
手破壞掉了每一段感情——她不切實際的期望和要求把對方趕走了，這恰恰導
致了她最害怕的孤獨。要意識到在每一段短暫的戀情中，她都是在重演童年時
期與父母的關係，這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非凡的想象力。說到底，沒有任何
療法能幫助她避開那令她害怕、讓她逃避的孤獨感。一些出於好意的朋友或諮
詢師或許會鼓勵她尋找“更好的”情感關係，可是，只要她自己依然維持原樣，
結果就不會有多大區別。對付恐懼的唯一解藥就是去經歷它，穿越它。唯有去
擁抱孤獨，才能推翻它的暴虐統治。

在《拋物線》（ Parabola ）雜誌的一次採訪中，薩提殊·庫瑪（Satish Kumar）
講到他如何學會在世間獨自行走，並因此收穫了寧靜、友誼和自己的旅程：

當你接納了身為陌生人的狀態，你就不再是個陌生人了……我指的是那種流放
者的感覺——感到身邊的一切事物都很奇怪、每一個人都很陌生的那種感覺。
一旦我接受這個想法，也就是我不一定非得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感到了
一種自由，反而可以去成為它的一部分了。這種靈魂的釋放是個悖論。當我不

再抓住這個世界，世界反而成了我的。

“害怕失去世界”的解藥，就是放開手。孤獨的解藥就是去擁抱孤獨。就像順勢
療法那樣，療毒的辦法就是吞下一點點毒素。

關係的悖論——我們這些西方人似乎認為關係是一切病症的解藥——就是，一
個人越是能接納分離的感受，越是能與自己相處，就會擁有越好的關係。關係
之所以失敗，不僅是因為我們將個人情結代入其中，也是因為我們向關係提出
了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向它索取它無法給予的東西）。在結婚誓言的背後，往
往就隱藏著這種無意識的幻想：他者能夠解決孤獨這個問題。

絕大多數親密關係都會先順暢運轉一陣子，形成了某種融合的感覺，但也因此
限制了雙方的成長，要麼就是在不合理的期望之下，關係逐漸凋萎。唯有當一
個人能夠作為獨立的個體進入關係時，健康的關係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里爾克
認為，真摯關係的核心是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獨處時光：

我認為，在兩個人的情感紐帶中，最高階別的任務就是：守護彼此的獨處時

光。

這是我們所能給予對方的最豐厚的禮物——即便我們認識到，對方也是孤獨
的。

在恐懼之外，在無垠空間的寂靜之外，豐盈的生命旅程正在靜靜等候。當我試
圖透過把自己的生命旅程轉嫁給另一個人，從而避開它的時候，當我由於害怕
孤獨而向孤獨屈服的時候，我不僅違背了我人生的獨特意義——實現它正是我
此生的召喚，給那個我宣稱要去愛的人身上增添了一副重擔，我也因此放棄了
自己應當體驗到的宇宙的豐盈，也就是生命要求我去顯化、去表達的那份豐
盈。唯有在對“我自己”的激進體驗中——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甚至也不是
曾經的我——我才得以體驗到生命的富足，這富足往往令人害怕，但它一向使
人變得更加充實、豐盛。

在懷疑與孤獨的沼澤地中，蘊含著這樣的任務：尋找到健康的懷疑精神——甚

至能把伊克西翁 從往事的鐵輪上撬下來；活出那既有助於個人成長，又
有益於提升一切關係質量的孤獨。榮格清晰地描述了這個神秘的平衡：

孤獨對陪伴關係未必是有害的，因為沒人能比孤獨的人對陪伴更敏感；而唯有
當每一個個體都牢記自己的個體性，不去與別人認同的時候，陪伴關係才會蓬

勃綻放。

第四章
抑鬱、消沉與絕望

三隻烏鴉

蘇格蘭有一支古老的民謠，叫作“三隻烏鴉”。它們飢腸轆轆，知道過不了多久
就能找到一個剛剛倒下的騎士，飽餐一頓。騎士的獵犬已經不再追逐野兔，鷹
隼也不再尋找獵物，他的心上人也已經另覓良人。所以它們很快就可以拿騎士
的骨頭築巢，用他的頭髮墊窩，再拿他的血肉填飽肚子。

抑鬱、消沉、絕望這可怕的“三人組”，好似時常棲落在我們窗外的樹上，就像
那三隻烏鴉一樣，等著我們頹然倒下，成為它們的獵物。這不就是《烏鴉》（
The Raven ）中糾纏愛倫·坡的那隻靈魂黑鳥嗎？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不是把他心中的抑鬱稱作黑色的野獸嗎？性格陰鬱的卡夫卡
（Kafka）將抑鬱形容為一隻“隱秘的烏鴉”的時候，不是還拿自己的名字用作雙

關嗎？ 當這三個傢伙潛伏在窗外——不僅是在憂傷黑暗的日子，有時甚
至在我們最輝煌、最光鮮的時刻——有誰不感到瑟瑟發抖呢？

這個“三人組”，這群烏鴉，是十分熟悉的存在。在我們就要入睡之際，它們嘎
嘎大叫；它們拍打著翅膀，掠過我們的視線，提醒我們，在道路盡頭的地面
上，一個坑洞等在那裡。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荷爾蒙會出現波動，白晝時有生物節律，到了晚上，還
有被我們稱作“睡眠”的能量的顯著退行，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不難預料，我
們的情緒也會出現週期性的波動。若是世上只有歡樂，卻沒有對立面與之映
襯，我們還能想象得出它的滋味嗎？然而在現代文化中，我們就像上了癮一
樣，拼命追尋不摻一絲雜質的幸福，從而扭曲了現實。這樣的追尋有可能會淪
為邪惡。

當任何一件事——哪怕是好事——摒除了對立面的存在，變成了單方面的，邪
惡就會插手。當我們被美德裹挾，即便是美德，也會淪為邪惡。想想榮格提出
的“陰影”概念，即每一處光明都有與之相對的黑暗面；實際上，榮格還指

出，“更多光明意味著更多暗夜”。 想想清教主義那席捲了其他教堂的道
德狂熱，還有費城的歷史，老話說，貴格會（Quaker）到此地是來做好事的
——看看他們乾的好事。

與陰影的相遇會讓現實變得更豐富、更有深度，否則它會繼續停留在膚淺的狀
態；在這樣的相遇中，也隱藏著一張通往更廣闊的意識的邀請函。因此，我們

甚至可以說，在一個抱有孩子氣的幻想、把純然的幸福當作目標的文化中，抑
鬱本身就是陰影的顯化。

對於陰影，或許最為實用的定義就是：我身上（或我所屬的文化中）令我感到
不舒服的東西。因此，抑鬱的體驗就有如某種道德的失敗、宇宙的缺陷，或是
一位受到鄙視的、不受歡迎的訪客。情緒的波動是正常的、難免的，它是我們
人生旅程之意義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不想與自己和世界疏離，就必須認識到
這一點。

抑鬱：無底的深井

“抑鬱”二字的含義是需要區分清楚的。正如癌症有許多種，精神分裂有許多種
一樣，抑鬱也有好幾種。它可以細分為“反應性或外源性（reactive or
environmental）抑鬱”、“內源性（endogenous）抑鬱”、“心因性（intrapsychic）
抑鬱”。它們經常被混為一談，一個人也有可能同時遭受三種抑鬱的侵襲。幫助
患者釐清目前的抑鬱是哪一種（或哪幾種），正是治療師的任務之一。

當人遭逢失去或感到失望時，反應性抑鬱是極為正常的反應。面對婚姻失敗、
朋友逝去，或是另外一些重大的失去，如果一個人不曾感受到力比多（libido）
的消退，那就很難說他曾經真的投入外部現實。唯有當反應性抑鬱嚴重干擾了
一個人的正常生活，或是它的持續時間已經長得超出了合理範圍，才能稱得上
是病理性的。

內源性抑鬱的根源尚不清楚，但經推測，有可能是生物學層面的原因。典型情
況是，此類抑鬱是遺傳的，往往能在患者的家族成員中找到先例。不過，早先
幾代人很難得到準確的診斷。這類人非常容易自責，認為心頭一直壓著的重負
都是自己的錯。旁人也很容易認為他們不正常。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我
們絕大多數人是在平地上走路，而他們每一天都在翻山越嶺。

我的一位分析物件認為，只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她的身體狀況和情緒
狀態必定就會好起來。為了在上帝和宇宙面前贖罪、重歸正途，她努力遵循各
式各樣的靈性律條，可她依舊抑鬱。最糟的是，她為此怪罪自己，認為這都是
因為自己沒能達到足夠高尚的靈性境界。服用了新型抗抑鬱藥物之後，她的狀
態好多了，她感到自己重新有了精神，也變得樂觀了。諸如百憂解（Prozac）、
帕羅西汀（Paxil）、左洛復（Zoloft）、萘法唑酮（Serzone）這樣的新型血清素
再攝取抑制劑（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已經顯著提升了數百萬人的生活質
量，否則他們的身體和心靈還會繼續揹負極其沉重的負擔。

即便識別出了生物學層面的原因，人可能依然得面對生活中那些“正常的”不
幸。在我經手的案例中，最難辨析的就是一位二十八歲、患有癌症的男士。顯
然，癌症的影響，還有漫長的治療過程足以讓他產生反應性抑鬱，但他在童年
時遭受過虐待，無論是否罹患癌症，都有可能產生心因性抑鬱。得知他在患癌
前就出現過抑鬱症狀，而且家族中也有確鑿無疑的抑鬱遺傳模式的時候，我勸
他試試抗抑鬱藥物。藥物療程的第23天，他醒來後感到輕鬆多了，他知道自己
已經做好了再次投入生活的準備——與所有正常的不幸共存。

抑鬱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口無底的深井，但在榮格看來，心因性抑鬱是一口有
底的井，只是我們需要下潛得很深很深才能發現井底。想想“抑鬱”這個詞的字
面意思，抑——鬱，哪些東西被壓抑下去了？是生命的能量、意圖和目的。它
們被壓抑，被阻撓，被否認，被侵犯。雖然壓抑的原因有可能辨析得出，也有
可能辨析不出，但我們內心中的某些東西是抑鬱的同謀。甚至可以說，抑鬱的
數量和質量與被壓抑下去的生命力的數量和質量是直接相關的。生命在和生命
對戰，而我們就是那不情不願的宿主。

我們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成為自身抑鬱的中介。試想，我們如何無可避免地
將生活的狀況內化於心，尤其是原生家庭的狀況。我們條件反射般地編出一套
互相交織的，關於我們自己、他人和人際關係的假設。例如，一個孩子對於
愛、安全感和情感支援的早期需求沒有被充分滿足，那麼他會無可避免地形成
一個錯誤的假設。孩子會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為那些照顧他的人顯
然認為他不值得。再者，由於早期的照顧者是把孩子與更廣闊的世界連線起來
的中間人，那麼，早期的關係就會成為日後一切關係的樣板。

我們許多人都揹負著抑鬱的重擔，但很多時候從外表上很難看得出來，甚至還
有“微笑型抑鬱”這種說法。我們想方設法把日子過好，同時卻承擔著靈魂中的
重負，從不曾感受過輕鬆的滋味——輕鬆也是人生旅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啊。這
類抑鬱很普遍，往往未經診斷。它會逐漸侵蝕一個人的生活質量。可是，透過
感到自己沒有價值，應對不了生活的挑戰，我們成了它的同謀。

在這片沼澤中隱含的任務是，我們需要擁有足夠強大的意識，能夠辨別出“過去
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和“我們現在是誰”之間的區別。“我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
事；我是我選擇成為的那個人”，如果一個人說不出這句話，那麼在心理層面
上，他便無法前進。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他就會明白，生命早期的匱乏感並不
代表孩子內在有問題，而是孩子無法掌控的外在環境導致的。這樣一來，他就
能夠漸漸運用那些原先被遮蔽在外的生命能量了。

雅各的父母都是專業人士，對他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沿著他們的道路往
前走。雅各小的時候，父母對他非常嚴格，如果他不是樣樣第一，就會遭到羞
辱和訓斥。長大後雅各當了醫生，不過這不是因為他熱愛醫藥專業或治病救
人，而是因為這個職業能為他贏得父母的嘉許。很自然的是，父母的自戀需求
依然未經檢視，無論雅各做什麼，在他們看來都還不夠。雖然雅各是個很能幹
的醫生，也從工作中獲得了一定的滿足感，但他還是在將近四十歲時陷入了抑
鬱。

中年的抑鬱相當常見。虛假的自我與天然的自我之間似乎要發生一場必需的、
無可避免的衝撞。虛假的自我源於童年時期，孩子對生活中不可預測的變化做
出條件反射式的反應，然後把它們拼湊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達自己。

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角色衝撞的結果就是神經症。那些選擇繼續停留在無意識的
狀態、察覺不到痛苦中蘊含的任務的人，會繼續卡在痛苦中，或是繼續傷害身
邊的人。

中年時爆發的抑鬱暗示著生命力被壓抑了。實際上，它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時
候，只要是心靈渴望被拓寬，或期待發生轉變，抑鬱就會出現。當“天然的、直
覺的自我”與“習得的、反應性的自我感”之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我們就變成了
自己最糟的敵人。這種對天然衝動的破壞會導致抑鬱，無論我們有沒有意識
到。出於這個原因，除卻情緒的自然波動之外，每個人都會時不時地體驗到抑
鬱。每次感受到抑鬱的時候，人都應該提出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的抑鬱意味
著什麼？ 無底之井其實是有底的，但我們必須潛到最深處才能看見。就像吉爾

伽美什 一樣，我們也需要面對“潛入水底，尋找生命仙草”的挑戰。

為了得到溫暖和光，植物會彎彎曲曲地生長，孩子也是一樣，有時甚至會嚴重
地扭曲自己。從小到大，雅各一直在扭曲自己，為的是從父母那裡得到關愛的
能量，但他永遠得不到，因為他們的自戀把能量吞沒了，卻沒有返還任何東
西。若是按照天性，或許雅各——還有我們——理當成為長途車司機、鄉村歌
手，或者就是閒適度日，可是為了尋找那必需的光線，只能扭曲地生長。透過
夢境與治療，雅各發現，他當醫生並不是為了響應內心的召喚，而主要是為了
贏得父母的嘉許。他在這個選中的領域乾得很不錯，這證明了他的能力，但同
時也證明他靈魂的意向變形得多麼嚴重。這怎麼可能不抑鬱呢？幸運的是，雅
各擁有潛入抑鬱、觸探井底的人格力量。從那裡起步，他逐漸開始療愈自己的
靈魂。

另一位男士名叫愛德華，他繼承了家族的生意。很多人會認為，這相當於輕鬆
邁入了有權力又富足的人生，但在他看來，這猶如一個陷阱。他自己的夢想與
此大相徑庭，但他覺得自己理當對配偶、家族、員工們負責，命中註定他應該
服務於大家的共同利益。他的靈魂渴望去創作音樂，進入藝術家的世界，但他
的職責也很明確。每當他想朝著自己的夢想邁步時，他就會被內疚壓得喘不過
氣來。在我寫作這本書時，愛德華依然承受著內疚與抑鬱的重壓。他能將職責

與渴望之間的緊張狀態維持多久？我相信還會很久，直到“超越功能” 出
現，到了那時，他就會明白自己的路，他的抑鬱也會成為歷史。

雅各與愛德華的困境讓我們深受觸動，他們的境遇中存在一個悖論。如果雅各
想成為自己，那就必須放棄當年那個孩子的合理期待——希望父母接受他本來
的樣子。如果不放下這個期待，並轉而學著愛自己、給自己提供情感支援，那
就意味著他還會繼續抑鬱下去。要走出抑鬱，我們往往需要冒風險——鼓起勇

氣面對我們最害怕的東西，挪走那些阻礙我們自然生長的東西。如果愛德華決
定追隨靈魂的召喚，他很可能會一頭扎進焦慮之中，因為這正是他的內疚試圖
防禦和對抗的，即對孤立感的焦慮——辜負群體的期望會令他孤立。

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艱難的抉擇：焦慮還是抑鬱。如果我們向前走，就
像靈魂堅持想做的那樣，焦慮感可能會席捲我們。如果我們不向前走，就要繼
續忍受抑鬱，也就是繼續把靈魂的使命壓抑下去。在這個艱難的抉擇面前，我
們必須選擇焦慮，因為焦慮起碼是一條通向潛在成長的道路，而抑鬱是停滯，
是被生命打敗。

我們也有可能經歷普遍性的抑鬱。就像許許多多的人曾經遇到、如今也依然在
面對的一樣，我們會受困於性別限制、階層與經濟條件的限制，在這種情況
下，抑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人們會看到整個國家層面上的抑鬱（就像我在愛
爾蘭看到的那樣）。如果時代的神話與我們的靈魂不相符，我們可能會遭受文
化層面上的抑鬱。如果我們被要求扮演的角色與自己的內在形象不符，差異往
往就會以抑鬱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我們卻渾然不覺。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身在
井中，就很難去潛入井底了。

榮格學派認為，神經性抑鬱症（neurotic depression）是有療愈意義的。心靈的這
種表現代表著服務於自性的能量出現了退行。這就像我們在夜間的退行，即睡
眠，是為了讓身體和心靈恢復平衡，獲得療愈。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身上有某
個重要的部分失落了，那我們肯定要回去（或潛入深處）把它找到，帶回表面
上來，去整合它，把它“活”出來。就像薩滿巫師會進入靈性世界，把分裂的靈
魂修復好再帶回來，以便重新整合，我們也需要找回落下的東西，把它帶回表
面。

深度分析師們會密切關注夢境，因為夢不僅來自井底，更來自井底之下那口更
深的井。因此，我們會提倡使用積極想象的技巧，來啟用那些被壓抑下去的心
靈內容。當我們能夠把這些素材表現出來，帶入意識中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
發現抑鬱減輕了。心靈運用抑鬱來喚起我們的注意，告訴我們，有些事情已經

很不對頭了。一旦我們理解了抑鬱的療愈意義，循著阿里阿德涅的線團
，走出自己的迷宮，抑鬱甚至可以被我們視作朋友。畢竟，如果我們不曾感覺
到這般刺痛，說明心靈可能早就死掉了。刺痛與痛苦都是訊號，說明那些至關
重要的東西還在，正等待著我們邀請它回到世界中來。

每一片沼澤中都隱藏著任務。我們需要拿出莫大的勇氣，去承認抑鬱的價值，
去尊重它，而不是試圖吃點藥把它趕緊治好，或是用其他事物將我們的注意力
從痛楚中轉移開。在心底深處沉潛著的，是有待揭示的意義，它們脫離了意
識，但依然是鮮活的。儘管抑鬱把能量從意識層面的生活中搶走了，但那些能

量並未消失。它們沉在底層世界，就像俄耳甫斯 需要深入地府，去面對
那些黑暗的力量一樣（或許還要用魅力打動它們），我們也必須深深潛入抑鬱
中去，找到靈魂最珍貴的寶藏。

消沉：無精打采的國度

精神（spirit）與靈魂（soul）的區別是什麼？如果說靈魂是生命的目的性，是大
自然給予個體的投資，那麼精神就是能量，是力比多，是人生旅程中的厄洛斯

。當我們感到抑鬱的時候，會說自己“無精打采”，也就是失去了繼續走下
去的能量。正如前文所說，那些能量依然還在，但已經沉入了井底。消沉就是
精力被抽走的感受，我們的能量不足了，沒辦法繼續穿越荒原。有誰不曾週期
性地在倦怠、鬱鬱寡歡和迷茫這樣的乾涸地帶停留？有時候，我們甚至一待就
是好幾年。

從詞源上看，desuetude（消沉）這個詞的意思是“廢棄、不再使用”。把生活必
需的心靈能量抽走的因素可能有無數種：身體上的疾病，即肉身註定要承受的
各種自然衝擊；疲憊；當然還有情結的影響——它們把能量從意識層面上吸
走。我們觀察夢境與症狀，為的是找到能量目前停留在哪兒，它想去哪兒，追
隨它的流動，這樣就可以追蹤到丟失的能量。

在中世紀的語言中，每個人都會時不時地陷入怠惰，即精神上的萎靡不振，這
也被稱作“修道士的疾病”。從中世紀的生理學視角來看，靈魂是溼潤的，如果
它變幹了，人就會遭受精神乾涸的痛苦，心靈變成一片荒原。大概是修道士們
簡樸的生活方式，強制性的虔誠，保持清貧、貞潔和服從的誓言，更不用說還
有單調乏味的環境，這些因素導致精神日漸凋萎。這就跟被關進監獄差不多。
正如馬克斯·派珀（Max Piper）所言：“怠惰的本質就是一個人拒絕准許自身的

存在。” 無論超我與外界環境的要求是多麼合乎規範，放棄自身的獨特
性，把自我的旅程犧牲掉，即是在傷害靈魂。附帶的結果就是精神凋萎了。

與怠惰類似的體驗是倦怠。從長遠來看，只要心靈被引導的方向與它的自主渴
望相反，或是它不得不服務於某些與自身渴望相悖的價值觀，倦怠就會出現。
現代社會的許多工作都是重複性的，而且被限制在人造的環境中。即便是專業
人士，也會被侷限在狹窄的職業訓練領域，而這些領域往往很少在乎個人靈魂
的價值與多樣性。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的外在成就越大，從社會中得
到的回報越多，就越有可能被這種成功鉗制，成為日益增多的期望與義務的囚
徒。這樣的成功會將靈魂緊緊束縛住。倦怠是個最不受歡迎的訪客，當我們對
工作的熱情逐漸消退，慾望開始消沉的時候，它就會頻繁造訪。查爾斯·凱萊布·
科爾頓（Charles Caleb Colton）觀察到：“倦怠造就的賭徒多過貪婪造就的，造
就的酒鬼多過乾渴造就的，而它造成的自殺可能跟絕望造成的不相上下。”

我們這個時代彷彿有種神話：我們的“產出”應當越來越多，還要越來越快，而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主要取決於那些可見的產出。當今時代，沒有一種羞恥感
——無論是性醜聞、財務危機，還是在品位上鬧了笑話——能比得過“感到自己
不夠高產”。我們不得不重複自己，就像戲路被定了型的著名演員一樣，迫於公
眾的期望，只能反覆扮演同一類角色。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可是，正如作家

讓·保羅·里克特（Jean Paul Richter）說的，“一心求快，反倒愈慢”。

在我們的先祖看來，時間就像一條寬闊的柱廊，人們可以從容地探索各個角
落，而在我們看來，時間總是不夠用，該做的事情總是做不完。出於對成功的
狂熱追捧，對滿足期待的強迫性渴望，我們遭遇了倦怠的折磨，以及名為“消
沉”的靈魂的衰弱無力。

就像其他沼澤地一樣，這裡也有一個心理層面的任務出現。生命賜予我們的能
量足夠走完這趟旅程。應該承認的是，其中有不少確實需要用於維持生存，但
是，遭受消沉的折磨時，我們必須明白，這說明我們違逆了自己的心願。對於
我們這些生活在工業化國家裡的人來說，生活或許比我們設想得簡單。心靈有
兩種自主行為：情緒功能，能量之流。這一對孿生的資源是永不會出錯的生活
指南。任何一個孩子、任何一個農人都自然地知道這一點，可我們絕大多數人
都忘記了。

情緒功能告訴我們一件事是否“對勁”。不幸的是，我們太多人早已與這項資源
失去了聯結，有時甚至會為了高產而故意不聽它的指引。我們無法選擇情緒，
情緒猶如自主生成的、對生活的定性分析。我們能做的選擇只有一個：把情緒
帶入意識中來，然後決定要不要依據它們採取行動。同樣，能量的潮起潮落雖
然是人體的自然功能，卻也是至關重要的指引，告訴我們某個選擇對不對、是

否適合我們。如果我們在做的事是對的，能量就會有。但我們經常不得不把情
緒和能量引流到毫無靈魂可言的任務上去。我們學會了這樣做，是因為從中能
得到報償，而且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感到恥辱。

然而，在消沉中，在了無生氣的狀態中（我們自己正是造成這種狀態的同
謀），一項名叫“意識”的任務正在輕輕振動。榮格的提問一直在我們耳邊迴響
——這個人在迴避什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迴避“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
任”。在童年時期，我們發覺自己沒有力量，我們記住了這一點——往往記得過
於牢固；我們把權威人物和社會規範內化到心裡，長大後，身為一隻成年的工
蟻，我們就像奴隸一樣為它們服務。若要違逆它們，我們會感到“非真實的內
疚”與焦慮。可是，消沉這種體驗，也就是不再運用能量為靈魂服務，讓我們與
真實的自我漸行漸遠。

唯有誠實地觀察能量是如何失去的，我們才能追蹤到斷裂發生的位置。失去的
能量是可以找回來的。如果我們選擇為靈魂服務，能量就會回來，並服務於我
們。聽從內心的召喚，活出真正想要的生活——做出這個選擇，同時應對生活
中所有的迫切要求、實現對他人的承諾，這些責任始終都是我們自己的。消沉
是靈魂提出的抗議，它把能量從我們這裡撤走，因為它不贊成自我運用這些能
量的方式。我們可以無視無意識發出的如此強有力的宣言，但接下來就等著看
症狀加劇吧。靈魂是矇騙不住的。那不滿的隆隆聲雖然令人不快，實際上卻是
一種友好的警告，提醒我們需要做出改變。當我們作出響應，能量就會回來
了。

絕望：最黑的烏鴉

絕望就是沒有希望，沒有可能性，沒有選擇。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傳統中，絕
望是一種罪，因為它是對上帝旨意的違逆，它為無限加上了限制，制約了造物
主的神力。從許多方面來看，絕望都可以說是憂鬱狀態中最糟的，因為它似乎
毫無出路。絕望甚至阻礙了雪萊（Shelley）那充滿英雄氣概的反抗，在《解放

了的普羅米修斯》 中，他曾發出這樣的指令：我們應“始終心懷希望/直至
希望從絕望中/創造出它心之嚮往”。同樣，曾任英國首相的本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顯然深知失敗、偏見與失去的滋味，他曾說過：“絕望是蠢

材得出的結論。”

可是，我們有誰不曾品嚐過絕望的滋味？外在與內在的力量攜起手來對付我
們，它們比我們那微末的力量強大太多，別說打敗它們，即便是與之對抗都很
艱難。有誰不曾動過認輸的念頭，甚至恨不得一死了之，好終結那痛苦難耐的
緊張，那因混沌帶來的折磨？有誰不曾像旅鼠一樣，盲目地奔逃進“絕望”的血
盆大口中，因為已知的恐懼總好過想象出來的恐懼？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
（ The Myth of Sisyphus ）中指出，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生
存還是毀滅——那才是問題。如果我們擁抱了絕望，決定自殺，也算是做出了
選擇，可是，我們選擇的這條路通向的不是生機。努力活著，擁抱絕望，接受
對立兩極的痛苦撕扯，這至少保留下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向前走的可能性。

在《自殺與靈魂》（ Suicide and Soul ）一書中，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提出，即便在絕望的時刻，當一個人想去死的時候，他真正想要的並
不是死，而是立即發生徹底轉變。最黑的烏鴉在我們耳邊低聲提議，說這個決
定性的行為會解決問題，但實際上它帶來的只有永遠的止息。希爾曼說，如果
一個人能夠接納“徹底轉變”的含蓄願望，就有可能催動改變發生，否則，人不
會從那個決定性行為所帶來的有益想法中獲得好處。

然而說說是容易的，在絕望所代表的修辭怪圈中，任何爭辯都會被“毫無希
望”給快速駁回。任何解決辦法都像是稻草人，被“不可解決”的邏輯輕鬆掀翻。
絕望背後的邏輯是來回重複的，它把尚未被證實的事當作論證的前提，犯了迴
圈論證的錯誤，在這個毫無希望的迴圈中，幾乎看不到出口。

在我能想到的關於絕望的深思中，無人能與傑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在1885年寫下的《腐朽的慰藉》（Carrion Comfort）比肩。霍
普金斯是一位耶穌會士，他個人的痛苦與他每日履行的神職息息相關。他寫

作，是因為必須寫，是因為他需要向自己懺悔，因為他需要一個空間，來做他
的靈魂沼澤地的功課。他在美學上的敏銳細膩，對語言和概念的嫻熟運用，以
及獨特的寫作風格，都令他成為現代文學真正的先驅，可在他生活的那個時
代，只有寥寥幾人讀到他的詩作，感受到他的掙扎。他的幾篇詩作，包括這首
《腐朽的慰藉》，如今被人們稱作“陰鬱十四行”（the terrible sonnets），因為這
些詩句描摹出一個處於危難中的靈魂感受到的恐懼。

不，我不要，絕望啊，你這腐朽的慰藉，我不要享用你的盛筵

我不要解開心中最後這幾根維繫的繩索 就算它們已經快要鬆脫

疲憊至極的我 不再哀嘆“我再也不能”我能

能做點什麼 我能期待 盼望白日到來 不選擇死去

可是啊 你這可怕的力量啊 你為何待我如此粗暴

用撼世的右足將我踐踏？用獅子般的利爪將我掃劃？

用吞噬一切的黑眼睛 掃描我傷痕累累的筋骨

你掀起暴風驟雨 我已匍匐在地 惶然 狂亂 避之不及

為什麼啊？是要讓我的稻殼紛飛飄散 好露出瑩潤剔透的穀粒

在那番掙扎之中 糾結之中 自從（似乎是）我親吻了權杖

應該說是執杖之手 看啊 我的心 積攢起力量 也將歡欣品嚐 我想大笑
想歡呼

可為誰歡呼呢？為那位將我猛推重踏的英雄？

還是為了與他對戰的我自己？哦，為了哪一個？還是說，我們兩個都值得？

那一夜 那一年

那如今已經止息的黑暗 可憐的我 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苦苦對戰

在霍普金斯運用跳韻 表現出的力度與熾熱情感中，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內
心爭鬥的力量與誠摯，而且，勝利的戰果來得實在艱難，這樣的爭鬥若是多來
幾次，人很難經受得住。

請注意看，絕望那迂迴式的邏輯甚至把說明性的句子都變成了一連串的否
定：“不，我不要……不要……不要……”讀者能感受到，他差一點就要徹底放
棄信念，差一點就失去了人性，然而他還是找到了力量，加入最後的戰鬥。我
們能看出，他要對抗的東西遠比“令人畏懼”更強大。那個與他的靈魂對戰的“存
在”，被直觀地稱為“你這可怕的力量啊”，它具備能將世界撼動的力量，它震懾
他，重重地壓住他，那犀利的眼光就像在掃描他一樣，看穿他靈魂的最深處。
誰能在這種遭遇戰中倖存下來？誰不想逃入絕望的甜蜜之中，盡情享用那腐朽
的盛筵，那靈魂戰死後的殘軀？

霍普金斯感到，即便在他宣誓服從、親吻過聖物之後，絕望還是有增無減。然
而，他內在的某個地方憑直覺知道，他的靈魂正在摸索出路，正在痛苦中穿越
某個遼闊的平原，某個如靈魂般浩瀚無垠的風景。憑著直覺，霍普金斯知道，
在自己的內心中，是神的反對者與擁護者在對戰。他的衝突，他的爭鬥，發生
在一個超越凡俗的平原上。他與上帝，即那位掌管天國的英雄對戰，然而，在
這場令人生畏的與神的遭遇戰中，他承受住了絕望的衝突，沒有屈服，而且他
似乎和約伯一樣，得到了祝福。那是“我的上帝！”，即他的上帝，賜予他豐厚
的祝福——那廣闊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

用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說，世上沒有“輕易得來的恩

典”。 如果倖存下來，你會得到祝福，可有誰願意趕赴這種戰場？正如霍
普金斯在另一首“陰鬱十四行”中提醒的那樣：

念頭啊，念頭中有高山峻嶺 懸崖絕壁

駭人 陡峭 崖底有多深 無人知曉

從不曾臨淵而立的人 會將這危崖小覷

從靈魂的騷動中，從發自肺腑的絕望中，霍普金斯絞盡腦汁，追尋意義。他領
悟到了，進而確認了，這一切痛苦，是因為他被選中，去面對生命“存在”的深
度。在他的衝突中，在幾近潰敗的危險時刻，我們發覺他勉力留住了尊嚴，而
這尊嚴拯救了他。給他帶來勝利的，是這場爭鬥的性質，遠非其結果。我們能

聯想到凱爾特神話中的庫丘林（Cuchulain） 那充滿英雄氣概的絕望，他
遠涉重洋，在侵染了絕望的希望中揮舞著長劍。我們能感受到，他們渴望倒在
絕望的沙場之上，在這樣的戰役中，英雄們配享“英烈”的榮耀。對於丁尼生對
那位暮年的遠遊者的描寫，就算頭腦不認同，心靈也會：

死亡終結一切 但在這之前

還有一番高貴的事業可幹

這方才配得上是 與神爭鬥的人

在這充滿英雄氣概的衝動中，人走出了受害者心態。且不論結果如何，不論解
決辦法與成敗，人感知到了爭鬥本身包含的救贖價值。埃斯庫羅斯與雪萊筆下
的普羅米修斯，遭到心懷報復的宙斯的綁縛，但他是自由的，在這偉大的自由
面前，神力無邊的宙斯顫抖了。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同樣受到神之懲罰的綁
縛：他一次次地將巨石推到山上，然後只能看著它一次次地滾落，永無休止。
但西西弗斯比欺壓他的諸神更自由。他選擇了推動巨石，而不是屈服於推石頭
的命運，由此，他將力量從諸神手中奪過，並留住了自己的尊嚴。在靈魂的這
種行為中，人得到的是悲壯（tragic）。與生命的悲壯感對立的是感傷
（pathos），從中衍生出pathetic這個詞，意思是“可憐、弱小、無助”。悲劇，以
及那無可避免的戰敗結尾，是帶著英雄氣概去主動擁抱生命中的衝突。被動的
受苦受難則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可憐的、羸弱的。

在與絕望的遭遇戰中隱含著這樣的任務：盡力鬥爭下去，不當受害者，而是選
擇成為英雄；拒絕可憐，選擇悲壯。當然，人生都會以死亡而告終，這可以視
作一種戰敗，但也可以視作是天地或神祇的智慧，它將自我那微薄的力量昇華
為理解與領悟。而絕望中蘊含的任務不是去否認那些可怕的感受，也不是被迫
放棄身為人類的那為數不多的尊嚴，而是努力承受住痛苦，朝著絕望那冗贅的
邏輯怪圈之外走去——無論在圈外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這些可怕的烏鴉——抑鬱、消沉與絕望——會一直棲息在我們的窗外。無論我
們如何有意識地努力趕走它們，它們總會回來，一次又一次，那粗嗄的叫聲擾
亂了名為“否認”的清夢。就把它們看作某種提醒吧，不斷提醒我們記得自己的

任務。即便是在嘎嘎的叫聲中，在那些討厭的身影中，我們依然可以做出選
擇。

第五章
強迫與上癮

地獄一季

是什麼讓地獄成為陰森恐怖的象徵，或者說，為何會有地獄這個概念？它是怎
麼出現的？我們何曾停止過對這些問題的思索！但丁所寫的“深入幽冥之國”指
的是什麼？《失樂園》呢？詩人蘭波（Rimbaud）的《地獄一季》（ Une Saison
d’Enfer ）呢？等我們到了中年，如果我們還算有點自省能力的話，有個想法必
定出現過：“人生中唯一的常量就是我們自己。”無論我們多麼希望把遇到的問
題歸咎於父母、社會或伴侶，我們總會不停地和自己相遇。

我在蘇黎世榮格研究所（Jung Institute）的中年體驗就十分典型。我很自然地以
為，這個課程肯定和其他研究生專案差不多，對我來說不在話下。可是，這段
經歷更像是一樁禪宗公案。我就是問題，我就是根源，此前形成的自我如今變
成了障礙。“非我”或許才是唯一的答案。自我希望保住自己的地位，捍衛自己
的假設，這很自然。可是，必須拆掉的恰恰是自我。就像俗話說的，無論去哪
裡，我就在那裡。或者，像彌爾頓觀察到的：

我真可悲！我該飛往哪裡，才能躲過

這無盡的憤怒，無盡的絕望？

無論我飛向哪裡，都身在地獄；我自己就是地獄。

或者是克里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劇》（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r.Faustus ）中寫到的：“什麼話！這裡就是地獄，我並沒有

離開。” 以及：

地獄沒有邊界，也並非處於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們所在之處即是地獄

哪裡是地獄，我們就會永遠待在哪裡

地獄最恐怖的一點就是沒有盡頭。無論是什麼樣的苦難，只要有盡頭，我們就
能夠忍受。如地獄般恐怖，即是毫無希望，永無休止，也無從解脫。卡在原
地，即是身在地獄。在但丁的想象中，地獄是如同螺旋下降般不斷加深的道德

墮落。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認為的道德墮落的後果就是，一個人卡在自己的
選擇所延伸出的象徵中，不得解脫。

比如，阿諛者們諂媚了一輩子，因此整個人都被浸在糞溺坑中，汙穢一直淹至
下巴。不由自主地，他們會永遠保持這種個性，因此今後他們還是會滿口糞
湯。享樂主義者呢？命中註定他們要一遍遍地推動巨石，永無休止。貪食者的
命運也是註定了的，因為他們誤解了何為真正的飽足，不知道真正的靈魂食物
是什麼。在地獄最深處的那一圈，叛徒們被凍結在冰裡，心中的冰冷是對他們
永久的懲罰。

總之，但丁的觀點是，我們會繼續保持從前的樣子，更有甚者，我們會一直卡
在這種狀態中。這話聽上去有點熟悉了吧，因為有誰不是越來越像“自己已有的
模樣”，覺得自己就像命中註定一般，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重複出現的強迫行為？
這裡就是地獄，我們自己即是地獄。

強迫思維：不請自來的念頭

強迫思維，指的就是一個想法侵入了意識，而它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取代意志。
這種對意識的篡奪自然會令我們感到焦慮，因此我們會立即做出某些條件反射
式的行為，想去安撫這個不請自來的念頭引發的緊張感。我們每個人都會產生
強迫想法，也都會隨之做出強迫行為。

有時候，我們對這些強迫思維——強迫行為的戲碼是有意識的，有時候則沒
有。有時，我們會發展出一些以魔法思維為基礎的個人儀式，為的是降低自己
的焦慮程度；我們經常做出眨眼、絞扭手指之類的動作，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
己在做什麼。一般來說，這些行為對意識的干擾不大，我們也就容忍了。但有
時候它們會控制我們，嚴重妨礙我們的生活。

羅傑是個三十五歲的男人，從事電臺廣告銷售工作。他婚姻幸福，有兩個女
兒。由於他的工作性質，他需要天天在路上奔波。只要看到一個漂亮女人，或
是想到一個，甚至是聽到相關的歌曲，他就非得找個付費電話打給太太不可，
好把這些頗為尋常的念頭告訴她。起初，他太太感到很好笑，隨後她開始覺得
不對勁，直到她被這頻繁的打擾惹急了。她堅持要他去做心理治療，把問題解
決掉。

這種不請自來的念頭影響的範圍越廣，其根源出現的時期必定就越早，處理起
來也越是棘手。羅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母親把他帶大的。她是個虔誠的
清教徒，把他的童年管束得死死的。在強悍母親的訓導之下，在羅傑看來，任
何關於身體、性慾，甚至只是關於女人的想法，都是汙穢的。他的天性與後天
得到的教化之間出現了深深的裂痕，但凡想到與性有關的事，他就會感到內
疚，這種內疚一層層地累積起來，加之他念的又是教會學校，導致裂痕變得越
來越大。多年後，只要羅傑看到有魅力的女人，或是有了性幻想，這道裂痕就
會被啟用。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看到，內疚往往是對抗焦慮的防禦手段。那些想法都再正常
不過，但羅傑被內疚壓得喘不過氣來，為了減輕壓力，他會立即做出這樣的強
迫行為：向妻子坦白，就好像她是個嚴厲的修女，或是滿腹狐疑的母親。他這
是在重演童年時期的恐懼，把妻子當成了母親——對羅傑來說，僅僅是承認這
一點都頗為困難。這個裂痕如此之深，以至於強迫性的想法和隨之而來的內疚
都根植在心裡，很難撼動。雖然他沒辦法單憑意識的力量把舊想法連根拔除，
但他確實想辦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他把懺悔都寫下來交給了分析師，不再煩
擾太太。

喬治心中的創傷也很嚴重。他記得九歲那年，他親眼看著母親走出家門，上了
陌生人的車子，面無表情地回望了他一眼，然後再也沒有回來。多年後，他結
了婚，卻堅持認為妻子也會離開他。他跟著她，想控制她的生活，在腦海中幻
想她與其他男人在一起。週年紀念日的時候，兩人去一個很遠的城市旅行。洗
澡的時候，酒店的客房服務到了。就在那短短的一瞬，喬治認定妻子與她的神
秘情人有個聯絡人。當妻子建議他去做心理治療的時候，他堅持要她去做催
眠，把實話說出來，而且還要做各式各樣的測謊——她真的做了，而且也透過
了測試。

和羅傑一樣，喬治也忍受著原始創傷的折磨，也把妻子當成了母親，就像俄狄
浦斯（Oedipus）把母親變成了妻子一樣。悲哀的是，這兩人的創傷都形成得太
早，以至無法碰觸，也沒法解決。認知療法、行為矯正、積極想象——這些方
法都無法動搖他們強迫性的錯覺。

強迫性的想法會給人造成傷害，但在有些案例中，它化作欲罷不能的“迷戀”，
確實點燃了人的創造性，或是讓人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有人問雕塑家亨利·摩爾
（Henry Moore），如何做到在數十年間始終保持旺盛的創造力，他答說，他的
激情太多太濃，沒法雕鑿得完。

榮膺諾貝爾獎的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同樣也遭受了迷
戀帶給他的長達五十年的折磨。1889年，他遇見了美麗的愛爾蘭革命家茉德·岡
（Maud Gonne），當時她佇立在門口，盛放的蘋果花像畫框一般鑲在門邊。葉
芝後來說，自從那一眼起，他一生的煩惱開始了。五十年後，在臨終的床上，
他依然在寫她。她去哪兒，他就追隨到哪兒。他向她求婚了許多次，次次都遭
到拒絕。他提出放棄創作，投身到她的世界中，但她繼續沿著自己的政治道路
向前走去——這條路通向了北愛爾蘭衝突，構成了愛爾蘭的悲慘歷史。他知
道，她走在一條命定的旅程上，而他無力拯救。於是他開始為她寫作。

一個女孩的身影浮現 紅唇悽然

宏偉的世界彷彿浸沒在淚水中

像奧德修斯與多舛的船隊般命中註定

也如普里阿摩率眾 傲然殉城

此後的數十年裡，他對茉德·岡的濃烈迷戀始終持續著。有時候他陷入絕望和感
傷，甚至想要自殺。

可是我啊 窮困潦倒 有的只是夢

我已將夢鋪在你腳下

輕一點踩吧 因為你踩的是我的夢

茉德嫁給僱傭兵約翰·麥克布賴德（John McBride）的時候，葉芝感受到的是雙
重的拒絕：她不僅選中了別人，而且那個人簡直處處是他的反面。後來，因
1916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失敗，麥克布賴德被英國人處決，葉芝趕到
茉德身邊，再次求婚，結果再次遭拒。愛迷心竅的葉芝氣得發瘋，竟向茉德年
輕的女兒伊索爾達求婚，明智的伊索爾達一聽就知道這是個壞主意。後來，心
灰意冷的葉芝娶了一位英國女子，擁有了幸福的婚姻，還生了兩個孩子，可即
便在臨終前，他還在牽掛著茉德。

文學系的學生或許要感謝茉德的鐵石心腸，這是因為——借用奧登
（W.H.Auden）在悼念葉芝的詩中形容愛爾蘭的措辭——她“將他刺傷成詩”。葉
芝承認，他是多麼願意交出自己的文采，換得與她攜手：

若她真的理解了 誰又能說

篩子裡會有什麼搖落？

我或許就將拋卻這些貧乏的字句

心滿意足地投入生活

濃烈的迷戀點燃了葉芝的詩情。不過，和羅傑和喬治不一樣的是，他至少還可
以把痛苦昇華成藝術。沒人能說清，為何偏偏是這位女郎如此強烈地啟用了他
無意識中的阿尼瑪，以至於在他心中佔據了這麼重要的位置。

從痴纏之人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心靈中某些至關重要的因素被投射到
另一個人身上時，會出現另一種結果。切勿把那種強迫性的想法與愛混為一
談；那純粹是投射，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反映出生命早期親子關係的某些狀
況。孩子都需要依賴父母，因此父母對孩子的心靈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於是，
創傷、融合的身份、最深層的關係互動狀況，都深深鐫刻在心靈之中。被啟用
之前，無意識的念頭一直保持在被壓抑的狀態；啟用之後，它會被投射到另一
個人身上。如果那個人身上具備我們缺失的碎片，並因此承載著我們的全部幸

福（或是恰恰相反，成為我們最大的恐懼），強迫性的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就發生了。

“墜入愛河”就是投射性認同的結果。戀愛之所以讓人感覺那麼美好，就是因為
在那個短暫的瞬間，對方能將我們缺失的碎片“反映”回來。從自身那片刻的完
整感中，狂喜的感覺油然而生。顯然，對方身上也會有與我們自身的無意識不
同的品質，因此這種投射不會持續很久；當現實取代了幻想，我們會感到冷淡
和漠然，甚至會厭憎對方顯露出來的“弱點”，於是，“愛”往往就被這些感受取
代了。我們都知道痴迷的愛是什麼樣子，這是因為它承載著我們最原初的投射
——不僅僅是童年時期遺留下的那些，還有源於生存困境的投射，即孤獨地存
在於一個在浩瀚虛空中不停旋轉的星球之上。

正如羅傑與喬治被困在孩子對父母的需要中，葉芝被困在他對一個女人的投射
中。諸多證據表明，她完全不適合當他的伴侶。無法擁有的人或事進入了意
識，因此變成了強迫性的想法，或欲罷不能的迷戀。不請自來的念頭攜帶著大
量情感，威脅到了心靈的穩定狀態。由於失去了平衡，我們於是做出了看似不
理性的、有破壞性的舉動，但它們都是無意識念頭的合理結果。

顯然，在這個陰鬱之地，我們需要面對的任務是把無意識的心理活動帶入意
識。這個任務最為艱難，有時候會由於我們承受不了而不可能做到，於是，強
迫思維與行為就繼續存在下去，我們也繼續滯留在地獄之中。我們已經看到，
由於那些不請自來的念頭通常都深深根植於早期經歷中，而且往往是童年時
期，對當年的那個孩子來說，我們如今受到召喚、需要面對的那些事情實在過
於沉重，根本無法承受和消化。正是對那些多到無法承受的情感的反射性記
憶，令強迫思維和行為得以運作。

成年人有能力承受那些“無法承受”的東西。比如：“我很孤單，真的很孤單。沒
人會陪伴我、支援我。”“我會受到傷害，重重的傷害。”“他們不會照顧我的，
也不會滿足我的需求。”“我怕疼，我害怕那種害怕的感覺。”“我沒能力承擔起
自己的人生旅程。如果沒人來拯救我，我會過得很慘。”

看，就是這些。這些秘密埋藏得如此之深，無可避免地對我們的靈魂產生影
響，以至於我們既不能面對它們，也無法戰勝它們。可它們不會消失不見，在
我們最想全面掌控人生的時候，它們不請自來。它們令我們想起自身的脆弱，
令我們感到失敗，它們羞辱我們、貶低我們。可是，我們的任務依然是去面
對，面對這些無法承受的想法，令它們最終失去暴戾的力量。榮格指出：“我的

絕大多數患者都明白深層次的真理是什麼，卻沒有把它活出來。” 也就是
說，除非我們把深層的真理活出來，否則我們還將會在地獄裡度過許多個季
節。

上癮：伊克西翁之輪

厚顏無恥的伊克西翁引誘了赫拉，宙斯勃然大怒，罰他被綁縛在一個輪子上，
在冥府中永無休止地旋轉。（有趣的是，唯有俄耳甫斯的優美音樂能讓輪子停
轉，但這也只是暫時的。葉芝也是，唯有從他的靈魂痛楚中提煉出的優美音
韻，才能撫慰那痴狂的迷戀。）

我們對伊克西翁的困境都不陌生。一個強迫性的想法，加上緊隨的強迫行為，
將我們牢牢綁縛在“始終如故”的輪轉之中。有哪個老煙槍不曾因為總是戒不了
煙而厭惡自己？有哪個酒徒不是藉著眼前這一杯來安撫上一杯引發的內疚？有
哪個貪食的人不曾看著日漸增多的脂肪而膽戰心驚？有誰不曾感到自己就像被
綁在了自我挫敗的想法與行為的鐵輪之上？即便是那些最擅長自控或取得了很
高社會成就的人也不例外。

有不少人已經不再把酗酒的人看成失敗者或缺乏意志力，而是最需要修正自我
感的人。例如，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認為，那些難以自制的酒

徒認為自己能夠掌控住酒精。 就這樣，戰書已下，角鬥開始，但勝出的
往往是酒精。隨後，酒徒再次遇到新一輪的挑戰，往小裡說，是認為自己能嚴
格做到滴酒不沾——這願望遲早要屈服於日常生活的壓力；往大里說，就是幻
想自己能夠掌控無法掌控的東西。因此，酒徒想去安撫的情緒痛苦反倒變成第
二位的，位居第一的，是他或她被徵召參與的“力量的較量”。這個迴圈只會愈
變愈糟，除非能像匿名戒酒互助會（Alcoholic Anonymous）堅持的那樣：酒徒
需要承認，自己在這場較量面前其實並無力量可言。

榮格曾對匿名戒酒互助會的創始人提出，“從較低層面上來講，對酒精的熱望，
等同於我們靈魂中對完整的渴望”，這是一種想與更高力量建立聯結的含蓄嘗

試。 酒精，或其他任何情緒調節藥物確實能對人的生理機能產生影響，
能夠讓人短暫地體驗到聯結的感覺，但隨即它們又會把這種感覺一把撤回。為
了安撫新的痛苦，人只能繼續依賴它們，如此迴圈往復，永無盡頭。

唯有透過臣服，放下“我能掌控”的幻想，並承受住因此產生的兩種痛苦——自
我失去掌控感的痛苦，以及原本想要安撫的痛苦，人才有可能從伊克西翁之輪
中解脫。這與臣服神的旨意有些類似——“勿按我的意願，而是你的意願”。

榮格分析師瑪麗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用相當感性的筆觸闡釋了伊克西
翁之輪那地獄般的恐怖：

在這些成功人生的面具背後，潛藏著幻滅與恐怖。有一個共同元素會反覆出
現。在意識層面，個體如同受到驅使一般，在自行設定的嚴苛框架內，期待自
己能拿出越來越好的表現；在無意識的層面，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旦
每日的例行事務完成，有無數個人層面與集體層面的原因會導致混亂爆發。意
志力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如果人一直維持著意志力，代價是犧牲掉人格中的
其他一切，那麼虛無感就會油然而生。到了夜晚，到了轉回來面對自己的時
段，外在的面具與內在的存在並不交流……強迫行為令人生變得狹隘逼仄，直

到毫無活著的感覺——生存著？或許是。但根本沒有活著。

伍德曼指出，那個框架，即伊克西翁之輪，是被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雖然
我們並沒意識到。為了鞏固我們搖搖欲墜的自我感，無論我們搭建出來的結構
是什麼樣子，我們的上癮模式都是對抗焦慮的防禦手段，不管我們知不知道這
一點。一切上癮其實都是管理焦慮的手段。每當焦慮所依附的心理素材被啟
用，我們的心靈就開始防禦。

隨著焦慮感愈發嚴重，我們沉溺在某些重複性的、讓我們能夠體驗到“聯結
感”的行為中。在那樣的聯結感之下，焦慮感暫時消退了。此類行為有可能完全
是下意識做出的。一個人有可能會點上一支菸，抽完，摁滅，然後繼續和別人
談話，在整個過程中，意識根本就沒有進來打斷。不幸的是，短暫聯結帶來的
愉快感覺不會持續太久，於是，待到飽含焦慮的心理素材被再次啟用的時候，
這種行為必須被重複一遍。伊克西翁的輪子不停旋轉，將人一次次地帶回初始
的地方。

正如伍德曼指出的，把混亂永遠關在港灣裡是不可能的，不去感受腳下大地的
兇險搖晃也是不可能的，於是，充當緩和劑的那些行為推動了輪子。再一次，
內疚、羞恥感、挫敗感立即隨之而來。我們希望那一次次的重複能讓我們自
由，但它們只會讓我們陷得更深。不過，受到傷害、感到脆弱、感到恐懼，這
些肯定都不是我們的錯。在名為“上癮”的陰鬱沼澤裡隱含的任務，就是冒險去
承擔那些無法承擔的東西。在意識層面無法被承擔起來的東西，會被投射到其
他人、其他事、某種行為上，輪子會再度運轉起來。

沒有哪種地獄比上癮更恐怖，因為所有一切看起來都是我們自己的錯。“無論我
向哪個方向飛，都是地獄；我就是地獄。”但奴役我們的是一個想法，這個想法
常常是從性格中衍生出來的，它紮根於過去，在生命的初期階段成型，且未被
我們同化吸收。我們必須記住，當這種想法把我們困在過去的時候，它也把我
們繼續限制在童年時期的侷限中。這種想法令我們的人生變得狹窄；它們過於
簡單地看待事物的起源與結果，它們想要防禦存在性焦慮，可那些焦慮是我們
成長過程中必要的伴從。羅傑與喬治似乎命中註定要將母子關係一再重演，因

此破壞了成年生活那潛在的遼闊。葉芝至少還能把自己的痛苦轉化為藝術作
品，短暫地從伊克西翁的輪子上解脫。

我們的任務——這任務的確非常駭人——就是挖掘到強迫性想法與行為的根源
深處，拆毀上癮行為，找到那個被深深掩埋的、原初的、未被理解的想法。然
後，身為成年人，為了終獲自由，我們或許能夠承擔起那些無法承擔的，想象
那些無法想象的，忍受那些無法忍受的。

伊克西翁的輪子悄然無聲地、不可阻擋地旋轉著，就在我寫下這些、你讀到這
些的時候，依然如是。沒有人時時刻刻都處於意識狀態，與我們的諸多缺點相
伴相隨的內疚和羞恥感會精準地侵蝕我們的力量——要面對無法想象的事所必
需的力量。深深地潛入焦慮狀態中，去感受我們真正感受到的，即是我所說
的“穿越”，它必將推翻那一直困擾我們的情緒的暴政。我們就是地獄，我們在
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建造了它，又條件反射地屈從於它。想要找到但丁在那個可
怕旅程的末尾突然發現的“圓形洞口”，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地獄全然地、徹底地
經歷一遍。唯有深入冥府，才能將我們從冥府中解救出來。

第六章
憤怒

餵飽三頭惡犬

在希臘神話中，看守地獄之門的是一隻長著三個腦袋的惡犬，名叫刻耳柏洛斯
（Cerberus）。但丁和嚮導維吉爾（Virgil）把泥土塞進它的三個喉嚨，從而避
開了它的血盆大口，安然透過。但我們很少能如此順利地避開它狂暴的噬咬。

在中世紀的生理學中，人體完美的健康狀態是四種基本液體相互平衡的結果。
它們被稱作humours，也就是體液。那個時代的人還認為，人的性格特徵也是由
體液的量決定的，如果幾種體液的比例非常不均衡，就會導致病態的性格。與
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本·瓊森（Ben Jonson）在他的劇作《個性互異》（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中諷刺了這種型別學的論調。

以下就是這幾種體液以及它們的病態形式。黑膽汁過多會導致憂鬱症，或稱抑
鬱。莎士比亞把他筆下陰鬱的丹麥王子打扮成一身黑，這並非偶然，因為觀眾
們會自動把這個顏色與角色的心理狀態掛上鉤。過多綠膽汁（黏液質）令人的
性格也變得黏糊糊的，人會比較懶，或是整天無精打采。太多黃膽汁令人暴躁
易怒，脾氣惡劣。過多紅膽汁會造成“膽汁質”的性格，讓人充滿憤怒，火氣沖
天——猶如那隻瘋狗刻耳柏洛斯。

為什麼刻耳柏洛斯長了三個腦袋？或許可以這樣推測：憤怒有三種，要麼就是
它的源頭有三個。anger（憤怒）、angst（憂慮）、anxiety（焦慮）、angina（心
絞痛）這四個詞的詞源都來自印度日耳曼語系中的angh，意思是“約束、限制”。
如果一個生物體受到約束和限制，不能處於自然的舒展狀態，就有可能感受到
憤怒、焦慮或身體上的壓力。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憤怒不會被家庭圈子所容
忍，因此，當孩子感受到心理層面上的“限制”的時候，這種不被接納的情緒反
應會被引導到三個方向：要麼發洩出去，要麼被壓抑下去，成為抑鬱，要麼就
是令內心中的陰影愈發分裂。

在與陰影相遇的體驗中，性慾與憤怒是最成問題的，這並非偶然。因為它們都
是被自我世界體驗到的，也是人人都有的，它們都不遵從規則，會擾亂社會秩
序，也不受人控制。可是，只要人存在，總免不了受到約束和限制，所以憤怒
總是在所難免。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漂浮著一團團的憤怒，就像那一團
團的悲哀和恐懼一樣。由於大多數人接受的訓導都是不可以誠實地表達情緒，
尤其是憤怒與性慾，所以我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揹負著這些分裂的情感。有時
候它們一直被壓抑著，成為長期的、低程度的抑鬱；有時候它們離表面非常
近，終於帶著強大的破壞力噴發出來，傷害自己，也殃及他人。有時候，一個
人揹負的憤怒過於沉重，以至於始終受到它的支配。

數年前，瑞士出現了一本名為《瑪爾斯》（ Mars ）的自傳——瑪爾斯是羅馬神
話中的戰爭與憤怒之神。作者的筆名叫作弗裡茨·佐恩（Fritz Zorn）。在德語
中，Zorn的意思是“憤怒”；而他的真實姓氏是Angst，即“憂慮”。在這本充滿激
情、犀利刻薄的精彩作品中，佐恩猛烈地抨擊了他的原生家庭，還有他所屬的
瑞士中產階級文化。他出生在鐘鳴鼎食之家，既富有又有特權，但他也是嚴苛
又沉重的期望的囚徒——瑞士社會的共同心理曾經是極為嚴格、規矩、苛刻
的，現在也依舊如此。在將近三十歲的時候，佐恩得了癌症，時日無多。他意
識到自己從未真正活過，這不僅讓他感到極度憤怒，而且，他認為自己的癌症
正是嚴苛的環境導致的——他的精神狀態在軀體上表現了出來。他心中無人看
見也未能表達的憤怒漸漸演變成了惡性的狂怒。（有零星的證據表明，特別難
以表達憤怒的人的免疫系統更容易受到抑制，也就更容易患上癌症。）

在《瑪爾斯》一書中，佐恩控訴了他那個富有名望的家族對人的“標準”要求，
控訴了瑞士的文化，也控訴了命運——命運給了他一段這樣的人生，又猛地一
把奪走。藉由寫作《瑪爾斯》——它後來成了瑞士的暢銷書，一部相當受爭議
的名作——佐恩希望能沖刷掉自己心中惡性的狂怒，將自己從正在轉移的、緩
慢吞噬他的癌症中拯救出來。他與癌症賽跑，想要完成這本書，也給自己贏得
自由。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得知有出版商接受了這本書。一直未曾被人看見的
憤怒深深地進入了細胞層面，現在終於可以被表達出來了。這部作品成了暢銷
書，因為它表達出了太多人無法表達的東西。

在《中年之路》中我指出，我們每個人都忍受著名為“難以負荷的重壓”的創
傷，即孩子的脆弱邊界無力抵抗外部世界；要麼就是名為“匱乏”的創傷，即對
於孩子的需求，外部給出的回應並不足夠，甚至乾脆徹底忽視或遺棄。這些創
傷的結果就是，人誤讀了世界的天性，也作為共謀，扭曲了自己的天性，並且
發展出一套條件反射式的回應——這就是虛假的自我，其目的是管理焦慮。例
如，一個孩子生活在“難以負荷”的環境中，比如說有個酗酒的父親或抑鬱的母
親，這個孩子為了生存下去，容易發展出一種被動的、依賴的人格。而一個忍
受“匱乏”的孩子，容易形成較低的自我價值感，並且會像上癮一樣，不斷尋求
他人的情感支援與慰藉。在這兩種情況下，孩子都不知不覺地成為共謀，令自
我疏離的感覺變得愈加深重。在這兩種情況下，由於自然天性遭到了限制和約
束，人揹負著大量的憤怒——雖然自己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

此外，還有第三種能夠引發憤怒的創傷——我們意識到，或是勉強算是意識
到，我們多多少少自願地參與了對自己的傷害。我們都知道——雖然我們可能
不願意承認——我們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且，在生活中我們秉持著一些糟
糕的信念，並以這些信念來對待自己和他人。用薩特的話說，這些糟糕的信念
叫作“自欺”（mauvaise foi）。這第三種憤怒最終指向我們自己。而刻耳柏洛斯
有三個腦袋。

傑拉爾德的父親比母親年長二十歲。等到傑拉爾德長成男孩，需要父親的教導
時，父親已經年事頗高、體弱多病了。傑拉爾德進入青春期時，父親過世了。
由於身邊沒有智慧長者幫助他擺脫母親情結那令人退行的力量，傑拉爾德漫無
方向地生活著。母親繼續養著他，而且也很高興這麼做，因為她已經把他擢升
為伴侶的替代人。傑拉爾德揹負著對“缺失的父親”的需要，這種深埋在內心的
憂鬱與悲哀難以名狀，卻統治著他的心靈。在將近四十歲的時候，由於感到消
沉，他來尋求心理治療，唯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沒有父親”的創傷對
他影響有多深。

傑拉爾德厭憎母親，因為他知道她嚴重干預了他的成年生活——雖然其中不乏
他的配合。因此，他對女性懷著一種埋藏得很深的矛盾心態。出於這種心態，
他從沒在愛情關係中做過承諾。無意識地，他把心目中母親具備的那種力量轉
移到了女友身上。由於害怕那種力量，他總是停留在親密關係的邊緣，而且，
他發覺自己總是對女性憋著一肚子火。他從來不會辱罵女性或拳腳相加，但對
於那些他認為想控制他的女性，他確實會暴跳如雷。與此同時，在事業方面他
也沒有認真投入過。他驚訝地意識到，他對那位他幾乎不瞭解的“老傢伙”也很
憤怒，因為父親既沒有當過他的人生導師，也不曾給他陽剛的愛，去平衡母親
的陰柔之愛。

1992年4月，在費城榮格研究所的一場演講中，《缺位的父親，失落的兒子》（
Absent Fathers, Lost Sons ）一書的作者、來自蒙特利爾（Montreal）的榮格分析
師蓋伊·科諾（Guy Corneau）援引了一個案例：一個孩子在上學之後忽然變得暴
力起來。這個孩子被充滿愛心的母親撫養長大，可他沒有父親。孩子一直不知
道世上還有“父親”這個概念，直到他上了學，看見別的小朋友在放學後有爸爸
來接。他攻擊的正是這些孩子。他的發展需求遭遇了限制，這讓他充滿憤怒，
也就是說，他對缺失感到憤怒。

傑拉爾德也是這樣。他知道自己厭憎女性，因為他害怕她們的力量，但他發
現，原來他對缺失的父親也抱有強烈的憤怒，這個認識成了他治療過程的轉折
點。他把“匱乏”的創傷，以及對獲得教導的渴望帶入了意識，這幫助他把負面
能量從女性身上移開，轉到“缺失的教導”這個方向。隨後，他得以把診療視作
幫他走出母親情結的儀式，也看作一種教導——這部分地填補了父親的空缺，
同時，也是一座引導他走入成年的橋樑。

傑拉爾德的憤怒實際上是對早期創傷的合理反應，但他先感受到的是消沉，隨
後又將它錯誤地指向了女性，然後，他開始攻擊那個總是徘徊不散的父親的身
影。一旦憤怒的原因——藏在背後的健康動機——被看見了，他的能量就獲得
了自由，可以用在正確的任務上了：在這個不夠完美的世界裡長大。待到療程
結束時，傑拉爾德已經可以進入穩定的親密關係，他結了婚，同時也找到了一
生的事業。

傑恩是個熱心腸，身邊的人遇到了問題都喜歡找她求助。青少年的時候她就想
當護士，但後來做了社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傑恩就被
指定為調停人、問題解決專家、弟弟妹妹們的代理母親。家裡的其他孩子長大
後，都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要麼嗑藥，要麼酗酒，但傑恩沒有。“有自己的
感受”是一種奢侈，而她從來沒享受過。她衝每一個人微笑，扛起他們的重擔，
人人都喜歡她。乍一看，傑恩的人生相當完美——她是個非常能幹的“治療
師”，也知道自己是誰。

然而，嚴重的偏頭痛常常向她襲來。一切辦法她都試過了——吃藥、催眠、生
物反饋——但每種都見效甚微。絕望之下，她來做心理分析。傑恩和傑拉爾德
不同，傑拉爾德知道自己很憤怒，只是他的憤怒指向了錯誤的方向，而樂呵呵
的傑恩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憤怒。她認為自己是個開開心心的、陽光型的
人，她確實也是，可她正坐在一座由憤怒壘成的大山上——這不僅是由於童年
時期那些堪稱虐待的重壓，從更深的層次上看，是由於她的靈魂被扭曲得變了
形。

傑恩常年生活在抑鬱的山谷中，這抑鬱來自向內攻擊的憤怒——她只有權利攻
擊一個人，也就是她自己。在她的陽光性格之下，潛藏著極大的憤怒。那種強
烈又巨大的能量得有個去處。孩童時期，她不被允許表達自己真實的需求，不
能表達憤怒，於是她把這一切壓抑下去，藏在“不冒犯任何人”的人格面具背
後，最終，她是如此認同這個名為“照顧者”的虛假自我，以至於無意識地選擇
了這種性質的職業，這樣她就可以繼續去療愈一個又一個受創的家庭。無論工
作中她有多麼能幹，得到了多少嘉許，她依然是那個受傷的孩子，只能用一個
存在性的謊言來維持脆弱的自我。

傑恩療程的轉折點發生在這個時候：她的父母原本住在外地，如今要搬到她所
在的城市來。頭痛排山倒海地襲來，她意識到，這不僅是因為父母希望她繼續
承擔起照顧者的角色，也因為她害怕自己不願承擔。她感受到的恐懼正是當年
那個孩子的恐懼。那個孩子沒有其他選擇，只得聽從家庭的強行安排。對於這
份恐懼，她最先採用的防禦手段就是內疚。

開始直面自己的內疚、恐懼與頭痛時，傑恩漸漸可以看到，這些都是她的防
禦，對抗的正是她身下的那座憤怒的大山。當她終於能把說不出口的說了出
來，當她終於可以對父母表達強烈的憤怒，並對他們說不的時候，她的頭痛停
止了。直面父母，是她這輩子做過的最困難的事。儘管那些孩童時期無法承擔
的恐懼依然留在心中，但現在的她是個成年人了，可以劃出那條之前從不曾存
在的界線。

與傑恩的童年如影隨形的虐待經歷被她內化，變成了毒素。“懂事的乖女孩”只
能把強烈的憤怒發洩到自己身上，不然她還能怎麼做？她這種自我懲罰的行為

令人想起威廉·布萊克在1794年寫下的詩——《毒樹》。

我對我的朋友很生氣：

我說出了我的憤怒，我的憤怒終結了。

我對我的敵人很生氣：

我沒法說出來，我的憤怒日漸增長。

接下來，詩裡的敘述者用恐懼，用眼淚，用微笑，用花言巧語來澆灌這棵毒
苗，就跟傑恩後天習得的做法一樣。最終，這棵毒樹結出了有毒的果實，不僅
傷害了他人，也傷害了它的宿主——它就生長在他的靈魂之中。就像伊甸園裡
的樹一樣，這棵毒樹結出了苦澀的果子，比如偏頭痛，要想把它連根拔除，唯
有透過有淨化作用的精神宣洩，而這是當年的孩子做不到的。此前，傑恩一直
在防禦那些強烈情緒的衝擊，這確實有必要，但現在她冒險承受住了，這不僅
是因為偏頭痛愈演愈烈，也是因為她終於變得足夠強悍，可以面對一直揹負著
的憤怒了。這憤怒不僅是她對創傷的合理反應，也是令她做出改變、承擔起自
我療愈責任的能量之源。

當我們認識到我們自己就是問題，我們一直秉持著糟糕的信念生活，這種憤怒
是最難承受的。對於那些努力變得更有意識、學著為自己負責的人來說，最令
人震驚的發現無疑就是——認識到自己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成了傷害自己的同
謀。我們的虛假自我，以及潛藏在防禦手段背後的恐懼，已經夠難承擔的了，
就像傑恩的故事呈現的那樣。收回我們的投射，以及我們對他人的責怪，這也
同樣不容易，就像傑拉爾德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但最為困難的是面對這個
事實：讓我們的創傷久久不愈的，正是我們自己。聖保羅說過，雖然我們知道
何為正確的事，但我們沒做。芝加哥美術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裡有一幅
伊萬·奧爾布賴特（Ivan Albright）的畫作，名字就叫“那些我該做卻沒做的事”。

有誰不曾嘗過這句話背後的苦澀滋味？有誰不曾在凌晨四點醒來，驚覺這個可
怕的事實：過往發生的事情暫且拋開不提，我們的人生變成了什麼樣，我們成
了怎樣的人，我們對別人做過了哪些事，這一切其實都應該怪我們自己。面對
這個覺察，我們可能會感到羞恥、悲傷或抑鬱，但裡面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指
向自身的憤怒。

有時候，這種憤怒找到了出口，它化作怒火，甚至是傷害性的行為，朝著別人
發洩出去。但更多時候，這種深層的憤怒——它源自分裂的靈魂在與自身對抗

——朝向了我們自己，變成無窮盡的自我詆譭、自我虐待，讓我們做出自我破
壞的行為，削弱自身的潛力。

說到底，我們必須認識到，正如人人心中都有一泓名為“悲傷”的湖水，每個人
心裡也都有一座名叫“憤怒”的大山。憤怒是靈魂對它遭受的創傷做出的合理反
應。我們之所以將憤怒一直壓抑在無意識中，很可能正是因為，如果現在把它
表達出來，就會重新啟用當年表達它時所引發的巨大危險。我們也有可能把它
轉向自身，化作身體上的症狀表達出來：要麼陷入抑鬱，要麼做出糟糕的決定
來自我破壞。或者，我們也有可能把憤怒轉嫁到別人頭上，去傷害那些沉默的
替身——他們替代的正是當初我們不敢面對的人。總之，憤怒是對靈魂所受到
的限制的反射性反應。因此，它不僅是心靈的防禦系統的一部分，也是一種至
關重要的暗示——當我們對它追根溯源，或許就能療愈靈魂。

憤怒被意識轉化之後，會變成至關重要的能量，它不僅可以用來療愈創傷，還
能拓展靈魂的渴望。只要我們與創傷認同，就會繼續卡在受害者的心態中，沉
溺在盛怒的苦水中。當我們能夠認識到，面前的道路可能被那頭名叫刻耳柏洛
斯的三頭怪獸阻擋了——那隻代表著“難以負荷的重壓”“匱乏”和“自我憎恨”的瘋
犬——我們就有可能繞開那個凶神惡煞。

雖然原始創傷極難治癒，但它們對於我們的象徵意義是可以被改寫的。當我們
卡在憤怒當中，不管它有多麼合理，我們都如同深陷地獄，留在過往的陰暗中
無法自拔。我們當前的人生依然被過往的創傷所定義。當我們能夠承認憤怒的
存在，追溯它的源頭，看清它對我們的自我形象的影響，那麼，最終我們就有
可能突破過往對我們的限制。那隻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頭惡犬看似臥在我們前
方，擋住了道路，但實際上它就在我們心裡，我們隨身攜帶著它。當我們像浮
士德博士一樣，認識到我們所在之處即是地獄，那麼我們就已經踏上了那條走
出地下王國的漫漫長路。

第七章
恐懼與焦慮

焦慮如冰山，我們是泰坦尼克

正當我開寫這一章的時候，我女兒塔琳開始了每五分鐘一次的宮縮。希望等到
這章寫完，我就能見到女兒，還有我的第一個外孫女瑞秋。我期待著這雙重的
歡樂，但我也要坦白一個神經質的想法。

得知瑞秋就要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感受到的是焦慮，而非快樂。我的第
一個念頭是——對此我一點都不感到自豪——“又多了一個要操心的”。我的第
二個念頭是關於塔琳的，身為職業女性，她很快就要背上一副沉重的擔子了。
第三個念頭才是“正確的”那一個——我對自然的偉大運轉產生了深深的敬畏，
我們是其中多麼微不足道又多麼重要的部分啊。我回想起當年塔琳出生的那一
刻，我不敢相信那個奇蹟，也不敢相信自己何其有幸，竟能擁有這麼好的女
兒。她弟弟蒂莫西出生時也是一樣，這小傢伙是我這輩子遇見的最有趣的人。
既然我有這麼大的福氣，擁有這麼好的一對兒女，而且他們如今都已經長大成
人，和我像朋友般相處，那我的第一個念頭為何還會那麼神經質，飽含著焦
慮？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本書裡談到的所有內容背後都隱藏著一條暗線。也就是
說，在各式各樣的靈魂沼澤中蘊含著一個共同因素。這條共同的暗線就是焦
慮。我給自己得知女兒懷孕後的第一反應貼上了“神經質”的標籤，這份焦慮我
會自行解決。但我的反應顯然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條件反射，不受清醒意願的控
制。那麼，面對如此奇妙又美好的事情，為何人會感受到一股暗流，好像被一
下子拽到了陰鬱的沼澤地？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稱我們這個種族是“向死而在”（Being-
toward-Death）。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Kierkegaard）雄辯地闡釋了“恐懼與顫
慄”，還直接用它做了書名。奧登則稱我們的時代為“焦慮年代”。

在《追蹤神祇》一書中，我提出，如果把神話的地毯從人們腳下抽走，那麼這
整整一代人都會感到焦慮。起到穩定作用的神話正在穩步銷蝕，令人們內在的
經緯線變得黯淡無光，而數個世紀以來，人類正是依靠它們來繪製自己的方位
的。從但丁那陰沉的確定性，到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筆下的兇險景
象，是什麼在引導著我們的世界？無需細數證據，我們也都會同意，文化價值
正變得越來越不清晰，傳統習俗的撫慰作用也在日漸減弱。伴隨著這些失去，
創新與創意的自由度確實增加了，可是，“在兩個世界之間徘徊，一個已經死

亡，而另一個還無力誕生” ，極少有人會感恩自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吧。

當我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塔琳的宮縮還在持續。瑞秋不願來到這個世界上，
這很容易理解。怎麼會有人願意離開那般閒適又安全的家園，來到這個危機四
伏的地方？那個小丫頭或許比我們所有人都聰明，可到最後，她還是躲不過做
人的命運。這令她成為我們的一員。她將從永恆墮入歷史，從純真墜入罪疚，
從神秘參與的融合感跌入疏離。她將成為我們中的一員，然後，等到她長大成
人，讀到這一段，或許她會原諒那位早已不在人世的外公——在她經歷了充滿
驚懼的旅程，降生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夜，他曾經有過這些“神經質”的念頭。

可是，那條線索為何能貫穿人類的一切行為？我們曾經連線著宇宙的心跳，一
切要求都能被滿足，卻驟然跌落到這個危機四伏的地方。我們的降生就是創傷
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創口，一個我們從未徹底從中恢復過來的災難性事件。人
生中的絕大多數主題都是對這場災難性的分離的回應。我們要麼是想努力地回
到與母親臍帶相連的狀態，要麼就是不得不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裡尋找聯結。
既然不可能真的回到子宮，我們就會藉助以下這些方式，與母親建立退行性的
認同：要麼依然保有嬰兒式的心態，要麼藉助藥物和酒精來麻痺痛苦的意識，
要麼就是放棄自己的成長任務，把主權移交給某位上師或某種狂熱的崇拜。

人人都有這種退行的趨勢。在過去，成人禮會支援人們面對這個問題，這種儀
式能夠提供動力和更為寬廣的價值觀，藉助這些，力比多得以從“退行”轉變
為“前進”。如今，沒有了有意義的成人禮，沒有了富含文化意義的神話，我們
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去盡力完成突破。然而，在我們向前發展的每一步中，日益
增長的焦慮都如影相隨。事實上，每一天我們都得在焦慮與抑鬱之間做出選
擇。如果被退行的行為俘獲，並因此破壞了個體化的程序，我們就要忍受抑鬱
之苦；如果戰勝了心理上的怠惰，邁入外部世界，我們就要體驗日益增長的焦
慮感。這真可謂是左右為難。但是，無論有沒有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確實每時
每刻都要做出選擇。

把恐懼、狹義的焦慮、廣義的焦慮三者間的區別辨析清楚是很有用的。恐懼是
具體的。我們怕狗是因為之前被咬過。狹義的焦慮是一種無來由的不適感，幾
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發它，某些具體事物甚至會讓它持續一陣子，但它通常
是源自一個人對人生總體上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的程度、引發的焦慮的量
級，部分地取決於一個人的獨特歷史。人所處的環境、原生家庭、文化背景裡
的問題越多，無來由的焦慮就會越多。同樣，創傷的性質也是因人而異的。而
廣義的焦慮則是人人都有的，它反映出人類脆弱的生存處境。我們也可以把它
定義成“存在性焦慮”；也就是說，它源自一個有意識的動物，認識到了“命懸一
線”的那根線有多麼細弱。

瑪莎·杜魯門·庫珀（M.Truman Cooper）在一首詩中描寫了恐懼、狹義的焦慮與
廣義的焦慮是如何透過各種方式混合交織在一起的，漸漸地，它們好像融合成
了同一種感受：

假如說 你害怕的東西可以被抓起來 關在巴黎

那麼 你就有勇氣去往世上任何一地

羅盤上一切方位都向你開放 除了指著巴黎的方向

你依然不敢涉足那座城市的邊界線

你也不太願意站在數英里外的山邊

遠遠望著巴黎城的燈火 在夜色裡漸次點燃

為確保安全起見 你決定

乾脆遠遠躲開法國吧

可隨即危險似乎逼近了國境線 你感覺到

心中那畏怯的部分 再次將整個世界鋪滿

你需要這樣一位朋友 他知悉你的秘密 然後告訴你

先去巴黎

想想巴黎的樣子，就會覺得，對這座城市怕成這樣簡直是荒謬可笑。可是，如
果一個人曾經在巴黎遭遇過創傷體驗，那麼單是提到這個名字就足以喚起強烈
的情緒。當然我們知道，詩人是在借用巴黎來比喻我們害怕的東西。城市的名
字可以隨便改，換成蘇黎世或多倫多，或是我們的故鄉，效果都一樣。對巴黎
的恐懼漸漸氾濫、擴大，演變成了我們時時刻刻都揹負著的焦慮，或者說，一
種非具體的恐懼。我們走到哪兒，巴黎就跟到哪兒；我們不敢確定，是不是在
某個地方就無意中踩上了它的邊界線。條條大路通向的不是羅馬，而是巴黎；
那座城市也不再是光之城，而是“存在性焦慮”之城。

即便避開了令我們恐懼的東西，巴黎也跟著我們；巴黎城無處不在。“無論我逃
向哪裡，都身在巴黎；我就是巴黎”，彌爾頓大概會這樣寫吧。既然巴黎是躲不
開的，要想削弱它對我們的暴虐統治，唯一有建設性的辦法就是勇敢地面對
它，去全然地感受它、穿越它。那位說出“先去巴黎”的“朋友”正是自性，我們
內在的那個尋求療愈的調節中心。庫珀馬上就知道，這是一片靈魂的沼澤地；
他也知道，穿越這個陰鬱之地的唯一路徑是什麼。

我們應當將深度心理學的發展歸功於無處不在的焦慮，以及它的無數化身——
各種各樣的神經症。當沙可（Charcot）和讓內（Janet）、弗洛伊德、布洛伊爾
和榮格遇到了醫學手段的侷限時，他們轉而去尋找那些不肯對藥水、偏方或手
術產生響應的無形之力。

起初，他們被許多當時被稱作“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案例引領到了心靈的
深處。後來，那些症狀被稱為“轉化性神經症”（conversion neurosis），如今又
叫作“軀體形式障礙”（somatoform disorder）。這些身體上的病症似乎找不出任
何生理層面的原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似乎也不是裝出來的，但它們對個體
的損害卻顯然是實實在在的。

儘管弗洛伊德從不少地方得到了啟發，但他天才地發現，那些症狀是兩種價值
——有時候是完全對立的兩種價值——妥協折中的結果。如果我是一個為即將
到來的數學考試而憂心忡忡的小孩，我會感受到如假包換的頭痛——壓力導致
我的毛細血管收縮了。我確實頭痛，但我也可以請病假，不必參加考試了。利
用頭痛這個小小的代價，我避開了巴黎。

我第一次遇上軀體化的神經症，是在精神分析研修期間。母親情結把莉莉壓得
喘不過氣。她母親非常自戀，嚴重地入侵她的邊界，好像要吞噬她的生活似
的。母親成功地破壞掉了莉莉的每一段戀愛關係。在這種無意識的奴役狀態
下，莉莉一直非常抑鬱和憤怒，卻無法逃脫母親那強有力的魔咒。她的左前臂
會出現週期性的麻木，去神經科也沒有查出個所以然來。反正這種麻木感也只
是偶爾來襲，而且持續差不多半小時就消失了，她也就沒有重視。

來做分析三個月後（她瞞著母親來的），有一次在診療現場，莉莉感受到了那
種麻木。我們探討了這個現象，卻毫無結果。診療結束的時候，我把一支筆輕
拋給她，好讓她填寫下次的預約時間。她用左手敏捷地接住了筆，那時我才頭
一次意識到，她是個左撇子。在她敞開內心的那個短暫剎那，我問她：“你會拿
那隻手臂做什麼？”“我會殺了她。”她一邊說，一邊拿著筆做了一個朝前刺的動
作。

後一次診療中，我們談到了她心中攜帶的殺意的強烈程度，以及這種能量——
無論有沒有表達出來——對她和她身邊的人造成了多大的毒害。莉莉這才意識
到，自己的抑鬱之下潛藏著狂怒；然而，兩週後莉莉攻擊了母親，差一點就要
把她掐死了，還把她的頭髮揪下來了一把。

莉莉被自己的行為震驚了，於是搬離了母親的房子。即便是早期的警示訊號也
沒能阻止她的狂怒浮出水面。莉莉心中被壓抑的憤怒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令她
感到極為焦慮。但就像弗裡茨·佐恩一樣，她也沒有意識到這股能量的強烈程
度，直到為時已晚。每當殺意在心中湧動，手臂的麻木就會發作。那些念頭引

發出的焦慮感實在太強大了，她無法消化，於是能量流入了身體。事實上，被
暴力念頭引發的深重焦慮把莉莉嚇壞了，以至於她中止了分析治療。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狹義的焦慮與廣義的焦慮之間的那條細線。狹
義的焦慮源自一個極其有害的情結，而廣義的焦慮則是每一個必須與父母分離
的人都會體驗到的矛盾情感。想要長大成熟，人就無可避免地要經歷分離，這
是有助於前進的；當人離開熟悉的環境走向未知，任何一種分離都會引發焦
慮。但在莉莉的案例中，合情合理的廣義焦慮遇到了被母親情結引發出來的具
體焦慮，兩者的力量相乘，就加倍放大了。

恐懼症（phobias）這個詞來自希臘語中的phobos，意思是恐懼。它可能是被某
種特定的創傷引發的。如果一個人曾經目睹過飛機失事，那他患上飛行恐懼症
是很好理解的。但實際上，我們往往找不到與恐懼症直接相關的創傷體驗。

在許多情況下，令我們恐懼的事物其實是一種象徵性的代表，背後是漂浮在無
意識中的、難以名狀的焦慮。比如說廣場恐懼症吧，希臘語中的意思是“害怕去
市場”，從字面上看，這真是一種令人困惑的病症。然而，“市場”的特質就是開
放，在那裡有可能會與他人發生接觸，它是不可預測的，換句話說，就是當一
個人離開安全的家外出探索時，必須冒的“失去控制”的風險。

有一位女士，她的職業是銀行職員，卻有著藝術家的天賦。她對高度有種特殊
的恐懼。一連幾個月，她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恐高症：她會坐上電梯，逐步提高
樓層，並走到觀景窗前俯瞰城市。這種脫敏療法確實有幫助，而與此同時，分
析診療中的深入探索幫助她看清了，她的恐懼源自人人都有的焦慮——當我們
面對腳下那遼遠的旅程時產生的感受。她的恐懼症象徵的是，如果自由地、肆
意地去探索自己的天賦，她就會失去腳下的堅實大地；她害怕的是自己的高度
與深度，那風險蘊含在“斗膽相信自己”之中。要響應事業的召喚，她就得走出
去，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邁向心靈的空間。因此，我們恐懼的東西或許是源於
創傷，但它也常常象徵著某種我們尚未意識到的深層焦慮，或是某些我們尚且
不具備力量去承擔的任務。諷刺的是，此類“恐懼”其實是對抗焦慮的防禦手
段，進一步深究起來，它或許是在對抗那種廣義的、存在性的焦慮。

未被意識到的焦慮是最有害的，因為我們永遠也不知道它會去哪兒，而它肯定
要去往某個地方——要麼投射出去，要麼進入身體。在名為“壓抑”的腐臭屋簷
下，有邪惡的怪獸在孵化繁育，它們必定會扯斷鐐銬，侵入其他地方，這是無
可避免的。焦慮常常被張冠李戴，比如我們在前幾段裡提到的那些恐懼症的案
例。如今飲食失調很常見，特別是在年輕女性和中年女性的群體中。正如我們
在“強迫與上癮”那一章裡看到的，強迫思維不僅會令意識變得狹窄，還會迫使
人採取行動去管理焦慮。因此，厭食症或暴食症把關注的焦點放到了身體形象
與（或）食物上，這是因為，這些東西貌似是能夠掌控的。顯然，一個人可以

選擇把哪些東西塞入喉嚨，藉此來掌控某些事情——當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不
受控制的時候。因此，飲食失調不僅是意識範圍變窄的問題，也是對焦慮的過
度補償。

辛西婭在孩提時代就失去了雙親。一個不情願的親戚把她養大，管束她，訓誡
她，卻沒有給她多少愛。青少年時期，辛西婭染上了盜竊癖，用偷來的東西替
代不曾得到的愛。她也開始狂吃巧克力，然後再催吐。來做診療時她已經成
年，總是做掉牙齒的噩夢。牙齒象徵著她的第一道防線。她還會夢見有敵人偷
偷摸摸地潛入邊境，可衛兵們在崗位上睡著了。一方面，人生給她的只有酸
澀，而透過暴食巧克力，她讓自己品嚐到甜蜜的滋味；另一方面，藉助催吐，
把那甜蜜的罪孽清理掉，她好似再度掌控住了那不勝負荷的焦慮感。

辛西婭遭遇的創傷是遺棄。沒有一個人真正地愛她、支援她，這種體驗引發了
海量的焦慮。與此同時，缺乏父母的愛與支援會全面影響孩子的感知，造成原
型創傷（archetypal wounding）。由於父母是孩子探索世界、身體、人際關係的
中介，決定著情結的牢固程度與力量大小，所以，父母的缺位會導致孩子將原
型外推，並因此引發存在性焦慮。

對辛西婭來說，缺失了慈愛的父母，導致的不只是頑固難解的情結，這讓她對
整個世界的初步認知都因此受損。相應地，她“選擇”了飲食失調，這既是個人
情結的體現——她用這種手段防禦狹義的焦慮，同時，這也是防禦廣義的存在
性焦慮的典型策略。失去了能呵護她的母親，這啟用了負面的母親情結，於
是，對相伴而來的廣義焦慮的控制，就集中在了母親——物質——食物——身
體這個鏈條上。被遺棄在一個沒有母親的世界，這是無法承受的恐懼，所以她
轉而去擔憂飲食問題，因為這還能讓人好受一點。我能擔憂的事情、佔據我全
部心思的事情，都是我的防禦手段，用來對抗那些令我感到恐懼的、能摧毀我
的東西。我的神經症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防禦手段，對抗的是我無法承受的焦
慮。神經症固然令我痛苦，但與根本無法承受的焦慮相比，還是能夠接受的。

當真正的恐懼就快浮出表面的時候，它很容易被啟用，人會感受到恐慌的侵
襲。這幾乎是最令人心驚膽戰的感受，其他狀態很難與之比肩，因為在恐慌發
作的那段時間裡——漫長得好像永無止境——人會覺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人會
感受到窒息、氣短或心悸，這些都是徹底被壓垮的感覺。在名叫“無意識”的沒
有路的密林中，我們不知所措。這裡是那個長著山羊蹄子的傢伙的地盤，是潘

神 的領地，而我們感受到的，正是以他為名的“恐慌”。

有零星的證據顯示，容易恐慌可能是有生物學基礎的。也有可能是我們見過父
母或其他權威人物被壓力打垮，從而習得了這種行為。但是，被恐慌侵襲也有
可能源於“代替”，也就是用一些能夠接受的恐懼來代替無法接受的恐懼。如果

我一門心思想著我的大腳趾，時間足夠長的話，我就會感到它在痛，要不了多
久，我會認為這疼痛預示著某種絕症。疑病指的就是對健康的正常關注輕而易
舉地升了級。你不敢一口咬定說，自己肯定不會得癌症或心臟病，肯定不會
死。然而，與更濃重的恐懼相比，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一心擔憂自己的
健康問題好像還能接受。疑病至少讓人得到一點點掌控感，因為病是有可能治
好的。去追尋某種縹緲不定的原因，總比面對真相容易一點——那真相就是，
人是會死的，人完全沒辦法掌控宇宙。當我們把事情往最壞的地方想的時候，
我們不是在有意識地面對壞事、承擔壞事，而是在無意識地小題大做，然後忍
受著氾濫情緒的攻擊。

恐慌症發作的時候，去全然地、徹底地經歷它（實際上，對待一切焦慮狀態都
應該這麼做），這會迫使我們有意識地面對“災難”，也就是說，正視那可怕的
現實。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身為成年人，我們可以承受得住，甚至還
能想辦法去接納它，有時還會有能力把它放下。“不放下”，意味著當我們下次
再度偏離了狹窄小徑的時候——不經意地，但也不可避免地——我們會再次發
現，我們又來到了潘神的密林。就像小時候，我們總覺得有大鱷魚藏在床底
下，或是有怪物藏在衣櫃裡，我們知道它就在那兒，那個長著蹄子的、半人半
羊的傢伙，就要來抓住我們了。

正如在“強迫與上癮”那一章裡提到的，在焦慮狀態下，我們每個人都容易做出
一些重複性的動作。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面臨壓力的時候，我們會有某些特
定的、坐立不安的表現，比如會嘟噥口頭禪、無意識地祈禱等等。形容一個人
心情煩躁的時候，我們會說，“早上起床的時候起錯邊兒了”，這句俗話反映出
生活的程式化，這不僅是因為日常習慣會自行重複，也是因為我們經常會無意
識地運用魔法思維來安排生活。

魔法思維是孩童的以及所謂的原始文化的思維方式的典型特徵，當我們處於退
行和脆弱狀態時，也會用這種方式想事情。藉由魔法思維，我們讓自己相信，
我們的想法和行為會對世界造成特定的因果效應，正如世界也對我們有著秘密
的因果效應一樣。我們用半信半疑的態度對待迷信。一個連贏幾場的運動員可
能會繼續穿著那雙髒襪子去打後續的比賽，直到連勝中斷為止。預祝演員登臺
演出順利時，我們會說“摔斷腿”（break a leg），這是因為我們唯恐美好的願望
會招致神祇發怒。我就發現我自己走路時會小心地避開地上的裂縫，因為我不

希望母親摔傷了腰背。

我們人人都會無意識地藉助儀式化的行為來避開模糊朦朧的黑暗力量。如果儀
式沒能順利進行，我們就會感受到更加強烈的焦慮。報紙沒能按時送到，忘了
某個東西沒拿，或是不得不換一條新路線去上班……我們就會氣急敗壞。這些

儀式就像有神力的護身符一樣，可以對抗那個無法承受的念頭：我們身處在一
個陌生的、時常不大友好的宇宙中。這些儀式是用來對抗海洋般浩瀚的存在性
焦慮的手段，雖然它們脆弱得不堪一擊，但我們還是牢牢地抓著不放。

在典型的強迫症中，患者無意識地“選擇”了重複性的想法和行為，將之用作一
種儀式化的防禦手段，來對抗那壓倒性的、海量的焦慮。有些新型抗抑鬱藥物
顯示出一定的次級效應，可以減輕強迫思維的程度。可是，人人都會產生不想
要的念頭。任何一種強迫思維或強迫行為都是在防禦浩瀚的焦慮。我能夠直接
面對的事或許會令我暫時不太舒服，可至少它不再統治我了。

偶爾有些時候，我們會主動選擇神經症帶來的“繼發性獲益”，換成委婉的說
法，就是“生病也有好處”。在“做作性障礙”（factitious disorder）中，我們假裝
或捏造出身體上或心理上的疾病。生病了，我們就可以扮演受苦受難的角色，
或許就可以避開另一些令人備感壓力的要求，因此也就不必面對更大的焦慮。
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許就用不著面對親密關係這個複雜又微妙的議題。我或
許會慨嘆自己命不好，抱怨別人不拿正眼看我，但我也成功地躲在了由身體構
成的防禦要塞裡。如果我有傷殘，那我顯然用不著去面對生活的挑戰，也不會
遇到更多麻煩了。透過對狹義焦慮的默許，我躲開了更為沉重的存在性焦慮。

一切行為，即便是那些被我們稱作“瘋狂”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把
它們視作對某種情緒的表達，或是對某種情緒的反應。這就是為什麼在分析和
尋找病因的時候，分析師必須要問：“是什麼情緒狀態引發了這個行為？”無論
症狀偽裝成什麼模樣，躲在何種象徵背後，它表現出來的都是某種無意識的情
感前提。情感狀態與象徵的外在表現之間的這種因果關係會構成一種迴圈效
應，漸漸地，它不僅會成為某個特定創傷的外在表現，還會成為一種總體性的
人格形式與反應策略。換句話說，我們變成了自己的創傷。那些命中註定的創
傷引發出我們的反應，而我們把這些反應活了出來，也因此成為那些象徵性表
現的同謀。這些行為、態度和反應策略加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的“虛假自我”，
一個臨時性的人格。因此，我們不但深陷在自己的創傷中，同時還深陷在對創
傷的反應中。命運沒有允許我們自然而然地舒展自我，我們不得不在反應性的
模式中體驗自我，而這讓我們與自我日漸疏離。

自我疏離的後果就是神經症。或許神經症是無可避免的——說實話，或許人更
願意繼續留在無意識的狀態裡——唯一的解藥，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面對神經
症在防禦的那個東西。我們在躲避什麼任務？答案總是能找到的。

管理焦慮

我們最原始的防禦手段就是大家熟知的“是戰還是逃”。面對難以負荷的重壓，
我們通常會選擇逃跑。我們學會了與痛苦的現實拉開距離。“眼不見，心不
煩。”“你不知道的不會傷害你。”我們壓制，我們遺忘，我們割裂；我們把自己
不喜歡的情結投射到別人身上。我們很可能被心中的情結役使了好幾十年，卻
從來不曾意識到，原來是它們在暗地裡邪惡地運作。被它們支配的時候，我們
就好像被轉移到了另一套為人處世的理念和準則中，開始遵照那些準則行事，
隨即我們重新陷入尋常的意識狀態，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轉移的發生。

我們經常會把令人不快的事實真相壓制下去，這種解離狀態（dissociative
states）看上去好像也沒什麼壞處；我們都會這麼做，也毫髮無傷。但“解
離”（dissociation）的影響就大多了，它有可能導致記憶缺失，或是讓人進入“神
遊狀態”，此時人真的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好似跑到了另外一個人的生活中游蕩
去了。近些年，由於在某些重大案件中成為主題，也在診療圈中引起極大爭
議，多重人格障礙（如今叫作解離性身份障礙）落得了一大堆壞名聲。

在解離性身份障礙中，自我被慘重地擊碎，以至於無法與無意識抗衡；於是，
心靈就自動自發地漂移到了另一重現實中。這也是個正常的現象，這就是為什

麼榮格會將情結定義為“人格的碎片”（a splinter personality）。 但在極端
情況下，這種心靈片段可能擁有了自己的“生平傳記”（而自我對此毫不知
情），以及與之相符的軀體狀況與情感狀態。在巨大的創傷面前，我們都會透
過“人格解體”（depersonalization）來管理程度嚴重到無法接受的焦慮。我們讓
自己置身事外，那感覺就像是我們變成了觀察者，在一旁看著自己的人生。有
時，要熬過某段經歷，這種拉開距離、置身事外的做法是必要的。如果事情已
經結束，而人格解體還在過度持續，唯有在這種情況下才稱得上病態。

還有兩大類對焦慮的反射性反應需要指出：適應障礙（adjustment disorder）與
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

適應障礙通常與導致壓力的因素直接相關，而且它可能會使出一切能用的手
段，比如迴避、以完美主義來防禦任務完不成的焦慮，或是出現各種由焦慮引
發的軀體症狀與情感症狀。一般來說，當壓力解除了，適應障礙也就隨之消失
了。

在人格障礙的案例中，當事人基本上都在生命早期遭受過嚴重的創傷，比如情
感或身體上的虐待，或是性虐。當孩子的脆弱邊界遭到踐踏，當自我無法應對

那壓倒性的、洶湧澎湃的情緒，某些功能被關閉了。就像電腦裡安裝的浪湧抑
制器一樣，人格切斷了聯結，免得它痛苦地反覆過載。從病因上看，這種反應
是相當合理的，然而，情感功能此後將永遠無法運轉了。這樣的人彷彿是從很
遙遠的地方感受生活，就像在看一部自己主演的電影似的。一般來說，他們的
感情道路都比較坎坷，因為他們同理別人的能力被嚴重削弱了，而在親密關係
中，同理與共情是不可避免的情感需求。

患有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人曾經遭受到原始客體（primal objects），即母親和父親
的“背叛”。他們調整了自己的人格，去期待並四處尋找這種背叛。他們彷彿被
預先置入了背叛的程式，不知不覺地選擇那種能重演這種無意識劇情的伴侶，
要麼就是他們的猜疑、控制和無法信任會把伴侶趕走——於是這更加坐實了他
們最初的想法，即不能在關係中投入信任。

分裂樣人格障礙（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種過度保護的行為。這樣的
人與他人距離很遠，只能做出有限的情緒反應，傾向於避開親密關係。這種自
敗（self-defeating）的行為確實能實現目標——保護自己，免於再次體驗到過往
那痛苦的創傷。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人也是在生命早期遭遇了
創傷，他們將別人視作有待利用的敵人，以免別人先利用了他們。在人生早期
關係中感受到的背叛被外推到整個社會；不僅情感功能被關閉了，他們能感受
到的個人痛苦與懊悔都很少，而且，曾經的受害者如今開始傷害別人。

邊緣型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客體關係不
穩定，這是因為當事人的自我形象是不穩定的。這類人往往行事衝動，極少考
慮到自己會給他人造成怎樣的破壞，他們忍受著劇烈的情緒變化，而且會週期
性地感到空虛。孩提時代感受到的難以負荷的焦慮創造出的自我感是如此脆
弱，以至於他們的行為幾乎無法連貫。

表演型人格障礙（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源於孩童時期對關注、愛和讚
許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因此，如果此人沒有處在關注的中心，就會焦躁不
安。他或她會用言行舉止來吸引別人的注意；如果真的遭到輕視，或假想別人
輕視自己的時候，他們會感到一陣陣的嫉妒和狂怒。同樣，自戀型人格障礙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往往令周圍的人非常痛苦。這類人不斷地需索
他人的讚美與肯定，藉此來安撫心中由自我懷疑引起的大量焦慮。他們感到自
己理應得到他人的特殊對待，同時卻對他人的需求和痛苦缺乏同理心。這類人
很難相處，因為他們總想操控別人；從表面上看來，他們顯得強勢又自信，但
在內心裡，他們感受到的是空虛和不被愛。唯有和依賴型或依賴共生型的人在
一起，他們才能維持較為長久的關係，因為只有那樣的人才會願意終生圍著一
個自戀的空虛自我打轉。

依賴型人格障礙（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與強迫型人格障礙（obsessive-
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猶如兩個極端。前者管理焦慮的方式是避免做
出決定和承諾，極度服從，為了得到別人給的一丁點兒好處而放棄誠實與正
直。強迫型人格與此剛好相反，他們對人生的不確定性的回應方式是竭力掌控
一切，行事總是出於焦灼與緊張。這類人一心關注細節，這樣就可以忘掉大
局；他們是工作狂，過於一絲不苟，吝於關愛自己或他人。

人格障礙最棘手的地方在於，對靈魂的破壞往往發生在脆弱無助的孩子身上。
剛剛萌芽的自我當然沒有能力處理這種創傷體驗，因此就把至關重要的情感功
能關閉了。而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功能可以幫助一個人對人生做出有質量的評
估與反應。同時，天然的人格也被嚴重地扭曲了，此人被束縛在一種病態的人
生策略中。悲哀的是，這些人極少尋求心理治療，因為那樣的話，他們就不得
不面對童年時的恐怖感受，而那正是他們一直在防禦的。

當一個有人格障礙的人確實來做治療了，療愈的工作也會艱苦卓絕，因為他會
拒絕內化——有時候是沒有能力內化。實實在在地承認自己的感受，併為此負
起責任，這項能力是一個人能否在心理治療或關係中得到療愈的主要指標。再
強調一遍，這相當於要求一個人去做他認為不可能的事，去承受住莫大的傷
害，並且切切實實地感受它。偶爾，療愈確實能發生，但這不是因為治療師的
解釋或干預，而是由於患者感受到了一致的、持續的、充滿關愛的關係，這正
是當年那個孩子不曾感受到的。若要全面更新一個人的自我感、對他人的體
驗，還有面對他人時的反射性反應，需要付出許多年的耐心。

雖然人格障礙是最難治療的，但此處的任務與其他沼澤裡的別無二致：全然地
經歷它、穿越它，勇敢地直面焦慮，推翻它的暴政。可是，承受住這份原初的
焦慮，冒險離開當初為了生存下去而發展出來的人格結構，這絕非易事。生命
早期的體驗越是難以負荷，自我遭受的破壞就越嚴重，這項任務也就越發艱
鉅。

在對焦慮的管理中，上述策略的各式變體，以及各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在我
們每個人身上都能找到。區別只在於反應出現的時間早晚和系統化的程度。這
些模式在人生中出現的時間越早，不假思索的程度越深，我們受到的束縛就越
嚴重。恐懼是正常的、自然的；狹義的焦慮——這種與我們的個人歷史直接掛
鉤的感受——是正常的、自然的；廣義的焦慮——人類生存處境的脆弱性所導
致的結果——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不同的是這些感受的程度，以及我們做出
的反應的性質與後果。面對焦慮，我們每個人都會發展出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所以，我們都可謂是自身歷史的囚徒，而且往往並不自知。

只要我們的歷史以及我們對歷史的反應依然還像程式一般，牢牢地安裝在我們
的“主機”裡，無論是否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狀況，我們也依然是傷害自己的同

謀，令心中的創傷久久不愈。“無論我逃向哪裡，都身在地獄；我就是地獄。”

正常的焦慮與神經症性質的焦慮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想要充分地、盡情地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必然會頻繁地經受焦慮——作為一個有感知能力的物
種，這種感受是我們命中註定的。永遠不要因為感到焦慮而嘲笑自己。唯有當
焦慮妨礙我們盡情生活的時候，它才能稱得上是心理問題。而且，當我們自行
選擇的策略變成了阻礙，這就變成了一個道德問題。我們感到焦慮是嗎？但我
們依然應該充分地、盡情地活著。想想尼科斯·卡贊扎基斯為自己撰寫的墓誌

銘：“我一無所求。我一無所懼。我是自由的。” 一個很難達到卻值得追
求的目標啊。

要踏上人生這趟旅程，拿到車票的代價就是承受焦慮；沒有車票，就沒有旅
程；沒有旅程，就沒有人生。我們可以躲開焦慮，能躲多遠就躲多遠，可我們
也因此躲開了這隻有一次的人生。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治療的任務就是
讓一個人從“神經質的苦難”轉到人生的“正常苦難”之中，所以我們不得不去面
對那些無法面對的，不得不去承受那些無法承受的，為那些纏著我們不放的、
無法命名的東西命名。

再強調一遍：每一天，我們都被迫要在抑鬱和焦慮之間做出選擇。抑鬱源自個
體化的程序受挫，而個體化正是我們最為重要的任務；焦慮則源自向前邁入未
知。焦慮之路是必要的，因為這條路上存在著“成為更加完整的個體”的希望。
我的分析師有一次對我說：“你必須把你的恐懼列入議程。”當我們真正面對這
個議程，去承受它引發的一切焦慮時，我們的感覺變得好起來了，因為我們知
道，我們在真誠地面對自己。

勇氣不等於沒有恐懼。勇氣意味著，我們深知，比起令我們恐懼的東西，另外
一些東西更為重要。比如說，個體化的任務就比一切阻攔我們前進的東西更重
要。有趣的是，當我們能夠坦然接受存在性焦慮，知道自身是脆弱的生物，依
附在一顆不停旋轉的、於時空中急速墜落的星球上，與此同時，還能感激自己
有機會參與這一趟偉大的旅程，此時我們就向著個人解放邁進了一大步。焦慮
就像霧一樣，讓我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如果我們能夠從中走出，就會大有斬
獲。當我們置身於霧霾之中，就可以辨認出具體的恐懼，而且，我們常常會發
現，從成年人的眼光來看，那些恐懼其實是沒有根據的——但對孩子來說，它
們可怕到難以負荷。比如說，一個人極度害怕衝突，而且不敢在會議上發言，
那麼他需要在令人動彈不得的焦慮之霧中找出恐懼的根源。一般來說，這種焦
慮的念頭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的恐懼，比如，“他們不會贊成的”，“他們該不愛
我了”。

對於孩子來說，這般原初的恐懼是實實在在的；但我們已經長大成年，可以擁
有不同的體驗了。身為成年人，我能夠去有意識地覺察，去直接面對和處理，
這些將我從無意識的、往事施加給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們真正地察覺到，
有些東西比我們恐懼的東西更重要。確實如此。我們就比我們恐懼的東西更重
要。這就是勇氣的含義。

現在，我親愛的外孫女瑞秋·艾林已經降生，成了我們的一員。七磅九盎司，胖
鼓鼓的小臉蛋兒，眼睛美得讓人願意為之付出生命。她正精力充沛地哇哇大
哭，她想要食物，也想要那個她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長著胖鼓鼓的小臉蛋兒和
美麗雙眼的瑞秋，踏上了她那奇妙的，也滿載焦慮的人生旅程，朝著她的命運

走去。她，以及我們所有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宿命、走向命運 ，
將直接取決於我們能從存在性焦慮——它將一直是我們如影相隨的旅伴——的
手中奪回多少人生。

第八章
情結：“大腦主機”裡的模式化反應

在探討“如何應對沼澤地”之前，我們需要先花點時間回顧一下榮格的情結理
論。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已經有很多了，所以我們不會在這裡停留太久。但在
本書的這個階段，情結的概念對我們很重要。

如果榮格在1912年之前過世——此時他提出了原型與集體無意識的理論——他
依然會是心理學領域中的重要人物，因為正是他發現了情結的存在。事實上，
為了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區別開，榮格將自己的方法稱作“分析心理
學”（psychoanalysis），而在此之前，由於情結在他提出的心靈模型中的重要
性，他曾將自己的研究命名為“情結心理學”（complex psychology）。實際上，
弗洛伊德在介紹精神分析的演講中，曾因榮格和所謂的蘇黎世學派提出了“情結
是夢的建築師”而對他們大加褒揚。

導致榮格想出情結這個概念的因素有許多，在此我只提兩個。在一篇醫學論文

中，他研究了一個靈媒，她那夢囈式的話語引發了他莫大的興趣。 這位
女士是榮格的親戚，他相信她不會造假。那麼，如何解釋經由她發出的那些“聲
音”呢？她沒有精神病，也沒有產生幻覺。榮格考慮過幽靈從另一個世界現身的
可能性，但他後來得出結論，認為那個靈媒可以把自我的管控降到極低的狀
態，從而允許內心中另外一些部分發聲。（做夢時我們都會經歷這種情況。）

另外，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榮格在蘇黎世的伯格霍茲裡醫院（Burgholzli
Klinik）做“詞語聯想”的研究，他發現，在對詞語做出反應時，即便是正常人的
注意力也會受到干擾。看上去，就像是這些刺激詞語引發出了強烈的情緒反

應，足以干擾到意識的運作。 後來，榮格推測，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在
著一簇一簇的“分裂出來”的能量，他將之稱作“情結”。

情結只是一種蘊含著能量的構造。這些能量有可能是積極的，也有可能是消極
的，或是兩者皆有，這要看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影響。情結是由我們的歷史
造就的。我們無法避開情結，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擺脫自己的歷史。事實上，
我們身上發生過的每一件事似乎依然都還在心靈深處存活著。事件發生的時間
越早，情結的力量就越大。因此，由於孩提時期的敏感，父母情結對我們心理
產生的影響往往是最大的。

一般說來，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否被情結操控了，因為當情結被啟用的
時候，它有力量接管我們的意識。你可以試試看，對一個正被情結掌控的人說
他的情結正在運作，看他會作何反應。他肯定會矢口否認，並且會堅稱自己的
看法合情合理。唯有在做出行為之後，在行為造成破壞之後，我們才會發覺情
結的存在。或者，當我們察覺到身體出現反應時，或許能想到這是情結被啟用
了，因為它蘊含的能量總會影響到身體。突然感到手腳冰冷、嗓子發緊、掌心
冒汗等等，這些線索都預示著那些分裂出來的能量被啟用了。

另一種可能是，我們可以從情緒狀態中發現情結的端倪。當我們感到自己的情
緒“飆至滿格”的時候，可能會猛然領悟到，這是被情結掌控了。即便如此，理
解情結，削弱它所蘊含的那些我們不想要的力量，這項工作往往會持續一生。

下文中的圖闡釋了情結的運作狀況。當我們落入沼澤狀態，在所有的負面影響
之下，我們很有可能會再次啟動舊模式來應對。如果我們打算走出心靈的沼澤
地，推翻“過往”這個暴君，就必須瞭解這個運作過程。

下圖畫出了心靈的三個層級：意識，或外部世界；個人無意識，即個體情緒歷
史的總和；原型，或者說集體無意識，在這個地帶，我們與全人類——包括過
去的和現在的——共享著共同的特質、驅動力和模式。

在個人無意識的領域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源自個人經歷的情緒能量。比如
說，如果我們曾經被狗咬過，就會產生一個“被狗咬”的情結——無論我們是否
意識到它的存在。即便我們很喜歡狗，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和狗相處的正面體
驗，這個被狗咬的情結還是會存在。當與早先經歷一模一樣或類似的情景發生
時，它就會被啟用。

這樣說來，那一簇簇的能量就像按鈕一樣，而且無可避免要暴露在世介面前，
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無意中碰觸到它們。關係越是親密，可能被碰觸到
的按鈕就越多，因為這樣的密切關係更加接近最原始的親密，即親子關係。出
於這個原因，親密關係會無可避免地背上“往日創傷”與“不切實際的期望”這兩
副重擔。當然，這對我們的伴侶並不公平，但這是避免不了的。

事實上，外部世界裡的任何事物——一次偶遇，某種氣味，電臺裡播放的一首
歌，在街頭無意中瞥見的一張面孔——都有可能啟用那些無意識的能量。這些

刺激物會馬上遇到一個“稜鏡”，一個基於過往事件的過濾器。過濾器提出一個
問題：“我好像遇到過這種情況？”刺激物或許是獨特的，是我們從未經歷過
的，可心靈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過往體驗，它馬上就開始搜尋類似的狀況。身
在國外的時候，我們會四處搜尋熟悉的詞語或習俗，好讓自己感覺舒適一點，
這是為了減輕面對未知時的焦慮。不過，無論是身處異國他鄉，還是在家裡，
如果我們基於過往的類似體驗，對當下做出不假思索的、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就會遇上大麻煩。

古希臘人認為，我們之所以常常做出害人害己的選擇，是因為我們性格中存在
缺陷，他們將之稱作hamartia，即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這倒不是因為我們天生邪
惡，或是故意不通情理，而是我們確實有自我破壞的傾向，一次次地重複原有
的模式，再忍受結果的折磨。這個hamartia就是一種心理稜鏡，由我們對世界的
直觀“解讀”構成。它是以下三種體驗的結合體——原生家庭、文化環境、個人
創傷；它引導我們帶著偏見看待世界。我們透過這個濾鏡看待自己和他人，並
以它為基礎，一次次地做出與過往類似的選擇。顯然，除非我們把它帶入意
識，並拓寬視野，否則就會永遠被狹隘的視角侷限住。

飽含能量的個人情結在心靈中迴盪，啟用了那些我們一直沒能消化吸收的原始
情緒。這些未分化的心靈歷史包括一切在孩提時期沒能力處理的情緒。顯然，
如今我們的處理能力肯定比那時候強大，但即便是成年人，也有可能被日常生
活中巨大的情緒波動壓垮。此外，個體的獨特情結就像橋樑一樣，通往整個種
族的原型體驗。例如，我們與父母相處的體驗化作飽含能量的情結，能夠啟用
原型。這種生命早期的心理素材的核心是兩種創傷：難以負荷的重壓、遺棄。
除卻父母情結之外，我們內心深處還存在對生活的總體感知和印象，即這個宇
宙在總體上是滋養人的還是帶有惡意的。因此，任何一個情結其實都深深地根
植於“存在”（Being）的土壤之中。當個人情結被啟用，漣漪漸漸擴散到我們所
共有的那片“水庫”中去，引發出共振——在那片水庫中，我們參與著天地與自
然中的一切。

當飽含負面能量的情結被啟用，也在自然那搖搖欲墜的外圍引發了共振，焦慮
往往會隨之湧現——無論我們當時是否能意識得到。此處的焦慮既包括狹義的
焦慮，也包括廣義的、存在性的焦慮。這些焦慮令人感到不適，是難以接受
的，因此我們會條件反射地做出一些緩解不適的行為。這類行為的範圍極廣：
從對戰，到逃跑；從解離和否認，到關懷強迫症與依賴共生。一生中，我們可
能會嘗試各種各樣的方法，漸漸地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慣常策略與反應，來應對
有壓力的狀況。不知不覺間，我們變成了往事的囚徒，我們自己的囚徒。

情結的運作環路有點像電路。開關一合上，燈泡馬上亮了起來；同樣，刺激出
現，稜鏡開始運作，原始情緒被啟用，焦慮湧現，人就做出舒緩焦慮的行
為……情結環路中的一連串動作也發生在電光石火的一瞬。在毫無預警的情況

下，我們不再居於當下，而是回到了遙遠的過去，回到了原初記憶的現場。而
我們能察覺到的，不過是一陣突然襲來的強烈情緒。

我們會為自己的清醒意識與心智成熟而感到自豪，可是，一想到以下這些，真
令人由衷地感到心煩意亂：這一生中有多少時候，我們在不知不覺間被基於往
事的模式所驅使，它們隱藏得那麼深，我們很可能從未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也
不知道是它們在默默地掌控著我們。不過，情結的存在確實對解釋這些問題大
有幫助——為什麼關係是個棘手的難題？為什麼我們總是那麼頻繁地給自己設
套使絆？為什麼這個世界總是一團糟？

我們永遠也無法徹底搞清楚，是哪些過往的力量在塑造和引導我們。即便我們
意識到了某些情結的存在，並努力消除它們的力量，它們也會負隅頑抗。某些
環路隱藏得實在太深，以至於變成了我們的“電腦主機”的一部分，就算把硬碟
換掉，也無法抹去那些模式化的反應。對付情結，有點像解放磨坊裡的老馬。
終其一生，這匹馬都在圍著巨大的磨盤打轉，我們解開它的韁繩，對著它宣讀
了一大通權利條文，結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那老傢伙還在圍著磨盤繞圈。

我想起了帕特里克。從小到大，母親屢屢入侵他的情感邊界，她主宰他的人
生，限制他的情感生活，總體上壓制了他的自然成長。他“逃離”母親暴政的方
式是娶了一個同型別的女人。幾十年後，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妻子掌控
了。如果事先不跟她請示，他一條意見也不敢表達，一件事兒也不敢做。這真
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窩”啊。

帕特里克這一輩子都在忍受抑鬱的折磨，有些年他試圖靠酒精來撫慰自己。與
此同時，多年來他一直在另一個城市有個情人。看到這個，你大概會覺得很不
可思議吧。他會定期開三個小時的車去看她，但又很難享受幽會的樂趣，因為
他滿心都是內疚，而且極度害怕妻子發現。就像磨坊裡的老馬一樣，他悲哀地
沿著抑鬱的老路一圈圈地打轉。帕特里克的母親情結碩大無朋，他只能要麼屈
從，要麼哆哆嗦嗦地在暗地裡反抗。他不肯付出必需的努力——英雄式的努力
——來挺直腰板面對這個情結，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承受痛苦，奪回屬於自己
的人生。

往事與模式猶如深深鐫刻在我們心中的程式，彷彿已經化作了我們自身的一部
分。該如何超越它們，而不是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內化？我們永遠也無法突
破過往的束縛——直到我們能夠說出這句話，並承擔起其間蘊含的一切痛
苦：“我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選擇成為的那個人。”該如何穿越沼
澤，不再泥足深陷，不再重複過往，也不再更嚴重地傷害自己，正是我們最後
一章的主題。

第九章
穿越沼澤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裡站著一位強大的裁決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
名字叫作自性。

真理總在較難抵達的那一邊。

——弗里德里希·尼采

重新想象自我

驅車從北卡羅來納州進入弗吉尼亞州的時候，路上會遇到一片面積非常大的沼
澤地，它的名字非常形象——“陰鬱大沼澤”，當地人有時候就簡稱它為“大沼
澤”。行駛在鋪設好的道路上，穿越這片烏煙瘴氣的大泥潭，那感覺還挺有趣
的，但我認識的人裡面沒有誰願意住在那附近。有些讀者可能在想：“對呀，那
我們該如何避開這些沼澤地？”這種看法當然可以理解，不過，請這樣想的讀者
翻回第一頁，把這本書再看一遍。

重點是，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被拉到這些沼澤地中，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我們
願意相信，如果我們活得正直，品行高潔，就會免遭此劫。但是，想想約伯的
故事，還有《傳道書》中的訊息。宇宙又沒跟我們簽過道德合同。我們是乙
方，或許會在暗地裡起草了這麼一紙合約，可人家甲方拒絕在我們這偷偷摸摸
的把戲上簽字。我們也有可能會想，經過一番真誠的、訓練有素的分析，我們
就可以找到一片高地，把城堡蓋在那兒了吧。可恰恰相反，我們發現，儘管我
們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但結果還是令人失望：我們又落回了老地方，那片熟
悉的巨大泥潭。那些偉大的韻律——大自然的、時間與潮汐的、宿命與命運
的，還有我們自己的心靈的——兀自按照自身的強大法則運作，不以我們的意
志為轉移。

心理層面上的成長確實會帶來一定的洞察，有些行為得以修正，偶爾地，我們
還能收穫智慧。我們不斷地落入沼澤，然後，透過修習自身的功課，我們看
到，命運的召喚，或者說我們的任務，就是承受住身處沼澤的痛苦，並找出掩
藏在泥濘之中的意義。藉由這些，我們有可能變得更有意識。毫無疑問，我們
所能做的最具破壞性的行為，就是責備自己居然落入了沼澤，還滯留在那兒
——好像預先知道前面有沼澤地，就不會掉進去了似的。

當我忍受焦慮的折磨時，如果我嚴苛地批判自己，焦慮感反而會變得更加嚴
重，更不用說那沒完沒了的憂懼和自責會給周圍造成多大汙染了。與創傷認同
的人會一直卡在原地：“我是個無能的人，因為我感到焦慮。以前一直是這樣，
今後必然也是。我簡直一文不值，我的創傷永無療愈之日了。”

類似的想法在童年期很常見，我們如此弱小，無力抵擋他人的看法，而且“牽連

觀念” 的思維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身為成年人，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
要意識到，焦慮狀態並不遵從我們的意願，也未必存在什麼因果關係，而且它
們是短暫的、無可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可能把它們吸收消化掉，然
後繼續過自己的人生。我感到了焦慮，那就焦慮唄；我依然擁有我的人生、我

的任務。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這樣宣告：“我自相矛盾嗎？很好，那

我就自相矛盾吧。我遼闊廣大，我包羅永珍。” 我們也是一樣。

早一天換上這種心態，對自我感的破壞就會少一點。許多人感到，自己彷彿被
置身沼澤的經歷玷汙了，被它打上了標記，殊不知，左鄰右舍也忍受著同樣的
痛苦。我們會週期性地墮入那個地下世界，如果能夠接納這一點，我們的靈魂
會逐漸變得寬廣，也能悅納人生中對立的兩極——我們將這種悅納稱作智慧。
知識是可以學來的；智慧不是。智慧來自對痛苦的消化和吸收。被消化吸收的
痛苦能夠拓寬人格，讓靈魂的疆域變得廣闊。

在前文對情結的探討中，我們提到，它們就像是人格的碎片，是帶有分離出來
的“生平傳記”的軀體狀態，它們攜帶著情緒的能量，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被觸
發，讓人做出無意識的、條件反射式的行為。一想到有多少想法和行為都被過
往影響著，不在意識控制的範圍之內，我們就不禁感到心神不寧。要接受這個
覺察，即“我們的內在是如此複雜”，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很可能會像那匹磨坊
老馬，明明已經卸下了重擔，卻還是沿著乏味的老路繼續轉圈。

磨坊老馬和我們之間的區別在於，我們有想象的能力。我們已經看到，每個情
結都帶有一小片碎裂的世界觀。當我們陷在情結裡的時候——也就是說，當那
個能量簇被啟用，掌控了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被侷限在那個世界觀裡了。一
般來說，那個世界觀來自過去的經歷，侷限在當初的創傷體驗裡，而且它會逼
迫我們透過那個視野受限的“透鏡”看待世界。磨坊老馬繼續重複地繞圈，是因
為它無法逃脫過往經驗的侷限，無法打破原有的模式。想象中的侷限就是它的
宿命，它的宿命又侷限了它的命運。我們也是一樣。我們受限於情結，不斷地
重複原有的反應模式，直到我們能夠拓寬視野為止——也就是重新想象我們自
己。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Thus Spoke Zarathustra ）中，尼采斷言：

人就像繩索，一頭連著野獸，一頭連著超人。這條繩索橫亙在深淵之上。危險
的跨越，危險的路途。回顧是危險的，顫抖是危險的，停步也是危險的。

人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橋樑，而不是終點；人的可愛之處在於，他既是序

曲，也是終章。

我們體內的“野獸”，即是由直覺與盲目反應化身而成的磨坊老馬。“超人”是尼
采對完成進化的自我的比喻，是不再屈從於純粹天性或過往歷史侷限的、擴充
套件了的靈魂。矛盾的是，我們既是緊繃的繩索，也是深淵。那深淵一方面是

彷彿能將人吞沒的存在性焦慮，另一方面，也是我們身上體現出來的駭人自
由。這種自由之所以如此“駭人”，是因為它令我們心中充滿恐懼——我們要邁
步踏上那趟廣闊的、看不見盡頭的自我的旅程。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
Machado）觀察到：

人類有四樣東西

在海上全無用處——

舵、錨、槳

還有對沉入水中的恐懼

站在橫亙於深淵的繩索之上——那就是我們所在的地方——確實很駭人，可
是，我們沒時間往下看，沒時間驚惶地逃回去，也不能站在半途，呆若木雞。
無論是否願意站在那條高懸的繩索之上，我們都已經在了。我們是被放上去
的。就像帕斯卡指出的那樣，問題不在於糾結要不要掛帆起航，因為我們這艘

船已經漂在海上了。

尼采所說的跨越深淵和我說的穿越沼澤是一個意思。穿越，指的不僅僅是在沼
澤中堅持住，直至瘴氣散盡——雖然這也是必要的；它還意味著，藉由辨認出
每個沼澤狀態中隱藏的任務，讓自己的內在變得更加廣闊。當尼采把我們視
作“序曲”，他的意思是，我們可以透過想象來更新自我感，從而超越過往對我
們的侷限；當他把我們視作“終章”，他指的是，正是藉由舊世界觀造成的侷限
的終結和死亡，我們得以從伊克西翁的鐵輪上解脫。

尼采追求的是從西方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入一種激進的、對個人的重新
塑造。個體若要更新，首先就需要有尼采所說的文化更新，個體必須堅定不移
地對抗個人歷史的力量。在我們身後的，是過往的宿命，是侷限我們的世界
觀，它們的力量一直支配著我們。踏在腳下的，是跨越深淵的駭人自由。在前
方，在深淵的那一端，是被拓寬了的靈魂，在那裡，個人歷史被接納、被包
容，但它無法再控制我們的生活。迄今為止，我們對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的體
驗構成了那條繩索，我們顫抖著，搖搖晃晃地站在上面。我們接受的教育、對
世界的探索、他人的榜樣，以及從錯誤中學到的東西，帶領我們走到了現在。
於是，如今我們置身於繩索的正中央，距離起點和終點一樣遠。

那麼，是什麼構成了繩索的後半段？是想象力，也就是對自我進行重新構想的
能力——我們比過往發生的那些事情更強大、更廣闊。我要再強調一遍，如果

一個人不能真誠地說出這樣的話，就無法獲得自由：“我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
事；我是我選擇成為的那個人”；“我不是我的角色；我是我的人生旅程”；“我
不是我那有限的人生經歷，我是我的潛質中的創造力”。這種對自我的重新構想
無法讓我們避開沼澤，但我們受到的汙染會少很多。

對心靈的運作來說，想象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畫面攜帶著能量。在某種意
義上，我們可以說情結本身就是一個意象，一個承載著能量的意象。當那一簇
能量被啟用，它觸發了這樣一個畫面：我們是誰，身處什麼境地，必定會做出
什麼反應。這些畫面存在於我們的身體裡，存在於表達創傷與抗議的軀體狀態
中。這些畫面也存在於我們的無意識狀態中，我們可以在夢境、幻想與積極想
象中看見它們。心靈能量是看不見的，但心靈透過畫面把那些能量顯化出來。
因此，情結是受到過往經歷影響的畫面，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就
會受到消極的影響，因為它們顯化出來的畫面是嚴重受限的，視角片面且狹
隘。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這些畫面都會推動我們的人生；而洞察、經受痛苦、
個體化等個人功課的目標就是拓寬這些畫面。

從下面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往的經歷會給人造成怎樣的侷限，重複出現
的有害衝動是什麼模樣，拓寬自我意象是多麼重要。

羅伯特是一位四十五歲的商界管理者，有一個非常自戀的母親和一個性格被動
的父親。羅伯特從父親身上學到的就是，他這輩子的任務就是要照顧一個受創
的女人。此外，在童年時期，羅伯特還做過一系列非常痛苦的脊柱手術。父親
的示範，以及手術中體驗到的那種入侵的力量，都令他深深相信，在這些全能
的力量面前，他是無力的。他不僅沒有力量做出自己的選擇，還要承受“為他者
服務”的雙重壓力。在描述生活體驗的時候，他經常使用一個比喻：感到自己好
似被牢牢地綁在了醫院的病床上。考慮婚姻大事的時候，他娶了一個身患先天
性疾病的女子，妻子疾病發作的時候他必須照料她。在外界看來，這種選擇或
許意味著同情心，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滿含負疚的、被過往經歷訓練出來的、
面對外界力量時的被動心態。

到了中年，羅伯特陷入了令他身心衰弱的抑鬱。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講到
的，心因性抑鬱反映出的是心靈的某個部分受到了壓抑，並處於痛苦之中。在
羅伯特的生命中，一切感受、歡樂、活力都被深深地壓抑了，實際上，他向來
處於“微笑型抑鬱”的狀態。漸漸地，在不知不覺間，他陷入了一段辦公室戀
情，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工作。他被迫離職，沒過多久，婚外情造成的傷害也令
他離開了家庭。結束婚姻固然痛苦，但羅伯特結束的其實是一份沒有挑明的合
約，這個合約是他無意識地與母親締結的——他答允要照顧這個受創傷的女
人，而且這個合約得到了父親的批准。要想離開這個在早年就形成的情結，羅
伯特唯一能採用的方式或許就是離開那段婚姻。

經過一段痛苦的調整期，經歷了事業上的混亂、金錢的壓力和對失敗婚姻的愧
疚，羅伯特和情人在一起了。未來似乎變得光明一些了，過往負擔的危害也在
減弱。可是，說不清為什麼，羅伯特發覺原先的抑鬱依然在困擾他，那種感受
有所減輕，但並未徹底離開。他時常感到自己快被壓垮了，新事業也毫無起
色，有時他還會跟新伴侶吵架，弄得滿心怨憎，恨不得一走了之。

羅伯特沒有意識到的是，他的父母意象反映出的世界觀，還有面對手術的無力
感，依然牢牢地焊在他的“電腦主機”裡。沒過多久，他就開始用同樣的被動攻
擊策略來對待新伴侶——他見過父親用這個辦法，對待要求苛刻的前妻時他也
親自用過。如今這個辦法又出現了，這是一個自覺無力將人生直接承擔起來的
人採用的策略。他對新伴侶的怨憎就像是發脾氣發錯了物件，而且他開始破壞
對改變的期待，以及這些期待所引發的新生活。於是，在工作、親密關係、與
自我的關係這幾個領域，羅伯特又回到了舊日的沼澤地。也就是說，無論我們
遠遊到哪裡，都能遇到自己的情結，因為它們一直如影相隨。“無論我逃向哪
裡，都身在地獄；我就是地獄。”

在這個節點上，羅伯特來做治療。他感到無望和無力，實際上，這正是他的原
始情結的合理展現。他花了一陣子才認識到，他下意識地把母親在他生命中施
加的力量轉移到了新伴侶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他開始感到抑鬱、怨憎，並開始
被動攻擊對方。若是發現自己又落入了原來的沼澤地，想必誰都會有同樣的感
受吧。同時，他也把醫院病床上那個嚇壞了的孩子的無力感轉移到了面前的艱
鉅任務上——在商業世界裡重整旗鼓。

就在最低落的時候，羅伯特做了這樣一個夢：

我跟N（他的新伴侶）在一起。那邊有兩個小池塘，一個渾濁，一個清澈。我躺
在後面那個池塘裡。有一個男人站在這個渾濁的池塘邊釣魚，一杆就釣起來五
條鱒魚。我走進渾濁的池塘，很快就開始下陷，就像踩到了流沙似的。我滑到
了六英尺深的地方，於是我趕緊背對著塘底，把雙臂平伸開，穩住自己，免得
陷得更深。我卡在那兒，屏住呼吸，感受著那股把我吸下去的力量。

說到沼澤地，這個夢清晰地展現了羅伯特的處境。他感到，在那一刻他只能掙
扎著“踩水”，竭力避免沉下去。

反思夢中的景象時，羅伯特想到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聯絡。他曾經跟父親一起釣
過魚，那是很美好的記憶，加深了他和父親的感情。他注意到，那種渾濁的池
塘裡肯定不會有鱒魚，因為它們需要乾淨的活水，可那個釣魚的人從泥坑裡釣
出了五條。羅伯特把他的地獄帶進了新的親密關係中。N就在那兒，可他沒辦法
轉向她，她也無法幫他走出困境。一個池塘是清澈的，代表與無意識那健康
的、療愈的相遇，可當時羅伯特幾乎溺死在另一個池塘裡。他的身體姿態——

他說那就像是被釘在十字架上——讓他想起被平躺著綁在病床上的樣子。事實
上，他想起小時候心驚膽戰地等著被推進手術室的那一刻，輸液管插進了他的
手臂。羅伯特害怕自己會淹死在那個泥潭中，他就快撐不住了。

羅伯特的夢境完美地展現出一個人的原始情結對當下生活的影響。面對新的選
擇，他發覺自己受到了舊模式的束縛。在重塑生活的過程中，他表現出來的被
動狀態反映出的是想象能力的侷限。他希望N來拯救她，但她沒有。（在真實生
活中，如果她真的這樣做了，就會落入“母親”的角色，而他也並不會因此變得
更好；他必須拯救自己。）

在夢境與真實生活中，羅伯特都有兩個選擇：他可以漸漸在泥沼中沉溺下去，
直到生命活力消失殆盡；或者，他可以拼了命地游出去。何況，夢裡還出現了
一種陽剛的能量，這為他提供了另一個辦法，回應了他對於“從父親那裡取得授
權”的需求。釣魚男子既能走進水裡，也可以留在岸上。他有能力把關鍵要素從
深處拉出，也就是那些能提供營養、讓人維持生命的魚兒。而且，有趣的是，
構建夢境的那位睿智的建築師知道，對於那些真心想釣到魚的人來說，即便在
陰鬱的沼澤地裡，也能找到鮮活的鱒魚。

我們在討論那個夢的時候，羅伯特想到，夢裡的那個釣魚男子或許可以把釣竿
伸到六英尺之下（這讓他想起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墓穴裡），把他拉出來。但那
名男子代表的只是獲救的可能性。羅伯特必須努力主動與他取得聯絡，也就是
說，羅伯特需要重新想象自己的樣子——不是那個被綁起來的、被動的、嚇壞
了的孩子，而是一個努力游泳的人。這個游泳的人可以親自招呼那個釣魚的
人，而後者代表的是獲得了授權的陽剛力量，能夠將他拉出泥沼，拉出那個伊
克西翁式的對父親人生的重演。這就是羅伯特必須完成的功課，即重新構想他
的自我意象，走過那道深淵——我們必須拿出勇氣，去構想出那條踏在腳下的
繩索。

如果我們把地獄帶在了身邊，還透過重複出現的衝動去重建它，那我們必定也
把那位地府的主宰帶在了身邊。聖保羅說，他知道正確的事是什麼，但他沒
做，他為什麼不做呢？基督徒或許會說，我們容易墮入罪孽，容易憑著某些邪
惡的願望做出糟糕的選擇。柏拉圖，以及這麼多年以來的柏拉圖主義者，18世
紀的自然神論者，還有19世紀和20世紀的眾多自由派改革者們都認為，沒做正
確的事是出於無知。他們說，如果我們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清明的意識，就
會做出好的選擇了。而另外一批人——從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深度心理學
家——認為，有一種陰影性質的能量存在，它不受自我的控制，甚至還會引誘
自我成為它的同謀。因此，“好”的價值觀也有可能做出壞事。

達豪集中營（Dachau）裡有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有一條道路通向自由，里
程碑是服從、勤勞、誠實、有序、潔淨、持重、真誠、犧牲精神、愛國精

神。”把美德拿來用在這麼一個地方，這顛倒黑白的能力真是令人歎為觀止啊！
我們隨身攜帶的是怎樣的惡魔，竟能頂著良善的名義犯下如此邪惡的罪行？

從功能角度說，我們必須面對的這個惡魔就在我們的內心；我們走到哪兒就把
它帶到哪兒，它把力量滲透到我們的每一個舉動中。這個惡魔體現出，我們的
個人歷史在按照自身的獨立意志運作。榮格觀察到，我們“被無法自控的狀態附
身，就像最黑暗的中世紀所說的女巫或獵巫人一樣。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那個

年代的人把這叫作惡魔，今天我們把它叫作神經症”。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事、我們如何詮釋和理解過往的經歷、如何把這些理解內化，這一切都深深根
植在我們心中，導致我們重建出一個不斷更新的地獄。

“我即地獄。”只要這個惡魔還沒有被命名，可以在無意識的洞穴中毫無阻滯地
肆虐，我們就會為它做事。這種力量在羅伯特心中運作，把他與母親、與病床
上的那個孩子永遠牢牢地綁縛在一起，還破壞他的親密關係。他將會一直迷失
下去，除非他能夠為他的惡魔命名，在此後餘生的每個時刻都勇敢地面對它
——這是為了贏得更為廣闊豐盈的自我意象而進行的戰鬥。在這個意義上，聖
保羅在《使徒行傳》26：18中這樣寫道：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
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在這個意義上，薩提殊·庫瑪發現：

思維是相當靠不住的。如果加以監管，它是個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沒有監
管，它就會製造問題。這是一部非常高效的機器，不用任何原材料，就能製造
出成千上萬的問題！就這樣，我們製造出問題，再把自己變成這些問題的受害
者。這就是在思維的協助之下創造出來的戰爭……我就是自己的地獄，是自己

問題的創造者。

唯有足夠成熟的人，才能承認這個悖論：敵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
能承擔起這個艱鉅的任務。人需要對外部世界做出諸多投射——職業、關係、
社會角色——並且承受投射無效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夠多的錯誤，才能漸漸
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發展出一個足夠強大的自我，才能有膽量向內尋
找過往選擇的源頭。唯有在此時，一個人才具備了足夠的閱歷和勇氣，去盤點
和辨析那些無意識的因果，進而突破舊模式，創造新生活。

雖然說，基本上要到中年時期，一個人經歷的痛苦才足夠多，也達到了足夠成
熟的狀態，可以開啟拓寬意識的任務了，但中年之路與一個人的生理年齡沒多
大關係。當一個人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個人歷史時——它正在按照自身的獨立意
志運作——一切就會啟動。

茱莉亞已經寡居多年。失去伴侶之後，她一直非常痛苦地努力著，想要重歸生
活。悲悼之情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項任務比悲悼更重要：找回自身的力
量，找到屬於她自己的人生智慧。年輕時，茱莉亞早已學會放棄主見，聽從全
知全能的父親。後來，她尋找那種能繼承她父親的衣缽、繼續扮演外部權威角
色的男人。她找到了，也嫁給了他。在父親和丈夫都離世之後，茱莉亞感到被
拋棄了：不僅被“權威”所拋棄，還有宇宙本身——如今這個宇宙看上去既陌
生，又心懷惡意。與此同時，她還不得不面對自身的老去、日漸衰退的健康，
還有死亡的陰影。

她需要藉助治療，漸漸找回自己的主見和力量，也找回意義更為深遠的、哲學
層面上的對宇宙的接納。此處我說的“哲學”二字，並不是指認知結構，甚至也
不是宗教信仰，當然這兩者都很有價值，但我指的是情緒層面的延展與拓寬。
茱莉亞的人生一直被父親情結主導。雖然這看上去並無壞處，但它阻礙了她的
個人成長，令她在心理上並未成年。成長意味著她需要拓寬自我感，不再做那
個需要父親保護和教導的小女孩。她就是深淵，也是繩索。就在分析療程快要
結束的時候，茱莉亞做了下面這個夢。講述這個夢境的時候，她說，這聽上去
好像是她編出來的，可剛從夢中醒來，她就把它記錄下來了。

我在外面散步。往左邊一轉，我發現了一個奇異的地方，那兒全是粉筆色或白
色的石頭。白色的石頭山，白色的石頭路，連房子也是用粉筆白的大石塊蓋
的，就像普韋布洛（Pueblo）的印第安村莊似的。這片房子並不奢華，但也不是
貧民窟。這裡好像沒有生命，沒有綠植，也沒有色彩。

我走著走著，發現自己正走在主街上。我走進了一個大型展覽裡：那兒像是一
個集市，有五花八門的東西……每個人都很友善，都跟我聊天。那裡有把椅
子，旁邊有一條大狗，顯然是在哀悼它的主人，而且它很感激我們注意到了
它。

我覺得，這片白色的社羣和集市就是人生的象徵。市場蘊含著許多情感，但一
切終將逝去。白色的石頭或許會永遠存在，但不像那條狗和一個個紀念物那樣
飽含感情。

面對這個夢，茱莉亞的情緒基調是非常冷靜、高度接納的。她感到，這是一
個“充滿哲學意味”的夢，它並沒有把含義明確地說出來，而是展現給她看，這
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她把它吸收於心。她迅速領悟到了夢境展現出的兩極：永
恆的白色石頭城市，以及飽含激情的人生市集。葉芝稱之為“人類血管中的狂怒

與淤泥”。 茱莉亞的人生之旅一直處於父親與丈夫強有力的羽翼的保護之
下，因此她未能充分地承擔起自己的人生，沒有機會冒險臨淵而立。

而她的夢敞開懷抱，接納了對立的兩極。投入生命，就意味著要承受失去之
苦，要在沼澤地裡徘徊；然而，若是能夠領會超越的意義，就能充分獲得智
慧。做過那個夢之後，茱莉亞就像變了個人；它向她展現的，遠不止一個概念
而已。靈魂將對立兩極之間的張力帶入了夢境，其中蘊含的智慧幫助她打破了
舊正規化，投入更為廣闊的人生。有了更為廣闊的自我意象，她可以做出更廣
闊的選擇了。她依然要承受悲悼、喪失與焦慮的痛苦，但她也明白了，自己有
一個雙重的任務，投入人生，像那條悲悼的、忠誠的狗一樣，承受著失去主人
的痛苦，但同時也知道，那座白色的石頭城市將在失去之外永存。

茱莉亞不知道的是，里爾克也曾在一首詩中寫到失去、消逝以及“白色城市”的
意象：

一切都很遙遠

而且早已逝去

我相信 那顆閃爍的星星

在數萬年前就已經死去……

在這浩瀚夜空下

我想走出我的心

我想祈禱

在所有星辰中

必定還有一顆活著吧

我相信

我知道是哪一顆 經久不衰

是哪一顆 在夜空中那光芒的源頭

像一座白色城市般 屹立永在

在生命能量的起起落落中，在永恆不變的消逝中，白色城市的景象只賜給那些
已經穿越了名為“失去”的沼澤地的人。

那些已經穿越了沼澤的人會領略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甜蜜——雖然在遭受地獄折
磨時，人不可能想象到這種感受。我立即想到了《俄狄浦斯在克羅諾斯》（

Oedipus at Colonus ）、晚年的葉芝，還有我自己的那個期待療愈的夢。

據說，在九十歲那年，索福克勒斯 重拾俄狄浦斯的主題，即那個講述在
無意識的情況下，受創的過去繼續重創了後續世代的悲劇故事。災禍降臨後，
俄狄浦斯自我放逐，一連數年，他孤身一人浪跡天涯，以此贖罪。藉由痛苦，
他變得謙卑，並與諸神建立了聯結，當他在克羅諾斯走到生命終點時，他被封
神，也獲得了諸神的祝福。因此，盲眼的但已獲救贖的俄狄浦斯，這個已經“穿
越”了沼澤的人，才有資格這樣說道：“痛苦與時間，那蒼茫的時間啊，是教人

滿足的導師。” 還有日漸衰老、健康也每況愈下的葉芝，回顧了自己跌宕
起伏的一生後，在1929年這樣寫道：

我們必須大笑 我們必須歡唱

我們被世間萬物祝福

我們看到的一切都被祝福

年輕人寫不出這樣的句子。我們必須等上數十年，經歷過艱險和考驗，最終渡
過難關。這幾行出現在一首長詩的末尾，葉芝在詩中接納了這一生中的失敗、
失望和失去。這裡沒有膚淺的樂觀，唯有一個人的深刻智慧——他這一生中的
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沼澤地裡，從霧瘴之中，他鍛造出自己的人生與藝術。

我在參加分析師培訓時，曾遇到一個關鍵的時刻。當時，有諸多因素——完全
不是財務問題——讓我感到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有天我做了一個深深觸動我的
夢。在夢中，我和兒子蒂姆在森林中散步，那數百英尺高的松樹上覆蓋著皚皚
白雪，景緻美極了。然後關鍵的情節出現了：蒂姆對我說，“當你承受了足夠多
的痛苦，還能像這些樹一樣高高矗立的時候，這雪就是天地贈予你的禮物，是
層層的恩典”。

落滿白雪的樹顯得更美了，這確實令人感到這是一份飽含恩典的禮物。我的感
受是，如果我能想辦法堅持下去，熬過困境，或許就能得到那份恩典。我的兒
子本身就是上天賜給我的、飽含恩典的禮物，同時他也是一個內在的象徵，是
我最好的、未來的可能性。這個夢本身就是一個禮物，在我熬過那段困境的過
程中，它對我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研究靈魂沼澤的過程中，我會轉向夢境，以及偉大作家們的智慧，這並非偶
然。我們這些追隨夢境指引的人都知道，心靈中存在著豐富的、令人浮想聯翩
的、有獨立意志的行為。我們被拽落到懷疑、絕望以及其他數十種陰鬱的沼澤
地裡，但我們也會得到充滿療愈作用的畫面，這恩典旨在補足我們的意識人
格，為它指出新的方向，幫助它充分地發展。我們不得不忍受痛苦，但我們得
以穿越痛苦，尋找到更深層的意義。榮格說，神經症是尚未發現其意義的靈魂
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我們既不能免於受苦，也不能躲避“經受痛苦、尋找意
義”的任務。正如里爾克在他的人生與藝術中、茱莉亞在她的夢境中瞥見的那座
永恆於時間之外的白色城市，當我們在滿是泥濘的沼澤中艱難跋涉的時候，我
們也能尋找到心靈給予的支援。

另一個了不起的夢境有助於闡釋這些。看上去，它好似比其他夢境的說教意味
更濃，但做夢的人堅稱她沒做任何修飾。在對那個夢的簡短說明中，她這樣寫
道：“那是一場在好幾個地方同時上演的戲劇。你在四處閒逛，在不同的地方體
驗它，每次只能得到全景的一個小碎片。你必須把它們拼起來，努力理解其中
的意義。”

這個夢若是寫全了會有好幾頁，以下是最重要的情節：

我在最後一分鐘趕到，連忙找了個最靠前的位置坐下。這更像是劇本朗讀，而
不是觀看錶演。你只能聽見聲音，看不見發生了什麼，想看的話只能透過牆上
的一個小孔往那邊瞧。我拿到了一大堆關於這場劇的筆記和資料，我快速瀏覽
了一遍，覺得很生氣——他們怎麼在剛開演的時候發這些，應該在演完了之後
發才對啊。我在資料裡找到了好幾張地圖，能讓人知道各幕劇在哪些地方上
演。這大概有助於理解全劇吧。

有兩個男子低聲說著劇中的對話，讓人覺得好像在密謀著什麼似的。我感到煩
躁，因為我沒法聽見完整的劇作。我找到自己的東西，再次換了座位。這場劇
這麼難以理解，真令人心煩。隨即我想起了之前聽到的一點資訊，說這部劇就
是要去不同的場景中體驗，你到各處去，邊走邊蒐集線索，然後努力地拼起
來。

之後，有人告訴我們要擺弄手指，我覺得這好傻，也沒半點用處。費這個勁幹
嗎？但我馬上領悟到了什麼——這是為了給另外一些東西騰出空間，一些新東
西，所以才要擺弄手指。行吧，現在我明白了，我需要四處走動，看劇，聽各
處的聲音，然後看看能拼出什麼來。

【夢境切換到了另外的場景，情節是一隻駱駝被“駱駝蛋”引領著往前走。】

駱駝蛋掉到地上摔碎了！就在這時，一個成年男子從我們要去的那個方向走
來。真是個悲劇啊。隨即我意識到，不，這不是悲劇！（只是表面上的悲劇而
已。）蛋的作用就是把我們領到此地，領到此刻。如今我們不再需要它們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去接受下一個指引，發現下一個洞察。

（上文中加粗文字是做夢人的原話。）

做夢的人名叫伊芙琳，是一位五十八歲的女士，她一直都明白，她需要找到自
己的路。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她希望得到確定性，但找到的只有碎片、失望，
還有一場痛苦的離婚。她需要撫養孩子，找到工作，但她最需要找到的是屬於
自己的真理。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她希望能有人馬上給她一個清晰的、連貫的
完整圖景。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她不得不痛苦地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裡把一塊
塊碎片拼湊起來。像茱莉亞那個白色城市的夢一樣，這個夢告訴我們，我們面
對的是一場漸次展開的戲劇，但我們只能得到零散的碎片。它永遠不會真正地
清晰，我們的視野永遠不會毫無侷限，我們對它的理解也永遠不會徹底和完
整。

但夢中的自我漸漸明白過來，這就是這場戲劇的特質：去不同的場景中體驗
它，一路收集你的領悟，透過不斷的擺弄和調整，為新東西騰出空間。其中的
荒謬性超出了伊芙琳的理解，然而她感覺到，這代表著她自身的某些活動，它
們看似沒有意義，但到了恰當的時候，就會引起某些新的突破。她覺得這跟冥
想很類似：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你開始感到沉悶和停滯，但隨即進展出現
了。

對於駱駝，伊芙琳聯想到的是“沙漠之舟”，能夠在長途跋涉中——往往要穿越
乾旱地帶——生存下來的能力。蛋代表著她的潛力，是可以孵化的東西。但絕
大多數的蛋都摔破了，這指向的是她過去的行為，那些事把她帶到了現在的地
方，但今後對她不再有價值了。在這些破碎的蛋所代表的東西中，她想到了她
的婚姻、她作為母親的角色、早先的職業生涯、她對父母的半推半就的依賴，
還有她在社羣中各種各樣的行為。她說那些蛋是“幫助我走了這麼遠的線索——
這就是它們存在的意義，而不是永遠持續下去”。

這是個飽含智慧的夢，也是一個飽含智慧的結論。我們永遠無法獲得終極的確
定性，永遠無法看見全部畫面，永遠也抵達不了陽光普照的草地。我們透過黯
淡的玻璃向外看，而且只能看見零散的碎片。葉芝說得好：

我為我的歌做了一件外衣

覆以用古老神話

做成的刺繡

於是，我們把這些經歷和體驗拼湊起來，穿在身上，走入世界。伊芙琳想要尋
找確定性，想看見更大的圖景，需要外部的指引和權威，可這些願望統統都落
空了。但她領悟到，一個人為何必須穿越沼澤地。她明白了，我們只能得到一
些零散的碎片，還有不少破碎的蛋，但這一切都是有價值的，都自有其意義。
就像白色城市的訪客一樣，她也得到了邀請，可以參與這一場“偉大的戲劇”，
我們都是劇中的演員，但都微不足道。

印度教徒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天神的戲劇。超越的願景或許不太清晰，但是，我
們去四處觀看，一路上孵化新蛋，承受靈魂的乾旱之地帶來的痛苦，到最後，
所有這些任務都會幫助我們領悟到，意義不在於抵達，而在於旅程本身。這就
是一個“穿越”了沼澤的人悟到的智慧。沒有哪個年輕人，哪個執意要為凌亂破
碎的生活找到解決方案的人，或是哪個想逃避痛苦中蘊含的任務的人，能夠穿
越沼澤，領悟到這個智慧。就像俄狄浦斯與葉芝的人生故事，年輕的自我會對
這個獎勵嗤之以鼻，永遠也理解不了，但它確實是一個禮物，為此後的餘生帶
來深度、成熟以及從容的氣度。

羅伯特、茱莉亞、伊芙琳，以及我們所有人面臨的任務，正是尼采在上個世紀
給我們提出的。我們是“終章”，也是“橋樑”。必須終結的，是自我對控制、支
配、安全感的渴望。這種渴望或許相當自然，但它也會阻擋我們徹底轉變。必
須留在橋樑那一頭的，是孩子式的渴望：抓住一切安全感不放，不願踏入未知
的世界。我們的船太小，海洋太浩瀚。然而，最可怕的障礙始終是過往經歷對
我們的束縛，是情結所代表的、受侷限的世界觀。

我們之所以崇敬真實世界裡的發現者、探索者和先鋒，還有那些拓展了思維或
藝術表達的疆界的人，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讓我們看見了英雄的原型，我們每個
人心中都蘊含著那種能量，為了實現個體化的目標，它會自然而然地對抗那些
令我們退行的力量，比如恐懼和無精打采。當外部的英雄做出這種舉動的時
候，我們發覺自己內心裡也有一種能量在共振，促使我們也去拓展那些已知的
邊界。這就是尼采所說的，踩著緊繃的繩索（這繩索即是我們自己）跨越深
淵。能量已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冒險邁步，踏入前方的空間。在那個空間裡，
蘊含著更多自由，還有更寬廣的靈魂；那裡就是我們註定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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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斑駁與模糊
潛入內心極深處時，每一個正常的人類都會心生畏懼，不願繼續；說到底，這
種畏懼與抵制是對走向冥府的旅程的恐懼。

——榮格

從這不受人歡迎的、下潛至冥府的旅程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如果那裡有值得
學習的功課，又會是什麼呢？本書提出了三個觀點，或者說三個原則，如果我
們能夠認同它們，接受其中蘊含的深意，它們就能引領我們走向更為廣闊的心
靈生活。

第一個原則是，由於心靈能量有自然的起落，所以我們會不可避免地被頻繁拖
入黑暗之地——即便這違背了我們的意願。就像睏倦的孩子哭鬧著不肯睡去，
直到最後折騰得精疲力盡，我們也是一樣。我們認同那個脆弱的自我，以及它
對永恆安全感的渴望——這渴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徒勞無功的。當那個
自我被拽落泥沼，我們感到挫敗，還會為出現的症狀而責怪自己。我們因襲來
的恐慌而羞恥，因抑鬱而感到丟臉，我們掩藏起心中的恐懼——好像其他人從
不會被這些問題困擾似的。

因此，接受以下這幾句話對我們實屬關鍵： 我們的心靈生活會頻繁地脫離自
我的控制，我們必定會被拽落到沼澤之中，而且我們會在那裡遭受痛苦。
無論我們怎麼否認，如何使用五花八門的手段麻醉自己，或是信奉諸如“努力工
作、端正思想”這樣的信條，都不能讓我們免於痛苦。現代社會關於“幸福”的幻
想是有害的，因為它非但不可能實現和持續，實際上還會加重我們的神經症，
讓我們更加牢牢地抓住創傷不放。

第二個原則是， 在每一片沼澤地裡，都暗含著一個挑戰：發現這片泥濘中蘊
含的意義，找出我們在行為或態度上需要做出哪些相應的改變。 我們應當把
每個沼澤地都視作待解的命題：我的抑鬱意味著什麼？焦慮與我的哪些過往經
歷有關聯？是什麼在支配我、控制我？這種態度會讓我們主動地面對痛苦，而
不是一味地被動忍受。在這樣的搏鬥中，我們從永久幸福的幻想中，或未曾得
到幸福的恥辱感中走出，走向一個或許最為珍貴的禮物——我們領悟到，就算
沒有幸福，我們也能生活，但沒有意義可不行。

在明辨每個沼澤地裡暗含的任務時，我們“穿越”痛苦，朝著擴充套件了的意識
走去。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榮格認為神經症是尚未發現其意義的靈魂所遭受

的痛苦 。我們不可能免於痛苦，如果我們陷在沼澤地中，卻沒有從中得
到任何充實自己的養分，我們收穫的就只有神經症而已。

本書的第三個原則是， 面對沼澤地帶來的壓力，我們每個人特有的反應模式
是條件反射式的，且被過往的人生經歷所束縛，因此，為了活在當下，我們
必須對自己進行重新想象。

對於活在當下的、有意識的成年人來說，可以做的反應非常多，選擇範圍很
廣。但是，啟用了的情結會令我們的視野變得狹窄，這是由我們退行的、反射
式的反應決定的。我們無法消除情結的活動，因為我們有著充滿記憶的個人歷
史，有自己的世界觀，還有一系列後天習得的態度和行為。其實，有些情結反
應是有好處的，能在危急時刻救命，能讓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結，或堅定我們的
價值觀；而另外一些情結對我們產生的影響就完全是消極負面的。最為原始的
情結自然是從最早期的生命體驗中產生的，因此會把我們侷限在孩童式的視野
和反應中。

回想尼采呈現給我們的那幅奇特的畫面：我們是深淵，也是跨越深淵的繩索。
深淵意味著駭人的自由，意味著廣闊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而繩索意味著我
們突破過往經驗的侷限、重新想象自我的能力。如果我們被原生家庭、所屬的
文化或個人歷史侷限住了，那麼我們就真的變成了被動承受宿命的人。如果我
們可以重新定義自我，邁步於深淵，踏著這條心靈想象出來的、向前延伸的繩
索跨越深淵，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徹底地收回生命的主動權。

我們每個人都緊抓著兩個不可能的幻想：永生不死、神奇他者。請注意，死亡
並不屬於本書探討的沼澤地之一，不過，肯定會有一些對死亡的覺察（或許還
是過度的關注）終日縈繞在我們心頭。既然自我想尋求安全、穩定和控制，死
亡就成了最嚴重的威脅、最黑暗的對手。但是，或許死亡是一種莫大的解脫，
讓人可以從自我的瑣碎執念中解放出來，或許它意味著自由和超越。如果印度
教徒是對的，那麼人會經歷諸多輪迴和化身，獲得最終的靈魂解脫。如果佛教
徒是對的，那麼死亡猶如一場糟糕的夢，就像一幅錯視畫，是自我製造的一個
妄念。如果一個人能夠超越自我的帝國主義，那麼他就有可能超越那令我們痛
苦的、生死二元對立的錯誤觀念。如果基督徒是對的，那麼人還有來世。如果
猶太人是對的，那麼我們會經由子孫後代活下去。無論一個人的信仰是什麼，
對死亡議題的思考都能提供一個參照點，它能夠為生命引入深度——從靈魂層
面上思考我們是誰、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能夠肯定的是，有一種神秘的程序，它經由我們，尋求自己的充分顯化；
無論何時，只要我們為內在的神秘服務，就能體驗到與外在的神秘的連結。當
我們有意識地與這種神秘保持聯絡，就會活得更充分、更深入。雖然自我時不
時地要經受存在性焦慮的衝擊，但我們知道，自我只不過是靈魂的一個小小的
部分而已。如果帝王般的自我能夠謙卑地、自願地與心靈的其餘部分結為聯
盟，那麼個體在與那個更廣闊的神秘力量相處時，就會感到更加輕鬆自在。

如果自我能夠永生不死，它會變得多麼討厭啊。但是，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任

是金童玉女，也必像煙囪清潔工一樣，最終歸於塵土”。 因此，死亡並不
是沼澤地，但存在性焦慮是。死亡讓人有可能擁有謙卑的智慧。

另一個幻想叫作神奇他者，即希望世上有一個人能夠拯救我們，讓我們不必踏
上人生的苦旅，讓此後的生活一帆風順。這種想法是非常普遍的。同名圖書和
電影《廊橋遺夢》（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的流行即是這種有害願望
的表達——有一天，一位陌生人會出現在我家後院，與我共享魚水之歡，並因
此與我建立起渴望已久的靈魂聯結。

久久沉溺在這麼一個幻想故事中，說明我們依然被鎖在嬰兒式的思維方式裡。
這源自孩子對父母的依賴，它相當自然地轉化為今後一切關係的模型。於是，
我們把強大父母的正規化遷移到了他者身上。這種幻想，這種生命早期渴望的
遷移，對關係的破壞力遠遠超過其他一切因素。一段關係剛剛開始的時候總是
清澈美好的，但我們的情結會汙染它，而且，我們會因為對方沒能滿足這個重
大的隱秘渴望、沒能實現這個不可能實現的期望而變得生氣、沮喪和憤懣。

假使我們真的找到了那個神奇他者，最終他或她會成為我們最大的威脅，因為
這個人會妨礙我們更充分地成為自己。就在昨天，一位很有智慧的分析物件對
我說，她正在學著不再“對希望上癮”。她依然盼望找到一段有意義的親密關
係，但她已經獲得了力量，可以放下對神奇他者那令人上癮的幻想了。她的放
下，正是艾略特所說的，“等待，但無需希望/因為我希望的 可能是錯誤的東

西” 。

永生，以及神奇他者的拯救，這兩個幻想會妨礙我們盡情投入此生——此時，
此地。如果我們得到了上天的賜福，活到了中年，並且還擁有餘生，那麼我們
必定已經經歷過了不少痛苦。但是，我們也被賜予了修正自己的能力。想要修
正自己，我們不僅需要去朝拜帕納塞斯山（Parnassus）、雅典（Athens）、耶路
撒冷（Jerusalem）或蘇黎世，我們還要進入沼澤，在那兒能學到的東西最多。
如果我們活到了中年，並且還擁有餘生，那麼我們就有機會領略到智慧的滋
味。自我不會喜歡這種智慧，也駕馭不了，但它的廣闊與豐盈是任何自我也想

象不到的。“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我們每個人都被賜予了一段旅程。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把這至關重要的“個體
化”充分、徹底地表達出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當有意識地、日復一日地
修習這項功課，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找一位心理治療師做伴，讓這個過程
更加順利。當然，心理治療師也會有自己的創傷，但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或
她已經對創傷做過了功課，有能力明智地陪伴我們。無論以哪種形式，艱難地
穿越沼澤都會是一場教人謙卑也珍貴無價的體驗。榮格曾寫道：

心理治療的原則性目標不是把患者送入那不可能實現的幸福狀態，而是幫助他
以堅定的態度、富有哲學性的耐心來面對痛苦。生命渴求完整與實現，在歡樂
與悲傷之間找到平衡。但是，由於痛苦不為人所喜，人們很自然地不願去認真
思考會有多少恐懼和悲哀降臨到人身上。於是，他們用令人寬慰的方式談論進
步，以及可能獲得的、最多最濃的幸福，但他們忘記了，若是不曾充分地感受
痛苦，幸福本身亦被摻雜了毒素。神經症的背後，總是掩藏著患者不願承受的

那一切自然的、必要的痛苦。

每個人有各自的痛苦，但在這段共同的旅程中，我們都是同路人。我們實實在
在地擁有這段旅程。榮格提醒我們：

人格的獲得……是面對生命的飽含勇氣的舉動，是對構成個體的一切的絕對肯
定，是對普遍生存境況最成功的適應，再加上最大程度的、自我決定的自由。

此外，他還說：“每一個個體都是生命在其變幻不定的情緒之下所做的嶄新實

驗，是對嶄新的解決方法或適應方法的嘗試。” 我們在沼澤中所做的功
課，會創造出這種嶄新的適應方法，它令生命之力得以延展。

榮格也說過，每種神經症都是一個“被冒犯的神祇” ，他的意思是，某種
原型層面的原則被違背了。藉由承擔起每一個沼澤地中隱含的任務，我們有機
會看清這些神性的原則。我為何要用“神性”這個詞？因為心靈的活動天生就具
備宗教的性質。它尋求聯結、意義，以及超越。一個意味深長的悖論就是，更
有可能發現這些神性原則的地方，不是在高山之巔，不是在大教堂內，而是在
沼澤地裡。

生命具有超然的神秘，同時也是模糊的，還帶著斑駁的汙跡。我們永遠也不能
真正看清它。我們永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永不可能將之完全修復，永不可能
徹底完成。

珍妮弗要去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看望臨終的母親。上飛機時，她因這
次見面而惴惴不安，因為母親一直想方設法毀掉她。然而母親就要死了。“剋
制，同時保持開放……剋制，同時保持開放。”這成了珍妮弗的箴言。在飛機
上，在機場，在醫院的電梯裡，她不斷地默唸這幾個字。珍妮弗想要用開放的
心態面對母親，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刻，給她飽含情感的回應，同時也要在心
理上保持克制，免得自己再度遭受野蠻的攻擊。

然而，面對母親，珍妮弗僅能勉強剋制住心中的懷疑和憤怒。因此，這最後的
一面給她留下了深深的挫敗感。幾個月後，關於這最後一面的夢和場景閃回像
洪水一樣淹沒了她。她狠狠地責備自己：為什麼自己還帶著那麼重的防衛心
態？為什麼如此漫不經心，在情感上為何如此疏離？為什麼沒能跟母親一同哭
泣，然後說自己愛她？珍妮弗知道，那句箴言她只做到了一半：有剋制，但不
夠開放。

是啊，我們永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生命中滿是斑駁與模糊，它速度太快，太
複雜，太含混。清晰、意義、勝利只會偶爾出現。當然，我們不是神，雖然我
們心中有神性，但也同樣帶有惡魔的成分。我們能生存至今真是個奇蹟，而
且，我們有時還能尋獲片刻安寧，能友善地對待他人，甚至偶爾還能對自己展
現一點仁慈。

我們應該像珍妮弗責怪自己那樣去責怪她嗎？我們會告訴她，那最後的一面需
要放到整個情境中來看，因為她和母親之間存在漫長的、滿是傷害的歷史。她
會答覆說，她又被拽到了原來的沼澤地裡，又用了原來的老辦法去回應，她沒
能做到“超越”，沒能抓住當時的機會。那麼我們就會請她做一件我們自己也感
到最難做到的事：原諒自己只是個凡人。

在最後這個分析案例中，我們沒能解決問題，因為人生並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
問題，而是一場需要活出來的實驗。藉由痛苦，我們越來越深入地領悟到生命

的意義，這就已經足夠了。這些意義令生命變得豐盈廣闊，它們本身即是回
報。我們無法避開這些靈魂的沼澤地，但是，我們可以因它們給予我們的東西
而珍視它們。

我們必須靜靜地繼續前行

穿越那黑暗的冰冷 和空茫的孤寂

進入另一重情感的強度

去尋求更深層的和諧 更深入的交流

目 录
版权信息

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译者序 听从内心的召唤

序言

第一章 临时的人格

童年创伤

个人情结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现

内在压力与预警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身份变化

撤回投射

身体和时间感的变化

希望的减退

神经症体验

第三章 内在的转变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

亲密关系问题

中年外遇

父母情结的影响

职业世界：工作与使命

劣势功能的显现

阴影入侵

第四章 文学案例研究

《浮士德》与《包法利夫人》

《地下室手记》

诗人与诗歌

第五章 个性化：荣格的当代神话

选择与决定

个体化的意义

第六章 航海与孤独

从孤独到独处

消化分离的创伤

经历丧失和撤回投射

直面恐惧的仪式

联系失落的孩子

激情的生活

灵魂的沼泽地

伟大的辩证

牢记死亡

生命是一束光

精选参考书目

普通参考书目

中年之路2：解开前半生的束缚

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内疚

真实的内疚

非真实的内疚

存在性内疚

第二章 哀悼、失去与背叛

找回领航的星星

失去与哀悼

背叛

第三章 怀疑与孤独

无垠空间的寂静

孤独地漂流在灵魂的公海上

第四章 抑郁、消沉与绝望

三只乌鸦

抑郁：无底的深井

消沉：无精打采的国度

绝望：最黑的乌鸦

第五章 强迫与上瘾

地狱一季

强迫思维：不请自来的念头

上瘾：伊克西翁之轮

第六章 愤怒

喂饱三头恶犬

第七章 恐惧与焦虑

焦虑如冰山，我们是泰坦尼克

管理焦虑

第八章 情结：“大脑主机”里的模式化反应

第九章 穿越沼泽

重新想象自我

参考文献

后记 斑驳与模糊

版权信息

书名：中年之路（全2册）
作者：【美国】詹姆斯·霍利斯
译者：郑世彦 苏西

·

在人生的中途

我迷失了方向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

——但丁（Dante），
《炼狱》（ The Inferno ）

我们的心盛满新的痛苦，

新的光彩和沉默。

神秘变得野蛮，上帝变得更伟大。

黑暗势力提升，因为它们也变得更强大

整个人类岛屿都在震动。

——尼古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
《上帝的救世主》（ The Saviors of God ）

生活向后回忆，但活着必须向前。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克尔凯郭尔日记》（ The Journals of Kierkegaar d ）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

它们必能拯救你。

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

它们必将毁灭你。

——《多马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

译者序
听从内心的召唤
有本书里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
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
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当我看到这段话时，我便搜索它出自哪本书。当我看到书名 The Middle Passage：From Misery to
Meaning in Midlife 时，我便寻找这本书。当我得知这本书没有中文版时，我便联系了出版社。当
我手上还有其他稿件时，我便寻找小伙伴一起来翻译这本书。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出
版机构，经过日夜锤炼，翻译、审校和编辑的工作也得以完成。因而，此刻她能与大家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是我在努力寻找这本书，还是这本书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我。

不可否认，我的人生走到了中年，且经历了一些痛苦，我想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人人如
此，我想在这本书中寻找答案。但换个角度来看，是这段话潜藏在书中，等着被人发现；而这
本书又借由这段话伺机而出，她在等待和召唤一个有缘人。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人到中年，必须经历一场转变。

在成年早期，或者说，在第一个成年期（12-40岁左右），我们的人格不过是对外界的反应的集
合。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学习的是身边大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被要求成为这样
或那样的人。到了第二个成年期，我们才有了一点闲暇和空余，自我才有了一些力量，可以琢
磨着如何“成为我自己”。

成为我自己，这是心灵发展的目标。在荣格看来，心灵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那便是
求得圆满。对一个人来说，便是尽量实现完整性。一个前半生依赖性强的人，后半生需要学习
自力更生；一个控制性强的人，后半生则需要学会顺其自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
灵就会轻轻敲击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毫无意识，心灵就会用板砖拍打我们。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保持有意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一直在积极地改变自我，在中年
时期，内在压力的不断累积就会引发一场心灵的危机。危机是一种警告，危机也是一种召唤，
召唤我们走向更广阔的旅程。正如本书作者詹姆斯·霍利斯所说：“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
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但愿每个人都能经历这场危机。除非你一直在经历调整和更新，否则，心灵就会以危机的形
式，逼迫你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发展出那些被压抑的人格侧面，直到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此生短暂，请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圆满的生命。正如《多马福音》中所说：若将你内在的东
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当然，这里的“毁
灭”不是说让你真的死亡，而是说你辜负了自己的生命，你没有成为你自己。

听从内心的召唤，我组织了几位小伙伴来试译此书，作为一次练习。本书初稿分工如下：柳橙
（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张慧强（第二章部分）、陈月星（第三章部分）、田雨婧
（第三章部分）、张琴（第四章、第五章）、王晓东（第六章），大约每个人承担了六分之
一。柳橙对全书进行了初次审校，郑世彦进行了二次审校、部分重译和统稿。童桐认真阅读了
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离不开编辑老师的勤奋工作。在此，对大家的辛勤劳
动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精力与学识有限，书中错讹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郑世彦
2022年5月4日

序言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中年遭遇如此多的挫折？为什么我们会把这种挫折当作一种危机？这种经历
的意义是什么？

中年危机，我更愿意称之为中年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并提出了一个
看似可怕实则具有解放意义的问题：“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当我们
发现自己一直在以虚假的自我生活，被不切实际的期望驱使着扮演一个“临时的”成年人格时，我
们就打开了第二个成年期的大门，将迎来我们真实的人格。

中年之路是一个重新界定和调整人格的机会，是介于首次成年的青春期和无可避免的老年及死
亡之间的过渡阶段。那些清醒地穿越了这段旅程的人，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更多的意义。那些
没有清醒穿越的人，无论他们在外部世界表现得多么成功，仍然是自己童年的“囚徒”。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精神分析实践对象主要是中年人；中年之路代表了一个极好的——尽管
常常令人痛苦——修正自我感（sense of self）的机会。因此，本书将会探讨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是如何获得特定的自我感的？

●有哪些变化预示着我们进入了中年之路？

●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自我感？

●荣格的个体化 概念与对他人的承诺之间有何关联？

●有哪些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能够支持个体化过程，并帮助我们穿越中年之路，渡我们脱离痛苦，
去往意义的彼岸？

深度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取决于他向内看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我们总是将自
己的生活看作由他人造成的困境，看成一个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人格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荣格在一封1945年谈及个人成长的信中
写道：

（成长）的史书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动力。心理学只在第一部分被人需要，而

在第二、第三部分，道德力量将发挥主导作用。

许多人把生活当作一部小说。我们被动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以为造物主会在最后一页告诉我
们生命的意义。正如海明威曾说过的，如果主人公还没有死，只是因为作者还没写到结尾。因
此，无论有没有获得启迪，在人生的最后一页，我们都会死去。而踏上中年之路会让我们更加
清醒，能够为余下的篇章担负起责任，敢于为召唤我们的广阔生活而冒险。

无论读者身处生命的哪一阶段，所受到的召唤都一如丁尼生（Tennyson）在《尤利西斯》（
Ulysses ）中所言：

长昼将尽，皓月徐升。内心召唤，耳边回响。

一起来吧，我的朋友。探新寻异，永不为晚。

第一章
临时的人格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老师买了一些本来用作潜艇望远镜的玻璃棱
镜。课前课后，我们会（透过玻璃棱镜）在过道上摸索着前进，有时会撞上墙壁或其他同学，
并乐在其中。我们着迷于究竟什么是现实，以及如何在如此弯曲的视角下找到道路。我很好奇
那些一直戴着眼镜的同学，是否会看得更清晰，或者是否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我得
知眼睛里的晶状体也会折射光线时，我不得不进而怀疑，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否完全取决于
晶状体。

年少时的觉察对现在仍有启发意义，我意识到无论现实情况本身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它都离
不开我们看待它的视角。甫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多种“视角”——遗传基因、性别、特定的文
化，以及迥异的家庭环境，所有这些奠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多年后回头看，不得不承认，
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家庭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塑造了我们的现实
感。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

心理治疗师有时会画一张代表家族情感的家谱图。家族几代人所延续的历史会揭示一些反复出
现的主题。虽然遗传倾向发挥了作用，但很明显，家族会将其对生活的看法代代相传。父辈将
“视角”传给子女，在这个折射的视角下，某些选择和结果被不停地重复。正如我们通过透镜看到
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我们也因此错失了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

也许，让中年之路变得有意义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家庭和文化的“视角”失之偏颇，而我们正是基
于这些视角做出了选择并承受其后果。如果我们在另一个时空出生，有着价值观不同的父母，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被赋予的视角带来了一种受限制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能体现我
们是谁，而是反映了我们如何习惯性地看待人生和做出选择。世世代代的人都被人类中心论所
吸引，试图捍卫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身的视角比其他物种更优越。同样，我们也深信自己看
待世界的视角是唯一正确的，很少怀疑自身感知所受到的限制。

童年创伤

哪怕处于最被优待的童年期，生活体验也可能是痛苦的。我们原本在母亲的子宫内与其连为一
体，突然间，我们被粗暴地推入现实世界，开始了流放，同时也开始了追寻，以恢复失去的联
结。甚至宗教也可以被视为寻找与母体子宫联结的一种投射（religion来自拉丁文religio，意为
“人与神之间的纽带”；或者说religare，意为“重新联结”）。对许多人而言，由于贫困、饥饿和各
种虐待的影响，对世界的最初体验摧毁了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封装了自己
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以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些人长大变成了反社会者和精神失常者，充
斥于我们的监狱和街道。

可悲的是，对于因此遭受重创的人来说，成长和改变的前景是暗淡的；成长意味着要向充满痛
苦的世界敞开自己，而这太可怕了。我们大多数人作为神经质人格幸存下来，这意味着在孩童
的原始天性和所适应的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未经审视的成年人格
是由童年创伤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关于童年的机体记忆所
体验到的痛苦。这种机体记忆也可以被称作内在小孩（the inner child），我们的各种神经症代表
了无意识地进化出保护这个内在小孩的策略。（这里使用的“神经症”一词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而
是泛指我们的天性与文化适应之间的裂缝。）

童年创伤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别：（1）被忽视或遗弃的经历；（2）被生活压垮的经
历。

我们所谓的临时人格，其实是脆弱的儿童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采用的一系列策略。这些行为和
态度通常在五岁之前就已形成，并以一系列惊人的战略变化加以发展，其共同动机是自我保
护。

在儿童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过程中，虽然一些外部因素如战争、贫困或残疾起着重要作用，但
对我们生活的主要影响来自亲子关系的性质。人类学家描述了所谓的原始文化的认知过程，并
注意到它们如何复现了我们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泛灵论和魔法思维。

原始文化和童年期的思维都认为世界充满了灵性，换言之，内在和外界的能量被认为是同一现
实的不同方面；这就是泛灵论思维。此外，这些原始文化推断——就像儿童所认为的那样——
内在现实和外部世界会相互影响；这便是一种魔法思维。就像原始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洞穴或雨
林的边界一样，儿童也试图理解环境以提升自己的舒适度和扩大生存空间。（在柏拉图著名的
洞穴寓言中，人类理解的极限被比作囚禁，被囚者根据自己被困的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得出关于
生活的结论。）因此，儿童得出的关于世界的结论来自一个狭隘的视角，不可避免的是片面和
偏颇的。儿童不可能说：“我的父母有问题，这对我产生了影响。”儿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生
活是令人焦虑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为了尝试理解亲子环境，儿童会用三种基本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经历。

（1）儿童会直观地解释他们与父母之间感觉和情感的联结，以此作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

生活是可预测的、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的？这种最基本的感知会影响
儿童信任感的形成。

（2）儿童把父母的特定行为内化为对自我的陈述。

由于儿童几乎不能客观地体验或者感知父母的内在现实，所以父母的抑郁、愤怒或者焦虑会被
解释为关于儿童的事实陈述。儿童会因此得出结论：“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什么
样子。”（一个37岁的男子问他快要过世的父亲：“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亲密过？”父亲激动地
说：“你还记得你10岁时把玩具掉在了马桶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吗？”接着还说了一大
堆类似的琐事。儿子走出医院的时候，感到无比自由。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父亲的爱；而
父亲通过揭露他的盲目，让他获得了新的自我形象。）

（3）儿童目睹了成年人与生活抗争的行为，不仅会内化这些行为，而且会内化他们关于自我和
世界的态度。

儿童会由此得出一个关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宽泛结论。（一个女孩的母亲常年焦虑，女孩耳濡
目染，直到去上大学时，她才开始质疑母亲的阴郁和悲观。大一时，她以为其他同学对世界的
糟糕一无所知。到了大二，她开始怀疑自己受困于母亲的焦虑，直到这时，她才开始以更轻松
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世界。）

根据特定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个体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这种经验被一种
魔法思维过度个人化了，即“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都是关于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过于
笼统，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情来评估未知。基于这样一个偏颇的开端——狭隘而充满偏
见，个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和反应，带着一种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这种有缺陷的自我感知的特征，以及早期形成人格的策略，根据童年经历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个体会从各种受伤的遗弃感或被压垮的感觉逐渐发展出一种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

当一个孩子被压垮时，他会体验到“他者”（the Other）的巨大力量越过脆弱的边界袭来。由于缺
乏选择其他生存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能力，也缺少与他人进行经验对比的
依据，因此，儿童会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对环境变得极其敏感，并“选择”以被动、依赖或强迫来
保护脆弱的精神领地。儿童学会了千变万化的适应方式，因为对于一个相对无能的自我来说，
生活被视为具有先天的压倒性。例如，一个成年男性，由于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他成了
一个“成功者”，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但同时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而这导致他的
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终破产。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自由之人的选择，实际上
却是对“他人”压力的被迫服从，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一种消极的
抗议。

面对遗弃，也就是不充分的养育，儿童可能会“选择”依赖别人，或者终生沉迷于寻找更积极的
“他者”。例如，一个在童年时期被忽视的女人，后来不懈地追求一个又一个爱人，但总是在幻灭
和挫折中结束一段恋爱关系。一部分原因是她的情感需求把男人都吓跑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
无意识地选择了情感疏离的男人。她的父亲在情感上对她付出甚少，以至于她反射性地形成了
一种自我毁灭的观念，认为自己“不会被给予，这是她应得的”，同时却又孤注一掷地希望下一个
男人能弥补她内心的亲子创伤。

这些创伤，以及内在小孩所采取的各种无意识反应，成为成年人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儿童无法
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相反，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的创
伤，成年人格与其说是一系列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早期经历和生活创伤的反射性反应。

个人情结

荣格心理学认为，这种反射性的、充满情绪的反应与个人情结的性质有关。情结本身是中性
的，尽管它携带着一种与经验的、内化的形象有关的情感。早期经验的强度越大，或者重复的
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就越大。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成长史。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情结，而在于情结占有了我们。某些情结在保护人类机体方面很有
用，但有些情结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甚至可能主宰我们的生活。

情结或多或少总是无意识的，它们充满能量并自主运行。尽管它们通常由当前的事件所激活，
但内在运作机制是相似的，好像在说：“这以前什么时候发生过？”当前的刺激可能与过去发生的
事情只有一点相似，但如果是在情感上相似，那么之前引发的反应就会被触发。很少有人在
性、金钱和权力等问题上没有情绪反应，因为它们通常与早期的重要经历有关。

在所有情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内化的养育经验，我们称之为母亲情结和父亲情结。父母
通常是我们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人。他们给了我们血肉之躯，是我们出发的港湾。我们耳濡目
染了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策略。例如，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实
际上是那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橡树园的小孩的过度补偿，因为母亲让他对女人心生恐惧——她想
要他变成一个女孩，甚至在他成年后，对他在情感上仍横加干涉。卡夫卡则被他强大的父亲所
控制，以至于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强大、疏离和冷漠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和其他人的创造算
不上伟大的艺术，他们当然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但他们创造的形式和个人动机是为了克服、补
偿——如果有可能的话——超越原初的父母情结。

因此，我们都带着过去经历的痕迹无意识地生活。即使是在幼儿时期，我们固有的天性和社会
化的自我之间就已出现会不断加深的裂痕。两个世纪前，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不朽颂》
（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中写道：

在我们幼年，天堂触手可及！

但囚牢的阴影逐渐笼罩

成长中的男孩……

最终，成年人目睹天堂的消逝，

消失在平凡的日子里。

在华兹华斯看来，社会化就是一个与人们先天的自我感逐渐疏远的过程。在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中，一位母亲
更是悲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

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它们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就已经结束。一旦它们结束，就会
推动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后，所有事情都横亘于你自己和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你便永远失去

了真实的自我。

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人就意识到了这种分裂。他们创作的悲剧人物并不邪恶，尽管他们有时
可能会做坏事；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所束缚。hamartia这个词（有时被翻译成“悲剧
性缺陷”，但我更喜欢译作“片面的视野”）代表了他们做选择的视角。在无意识力量和反射性反
应的累积过程中，人们做出选择，后果随之而来。这些残酷的戏剧所表达的生命悲剧感表明，
我们所有人——个人戏剧中的主角——都可能过着悲剧性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被自己不了解的
东西所驱使。希腊悲剧的解放性力量在于，英雄通过苦难获得了智慧，也就是说，内在真实

（性格）和外在真实（神灵或命运）之间的关系得到修正。只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主情结的
作用，以及我们的本性与现实选择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我们的生活才会沦为悲剧。

大多数中年危机都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引发的。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
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
（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
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
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中年之路的出现，发生在后天人格和自性 要求之间的可怕冲突中。经历这种情况的人通
常会惊慌失措地说：“我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实际上，过去的人格将被未来的人格所取代。
过去的人格必须死亡，难怪会有如此巨大的焦虑。个体在心理层面被召唤，泯灭旧我以迎接新
生。

这种死亡和重生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通道。要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潜能，获得成熟的活
力和智慧，就必须穿过这条通道。因此，中年之路代表了一种内在的召唤，召唤我们从临时的
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从虚假的自我走向真实的自我。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现

中年之路是一个现代概念。在20世纪人类寿命突然延长之前，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说，生命

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医疗保健系统的变革，使20世纪初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40
岁。只要去早期美国的墓地随便走走，就能看到一排排孩童的坟墓，他们死于鼠疫、疟疾、白
喉、百日咳、天花和斑疹伤寒等，而现代儿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了这些疾病。（我记得我所在
的那个大约10万人口的城市，曾因为小儿麻痹症暴发而停摆，只能进行基本交易，无法逛公
园、看电影和游泳。）

也许除了寿命的限制，那些活得更久的人还会受到社会体制的巨大影响，比如教会、家庭和社
会习俗。（小时候，就有许多离婚的人用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好像成了一个杀人犯”。）性别
定义太过清晰甚至绝对，这同时伤害了男人和女人。家庭和民族传统给我们提供了根基感或社
群感，但同时也会滋生近亲繁殖和阻碍独立。女孩被期望嫁人，相夫教子，成为维系和传播价
值体系的中心。男孩被期望长大，接替父亲的角色，成家立业，同时支持和拥护价值观的延
续。

许多传统价值观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值得称赞。但是，考虑到这些体制对人们的殷切期望，沉重
的精神暴力也会同时存在。我们不应该在不了解双方灵魂的情况下，自动地为50年的婚姻历程
喝彩。也许他们害怕改变，害怕诚实和受苦。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在当今时代之前，人们很少被告知要自我实现，也不知道自我作为神秘且独特的存在，其价值
观可能不同于亲朋好友。即使是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异端的观念。但现代精神的最
大特点是，心理力量已经从传统组织向个人急剧转移。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
至个人身上，这比任何一个变化都重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精神能量，并让现代人
处于孤立的状态。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观察到的，我们徘徊在

“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重生”。

不管是好是坏，精神引力已经从社会体制转向了个人选择。如今中年之路的存在，不仅因为人
们活得够长，还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宰。

内在压力与预警

如前所述，中年之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压力作为开端。就像地壳板块移动，相互摩擦、累
积压力，然后爆发地震一样，人格层面的板块也会发生碰撞。此时，个体获得的自我感，连同
其内置的观念和情结以及对内在小孩的保护，开始与寻求实现的自性之间发生摩擦。

这些波动可能会被防御性的自我意识所消除，但压力却在不断累积。通常，在人们意识到危机
之前，各种迹象和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抑郁、酗酒、吸食大麻，以促进性爱、出轨、反复跳
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忽视或摆脱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值得欢
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还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在运作。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 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因反对希特勒而殉
道。他从弗伦斯堡集中营偷偷带出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苦苦思索一个显
要的问题：上帝是否以某种方式造就了集中营及其可怕的生存环境？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答这
个问题，但他明智地得出结论：他的任务在于面对并穿越恐惧，找到上帝在这种情境下的旨

意。

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内心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
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
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更加
清醒地生活，并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当我们在意识层面受到剧烈冲击时，就会在中年之路上觉醒。我看到许多人在遭遇重大疾病或
丧偶时，开启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
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下一章将给出具体
例子。）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语中代表“时间”的两个词——
chronos和kairos——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chronos是指连续的线性时间，kairos则是指深度上
的时间。例如，对于美国人而言，1776年不只是岁月长河中普通的一年，它还决定了美国在以
后每一年的发展。当我们不得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线性的岁月时，中年之路就出现了。一个人处
于无意识状态的时间越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连串
的时刻，通向某个模糊终点，其意义将在最后变得清晰。当一个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垂直
维度与生命的水平维度相交时，人生将以一种深度的视角被呈现：“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
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
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
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由于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动延续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我们已经习
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阶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些角色上。
由此，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开头写道：“我们现在谈的是田纳西州诺克

斯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

所有的宏大问题都由曾经是孩子的我们提出，当时我们静静地观察这些大人，或者深夜躺在床
上，觉得活着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权重逐渐磨灭
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望和文化规则。在序言结尾，艾吉回忆了他被大
人抱上床睡觉的情景：“（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

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
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
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
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些人通过灾难性的事件才会经历这场命中注定的相遇，但他们实际上很早就收到了预
警。脚下的地面轻微地颤动，一开始很容易被忽视。地震预警是内在压力的先兆，在我们完全
意识到它们之前就一直存在。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组建了家
庭、出版了自己的书、拥有很好的教职。多年后他意识到，第一次波动的征兆是他感到无聊和
乏力。他做了大多数人所做的事，大同小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
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岗位上教书。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它们在表面上是富有成
效的，代表了典型的职业阶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个阶梯上。当他37岁时，不
断累积的深层抑郁爆发，他经历了近乎彻底的衰弱和意义丧失。他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家庭，
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过度补偿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压制
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问题？或者他靠误打误撞找到了度过下半生的最佳方式？
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这种波动通常在近30岁时就会出现，但在那时很容易就被人们忽视。生活被琐事填满，前路向
我们招手，一切变化太快，投入更多的精力总是很容易，于是我们忽略了这些征兆。一个人必
须得绕着一个轨道走好几圈，才能知道它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只有当一个人不止一次经历某种
模式时，才会觉察到模式的存在，以及它的代价和副作用。回溯往事时，我们常常对这些错
误、天真和投射感到懊恼，甚至是羞耻。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
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
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
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中年之路的召唤有着明显的特征和体验（详见下文）。它们自主地发生，独立于自我意志之
外。它们日复一日地悄然生长，惊扰了内在小孩的睡眠，而后者把确定和安全凌驾于一切之
上。但中年之路代表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实现，这是一个服从于天性及其神秘的目的

论 的过程，几乎不关心神经紧张的自我的想法。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童年的特点是魔法思维。儿童的自我还没经过战斗考验，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客观
的外部世界和内心的愿望世界常常混淆不清。愿望当然可以实现，只是多少的问题。它们代表
了儿童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这样的思维是膨胀的和妄想的，但在儿童身上却是完
全健康和美妙的。“我会身穿白纱嫁给王子。”“我会成为宇航员。”“我会成为著名的摇滚明星。”
（试着回忆你童年时的魔法愿望，并思考生活对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儿童的魔法思维
认为：“我是不朽的。我不仅会变得富有、受人敬仰，而且会远离衰老和死亡。”这种思维会持续
到十岁左右，但强烈程度不如从前。当其他孩子都不以为然的时候，个人优越感和特殊性的幻
觉就会受到沉重打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取代乔·迪马吉奥，成为纽约洋基

队的中外野球员。唉，谁知神灵却把必要的技能给了米奇·曼托。 ）

经过青春期的痛苦和困惑，儿童的魔法思维被磨平了些许棱角。然而，未经考验的自我依然存
在，并表现出人们现在所谓的英雄思维，其特点是更强的现实主义，但仍然充满相当大的期
望，把辉煌成就的幻想投射于未来。人们可能会看到父母婚姻的残局，并得出结论：“我比他们
懂得更多，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人们可能仍然期望成为首席执行官，写出伟大的小说，成为
了不起的父母。

英雄思维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我们害怕考验或感到失望，谁还会踏上成年的旅途？我还没有被
邀请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但如果有人邀请我，尽管这种演讲通常令人讨厌，我仍不忍心说出真
相。谁能忍心对殷切且充满希望的面孔说：“几年后，你可能会讨厌自己的工作，你的婚姻会陷
入泥潭，你的孩子会让你心烦意乱，你可能会经历非常多的痛苦和人生困惑，乃至你想要为此
写一本书。”谁能对那些天真的、准备前往梦想星球的人这样做呢？即使他们将会像自己的父辈
一样，在令人困惑和布满荆棘的路上蹒跚而行。

英雄思维，连同它的希望和投射，几乎没有被世界的运作方式所影响。这种思维帮助年轻人离
开家庭、投入生活，他们必须如此行动。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年轻的华兹华斯横穿英吉利海

峡，激情地写道：“年轻和远方就是天堂。” 而几年之后，他将痛恨拿破仑政权窃取了革

命的成果。饱经战火的T.E.劳伦斯 则看到他荒漠般的希望被和平会议上的老人们出卖。
尽管如此，年轻人还是出发了，就像命中注定那样，跌倒再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走向与未来的
约定。

当童年的魔法思维和青春期的英雄思维，与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他就踏上了中年
之路。那些35岁以上的人遭遇了大量的失望和心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青春期的暗恋破灭。任
何一个中年人都见证了投射、希望和期待的坍塌，并体验到天赋、智力以及勇气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维特征，可以通俗地被称为现实主义。现实思维给了我们洞察力。希腊悲
剧表明，主人公最后可能会更加富有，但却会走向毁灭，因为他或她回到了与诸神的正常关系
中。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并非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傻瓜，因为他不知道爱为何物。他对奉承
的需求蒙蔽了他；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但付出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代价。

因此，生活召唤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年轻时的狂妄和膨胀，并教导我们区
分希望、知识和智慧。希望通常基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之谈；而智慧总是
使人谦卑，永不膨胀。例如，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的“一无所知”远胜
过古往今来智者或学者的“确信”）。

中年的现实思维有其必要的目标，那就是恢复平衡，使人与宇宙之间重新建立谦卑而有尊严的
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时开启的。它就像一个想法，脑子

里的一句话，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完整（无缺），只有各
个部分。”他的心灵在向自己宣布，年轻时膨胀的期望是实现不了的。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认识
是一种失败，但有人却会被触动并提出下一个问题：“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身份变化

如果有机会度过完整的一生，人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身份。通过稳定的生活来应对存在性焦
虑，这是自我（the ego）的自然计划。但是，生命的本质显然会预设并要求改变。大约每七到十
年，一个人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回想一下你在14岁、21岁、
28岁和35岁时的不同状态。虽然每个人都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前行，但我们确实会经历一些共
同阶段。我们可以对这些周期进行概括，并为每个阶段确定一个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议程。尽管
自我傲慢地认为它掌管着生命，其愿景将持续多年不变，但显然有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不可
避免的辩证过程，它将带来反复的死亡与重生。承认变化的必然性并与之相伴，是一种美妙且

必要的智慧，只是自我有时会拼命保全已完成的东西。

一些年前，盖尔·希伊（Gail Sheehy）的《过渡》（Passages）一书很受欢迎，这证明了周期性变

化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然而，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 以及其他社会学家
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化已经遗失了神话的地图，而这一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背景
中定位自己。如果没有神灵的部落愿景，没有共享的精神网络，现代人就会在没有指导、没有
榜样和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漂流到各个人生阶段。因此，中年之路——它呼唤死后重生——往
往是在恐惧和孤立中经历的，因为没有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也没有来自同样漂泊不定
的同龄人的帮助。

除了人生的许多次要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求某种形式的“死亡”）之外，人生可以分为四个较大的
阶段，分别界定了四种不同的身份。

第一个阶段即童年，最主要的特征是自我依赖于父母的现实世界。身体上的依赖显而易见，但
精神上的依赖，即孩子对家庭的认同，甚至更为重要。在古代文化中，成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
而开启。无论各部落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演化出了有意义的过
渡仪式，使成员从童年的依赖走向成年的独立。

尽管进入成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传统的过渡仪式通常包括六个阶段。简单来说，它们是：

（1）与父母分离，通常经过仪式性的绑架 来实现；（2）“死亡”，童年的依赖性被“杀
死”；（3）重生，无论是否成熟，个体会被赋予新的生命；（4）教导，告诉这个“新人”关于部
落的原始神话，给予他精神上的定位，告诉他这个部落的特权和责任，以及有关狩猎、育儿等
知识——这些是成年生活所必需的；（5）磨难，最常见的是进一步分离，以便“新人”了解到自
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来应对外界的任务；（6）回归，一个人带着扮演成熟角色所需要的知识、
神话基础和内在力量，重新进入这个社群。通常情况下，“新人”甚至会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以
适应这种彻底的转变。

成年仪式希望实现的是：与父母分离；传递部落的神圣历史，以提供精神根基；为成年生活的
责任做准备。在现在的文化中，显然缺少进入成年的有意义的过渡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延伸
了他们的依赖性。我们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样化，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神话根基，只能传递
20世纪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的信仰，外加一些计算机技能，而这一切都无法提供救
赎，无法提供与大地及其伟大律动的联系，也无法为我们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义。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青春期。但是，没有传统的过渡仪式，年轻人会面临精神上的困惑和自我的
不稳定。新生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到同龄人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这两者皆由其
他困惑的青少年组成。（在北美，许多治疗师认为，青春期大致从12岁延伸到28岁。在当了26
年的教授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当一个容器，让年轻人充分巩固自我，以
便更实质性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厌恶大部分都转移给了他们的母
校。）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自我，年轻人由此获得足够的力量离开父母，走向更广阔
的世界，为生存和实现欲望而奋斗。这个人必须对世界说：“雇用我！嫁给我！相信我！”然后证
明自己的价值。有时，一个人到了中年，仍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摆脱依赖，走向世界。
有人可能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人可能缺乏必要的个人力量和自我价值来建立一段关系，还
有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完成工作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可能在线性时
间上到达了中年，但他们在深度时间上仍然处于童年。

我大致上把12岁到40岁这段时间称为第一个成年期。年轻人在内心深处知道他缺乏明确的自我
感，只能试着像其他大人那样行事。一个人觉得言行举止像父母一样，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他
就会成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错觉。如果一个人有了工作，结了婚，为人父母并成
为纳税人，他会认为成年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童年期的依赖性部分隐匿起
来，被投射到成年期的角色上。这些角色就像一条条平行隧道。从青春期的困惑中走出来，人
们假设这些角色会确认自己的身份，提供满足感，并消除对未知的恐惧。第一个成年期，虽然
事实上可能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但却是一个临时性的存在，缺乏深度和独特性，难以使这个人
成为真正的个体。

这些角色的隧道长短不一。只要被投射的身份以及对它们的依赖仍然有效，这些隧道就会延续
下去。一个30岁的人，工作小有成就，成了家，正打算要第二个孩子，你几乎不可能告诉这个
人，说他仍然处于延长的童年期。父母情结和社会角色的权威，足够吸引一个探索现实世界的
人的投射。如前所述，自性——每个人内心召唤回归自身的神秘过程——经常通过症状来表达
自己，如精力减退、抑郁、突然发怒或过度消费，但投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可能将
旅程中更大的问题束之高阁。这是多么可怕啊，当投射消失后，这个人再也无法避免自性的暴
动。然后，人们必须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失去了控制。实际上，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
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
人提供的角色。只要这些角色具有规范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起作用，个体就成功阻止了与内
在自性的约定。

第三个阶段即第二个成年期，是在一个人的投射消解后启动的。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
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然而，正是在这个危机中，一个人有
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越父母、父母情结和文化制约的决定论。可悲的是，心灵的退行
力量，以及对权威的依赖，往往使一个人受制于这些情结，从而冻结了发展。在分析老年人时
——他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丧失和预期的死亡——显然会遇到两种情况。对有些人来说，余下
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挑战，仍然值得好好奋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命充满了苦涩、遗憾和恐
惧。前者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一些早先的挣扎，体验到了第一个成年期的“死亡”，并接受了对自己
生活的更大责任，他们在最后几年里更有意识、更清醒地活着。那些避免了第一次“死亡”的人则
为第二次死亡所困扰，害怕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

第二个成年期的特征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临时身份
被抛弃、虚假的自我死亡，第二个成年期才可能开启。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被后来的新
生活所补偿，但身处中年之路的人们，可能只会感觉到死亡。

第四个阶段，即走向死亡，包括学习面对死亡的神秘，这也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不过在第二
个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现实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成年期“死亡”带来的好消息是，人们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有第二次机会，可以重
获遗留在童年纯真时刻的东西。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

的尊严和深度恰恰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对我们本体论处境的定义
并非病态，而是承认了天性的目的论过程，承认了生与死的辩证。

另一种看待这些身份变化的方法，是对它们的不同轴心（axes）进行分类。在第一个身份中，也
就是童年，运作的轴心是亲子关系。在第一个成年期，轴心位于自我和世界之间。自我，即一
个人的意识存在，努力将自身投射到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片天地。童年期的依赖
已被驱赶到无意识中，或者投射到各种角色上，个体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外部世界。在第二个成

年期，即中年之路的途中以及之后，轴心连接着自我和自性。自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无所不知，
并操纵着一切。当它的“霸权”被推翻之后，转而谦卑的自我便开始与自性对话。自性或许可以被
定义为有机体的目的论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奥秘，但它的展开会提供一幅壮
阔的景象，超出我们短暂一生通常所能体现的。

第四个轴心是自性—上帝，或者说自性—宇宙。这个轴心被宇宙的奥秘包围，它超越了个人所
能体现的神秘。如果我们与宇宙剧本没有某种关系，就会被限制在短暂、肤浅和乏味的生活
中。由于大多数人所继承的文化几乎都没有提供神话地图，将自我安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
因此，个人就更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这些移动的轴心勾勒出了灵魂的巨变。当我们不由自主地从一个轴心跳至另一个轴心时，就会
产生困惑，甚至恐惧。但人性的本质，似乎迫使每个人在这出伟大的戏剧中，走向越来越宏大
的角色。

撤回投射

投射是心灵的一个基本机制，指内心无意识的东西会被投射给外界事物。（projection这个词来
自拉丁文pro+jacere，意思是“扔到面前”。）荣格曾写道：“投射的一般心理成因总是被激活的无

意识在寻求表达。”

在其他地方，他说道：“投射绝不是人为的；它发生了，它就在那里。在我身外的黑暗之中，我

发现了一种内部的或心理的生活，那是属于我的生活，但我没有认出它来。”

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和未知的内心世界，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焦虑及其解决全部投射到父母身
上，相信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时，往往将知识和力量投射给
公共体制、权威人物和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
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他们当中一些人
甚至相信自己就是这些角色本身。那些不那么膨胀的人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身
处或走过中年之路的人正在经历投射的消解。

在许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见的是那些对婚姻、教养和职业等公共体制的投射。关于投射在婚
姻中的作用，后文会有更多讨论，但也许没有哪种社会结构像婚姻一样，承担了如此多无意识
的包袱。在婚礼圣坛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有多么巨大。没有人会大声说出那些巨大
的期望：“我希望你让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我希望你能读懂我的心
思，预知我所有的需要。”“我希望你能包扎我的伤口，填补我生命中的缺憾。”“我希望你能让我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治愈我受伤的灵魂。”就像在毕业典礼演讲中不能说出那些真相一样，这些
隐藏的议程也不能在婚礼圣坛上说出来。如果人们承认了这些要求，必然会因为它们不可能实
现而感到尴尬。大多数婚姻在这种期望的重压下破裂，而那些坚持下去的婚姻往往伤痕累累。
爱情以距离、想象和投射为食，婚姻则以邻近、在场和共通为饮。

罗伯特·约翰逊在《他》这本书中指出，大多数现代人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话系统，把灵魂的需要

转移到了浪漫爱情上。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从童年起就携带着心爱之人的形象，并投射
到一个能够接受这些无意识材料的人身上。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写道：

从第一次听说爱情故事起，

我便开始寻找你，

不知这有多盲目。

爱人不是最终在某处相遇，

而是一直存在彼此心里。

每天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会自动消磨掉投射。我们将灵魂交付给这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向这
个人敞开心扉，最后却发现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会害怕，会有需求，也会投射出沉
重的期望。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承载着巨大的负担，因为它们最可能映射了那个“亲密他人”，也
就是曾经的父母。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伴侣如同父母，毕竟，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远离父母。
但是，当心爱之人变成那个“亲密他人”，同样的需求和动力被投射到他身上，我们根本无从意
识。因此，人们最终会选择与父母非常相似或不同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父母情结

一直在影响着他们。当人们手持《圣经》宣布结婚需要离开父母时， 这比他们想象的要
困难得多。因此，一个人对“亲密他人”的滋养、赋权和疗愈的投射，只能部分撤回。无声的希望
与平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给中年之路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

另一个受到强烈投射的角色是父母身份。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对孩子是好的。我们确
信自己可以避免当初父母所犯的错误。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会将自己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
到孩子身上。荣格观察到，孩子必须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未曾拥有的生活。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已经见怪不怪，但父母甚至潜藏着对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公开
的和隐蔽的——轰炸着孩子。这个孩子将承受父母的愤怒和伤害，并遭受各种各样的操纵和胁
迫。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望这个孩子能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
们更上一层楼。

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孩子们已经到了青春期，他们满脸青春痘，闷闷不乐，桀骜不驯，通
常和我们曾经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样令人讨厌，他们愤怒地抵制我们的投射。如果我们意识到，
父母情结作为个体成长之路上的障碍有多么难对付，就会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
伸是正确的。然而，为人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生活摩擦之间的落差，给中年之路上的人们带来了
更深一层痛苦。只有当我们想起自己希望父母知道的事情，即孩子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和生活
走向他或她自己生命的奥秘，这种失望才会有所减轻。当中年父母能够接受这一点时，教养的
矛盾心理才会得到恰当的视角。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和爱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的工作代表了一个产生意义的重大场

合。如果正如梭罗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那么可以肯
定的一个原因是，对许多人来说，工作使人士气低落，让人意志消沉。即使是那些已经获得梦
寐以求的职位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厌倦。我认识很多学生，他们之所以主修商科或
者成为程序员，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其他长辈，因为这个浮躁的社会，似乎要求他们这样
做。无论是那些实现了自己欲望的人，还是那些被迫满足他人需求的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职
业渐生厌倦。对于每一个在职业阶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背后都有一个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
望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个人的职业，就像婚姻和教养一样，成为以下投射的主要载体：（1）身份的投射，人们通过
对专业知识的明确掌握来确认身份；（2）滋养的投射，一个人将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养；
（3）超然性的投射，一个人通过接连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当这些投射被消解，当
一个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已无处安放时，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传统，性别角色越固定，伴侣就越有可能听到另一种声音的召唤。丈夫已经抵达职业的
顶峰，公司对他而言只是个停车场，他很乐意放慢速度或者退休。妻子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生
活，感觉受到了欺骗，既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她希望回到学校或者重新找工作。
对于男性来说，中年时期的工作瓶颈往往会导致抑郁，以及希望和雄心的破灭。而重新开始工
作的女性，常常会对自己的胜任力或竞争力感到焦虑。

同样，这里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还有其他东西。坏消息是，每个人都耗尽了投射身份的主
要领域，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消息是，这种不满可以带来真正的更新，个人潜力的另一
面会被挖掘出来，为双方都带来利益。更坏的消息是，一个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个投射所代
替；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会越来越接近与自性的约定。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感受到了变化的威
胁，并加以抵抗，那么毫无疑问另一方会感到愤怒和压抑。在婚姻的炼狱中，变化不一定朝向

更好的方向，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婚姻可能无法存续，特别是如果它阻碍了任何一方
的成长。

还有，一个在中年必须消解的投射，与父母作为象征性保护者的角色有关。通常人到中年时，
父母的能力在衰退，或者已经离开人世。即使与父母的关系疏远或有隔阂，父母仍然象征性地
存在，提供了一个无形的精神屏障。只要父母的形象还存在，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抵御
不可知且危险的世界。当这个缓冲被移除时，人们常常会感受到一丝存在性焦虑。一位40岁出
头的患者在她70多岁的父母决定友好离婚时，遭受了惊恐发作。她知道，他们的婚姻从来都不
幸福，但它仍然是她抵抗浩瀚宇宙的无形盾牌。此刻，在他们最终离世之前，离婚打破了这个
无形的屏障，这让她在中年平添了一份孤独和被遗弃感。

虽然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投射无法在第一个成年期存活下来，但是对于婚姻、教养、职业以及父
母作为保护者的期望丧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在《荣格心理学中的投射和重新聚集》（ 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 ）一

书中，玛丽-路易斯·冯·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了投射的五个阶段。 第
一，人们确信内在经验（无意识的）就是外在现实。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被投射形象和现实
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人在爱情中冷静下来）。第三，人们被要求承认这种差异。第四，人
们被迫得出结论，自己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错了。第五，人们必须在自己内心寻找投射能量的来
源。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探索投射的意义，总是涉及寻求更深的自我了解。

投射受到侵蚀，它们所代表的希望和期待被撤回，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是自我认知的必
要前提。只有知道外界不会拯救自己，我们才会想办法自我拯救。对于每一个充满恐惧、在成
人世界中寻求拯救的内在小孩，都将有一个潜在的成年人为其承担起责任。人们若使投射的内
容意识化，便朝着摆脱童年迈出了一大步。

身体和时间感的变化

第一个成年期的普遍态度是将自己青春的膨胀感投射给模糊的未来。当一个人精力不济时，这
种投射很容易消解。也许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就会精神萎靡，有气无力。然后，轻微
的疼痛和劳累挥之不去。

年轻人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身体在那儿提供服务，在需要之时被大加利用，总是会自
我修复。但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转变在发生，超出个人的意志。身体变成了敌
人，变成了我们塑造自我的英雄剧中的对手。心中的希望依然如故，但身体却不再如往常般做
出回应。正如诗人叶芝所感叹的：“把我的心烧尽；它思欲成病/捆绑在一个垂死的肉身上。”

曾经是自我的谦卑仆人，如今变成了一个乖戾的对手；人们感受到肉体的沉重负担。无

论精神多么希望翱翔，哲人怀特海所谓的“身体的共与性” （the withness of the body）都
会将人唤回大地。

时间也是如此，曾经似乎无穷无尽，是永远升起的太阳，现在却如白驹过隙。这种转变，这种
剧情突变，使我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个凡人，终有一死，而且不可能完成内心所有的渴望和追
求。我的朋友总结说：“只有部分，没有完整。”婀娜的身躯，终究是尸骸；无尽的夏天，顷刻变
冬日——正是这种局限和不完整的感觉，宣告了第一个成年期的结束。狄兰·托马斯用令人神往
的优美诗句描述了这种转变：

我心无忧，在羊羔般洁白的日子里，时光

牵着我的手影，在冉冉升起的月光下，

爬上栖满燕子的阁楼，

我并不驰往睡眠

我该听到他与高高的原野一起飞翔

醒来发现，农场永远逃离了没有孩子的土地。

哦，蒙受他的恩宠，我年轻又飘逸，

时光赐我青春与死亡

在镣铐中我如大海般歌唱。

希望的减退

当内心的魔法袋突然收紧，得知自己是个凡人时，生活的局限性就突然呈现在眼前。童年的魔
法思维，以及延长的青春期（即第一个成年期）的英雄思维，被证明不足以应对现实生活。扩
张、专横的自我将童年的不安全感转变成一种夸大感。“我要名扬天下，我将长生不老，我将学
会飞翔。”新生的自我对不朽和成名的希望，与童年对世界的无知和恐惧成正比。同样，中年的
痛苦和抑郁，与童年幻想中投注的能量也息息相关。

自我需要在一个庞大而不可知的宇宙中建立一个立足点。就像珊瑚环礁由骨骼碎片堆积而成，
自我也收集了许多经验的碎片，并把它们塑造成一个结构，以求在汹涌的变化中保持稳定。自
我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它必须抵御生活中压倒性的经验，并通过夸大感来补偿不安全感。在不
安全感中，夸大的幻觉可以让我们在夜晚进入梦乡时不被黑暗所困扰。但是，在平凡中挣扎是
中年人的涅槃。即使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些教子“有方”的人，也不比其他
人更有可能免遭限制、收缩和死亡。如果名誉和权力能带来和平或意义，甚至是持久的满足，
我们所投射的幼稚愿望或许会落到实处。

对年轻人来说，另一个与自我有关的希望是对完美关系的期待。虽然我们看到周围许多不甚完
美的关系，但还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聪明，更有能力做出选择、避开陷阱。《古

兰经》训诫：“你以为你将进入极乐世界，而不用像前人那样经受试炼了吗？” 我们认
为，这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其他人。关于这一主题，后文会有更多着墨，但这里要指出，中年期
望的第二大坍塌便是遭遇关系的局限性。那个会满足我们的需求，照顾我们，永远陪伴我们左
右的“亲密他人”，现在将被视为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自己一样，也有需求，并将同样的期望投
射到我们身上。婚姻往往在中年时散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童年的巨大希望被强加在两个人之
间的脆弱结构上。其他人不会也无法满足那个内在小孩的夸大需要，因此我们感受到了遗弃和
背叛。

投射体现了我们内心未被认领或未知的东西。生活自会消解我们的投射；一个人必须在失望和
惆怅中，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没有外人能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治愈我们的伤痛。但
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人，准备并愿意成为我们永久的伙伴。
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的期望已破灭，并接受为自己寻找意义的直接责任时，第二个成年期才会
开始。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承认自己的核心问题是嫉妒。显然，嫉妒是认为别人拥有自己所渴望的东
西。这个男人在童年遭受了真正的剥夺，他现在仍然消极地定义自己：“我所缺乏的，正是别人
富余的。”认识到童年不能重来，历史不能逆转，没有人能神奇地填补内心的空洞，这肯定令人
痛苦，但随后便开启了可能的治愈之路。最困难的是，相信自己的心灵足以疗愈自己。人们迟
早必须信任自己内在的资源，否则就会继续徒劳地追求童年的幻想。放弃那些不朽的、完美的
和夸大的幻想，会暂时伤害一个人的精神和关系。然而，在与自我和他人疏离的体验中，会出
现一种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博大。

神经症体验

就像浪漫的爱情可被视作一种短暂的疯狂——恋人们会根据当时的情绪做出永恒的决定，中年
之路带来的动荡可能也类似于精神崩溃，身处其中的人会表现得“疯狂”或离群索居。如果我们意
识到，这个人赖以生存的假设正在崩塌，临时人格的组合策略正在失调，世界观正在分崩离
析，那么这种疯狂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理解了情绪的背
景，就不存在所谓的疯狂。情绪不是我们选择的；相反，是情绪选择了我们，它有着自身的逻
辑。

精神病院里有个患者，不停地把椅子砸向窗户。人们认为他想逃跑，便将他捆绑起来。然而，
仔细询问后发现，患者认为房间里的空气正变得稀薄，而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在精神上的
封闭感，象征性地转化成了幽闭恐惧症。考虑到这个情绪前提，他想要更多空气是合情合理
的。在搬到更宽敞的地方后，他感到放心多了。这个患者的行为并不疯狂。他只是把封闭和窒
息的心理体验，合乎逻辑地演绎了出来。

因此，在中年之路上，当大量的情绪冲破自我的边界时，我们常常把象征性地受伤害或被忽视
的东西具体化。例如，有个男人与女秘书私奔了，他很害怕自己内心的女性特质枯萎并永远消
失。由于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把内在缺失的女性特质投射到了外在的女人身
上。再如，有个女人患了抑郁症，她将自己内心对不受欢迎的愤怒，全部转向身边至近至亲的
人。尽管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疯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只是在现实情况无法适应内心发展
时，对困扰自己的巨大需求和情绪做出了回应。

关于有意义的疯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短篇小说《狂热者伊莱》（“Eli, the Fanatic”）

中有一个绝佳例子。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世界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
的人，伊莱是美国郊区的一位知名律师。一群集中营的幸存者被安置在他的小镇上，伊莱被派
去要他们淡化自己的种族身份。但反过来，他发现了自己身份的空虚以及与自身传统的浅薄联
系。最终，他把自己身上的名牌西装换成了老拉比的破旧衣服，一边走在小镇的大街上，一边
念着自己的圣经名字。故事的最后一幕，描绘了他遭到监禁并被注射强力镇静剂。他被判定为
疯了；但实际上，他只是抛弃了自己的临时身份，摆脱了跻身上层社会的陷阱和投射，将自己
重新安置在一个古老的传统中。由于他的新身份与公认的模子不一致，他便被认为“疯了”，他的
“新意识”被药物所治疗。我们可以像华兹华斯评价布莱克（Blake）那样评价他：“有人认为这个

人疯了，但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

后天获得的自我感及其附带的策略和投射，与埋藏在个人历史之下的自性要求之间的裂缝越来
越大，这种体验众所周知，因为所有人都感到了与自己的疏离。苏格兰医生卡伦（Cullen）在18
世纪晚期创造了“神经症”一词，表明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现在，神经症或所谓
的精神失常，实际上与神经学（neurology）并无任何关系。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内心的分
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抗议。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
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分裂。神经症的症状性抗议，表现为抑郁、药物滥用或破坏性行为，会被人
们尽可能地否认。但症状会重新聚集能量，并开始自主运作，脱离自我的意志。我们要求症状
消失，就像告诉节食的人不要饿着一样徒劳无功。症状，即使适得其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
它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人们渴望表达的东西。

受到惊吓的人们最希望恢复曾经起作用的自我感。但治疗师知道，这些症状是发现内心创伤的
有用线索，并为随后的治愈指明了方向。治疗师还知道，中年的神经症体验，若是可以面对，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转变机会。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 这意味着我们的
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我经常想起一个女人的梦，她在65岁时第一次接受分析，那时她的丈夫刚刚过世。她自小受父
亲的影响特别大，有着强烈的父亲情结。她的丈夫年长她好几岁。很自然地，她因为失去这两
个人而悲痛欲绝。她向一位牧师寻求安慰，牧师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起初，她认为心理治疗
可以消除她的痛苦。可想而知，她把大量的权威投射给了治疗师。

接受分析几个月后，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和已故的丈夫一起旅行。当他们走到有座桥的小溪
边时，她想起自己忘了带钱包。丈夫继续往前走，她返回去拿钱包。当她回到那座桥边时，旁
边来了一个陌生男人，和她一起过了桥。她向这个人解释，她的丈夫在前面，但他已经死了。
她哀叹道：“我好孤独，好孤独。”这个陌生人回答说：“我知道，但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在这个梦里以及后来的报告中，做梦者对这个陌生人很生气，因为后者似乎对她的丧亲之痛无
动于衷。我却对这个梦感到很兴奋，因为它显示了明确的心理转变。虽然她的父亲和丈夫实际
上已去世，但他们仍然左右着她的自我定义。父亲情结看似温和，却形成了一种外部权威，阻
碍她找到自己的力量。这座桥构成了从外部权威向内部权威过渡的空间；而这个陌生人代表了
她内在的男性法则，即阿尼姆斯（animus），由于父亲情结的影响，它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这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心灵奇妙的、自我调节的智慧。她的自我所遭受的痛苦，促使她的内
心生长出不受父亲支配的成分。因此，她在65岁时踏上了中年之路，开始了确认自己身份和发
现自身权威的旅程，两者皆是真正成年的必备条件。

看待神经症的另一种方式是认为痛苦产生于相当大程度的解离 。在回应童年的社会化和
外界现实压力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与自己疏远。内在的抗议被外部世界的重担死死压制。
但人到中年，对灵魂的伤害和忽视，可能会使部分心灵极力抵抗进一步的冒犯。这种抗议表现
在症状中。与其用药物来消除它们的信息，不如让它们参与到对话中来，从而实现荣格提到的
“新的适应”。

对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处灵魂暗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他们的痛苦对他
们是有好处的，如上述梦中那个陌生人所说。不过，在痛苦中也许可以找到前进的道路。因为
生命不是一种疾病，死亡也不是一种惩罚，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治愈。但确实有一条道路，可以
通往更有意义、更丰富的生活。

我想起一个经历了巨大痛苦的女人，她艰难地来到这个世上，身体畸形，曾被忽视和遗弃，有
过一系列依赖和耻辱的关系。到了中年，她的世界崩塌了，她向内心寻找那个自己从未认识的
人。她用“碎片化”这个词来描述中年之路的磨难。许多人都遭受过这样的破碎，而且许多人逃往
神经症的大本营，在变化的风暴面前蜷缩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问这个女人，在她感
到支离破碎的时候做了什么，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她是谁，她清楚地告诉我，她会渡过难关，
过上更真实的生活。我记得她说：“我对我的这部分说话，然后我倾听。我对我的那部分说话，
然后我倾听。我试着去了解心灵需要我做什么。”

她说心灵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一个知道什么将指引她的女性。有人可能会说：“她幻听了，她
有精神分裂症。”恰恰相反。可以说，我们都会听到声音；那是情结，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它
们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去听，就会成为它们的俘虏。这个女人正在协调自我和
自性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可以治愈过去造成的分裂。她相信自己的内在过程，这一信任是必
要的，也是稀少的。天性并不反对我们。诗人里尔克（Rilke）优美地指出，内心的恶龙实际上
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怎么能忘记所有民族之初的那些古老神话，那些恶龙在最紧急关头变成公主的神话；也许
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恶龙都是公主，只等着看到我们表现出美丽和勇敢。也许一切可怕的东西，

在其最深处都是无助的，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细致的关怀能将这些恶龙转化为更新的能量来源。

回想一下荣格对神经症的定义：“其意义尚未被发现的痛苦。” 事实上，痛苦似乎是个人

转变的前提。在其他地方，荣格提出神经症是“不真实的痛苦”。 真实的痛苦需要与恶龙
打交道，不真实的痛苦则意味着逃避它们。

如果荣格和里尔克是对的——我认为他们是对的——那么，恶龙就代表了所有我们害怕的、威
胁着要吞噬我们的东西；但它们也是我们自身被忽视的部分，这些部分有可能被证明极具价
值。若它们被认真对待，甚至为我们所爱，会为我们后半生的旅程提供巨大的能量和意义。

第三章
内在的转变

一个人前半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每个人都知道，有的人从未真正离开过
家。这个人可能如字面意义所说，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彼此照顾；这个人也可能和父母住在
同一个社区，或者远在千里之外，但依旧受父母的控制。在心理上没有与父母分离，仍然跟他
们捆绑在一起。这些人前半生的任务是未完成的。

未获得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会困扰并阻碍个体后半生的发展。要为第二个成年期做准备，不仅
需要与父母保持地理上的分离，我们还必须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份有报酬
的工作就够了，而是说我们要感受到任务的挑战，并在完成任务时感到满足。

我们还需要更成熟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在不可避免的关系摩擦中，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并与另一个人达成妥协，意味着这个人无法达成自己的精神现实。此外，作为一个公民，我们
还应该参与到外部世界中去。每个人都想过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偶尔的撤退无疑有
助于灵魂的恢复，但如果总是逃避，只会阻碍自我同一性的进一步发展。荣格再次清晰地表达
了这项任务：

生命的自然历程要求年轻人献祭他们的童年，放弃对父母的幼稚依赖，以免他的身体和灵魂仍

被无意识的乱伦所束缚。

恐惧意味着挑战和使命，因为只有鼓足勇气才能挣脱恐惧。如果选择对危险退避三舍，就是对

生命意义的某种亵渎，整个未来就会变成一潭绝望的死水，一束忽明忽灭的火光。

正如我们所见，即使是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也会在中年遭到破坏。一段失败的关系带来的心碎，
曾经支持和拯救我们的人的离开，职业发展热情的丧失，都表明迄今为止由它们所维持的投射
和同一性受到侵蚀。无论一个人在巩固自我状态、建构自我世界方面多么成功，中年之路上的
坍塌都会带来困惑、挫败和身份丧失的体验。

通常，当一个人踏上中年之路时，前半生未完成的事务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来。例如，在离婚
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面对曾被婚姻掩藏的心照不宣的依赖性。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将父母情
结投射到了伴侣身上，或者发现自己缺乏工作技能或自信。然后，前半生的“未竟事业”就会找上
门来，让我们心生怨恨或指责他人。

中年之路上最有力的冲击之一，就是意识到我们和世界之间并没有签订心照不宣的契约，并不
是只要我们心地善良、意图良好、行为正确，事情就会进展顺利。我们假想和这个世界实现互

惠；只要我们尽职尽责，世界就会报之以歌。许多古老的故事，包括《约伯记》 ，都向
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契约。每个经历过中年之路的人都被迫明
白了这一点。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极高的期望和美好的心愿，没有人会踏上婚姻的小船，而不
顾罗盘多么不稳定，潮汐多么起伏。当一个人站在亲密关系的废墟中，他不仅失去了这段关
系，而且常常失去了整个世界观。

也许最大的打击是自我至高无上的幻觉受到侵蚀。无论自我的投射曾经多么成功，如今它再也
不能独揽大权。自我的崩溃意味着一个人并没有真正掌控生活。尼采曾指出，当人类发现自己
不是上帝时，他们是多么沮丧。实际上，意识到一个人甚至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这就
足够了。荣格强调，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时，自然会不寒而栗。因此，除了震惊、
困惑甚至恐慌之外，中年之路的根本结果是使人谦逊。我们和约伯一起坐在粪堆上，失去了幻
想，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不过，这种经历可能会带来新的生命。在前半生的斗争中获得的力
量，现在可以用来与后半生周旋了。

如果自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就无法从“自我—世界”轴转移到“自我—自性”轴。在自我分离与固化
的过程中未完成的事务，将会变成一个人成长的障碍。

生活会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长大，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长大确实是中
年之路上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意味着最终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面对自己的依赖、情结和恐
惧。它要求我们不再因自己的命运而责备他人，并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精神健康承担全部责
任。我的分析师曾经对我说：“你必须把你的恐惧提上议程。”这听起来令人害怕，但我知道他是
对的。这个议程要求我负起责任，要求我全力以赴。

在中年之路上，我们通常还要抚养孩子、养家糊口、尽职尽责。然而，即使外部世界不停地要
求我们付出，我们也必须转向自己的内心，去成长，去改变，去寻找那个作为旅程目标的人。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

当自我不再独揽大权，即一个人了解自己和掌控大局的幻觉破灭时，必然会导致人格面具和阴
影之间的冲突。在中年时期，人格面具（persona）和阴影（shadow）的对话，表明了个体要在
社会现实和个人真实之间实现必要的平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对社会环境或多或少有意识的适应。我们创造了许多人格面具，它们是一些随
机应变的角色。我们在父母面前是一副面孔，在老板面前是另一副面孔，在爱人面前又是一副
面孔。虽然人格面具只是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媒介，但我们往往会混淆他人的人格面具与其内在
真实，也会把自己的内在与角色混为一谈。如前所述，当我们的角色改变时，我们会迷失自
我。人格面具会伪装成个性，但归根结底，正如荣格所说，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个体和社会

之间的妥协”。

一旦认同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即社会化的自我，当我们从外部世界中抽身而出，面对自己内在
的现实时，必然会承受焦虑。因此，中年之路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改变我们与人格面具的关
系。

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

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阴影包含了所有至关重要但也存在问题的愤怒和性欲；当然，也包含了欢乐、自发性和未点燃
的创造火花。弗洛伊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经症是文明的代价。文明社会的要求，从一个人诞
生的家庭开始，就将心灵的内容分裂，将我们的阴影拉长。阴影代表了社会价值的利益对人类
天性造成的伤害。因此，面对阴影以及对它的整合，可以治愈神经症的分裂，使人得到成长。
正如荣格所总结的，如果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人类的阴影乃是万恶之源，那么，现在经过更
仔细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阴影并非只由那些应在道德上受谴责的倾向组成，它也表现出一

些良好的品质，例如正常的本能、适当的反应、现实的洞见和创造性冲动等等。

人到中年，我们已经压抑了自己的大部分个性。例如，愤怒经常在中年时期爆发，就是因为人
们一直被鼓励压抑它。anger（以及anxiety, angst, angina）的词根是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angh，它
的意思是“压缩、限制”。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着对自然冲动的约束，因此，愤怒的日积月累是
可以预料的。但是，那些与自然冲动相关的能量去哪里了？通常，它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野心，
促使我们使用麻醉品来减弱其强度，或者导致我们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个人被教导发怒是
一种罪恶或道德败坏，那么他就会远离这种真实的体验。但如果愤怒得到了承认和引导，它也
可以成为改变的巨大动力。此后，人们就会拒绝非本真的生活。我们花了一辈子投资人格面
具，愤怒的阴影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实的自己，是治愈内心分裂的必要步
骤。

遭遇其他的阴影也十分痛苦，因为不得不承认通常不被人格面具所接纳的一系列情感，如自
私、依赖、欲望和妒忌。在此之前，人们可以否认这些品质，并把它们投射到别人身上：他爱
慕虚荣，她野心勃勃，等等。但是，人到中年，已经没了自我欺骗的余地。在清晨照镜子时，
我们看到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虽然面对不那么好的品质会令人痛苦，但承认这些品质可以让我
们撤回对他人的投射。荣格认为，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撤回自身阴影的投
射。承认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勇
气。但是在这个谦卑的时刻，我们开始改变、提升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带来疗愈关系和自己
的机遇。

与自己的约定也意味着回到过去，拾起被丢弃的东西：生活的乐趣，未开发的天赋，童年的愿
望。如果我们把心灵看作一幅镶嵌画，很难计算出这幅画的所有碎片，更别说实现了，但每一
个碎片都无疑能治愈和奖赏受伤的灵魂。因此，想学弹钢琴的人们，想去上大学的人们，或者
想在夏日午后泛舟湖面的人们，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当初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做。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心灵构造，但可以选择喜爱或忽视它的内容。然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
不能自由地承认自己内心的现实。我们缺乏来自父母的充分肯定，缺乏父母拥抱生活所树立的
榜样；我们内化了这种忽视，内化了阻止我们发挥潜力的禁令。人到中年，允许自己按照真实
内心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
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阴影的暴动是自性纠正功能的一部分，以使一个人能保持平衡。整合阴影，活
出未实现的人生（the unlived life），关键是明白这一需求源于自性，它既不希望进一步地压
抑，也不希望无节制地行动。整合阴影不仅要求我们在社会中负责任地生活，还要求我们更诚
实地对待自己。我们通过人格面具的失效了解到，过去我们过着临时的生活。整合内心的真
实，不管是让人快乐还是不快乐的，对于带来新的生活和意义的重建都是必要之举。

亲密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年时，没有什么比婚姻这种长期亲密关系更容易带来失望和伤害了。这种关系承
载了我们的内在小孩。对于亲密关系，我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太多的需求，收获了太多的失
望。每个人在中年回望过去时，都会对自己几十年前在婚姻、职业上的选择以及做选择时的无意
识不寒而栗。年轻人总是坠入爱河，许下终生承诺，诞生爱的结晶。他们会继续这么做下去。但
在中年之路上，许多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和伴侣，这给亲密关系带来巨大的考验。事实上，很少有
中年婚姻——如果它们能存活下来——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么婚姻成为人们内心压力的主要
来源，要么离婚成为踏上中年之路的起点。

为了更多地了解亲密关系在中年之路上的角色和重要性，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这种关系的本
质。显然，我们向其交付灵魂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现代文化通常认为婚姻和爱情是同义
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婚姻都只是维护和传递价值观、种族意识、宗教传统和权力的工
具。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于爱情的婚姻有更好的历史记录，而爱情是最难以捉摸的感情状态。
类似地，只要死亡或命运不加干涉，基于相互依赖的婚姻也会维持得很好。（一个以前的同事，
被大屠杀的经历所折磨，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女人，她接管了他的生活，双方都觉得很满
意。）事实上，根据各种说法来看，基于生活需要的婚姻比基于爱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
长久。正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的：

当两个人处于最激烈、最疯狂、最虚幻、最短暂的激情之下，他们被要求发誓将一直保持这种兴

奋的、不正常且令人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下图展示了人们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常见的互动：

在意识层面，两个人的自我建立关系，但人们不会在自我关系的基础上缔结爱情关系。这一“荣
耀”落在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身上，它们是一个人心灵内部无意识的异性成分。

简单地说，阿尼玛代表了男性内化的女性特质，最初受到母亲和其他女性的影响，同时也会被一
些未知的、对他而言独特的东西所浸染。他对阿尼玛的体验，代表了他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代表
了他的直觉，他的感官生活以及他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则是她对男性法则的体
验，受到父亲和文化的影响，但同样也有一些神秘的独特性。阿尼姆斯代表了她的根基感，她的
潜力，以及她全力以赴实现愿望的能力。

然而，亲密关系的基本真相是，一个人会把自己身上未经意识检验的东西投射到伴侣身上。上图
中的对角线箭头显示了这种从阿尼玛（阿尼姆斯）到自我的投射，以及相应反方向的投射。

在众多异性中，只有少数人会相互吸引，他们都是投射的好钩子，至少能暂时招引投
射。图中这种对角线的动态就是所谓的浪漫爱情。

浪漫的爱情给人一种深刻的联结感，带给人新的能量、希望以及归属感。一见钟情就是这种投射
中最引人注目的。只要对方能暂时维持这个投射，哪怕他/她是一个杀人犯。很明显，在这个投射
背后，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并且毫无疑问也向我们投射了大量内容。但对我们来说，
这个“他者”是特别的。我们会说，“这个人不一样”或者“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流行文化助长
了这种错觉。如果把音乐排行榜前40首歌曲串烧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我一直过着悲惨的日
子，直到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所有的事物焕然一新，我们站在了世界之顶；有一天你变了心，我
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你离我而去，现在我过着悲惨的日子，永远不会再爱了，直到下一次
遇见。”这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别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每天生活在一起，会无情地消磨投射；最后，一个人所面对的只是对方的特性，后者根本无法满
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们会在中年得出结论：“你不是我当初结婚的那个人。”事实上，他们从
来都不是。他们始终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当时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现在也只是稍微了解了一
点。由于我们把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爱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
分。这种联结感和归属感是如此美妙，并带来大量的希望，以至于失去它时，我们感觉那是一场

灾难。

亲密关系的真相是，它永远不会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更好。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对
“亲密他人”的选择，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事实上，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在暗地里透露出我们
的本性。因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体现，没有任何关系会好过我们与自身无意

识的关系（上文图中的纵向箭头）。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要求，亲密关系就不会如此沉重。但如果这种关系不能满足内在小孩的期
待，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荣格指出，人生意义来自：

人们感觉他们过着象征性的生活，他们是神圣戏剧中的演员。这给了人类生活至高的意义；其他
的一切都是平庸的，是可以忽略的。一份职业，生育孩子，与至高无上的事情相比，与你人生的

意义相比，都是幻象。

比如，问题就从期待那个魔幻“他者”来拯救我们，转变为亲密关系在获得人生意义中所扮演的角
色。

显然，我们文化中的亲密关系模式，以及人们第一个成年期的愿望，是希望融合或合而为一，即
相信通过与另一半的结合，自己将得到补全，变得完整。通过结合，我们融为一体；通过结合，
我们变得完好。一个人面对浩瀚的世界，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足，自然会产生结合的愿望，但
这种愿望实际上会阻碍两个人的发展。当日常生活磨灭了希望以及伴随的投射，人们就会经历意
义的丧失，也就是说，投射到另一半身上的意义烟消云散了。

从中年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替换掉融合模型，因为它根本行不通。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心理
健康负责任，那么对于后半生来说，这个适用的模型应该如下图所示：

这个盆状的容器暗示着成熟的亲密关系的开放性特征。每个人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个体化负
责。在这段亲密关系中，人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但不能为对方执行个体化或发展的任务。
（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个体化的重要性。）这个模型抛弃了一个人会被“他者”所拯救的观念。它
假设双方都能接受个体化的邀请，并通过完善自己来为亲密关系做贡献。成熟的亲密关系超越了
融合模型，要求双方都承担起个人责任，否则婚姻就会停滞不前。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
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
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用亲密关系来支撑脆弱自我的年轻人，不
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和纪律的要求。从前他需要肯定和认同，现在他必须接受差异和不同；
从前他想要简单的合而为一的爱，现在他必须学习如何爱上差异性。

当一个人放下他的投射和巨大的隐秘议程时，他就可以被伴侣的差异性所扩展。一个人与另一个
人结合，并不像融合模型那样合而为一，此时会产生第三个空间。两个人是单独的个体，他们的
关系形成了第三种力量，迫使他们超越各自的限制。此外，当一个人放弃投射，把重点放在内心
成长上，他就会遇到自己浩瀚的灵魂。“他者”帮助我们拓展了心灵的可能性。

里尔克把亲密关系描述成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

这显然已经接近真相了，因为我们最终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孤独。我们必须承认，投射不会永远持
续，但话说回来，它可能会被更丰富的东西所取代。由于投射是无意识的，我们无法确定自己与
“他者”的关系是否真实。但如果我们为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就不太可能将内在小孩的依赖和不
切实际的期望投射出去。

因此，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

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如果一个人没有准备好参与长期的对话，他就没有准备好进入长期的亲密关系。许多年老的夫妻
早已无话可谈，就因为他们停止了作为个体的成长。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
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
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长受到另一半的阻碍，同样是不可接受
的。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成熟的婚姻中，在开放和辩证的
婚姻中，我们会经历第64页图中所示的最深层的关系，即两个神秘事物之间的交流，两个内在异
性能量之间的碰撞；这就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

因此，爱情是一种经历荣格所提到的象征性生活的方式，是一种遇见神秘的方式，其名称和本质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我们就会陷入浅薄。到了中年，许多婚姻要么草草收
场，要么苦苦挣扎。在过去，那些撤回投射的人因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法寻求另一段婚姻。有
些人选择外遇，有些人滥用药物，有些人通过工作和育儿得到升华，还有些人则患上偏头痛或抑
郁症。积极的选择通常是遥不可及的。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尽管每个选择都不容易，但
至少好过被困在一个不利于伴侣个体化的体制中。尽管初心美好，自我意志泛滥，但真相终将大
白于天下。审视那个承载了自己希望和需求的体制需要勇气，但这种勇气同时也会带来治愈，让
人恢复完整，并重获新生。

相信魔幻“他者”是一种残酷的自欺欺人。即使找到了这样的人，肯定也是一种投射。如果过了一
段时间，我们仍然受到“他者”的照顾，那么很可能陷入了对方有意或无意投喂的依赖中。我不是
刻意贬低伴侣在人生旅途中可以发挥的支持作用，而是说，一个人可能会因此逃避对自己的生命
要承担的巨大责任。我认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在早上把丈夫送出了家门，下午就把男朋友
领回了家。虽然她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她无法尝试跟自己相处，无法与自己对话。

当一个人有勇气转向内在时，他将有机会面对自己人格中被忽视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不再急切地
从伴侣身上寻找生命意义，他就会被召唤去激活自己的潜能。

每个人在人生早期都被教导过“男女有别”，最近我就听说了一个经典的性别角色故事。一对夫妻
处在离婚的边缘，他们相互抱怨对方造成了自己现在的生活局面。男人说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
事业成功、养家糊口。他忠实地执行这个计划，却因为没有自己的生活而心生怨恨。他的愤怒在
内心积累，逐渐变得消沉，最后他感觉如果不离开这段婚姻自己就会死。他的妻子则回应说，她
一直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照顾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她也感到很郁
闷。

很明显，这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恪守性别角色的教诲，尽己所能地按其要求生活，就像他
们的父母一样；二十年来，他们变得互相憎恨。他们是彼此不快乐的帮凶；但除了完成第一个成
年期的剧本之外，我们还能期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做什么？他们很好地遵守了婚姻制度，但这
一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回馈他们。他们能否继续在一起，取决于双方对个人成长的承诺。

关于心灵，永恒不变的真理是：要么改变，要么在怨恨中枯萎；要么成长，要么在内心中死亡。
同样，中年婚姻的悲剧在于，这段亲密关系经常被怨恨所污染，以至于修复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损
害。美好的初心能否被唤醒，对伴侣的负面投射能否被撤回，始终是个问题。

平衡对他人的义务和对自己的义务，诚然很困难，但我们必须努力。这个问题并不新鲜。易卜生
的《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出乎意料的新潮。当娜拉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时，有人提醒
她还有对教会、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她回答说，她对自己也有责任。她的丈夫表示不理解。他问
道：“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娜拉回答说，她也不知道，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且因为
（实际上）她只是按照第一个成年期的剧本在生活，所以她不确定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一个多世纪前，当《玩偶之家》在欧洲各大都市上演时，骚乱接踵而至，因为它对婚姻和养育的
体制隐含着巨大的威胁。即使是现在，当你离家出走，甚至只是改变某种约束的模式，仍然面临
社会舆论、模范父母和内疚的阻碍。娜拉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圈子，却可能陷入社会排斥和经济困
境，因为法律会剥夺她的财产权、监护权和经济权利。但娜拉知道她必须出走，否则她就会死
去。

双方越早把个体化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的理由，这段关系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时间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心中烦恼和腹中空虚。当我要求一对夫妻想象十年后
没有任何改变时，他们通常会更明白必须有所改变。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阻止改变，他或她无疑仍
被焦虑所控制，并热衷于第一个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这个顽固的伴侣永远拒绝承担必要的
责任；如果是这样，他或她定会因为否定他人的生命而受到惩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碍他人的
发展，这是一种精神犯罪。

如果伴侣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快乐，并坦率地请求对方的支持，这段婚姻就有可能得到延续。这
时，另一半将不是拯救者，也不是敌人，而仅仅是伴侣。也许夫妻治疗的理想模式是，每个人都
接受单独治疗，更好地解决发展的需求，同时两人也一起参与会谈，修正过去失败的相处模式，
并讨论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这样一来，婚姻就可以成为个体化的容器。

为了达成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态度，我经常在伴侣在场时提出某些问题。例如：“在你过去的经历
或行为中，有什么可能会导致冲突或破坏亲密关系？”这让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寻找帮手对抗伴侣
的人感到震惊。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开始审视自己，并对亲密关系的维护和滋养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一个很有用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有什么梦想，是什么恐惧阻碍了你？”在听到对方的挣扎和失
望后，伴侣经常会产生同情，并希望支持他们。分享自己的挫败、恐惧和希望，才是真正的亲
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结婚多久。性爱是夫妻间的桥梁，孩子是两人之间的
纽带，但真正的如胶似漆是两个人感同身受。

除非我们能切身体会另一半的感受，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爱上对方的特性。也许爱实际上是一种
想象他人经验的能力，这种想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我们能肯定对方的存在。真正的对话有助于
这种想象，也是自恋偏执的解毒剂。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关注个人成长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自恋？
只要一个人决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并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人，这就不是一种自恋。

这需要一种双重的力量：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在想象中验证“他者”真实性的勇气。这两种力量在
我们的文化中都没有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而另一面恰恰就是许多婚姻的悲惨
处境。我们因为自己不快乐而埋怨伴侣，并私下怀疑自己是同谋。这简直是自掘婚姻的坟墓。

许多人都认为，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 在《不同的声音》（ In a Diferent
Voice ）中所见，女性比男性更难确认自己的个体化需求，因为亲密关系对女性提出了苛刻的要
求。女性意识的本质可以被描述为扩散性意识（diffuse awareness），这意味着女性非常了解她的
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人对她的要求。因此，吉利根提出，她身边的女性都同意年轻的斯蒂芬·迪达

勒斯（Stephan Dedalus） 的做法；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中，迪达勒斯宣布——就像乔伊斯本人一样——他要离开
他的家庭，告别他的民族和信仰，因为他不能再忠于那些无益于自己的东西。

但她们也认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在《天主教女孩自白》（ 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中表述的困境；当她想跃入未知的世界时，却被责任和内疚所束缚、所掣
肘。虽然今天的女性比她们的母亲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但许多人仍然会因为别人对她们
的要求而备感约束。所以，女性为了成就自我必须比男性迈出更大的一步。就像《玩偶之家》中
的娜拉一样，她必须在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做出牺牲的女性，既不是
好母亲，也不是好伴侣。女性成为圣徒的代价，需要她和别人共同承担。

童年的依恋需求在成人内心仍然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自然和正常的。但如果一个人的自
我价值和安全感总是依赖于他人，那么他是不够成熟的。“依恋饥渴”（attachment hunger）这个

词，就描述了对他人的自然需求失控时的模式。 当然，人们忘记了，每个人内心都有一
个现成的伴侣，至少是潜在的伴侣。

对许多男性来说，一大问题是他们的内心已经麻木。

大多数男性习惯于回避感情，避免本能的智慧，并凌驾于自己的内在事实之上，他们不管对自己

还是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是金钱、权力和地位的奴隶。菲利普·拉金 令人难忘地写
道，他们的

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就像圣诞节一样；他们

无助地背负着承诺、义务和必要的仪式，

漂流在衰老和乏力的黑暗大道上，

被曾经幸福甜蜜的生活所抛弃。

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没有允许或邀请男性对自己诚实的榜样。当一个男人被问及他的感受时，
他通常会解释自己的想法，或者“外在的”问题是什么。想想每一项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中，啤酒
广告所传递的巧妙而默契的信息。一群兴高采烈的壮汉扛大梁、锯木头或驾驶叉车。（他们从来
不会坐在个人电脑前面或抱着孩子。）哨声响起，老兄们的畅饮时间到了。他们大步走向附近的
酒吧，可以像好兄弟一样碰撞身体。在酒吧里，他们举起酒瓶，伴着一个有象征性的金发女郎，
这表明他们不是同性恋，并代表了即将在欢乐、愤怒或伤感中被召唤出来的阿尼玛。酒精，放松
了男人对内心女性的限制，释放了不被意识承认的东西。

如果男人与自己的女性灵魂都没有处好关系，又怎能期望他们与女人处好关系呢？女人不可能疏
通男人的内心；她们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对女性的投射。古埃及故事《厌世的男人寻找他的
灵魂》（ 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 ）流传至今，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也
许新鲜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在要求扮演战士和经济动物的旧角色时，越来越多的男人被邀请
进入内心，寻找自己真实的样子。

罗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梦境，男人的治愈》一书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疗，才能

够内化并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达到女人通常开始治疗时的状态。

我猜测他是对的，有多少男人准备接受一年的治疗，只为了达到这个起点状态。谢天谢地，有些
男人会这样做，但更多的男人却在漂泊和迷失。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男人只知道把权力当作男

子气概的证明。

因此，中年之路上的男人必须重新成为孩子，面对被权力所掩盖的恐惧，并重新提出那些古老的
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感觉？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
现代男人很少允许自己奢侈地问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一边步履沉重地去上班，一边梦想着退休
后在某个奢华球场打高尔夫，并祈祷这一天在心脏病发之前到来。除非他能谦逊地问这些简单的
问题，让自己的内心说话，否则他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他会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恼人伙伴。

类似地，许多女人也被剥夺了权力，她们天生的力量被内心消极的声音所侵蚀。负面的阿尼姆斯
紧绷喉咙，在她们耳边低语：“你不能这样做。”阿尼姆斯代表了女人的创造能力，她们过自己的
生活、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但它躲藏在一系列阴影之下，比如母亲的榜样、父亲的鼓励（或打
击）和社会所提供的狭隘角色。在传统上，女性总是被告知通过丈夫和儿子的成就来获得满足
感。

我读过的最伤感的评论之一来自玛丽·本森（Mary Benson）的日记，她是一个彻底的维多利亚时
代女性，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德华（Edward）的妻子，被婚姻和教会的双重制度所束缚。当爱
德华去世后，玛丽开始与自己相会：

我有一种糟糕的感觉，我整个人生都源自并在回应各种永不停歇的要求。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东
西，没有权力，没有爱，没有欲望，没有主动；他拥有我的所有，他的生活完全支配着我的生
活。上帝啊，给我点个性吧。我想有点个性。怎么把它和寻找自我联系起来？我感觉自己一直过
着一种浅薄的生活，既不是有意为之，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但是，我和爱德华这样一个占主导地
位的人在一起……再加上这个职位的巨大要求，我怎么可能找到自我呢？我似乎只是一个回应的

服务器，没有内核。但我必须有一个核心。

读者们，你们的内心是否受到了震动？你们是否也过着和玛丽一样的生活？虽然她的评论令人伤
感，考虑到当时的教会权力，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最终她必须承担责任。个性不是由上帝赐予
的；个性是通过每天与怀疑和反对的魔鬼抗争而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抑郁和
绝望。

现代女性不再受性别角色的定义，但她们要为平衡事业和家庭而英勇奋斗，曾经的梦想已经所剩
无几。一个女人在中年时，通常只剩下丈夫和孩子，孩子必然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丈夫则被工作
所占据，或者被他的阿尼玛所投射的新欢所俘。也许有人会说她有权感受到背叛和遗弃，但话说
回来，如果她能早点有意识地预见并为这些事做准备，她可能会迎来全新的自由。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在女儿上大学时对她说：“考虑到现在的离婚率，以及男人更短命的事实，
你有80%的概率会独自生活，不管你有没有孩子要抚养，不管你有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你最好
有自己的职业，有足够的自尊，这样你的价值感就不必依赖于身边的男人。”这些话不是乐观的
话语，不是早点结婚的告诫，不是辈辈相传的鼓励依赖。这位父亲并不享受说这番话。这番话唯
一的优点就是它的真实。

当女人在中年感觉被遗弃时，她的内在小孩很快就会“浮出水面”。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如果她
寻求治疗，第一年将用来发泄悲伤和愤怒，克服怀疑，接受我们并没有和世界签下心照不宣的契
约这一事实。在第二年，她将为新生活积蓄能量。如果她缺乏经济独立所必需的教育或工作技
能，她会尽其所能去获得它们。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她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在心理
治疗中，她可能会承认自己的无意识共谋。

对许多身处中年之路的女性来说，现在是时候实现与自己的约定了，这是多年前就已发出却被错
过的邀请。当脱下养育者的罩衣，女性必须重新询问她是谁，她想用她的生命做什么。除非她意
识到阻碍自己的各种内在力量，以及从父母和文化中获得的情结，否则她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阿尼姆斯的负能量会侵蚀女性的意志、自信和自我信念。阿尼姆斯作为正能量，代表着权力，代
表着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战的能力，代表着生命力的主张。阿尼姆斯作为正能量很少是被赐予
的，它是通过努力得到的。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
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中年外遇

有时，内心力量会以复仇之势崛起，使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据报道，外遇的发生率在50%左右，

男性略高于女性。 我想，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在早上醒来时说：“我今天要把我的生活
搞砸，哪怕伤害我的伴侣，伤害我的孩子，失去我为之奋斗的一切。”但这确实发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实上有什么优点，他或她肯定都是投射的对象。正如婚姻是内在小孩需求的主要
载体，当伴侣被证明只是个普通人时，第三者就成了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的全新对象。就在
我写这本书时，某位知名女演员宣布了她的第八次婚姻（也可能是第九次了）。我衷心祝福
她，但我知道，她这么大年纪了，仍然在投射。她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比她小20岁的壮小伙。我
还得知一个48岁的男人爱上了一个21岁的女孩。我看见他的小船正驶向尼亚加拉大瀑布，但我
知道说什么也阻拦不了。当然，我没见过这个年轻的女孩，也不知道他的妻子有多唠叨，更不
能想象他是不是感觉重生了。无意识的力量有时比逻辑、传统和法律更要求尊重。

弗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在分析期间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例如结婚、离婚或换工作。也许
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生活在继续，情绪在发生，决定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正
常运转。不管投射会不会消解，不管一个人是否被自己困住，生活从未停止，选择已经做出。
当我为夫妻提供治疗时，如果没有第三者，我总是会松一口气，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机会真诚
地处理婚姻问题。如果这段婚姻失败了，我们就直接承认这一点，而不是将问题转移到另一条
轨道上，也就是外遇所体现的投射。如果人们正在经历外遇，我会敦促他们尽量暂停联系，以
切合实际地看待自己的婚姻。有时，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丈夫或妻子能够切实地处理婚姻问
题。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浪费口舌。被无意识支配的个体是不可能注重实际的。

中年外遇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会将人拉回到成年早期的黄金时光。我常听到女人抱怨丈夫和一
个甜美的年轻女孩有染，我也看到过一些女性和年长的男人交往。这告诉我们什么？这表明阿
尼玛发展不充分的男性，会被类似水平上的女人所吸引；这还表明阿尼姆斯发展不充分的女
性，会被拥有世俗权力的年长男性所吸引。男人和女人都缺乏成年仪式，无怪乎这么多人在寻
求人生指导，甚至让爱人指点迷津。男人追逐年轻的女性，反映了他们不成熟的阿尼玛；女人
仰慕有地位或年长的男性，是对她们自身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补偿。难怪外遇具有这么大的“神

圣性” （numinosity）。它实际上拥抱了一个人失落的灵魂。然而，外遇往往会带来更多
的悲伤和丧失。睿智的心理治疗师梅·罗姆（Mae Rohm）曾说过：“你所得到的麻烦不值得你这

样做。” 但是，你试着把这话告诉一个正发生外遇的人，试着告诉一个被配偶外遇所伤
害的人，他们才不会相信。

前面讲过，第一个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追求合一，现在我们明白了，亲密关系究竟有多么复
杂。亲密关系的存在本身就令人惊讶。鉴于强大的无意识力量、投射、父母情结等，一个人怎
么可能会与另一个人诚实地建立关系？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说，放眼过去，人们做得挺好；然
后我们被迫承认，根据历史和自己的经验来看，他们做得也不怎么样。亲密关系从来都是一团
巨大的，令人困惑、伤心的混乱。

我倾向于把人看作一个多面体，一个有很多面的球体，而不是作为融合模型的一半在寻找另一
半。即使完美小姐和了不起先生在一起，也不可能将两个多面体的所有面都对齐，最多只能对
齐其中的一些。这是外遇的理由吗？是的！但这是一个坏理由。我知道一些所谓的开放式婚
姻，有些是由极度清醒的人经营的，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不管协议是多么理
性，人总是有情感的。即使在最理性的契约中，也会存在嫉妒、渴望和竞争。因此，如果多面
体的比喻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其中几个面与某个人匹配。诚然，这为结交不同的朋友提
供了理由，但这只有在不涉及爱情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承认我们是一个多面体，虽然可能威胁到伴侣，但却解放了我们自己，这也可能是发展的契
机。对于处于第一个成年期的人们来说，另一半是最主要的支持来源，多面体模型是一种威
胁。自然地，考虑到内在小孩及其各种需求，解决方案存在于外部，“会有一个‘外人’来治愈和
修复我”。但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外遇的兴奋、疲惫，以及最终的沮丧，他可能会质疑这一切意
味着什么。在这么多人都有外遇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说这种模式意义重大。我认为，这种意
义既是弥散的（在情绪上）又是非常明确的（在概念上）。

中年外遇的意义是迫使我们回到过去，拾起自己成长过程中落下的东西。由于未被发展的东西
在意识之下躁动，所以它仍然是未知的。在无意识的神秘扫描中，这些未被发展的东西被投射
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身上。我们寻求的是完整，是完成。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有什么可惊讶
的？但是，你试着把这些解释给一个坠入爱河的人听！外遇会继续下去，因为浩瀚的未知依然
存在。是的，外遇中的第三者也有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绝妙人选，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如果他或
她没有一些这样的特质，那么投射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新的关系能够幸存下来，那么
我们有可能整合了第一个成年期缺失的东西。我们可能非常幸运，也可能会大失所望。

也许最困难的任务是，学会接受和肯定自己在关系中的分离性。在我们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
题是，一个人除了对他人做出热切回应，还必须对自己的幸福负责。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们
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依恋需求仍然存在。外遇能够满足一个人在婚姻中未被满足的需求，而
婚姻则因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充满怨恨和愤怒。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埋怨他人。有外遇的人经
常会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我跟家里那个人没法说。”

事实上，一个人跟伴侣说的话要比跟一个相对陌生的人说的话多。只是婚姻中的对话已经被压
抑、重复和失望所包裹，以至于我们放弃了在伴侣的平凡中遇见“他者”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
神秘“他者”无疑吸引了我们的多面体自我中未发展部分的投射。当一个人与自己灵魂的倒影相遇
时，会有一种“上天安排”的感觉，这时，婚姻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夫妻双方必须有强大的
意志力，从外遇中抽身出来，把那些失去的时光，那些未曾尝试的对话，带回到最初的伴侣关
系中。

我见过太多的人，只有到了治疗室或离婚法庭上，才开始真正分享感受、愿望和从前的伤痛。
与其说婚姻失败了，不如说从未真正尝试过。如果像尼采所说，婚姻是一场伟大的对话，那么
大多数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另一半诉说自己的心事。人们一
起生活、生儿育女、共同养家，却从未真正理解伴侣的神秘性。这样的局面令人感到无比悲
伤。

婚姻完全有可能进入中年之路的漩涡，如果（我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愿意再次“分离”，并就这种
分离彼此对话，那么它就会解构和重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悖论：要使婚姻水乳交融，首
先必须有更大的分离。婚姻治疗可以解决冲突，识别和纠正不良策略，并制定一项成长的议
程。这些显然很重要，有助于提升婚姻的体验；但只有婚姻中的个体改变了，真正的新生才会
开始。在关系发生转变之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个体。一段婚姻不会比身处其中
的任何一个人更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转变包括三个必要的步骤：

（1）双方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

（2）双方必须承诺分享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因为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望而埋怨对方。同样，
他们也要不带防御地努力倾听对方的经验。

（3）双方必须承诺长期保持这样的对话。

这三个步骤要求很高。而另一种选择是，婚姻要么磕磕碰碰，要么解体。敞开的对话是长期承
诺的意义所在。不管有没有结婚宣誓，真正的婚姻都离不开敞开的对话。只有敞开地对话，充
分分享做自己的感觉，同时倾听对方的内心感受，才能实现对亲密关系的承诺。而一个人只有
对自己负责，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并有足够的弹性来承受与“他者”的真实相遇，他才能参与敞开
的对话。

爱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为一个人由此进入了关系的真正奥秘，在这个奥秘中，
一个人被带到了第三个空间——不是你加我，而是我们，是超越彼此的共同体。

父母情结的影响

前文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征之一，是个体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不仅在新的赋权背景
下与父母打交道，同时还看到了他们的衰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把自己与父母区别开
来。也许在中年，没有什么任务比摆脱父母情结更重要了；原因很简单，父母情结强烈地影响
了前面提到的虚假自我，即在第一个成年期形成的临时人格。除非我们意识到第一个成年期的
特征是反应性而不是生成性的，否则我们并不会真正成为自己。

无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是糟糕还是美好，这个世界的力量都是“外在的”，在那些大人身上。小时
候，看到父亲从他手上拔出鱼钩，既没有畏惧也没有哭泣，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得出结论，要
么是成年人对疼痛不那么敏感，要么更有可能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疼痛。我希望他能教
我那些奇妙的技巧，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害怕疼痛。

同样，在对青春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注意到，八年级过后，那些大孩子突然发生了身体上
的变化，去了一个叫作高中的地方，并对世界有了我所缺乏的了解。我不知道这种神秘的转变
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猜想，有人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一边，教他们如何成为大人。我偶然发现，
我们需要成年仪式，这些仪式帮助过我们的祖先，却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读者可能和我一
样失望：我们愉快地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却没有得到任何启示，而是发现脸上长满粉刺，遭遇
性困惑，并逐渐意识到大人也不懂任何魔法。

因此，第一个成年期的形成，不是基于我们对自己和外界的了解，而是基于我们对父母及各种

体制的指导或模式的依赖和困惑。正如大卫·瓦格纳（David Wagoner） 在《单面英雄》
（ The Hero with One Face ）中所写：

我选择了，被告知要选择的：

他们温柔地告诉我，我是谁。

我等待着，不知该学些什么：

此刻，再次失明，宛若初生。

人到中年，必须解决父母情结在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教养的经验是关
于生活本身的原始信息——它是支持性的还是伤害性的，它让我们感到温暖还是冷酷。父母的
形象缓解还是加剧了孩子与生俱来的焦虑？这就是个体核心焦虑的形成，它是我们所有态度和
行为的基础。

其次，亲子经验是个体与权力和权威的初次接触。人到中年，找到自己的权威是当务之急；否
则，后半生仍被童年的变化无常所支配。我们依靠怎样的权威（规范性价值观）来生活？是谁
在命令我？大多数成年人都花费很多时间来“检查”（checking in），因此，一个人必须努力抓住
内心所有的对白，并使之意识化。一个人要向头脑中无形的存在咨询或请求允许多少次？内心
的对话比人们想象的更根深蒂固、更隐蔽。那个“检查”的“我”是谁？“发号施令”的又是谁？这些
内在的权威，很可能是母亲、父亲或他们的代理人。

这种“检查”的反射性质令人震惊。只有当一个人因某个决定或冲突感到苦恼时，才会注意到它，
进而与之对抗。

如果一个人能够停下来，扪心自问：“此刻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那么，他就不
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当下。“检查”的潜在本质是一个人生活在过去。我认识一个人，每当
他要吐露一些私事或谈论别人时，就会小心翼翼地张望，甚至在私密的治疗会谈中也如此。他
称这是“德国式回望”（the German glance）。他在纳粹时代长大，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学会了

在说任何私事或可能违反权威的话时都要回头张望。尽管已经过去了50年，离他年少时的居住
地有四千英里，但他的身体和心理仍然记得要“检查”。可见，我们都会反射性地向过去生活中的
权威“报到”。

宗教指令对许多人起着这样的作用，他们充满了罪疚感，因不能自由地表达情感而显得极不成
熟。我曾见过一些专制和无意识的神职人员，他们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带来的益处更多。
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胁，对个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古人认为流放是对一个人最
严厉的惩罚，这绝非偶然。正统的犹太人吟唱卡迪什（Kaddish），为死者祈祷，为离开社群的
人祈祷；阿米什人（Amish）则“回避”那些离群的人。]从群体中被流放是来自权威的巨大威胁。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承受没有父母的认可和保护，所以他会反射性地学会抑制自然冲动。这种对
被排斥的焦虑的防御，被称作“罪疚感”（guilt）。失去家庭的威胁如此之大，失去父母的恐慌如
此之强，以至于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地“检查”。不管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移动，“德国式回
望”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没有能力活在当下，做一个自我定义的成年人，那么一个人就仍是过去的囚徒，与自己的
本性和成年人格相去甚远。意识到这种不真实性，起初会令人沮丧，但最终会让人解脱。承认
内心对外界权威（投射到了伴侣、老板、教会或国家身上）的依赖，是多么令人羞愧。即使在
今天，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常常显得可怕。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说道：“我曾被告知，考虑自己就
是自私。直至今天，当我提到‘我自己’或使用‘自我’这个词时，我仍然感到内疚。”

与处理父母情结和争取个人权威相对应的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投射到子女身上。许多
父母都将他们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前面提到有许多表面上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

父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自杀后，她的母亲甚至试图经营女儿的事
业。孩子经常从这样的父母那里收到矛盾的信息。“你成功了会让我高兴，但不要太过成功，以
至于把我抛在脑后。”因此，孩子体验到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

父母对同性孩子的身份认同通常是最强烈的，尽管他们经常会无意识地通过异性孩子来实现阿

尼玛或阿尼姆斯。正如盖尔·戈德温（Gail Godwin） 在《忧郁父亲的女儿》（ 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 ）中描述的那样，许多男孩不得不承担母亲的抱负，许多女孩不得不背负
父亲的阿尼玛。这种投射的极端情况表现为性虐待，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
的功能是幼稚的。

父母是充满爱心地养育和保护子女，还是不恰当地借由孩子来生活，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线之
隔。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例如，当父母的生活被焦
虑所阻碍时，孩子会发现自己也很难克服阻碍，甚至可能会无意识地忠于父母的发展水平。但
是，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

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诗人E.E.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 描述了这样一种
关系：

没有什么比真实更重要的了

——我说，尽管仇恨是人们呼吸的原因——

因为我的父亲活出了他的灵魂

爱是他的全部，胜过一切。

林肯曾说过：“既然我不愿做奴隶，我也就不愿做主子。” 我们希望父母赋予我们做自己
的自由，我们也就必须给孩子这样的自由。我们为做自己而努力奋斗，常常希望父母能意识到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分道扬镳。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孩子自由。据观察，青少年与父母之间
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赖的自然方式。当孩子上大学、找工作或结婚时，虽然大多数父母都感到
很高兴，但许多人仍然感到丧失了一部分自我，而这部分与孩子紧密相关。我认识一些父母，
他们每天都给已成年的子女打电话，有时一天打好几次。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依赖，而且
对子女没有任何好处；它阻碍了后者对第一个成年期的掌控。后者对第一个成年期的掌控。

许多父母对孩子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没有上对的大学、没有和对的人结婚，或者没有拥护正确
的价值观。父母越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独辟蹊径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
望。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让自己个体化，这样他们
才能自由地做同样的事。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分析师并没有制订患者应该如何个体化的计划。分析师试图促进患者的内
心对话，相信自性的声音将会显现，并希望患者相信自己的内在真实。这种方法将患者视为值
得尊重的人，能使神秘的召唤现身，而这种召唤的展开就是生命的目的。我们也应该如此对待
孩子，他们值得与众不同，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不是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才是要照
顾自己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样，我们的任务是爱上另一半的特性。

为自己没有成为完美父母而感到内疚，或者试图保护孩子免受生活的考验，这对孩子都没有好
处。渴望控制孩子，让孩子活出我们未竟的人生，让孩子复制我们的价值体系，这些都不是
爱；这是自恋，它阻碍了孩子的人生旅程。一个人个体化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他还要承担我们
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对孩子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它为我们进
一步的个人发展释放了能量。

人到中年，另一个必须面对的父母情结的方面是，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影响自己的亲密关
系。孩子所接触的亲密关系模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认为，他或她会选择
与父母不一样的伴侣，采用不同的相处模式，从而避免父母婚姻的困境。再往深处猜，只要父
母情结在起作用，人们就会选择同一类型的人，或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点才会变得明显。

因此在中年时，意识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像父母，自己的关系遵循着熟悉的模式，我们会感到震
惊。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年时改变自己，可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亲密关系。我们内在的改变
往往需要关系中的附带变化，无论伴侣是否有相同的倾向。可悲的是，有时父母情结的影响过
于深刻，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污染”了婚姻。（父母情结对婚姻的影响，类似于军方描述平民伤亡
时所说的“间接伤害”。）

回想一下荣格关于情结的概念。情结代表了心灵中充满情绪的能量群，部分从自我中分离出
来，因此可以自主运作。情结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反射，其影响力取决于源头的强度或持续时
间。尽管我们倾向于关注生活中消极的情结，但也有些情结是非常积极的。毋庸置疑，父母情
结非常强大，因为他们在早期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通过一位诗人的作品，可以戏剧
性地说明积极和消极的父母情结。

许多现代诗人已经抛弃了文学前辈所持有的观念，即他们可以表达整个时代的精神。相反，他
们倾向于反思自己的个人生活，在那里寻求某种意义，并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来触动他人的生
活。这样的诗通常被称为“自白”（confessional），既因为个人而私密，又因为人类相同的境况而

普遍。现在，让我们以美国当代诗人斯蒂芬·邓恩（Stephen Dunn） 的三首诗为例。第一
首是《家务事》（“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母亲去世时，我想，

我要写一首悼亡诗了。

真不可原谅

但后来我原谅了自己

就像被母亲深爱过的儿子

能做的那样。

我凝视着棺材

知道一辈子很短，

要是有几辈子多好

重温甜蜜的回忆。

很难确切地知道

如何让自己走出悲伤，

但我记得12岁时，

1951年，在这个世界

展露面目之前。

我问母亲（颤抖着）

能否看她的乳房

她带我进了房间

没有尴尬或害羞

我盯着它们看，

不敢要求更多。

多年后的今天，有人告诉我

没有母爱的巨蟹座人

注定不幸，而我，一个巨蟹座，

再次感到福分。多么幸运

曾有位母亲

给我看了她的双乳

那时候，我同龄的女孩

乳房发育得各有千秋，

多么幸运

母亲没有挫败我

一切恰到好处。

如果我要求碰触，

或许还会吮吸，

她会怎么做？

母亲，已故之人

她让我能够

轻易爱上女人，

这首诗

献给

我们逗留的地方，献给

我们完美的缺憾

献给你守口如瓶，

在屋里屋外

开始做家务。

在这里，邓恩显然是在处理母亲情结，因为他不仅记得过去，而且能够看到它对现在的影响。
意识到这些经历及其无声的影响，是中年之路上的一项必要任务。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母亲在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在感受到母爱之后，诗人
能够接受甚至原谅自己。只有得到父母的肯定，我们才能够爱自己。其次，诗人意识到他对女
性的初次体验如此积极，因此他可以将这种信任和爱过渡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显，他在这里
踏上了危险的境地，甚至作为一个孩子冒险进入了禁区。接触“他者”就像造访一个陌生的星球。
如果一个人的初次接触得到了支持和鼓励，那么以后的接触大抵也会如此。母亲情结的前两个
影响是被爱的体验和与“他者”的神秘相遇，第三个是母亲所具有的智慧。例如，她知道在不破坏
神秘感或隐私的情况下，如何尊重孩子的求知欲。还需注意的是，诗人回忆的是基于一个普通
的情境，这意味着其非创伤性以及在心理上积极的影响。

除了维护孩子的安全，父母最深层的角色是原型。也就是说，无论孩子在父母身上体验到什
么，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样，并激活了孩子自身相似的能力。

自然，父母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父母的孩子，只能示范和传递自己有限的经验。因此，受伤的、
残缺的灵魂遗产代代相传。孩子的两大需求是养育和赋权。养育意味着这个世界为我们服务，
与我们达成妥协，在身体和情感上支持和喂养我们。赋权意味着使我们能够迎接生活的挑战，
并为自己渴望的东西而奋斗。虽然父亲或母亲都可以提供养育和赋权，但在原型上，养育与女
性原则有关，赋权与男性原则有关。

在一组名为《遗产》（“Legacy”）的长诗中，邓恩追溯了他父亲在家族故事（mythos）中的角色
演变。第一首诗的标题是《照片》（“The Photograph”），代表了孩子与潜在赋权原型的相遇。

我父亲在“斯塔恩船长” ，

大西洋城的一家餐厅。

那是1950年，

我11岁，也在那里。

他卖了很多冰箱，

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们在那里，

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屋里的人开始窃窃私语之前，

在传唤证词之前，

在生活被毁之前。

父亲在微笑。我也在微笑。

在我们面前，

有一碗小虾。

我们穿着相同的衬衫，

短袖上有小帆船。

这是在粗俗和幸福之间

开始产生差异之前。

很快我会起身

弟弟仍挨着他坐。

妈妈会按下快门。

我们相信公平，

我们依然相信美国

就像祈祷，就像圣歌。

虽然父亲头发逐渐稀疏

但从他的脸色看，

什么也阻挡不了他。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怀旧之情（nostalgia）。相机捕捉到了一个瞬间，那个瞬
间的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真相，但仍然是个真相。这个世界该如何衡量？对诗人艾略特来说，
“我们用咖啡勺、我们唯一的纪念碑、混凝土公路和无数丢失的高尔夫球，来衡量我们的生命”

。而对这位父亲来说，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比别人的爸爸卖掉更多的冰箱。即使失去了
童年，失去了虔诚的美国，但“从他（父亲）的脸色看，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我们能感觉到父亲
将生活的真相传递给了孩子，即使母亲通过揭示神秘使这个未来之人得到解脱。

没有目睹过这些神秘（真相）的孩子步入成年后会有多么不同呢？当父母的榜样是谨小慎微、
恐惧、偏见、依赖、自恋和无能为力时，子女的第一个成年期就会被这些信息所支配，或者不
顾一切地寻求补偿。将自己的认知与父母的信息分开，是我们进入后半生的必要前奏。

邓恩的另一首诗阐明了梳理关键问题的任务。“我在哪些方面像我的母亲？”“我与母亲有哪些不
同？”“我有多像我的父亲？”“我与父亲有何不同？”“谁对我的影响更大？”“事情发生时，另一个
人在哪里？”“若在不同时空，我的人生旅程会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必要的问题。答案不一定立
即呈现，因为激发我们的东西往往是无意识的，我们只能通过重复、治疗或顿悟来辨别其中的
模式。在十年后写的第三首诗《无论如何》（“Regardless”）中，邓恩开始了这一过程。

有一次，飓风来袭

父亲带我去洛克威

看大海的翻腾，

这让母亲很生气，她的爱

是周全的，是袒护的。

我们看到木制防波堤崩塌，

看到海水涨到了木板路上，

感受到了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晚餐时很沉默

一场更冷、更熟悉的空气风暴来临。

父亲总是因令人愉快的错误

惹来麻烦。

母亲警觉地等着它们，

就像被压迫者

等待他们的历史性时刻。

工作日，六点过后，我会骑着自行车

到舰队街小酒馆，

叫他回家吃晚饭。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儿，兴致勃勃的孤独的爱尔兰人，

充满了欢声笑语。

他在那儿令人羞愧，催他回家令人羞愧。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

一个学会了爱上风的人

无论如何，风都会走自己的路。

我以为当时发生的情况

就是伤害。

我们再次看到，父亲为孩子揭开了生活的奥秘，在风暴肆虐的大海面前，父亲是精神领袖，指
引我们走近奇观。母亲的保护意识虽然周全，但也意味着束缚，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也是孩子
所需要的。于是，两种形式的爱（eros）在餐桌上碰撞，孩子夹在中间。飓风的隐喻暗示了其他
更黑暗的风暴。因此，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叫父亲回家令人羞愧，成为传话筒也令人羞愧。羞
愧是孩子内化的记忆，关于夹在父母之间、爱着双方、需要双方的记忆，是无论如何也要跟随
内心的风的记忆。多年以后，这些发生的事情被识别为伤害。我们要问：伤害了什么？有什么
影响？这在今天是如何影响你和其他人的？其他的诗也揭示了其他的问题。

只要一直保持无意识状态，我们就会继续背负着父母的悲伤、愤怒或未实现的生活。羞愧也是
如此，因为羞愧意味着一个人觉得自己与他人的创伤有牵连。最后，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的品
质来评判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和他人没有造成伤害。在斯蒂芬·邓恩的这三首诗中，我
们看到了积极和消极的父母情结在起作用。再次强调，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过
去。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会渗透到现在，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感受到被滋养的程
度，直接影响了我们养育他人的能力；我们感受到被赋权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过自己生活
的能力。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冒险建立关系，乃至想象它是支持性的而不是伤害性的，这是我
们和父母情结的有意识对话的直接结果。

许多人的父母都曾受过伤害，他们无法满足我们对养育或赋权的原型需求。在中年时期，研究
这段个人的历史很有必要。我听到有人说，心理治疗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父母，其实不
然；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能原谅父母造成的伤害。最严重的罪行是保持
无意识状态，这是我们无法负担的罪过。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现什么创伤和缺陷，我们都有
义务养育自己。

自然，要实现我们内心在原型上没有被激活的东西非常困难。但没有巨大的风险，任何事都难
以完成；因为我们必须冒险进入一个充满恐惧的未知世界。如果我经历过父母的背叛，就会发
现很难去相信别人，因此也更难冒险建立关系。我可能会害怕异性。我可能会破坏自己与他人
的关系，甚至从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我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我就会害怕失败、避
免成功，让自己陷入一个不断逃避生活任务的循环中。即便我觉得脚下无路可走，仍然必须步
步向前，一步一个脚印，直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不辨别这些重要信息的来源，不辨别它们源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我
们的任务是更充分地生活，如果没有来自早年的明显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便不会实现。荣格曾
经说过，除非我们能够将父母视为其他成年人，否则我们无法长大；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肯定
是特别的，也许还曾受过伤，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那些踏上或没踏上自己心灵旅程的人。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旅程，这足以让我们超越个人历史，发挥全部的潜能。

职业世界：工作与使命

到了中年，没有人需要被提醒经济现实。人到中年，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样的陈词滥调：金钱
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就像第一个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样，金钱到头来
只是流通的金属或纸片，虽然有用，但在任何终极意义上都不值一文。因此，每个人都背负着
经济任务和经济创伤。对许多辛苦持家的女性来说，经济自由是她们所没有的权利。对许多中
年男性来说，承担着孩子的正畸账单和大学学费，经济就像一件紧身衣，根本脱不下来。

为了满足这些现实，大多数人不得不一辈子工作。对一些人来说，工作是一种情感寄托；而对
另一些人来说，退休的梦想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在招手。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
组成部分。但什么样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工作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
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
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使命，而是使命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回应它。使命
可能与挣钱毫无关系。有人可能被召唤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艺术的时代，有人可能被召唤
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遭遇忽视，甚至被拒绝，但仍然坚持不懈。

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 的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就着力描写了这种困境。拿撒勒人耶稣原本只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为罗马当局制作十
字架的木匠。他想娶抹大拉的玛丽亚，住在郊区，驾着健壮的骆驼，生两个孩子。但他内心的
声音，也就是使命，却召唤他去另一个地方。体验到被父亲抛弃的凄苦后，他面临的最终诱惑
是放弃自己的使命，成为一个普通人。当他想象以这种方式生活时，他意识到他会背叛自己，
背叛自己的个体化。当他对“使命”俯首称臣时，耶稣最终成为基督。因此荣格说，正确地模仿基
督，不是像从前的拿撒勒人那样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个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稣活成基督那

样。 [就如圣保禄（St.Paul）所说：“我没有成为基督，但基督活在我心中。”]

职业很少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有媒体报道，在最近任何一年中，都有

近40%的美国人更换职业；不只是换工作，而是改变职业生涯。 当然，这种流动性和转
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机遇的结果，但也有许多人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活得
更久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从事多种职业，每份职业都激活了多面体自我的一个方面。

当然，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能忽视，但也要考虑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可以在经济奴役中度过一
生，也可以说：“这是我谋生的方式，是用来支付账单的；那是我补给灵魂的方式。”例如，我认
识一个有哲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每天从凌晨3点到上午8点负责送报纸。这是一份无须动脑只为
支付账单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是个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间找到了平衡，
且两者都为他服务。

有些人能够把工作和使命结合起来，尽管他们可能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有时强烈的使命甚至要求牺牲自我的欲望。但对使命来说，我们无法提出要求，只能对其臣
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俯首称臣”。自我并不主宰生活，它所知甚少。正是自
性的神秘，令人惊讶地指引我们变得完整；而我们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在生命旅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当认识到并撤回金钱和权力所代表的投射时，我们就不得不扪心自问：“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
问题必须被时常提出，我们也必须虚心听取答案。在个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召唤使许
多种能量现身。正当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时，我们可能会受到由内而外的破坏，并被召唤转向

新的方向。无论我们的社会负担如何，无论我们的经济约束如何，我们都必须不断地问自己：
“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依靠计划、代价和足够的勇气，我们必须找到完成使命的方法。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
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
法。评判我们的标准，不仅有内心是否善良，还有我们是否勇敢。放弃奋力争取的安全感也许
令人恐惧，但它根本比不上否认我们自身使命带来的恐惧。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
并不能满足它。

劣势功能的显现

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催生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因此，从小学开始，我们就
根据能力和资质被分组，并被引向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
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在商业和专业培训的重压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被大大削
弱。因此，我们逐渐被狭隘的学术背景所束缚。荣格对神经症最简单的定义是“自我分裂”，即人

格的片面性。 这一定义将涵盖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因为之前讨论过的后天人格的反应
性，也因为西方社会教育过程的本质。我们接受的训练越多，人格就越狭隘。

1921年，荣格出版了一本书，描述了八种人格类型，说明了我们处理现实的不同方式。
他的术语“内向”和“外向”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这四种功能，人皆
有之，只是比例不同。所谓的优势功能，是我们为了适应现实而本能地求助的功能。类型学
（typology）似乎有一个遗传基础，尽管肯定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内倾或外倾的态度描述了我
们倾向于将现实视为“内在”还是“外在”来处理。因此，一个外倾感觉型的人，很可能会被外部世
界所吸引，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厨师；而一个内倾思维型的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学者，但绝对不
擅长做推销员。

我们的优势功能通常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我们都倾向于尽可能地使用这些功能。此外，如上所
述，我们很快就会根据我们所擅长的领域被分类，并进一步蜷缩进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接受
的训练越多且越成功，视野和人格也就越狭隘。社会为此奖励我们，而我们也串通一气，因为

遵循我们的优势功能，比使用那些笨拙的或回报较少的功能更容易。

优势功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更好，仅仅意味着更发达和更多地被利用。劣势功能是指人们最少
求助的处理现实的模式，也是让一个人感觉最不舒服的模式。一个思维型的人不是没有情感，
但审视事物的含义，如何理解它，如何处置它，是思维型发挥作用的自然方式。这个人的情感
生活会以更原始、更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中年之路上，心灵中不太发达的部分会要求得到关注。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情感型的
人。他用聪明的头脑想出许多合理化的方法，来为他充满激情的情感辩护。当他的同事提出异
议并离去时，他认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叛徒。他没有冷静地阐述他的理论并将其交给众人评
判，而是用它们来捍卫对生活的情感导向。与之相反，荣格是一个外倾直觉思维型的人，他的
思维范围涵盖了精神分裂症、炼金术和飞碟等主题。他拥有直觉型的“发散思维”，但缺乏感觉型
的顺序逻辑。为了增进他的感觉，他烹饪、雕刻和绘画，所有这些都旨在将劣势功能带入意
识。

人到中年，我们会遇到很多苦恼，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部分内在的苦恼源于这样一
个事实：我们和社会串通一气，忽视了个人的完整性。我们在容易的事情上就“驾轻就熟”，我们
被奖励的是生产力而非完整性。在梦境中，我们活出了人格的另一面，因为劣势功能是通往无
意识的活板门。如果我们要作为个体发展，如果我们要加强人际关系，就必须认真对待类型学
的问题。

荣格的类型学理论不仅仅是另一种将人归类的方式。类型学的知识主要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帮
助。首先，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根据不同的类型导向而行动。尼尔·西蒙（Neil

Simon） 的经典话剧《古怪的一对》（ The Odd Couple ）讲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笑话，它
基于两个对立类型的相互对抗。主人公奥斯卡（Oscar）和菲利克斯（Felix）处理现实的方式截
然相反：一个人认为凌乱的房间是一片狼藉，另一个人则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触手可及；两个人

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另一个人是固执己见。众所周知，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会因不同的
性格类型而受到困扰。认识到伴侣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可以提升我们的善意，并大大减少
误解和紧张。

对一个人的优势或主导功能的了解，也是对一个人处理现实的劣势或不足的了解。它告诉我
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世界和平衡心理，需要发展自己人格的哪些方面。具体来说，我们需
要能够完成那些通常我们会避免的任务，比如说经常要求伴侣为我们打掩护的事情。

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去问：“我期待这个人替我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内在小
孩的情感议程，也适用于类型学的问题。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意义远甚于分清谁割草、
谁管账等琐事。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能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在中年之路上，看到成功的一面是如何禁锢和束缚整个人的，这是很有用的。例如，慢跑和积
极参加运动，不仅仅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手段，它们还代表了在办公桌前度过一周后，再次与感
官世界取得联系。对于体力工作者来说，心灵的生活则可以唤醒他的劣势功能。一开始，这个
不太适应的过程会让人觉得别扭，但最终，心灵会产生一种更坚实的幸福感。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平衡心理发展的过程不能指望老板甚至家人的合作。因此，我们更需要
在这里或那里挤时间。当爱好被看作用于滋养灵魂而不是充实时间时，我们可能会更认真地寻
找常规运作之外的替代方式。然而，对于尝试新方向而非遵循老路的担忧，可能会阻止我们为
被忽视的心灵部分提供能量，无论其潜在的回报多么丰厚。

重新找回那些因专业化、忽视或禁止而被遗弃的自我，这是我们在中年之路上与自己相会的一
部分。对类型学的考虑远不止告诫我们要培养一项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使过于片面的
人格恢复平衡的唯一方法。

阴影入侵

前面谈到，自我为了应对社会化，为了获得人格面具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人格面具代表了呈
现给外部世界的必要面孔，它也保护着我们的内心生活。但是，正如对优势功能的依赖代表了
一种偏倚，人格面具也只是自性的一个碎片。人格面具在处理外部现实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
时，更广阔的、未被探索的心灵在等待着被发现。

读者应该记得，阴影是指个体身上被压抑的一切。我们在某个特定的自我形象上投入越多，我
们对现实的适应就越片面。我们对中年生活投入越多的安全感，阴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
令人不安。

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窘迫。也许是陷入婚外情、滥用药物，或是离开那些依赖
我们的人。谁没有在凌晨4点醒来，发现床脚有个龇牙咧嘴的魔鬼呢？我们所有的反常行为都代
表着对更多生机和新生的盲目追寻，尽管它们的后果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足
够诚实，就能分辨自己的自私、依赖、恐惧、嫉妒，甚至是破坏力。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但比我们光鲜的人格面具更加丰满，更有人情味。人类最睿智的话语之一出自拉丁语诗人泰伦

斯（Terence） 之口：“我是人类，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 当我们把这
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时，它是令人不快的。

阴影不应等同于邪恶，而应等同于被压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阴影蕴藏着丰富的潜能。意识到
阴影，会让我们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是非常乏味和无趣的。愿意让我们
最黑暗的冲动、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认，是整合它们的前提。负面的阴影内容，
如暴露、欲望、生气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来，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如果有意识地予以
承认和引导，它们则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具体来说，无论是无意识行为，对他人的投射，还是抑郁或躯体疾病，阴影都会显现其中。

阴影体现了所有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它体现了我们失去的敏感，这种敏感一旦被否认，我们
便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它代表了我们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一旦被抛弃，我们将陷入厌倦和
衰弱。它体现了我们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一旦被压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僵化和乏味。它代
表了一种尚未被利用的生命力，比我们有意识的人格更加强大，而它一旦被阻挡，将会导致我
们的活力和热情的减退。

人到中年，有意识地与阴影相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管怎样都会隐秘地运作。我们必须审
视自己嫉妒和讨厌别人什么，并承认那些只是自己的投射而已。这有助于防止我们因自己未做
之事而责备或嫉妒他人。它鼓励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潜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们常
常过于自鸣得意，对自我的成就过于自信。它还揭示了能量、创造力和个人发展的其他来源。
通过与自身的阴影对话，我们可以消除对他人的敌意或嫉妒，而这些来源于我们的投射。过好
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体化，而不是纠缠于别人的事务，每个人都
会更加舒适。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意识和个人发展的范围直接相关，那么中年时期的阴影入侵就是必要的，并
且具有潜在的治愈作用。我对自己了解得越多，就可以发挥更多的潜力，我的个性就会更加丰
富，我的生命体验也会更加多彩。

第四章
文学案例研究

但丁曾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 然后，
他开始了精神朝圣之旅，修正自己生命的意义。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一些文学案例，而不是临床案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2500年前所说，艺术

有时比生活更清晰，因为艺术包含了普遍性。 艺术家能够像但丁一样，坠落至地狱，然
后带着旅途中的故事归来，以一种特别清晰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处境。我们不仅会去认同一个特
定的角色，还会将其看作人类普遍处境的戏剧化表现。既然我们共享了相同的处境，就可以从
他们的局限、洞见和行动中了解自己。

诗人艾略特曾指出，我们唯一优于过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容纳过去，并因过去而博大。

换句话说，通过文学和艺术，我们可以容纳人类所面临的更多可能性，并拥有进一步成
长和发展的空间。举个例子，哈姆雷特必须去念为他而写的台词。我们都有哈姆雷特情结，即
知道应该做某事，却做不了。但与哈姆雷特不同，我们有机会通过意识来改变剧本。

《浮士德》与《包法利夫人》

19世纪初期歌德的《浮士德》和中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两部截然不同的经典作品，
戏剧化地描述了一个人的困境：这个人的成年早期充满着各种投射，到中年时却陷入了困惑、
沮丧和惆怅。

博学的浮士德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理想，即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精通法学、哲学、神学和医

学，但他却说：“尽管我满腹经纶，也并不比从前聪明。” 凭借他的优势功能——思考，
浮士德达到了人类学习的顶端，尝到的却不是甘甜，而是苦涩。有多少首席执行官（CEO）和
他一样感到失望？他获得的成就越多，他的劣势功能和情感就越被压制。他的情感——思维有
多复杂，情感就有多原始——最终咆哮而出，使他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他的学识令人惊叹，
但他的阿尼玛却备受压抑。他的抑郁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止一次考虑自杀。他意识到内心有
两个灵魂在斗争，一个渴望创作出绝妙的音乐，另一个则被平庸和杂务所束缚。在这个极度紧
张的时刻，在一个现代人会精神崩溃的时刻，梅菲斯特找到了浮士德。

在歌德的笔下，梅菲斯特并不邪恶，而是体现了浮士德的阴影。“我是部分的一部分，部分原本

是大全；我是黑暗的一部分，黑暗孕育了光明。” 梅菲斯特将阴影描述为整体的一部
分，它被忽视和压抑，却是最终带来整体的辩证所必需的。

歌德的《浮士德》内容极其丰富，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其中之一便是中年自我与其分裂部
分的对话。浮士德从自杀的边缘被拉了回来，他与梅菲斯特打赌，而不是约定——他们将踏上
体验世界的神奇之旅。因为浮士德代表了人类对求知的永恒渴望，所以他说，只要他在旅程中
有朝一日感到永远满足，梅菲斯特就可以拥有他的灵魂。

正如我们所知，无意识的东西总是折磨内心或者向外投射。浮士德最初处于有自杀倾向的抑郁
状态，他与阴暗的梅菲斯特的相遇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但他必须首先进入自己的内心，体验在
片面的第一个成年期中被压抑的一切。

浮士德的核心遭遇是与他的阿尼玛迟来的相会，后者是他内在的女性特质，是情感、纯真和欢
乐的中心，其外在形式是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淳朴农家女孩。她对这位知名学者的广博知识感
到震惊，而浮士德也被她迷住了。他用通常表达宗教情感的词语来描述她，他对她的喜爱如同
青春期的热恋。这表明了在这位学者的教育中，阿尼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他们之间复杂的关
系导致了玛格丽特的母亲中毒，兄弟被谋杀，而玛格丽特也最终精神崩溃。充满罪恶感的浮士

德，被梅菲斯特带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这种肤浅的情节概括有点像一部以浮士德为反派的肥皂剧。的确，在引诱和毁灭玛格丽特的过
程中，浮士德绝不是无辜的，但他的无意识程度和中年变化的意义才是我们的关注点。就此而
言，故事揭示了一个人以牺牲他的阴影和阿尼玛为代价，发展了他的优势功能，即他的聪明才
智。阿尼玛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中年外遇经常表现的那样。我们不知道的东
西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他人。浮士德并非不道德，但他在无意识中具有破坏性。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的每个部分会一起成熟。西方社会在核毁灭和延长寿命方面突飞猛
进，但道德成熟的脚步却滞后不前。同样，浮士德在外部世界中的角色大获成功，但他的内心
生活却遭到忽视。与他的聪明才智相比，他的阿尼玛是无意识的、原始的，所以后者表现为一
个淳朴的农家女孩。这种新生的迫切需要，最初以一种准宗教的形式呈现，实际上是要求把被
忽视的女性特质带入意识之中。每个人都很难认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是内在的疗愈。在外面的世
界里寻求安慰和满足要容易得多。

浮士德的困境让人想起了美国现代作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的短篇小说《乡居丈
夫》（“The Country Husband”）。一个商人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发现他的城郊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死亡的气息唤醒了他的阿尼玛。他对妻子和她的朋友大发脾气，爱上了青
春年少的保姆，并跑去接受心理治疗，然后被告知自己正遭遇中年危机。诊断结束之后，他有
了一个爱好，在故事的结尾，他在地下室里摆弄木头。在他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
决，没有任何东西被了解或整合；就像行星在太空中旋转，轨道一成不变。

浮士德和契弗笔下的主人公都在中年时遭遇了抑郁和死亡恐惧；两个人都通过一个年轻女孩寻
求阿尼玛的治愈。两个人都在受苦，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荣格所说，神经症是一
种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我们与中年的相会既包含痛苦，也包含对意义的追寻。然后，成长
才成为可能。

在福楼拜的书中，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就是那个农家女孩。当她见到当地医生查尔斯·
包法利时，便设法诱惑他，从农场搬到了他的小镇上。她把一切投射到婚姻和地位上，期盼自
己从平凡中得到拯救。但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并对乏味的丈夫感到厌倦。受19世纪法国天
主教文化的限制，她既不能堕胎，也不能离婚，更不能像几十年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离家
出走。她阅读爱情小说（相当于今天的肥皂剧）消磨时间，在脑海中幻想着自己的情人，期待
他们把她从平庸的生活带入上流社会。她怂恿查尔斯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不幸以灾难告终；
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外遇，并借钱来支持她疯狂的消费行为。她的阿尼姆斯的发展，首先投射在
查尔斯身上，然后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那里，她沉浸在被他人营救的浪漫幻想中。像浮士
德一样，她寻求超越自己的局限性，却不明白必须从内心着手。

我们越处于无意识状态，我们就越向外投射。艾玛的生活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投射，每一次都

无法令人满意。她甚至在通奸中发现了“婚姻的所有陈词滥调” 。最后，她被情人抛弃，
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对寻找梦中情人感到绝望，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看过的小说告诉
她，女主人公如何在天使和天籁的陪伴下升入天堂。她服下毒药，这是最后的超越，最后的投

射。福楼拜一语破的地说道：“八点钟，呕吐开始了。” 她最后看到的不是天堂，而是一
个盲人的脸。她曾经在赴约路上遇到的那个盲丐再次出现，象征着她的内在男性，即阿尼姆斯
的盲目。

浮士德和艾玛并不邪恶。未曾经历的生活迫使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们将内心的异性元素
投射到外人身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最终是在内心。虽然他们的故事是由伟大的艺
术家创作的，但他们的“中年之路”对所有人来说并无二致。

《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描写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中年境
遇。该书出版于1864年，控诉了人们对进步论、改良论的狂热崇拜，以及人们认为理性能够根
除世界灾难的天真乐观主义。但它不仅是对时代精神的分析，更代表了与阴影的深刻交锋。很
少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内心的黑暗有如此坦诚和深刻的洞察力。

《地下室手记》以不太典型的维多利亚文学的抒情语句开头：“我是一个病人，一个刻薄的人。
但实际上，我对我的病一点也不了解；我甚至不清楚我得了什么病。”这个无名之人开始了自恋
的独白：“那么，一个正派的人最喜欢谈论什么呢？当然是自己。所以我也要谈谈我自己。”在接
下来的篇章中，他描绘了自己的恐惧、投射、愤怒、嫉妒，以及那些人们往往会否认的过于人
性化的特质，并狡黠地指出：“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疾病炫耀，而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地下室的人让我们意识到，所有人在第一个成年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对生命创伤的反
应。我们建立了一套基于创伤的行为，并以合理化的方式来实践我们受局限的认知。但这个地
下室的人不会放纵自己，也不会纵容我们合理化。读者希望更好地了解他，因为他的自我控诉
牵连到我们所有人。但是，就像他说的：“一个像我这样头脑清醒的人怎么可能尊重自己？”

他把人类定义为“忘恩负义的两足动物，但这还不是他主要的缺点，他主要的缺点是永

不悔改” 。

这个地下室的人拒绝让自己变得可爱或者可原谅。他既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读者。他的自我
分析读起来并不令人愉快，但他很有先见之明地称自己为第一个“反英雄”（antiheroes）。

他的英雄在于他的反常，他的诚实使读者不得不自我反省。因此他告诫：

我不过是把事情推向了极致而已，而你们连做到一半的胆量都没有，你们还把自己的懦弱当作

理智，自欺欺人并聊以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更有活力一些。

卡夫卡曾写道，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 《地
下室手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些人仍然质疑它的文学价值，认为它主要是对一个肤浅的乐
观主义时代的控诉。但我们也可以把《地下室手记》看作一个人在中年时为了与自己相会而做

出的努力。从霍桑 、梅尔维尔 、爱伦·坡 、马克·吐温，到史蒂文森

的《化身博士》，再到康拉德 的《黑暗的心》，在文学作品中，与阴影相遇并
不罕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我们进入了野兽的腹地。他描画出了人们竭力想要隐藏的劣等领
域。然而，我们越努力压制和分离这硕大的阴影，它就越会在投射和危险的行为中显现，就像
我们在浮士德和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的那样。

尽管与阴影的相遇可能令人痛苦，但它让我们与人性重新连接。它包含着原始的生命能量，如
果有意识地加以处理，可以为我们带来改变和新生。当然，要把自恋转变成有用之物很困难，

但至少它可以得到控制，使其他人不受伤害。用与其同时代的波德莱尔 的话来说，这个

地下室的人就是“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诗人与诗歌

以艺术为使命的人，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塑造和重塑他的神话。伟大的诗人叶芝就经历了无数
次的转变。据说，一些朋友会在某个时刻抱怨，他们刚刚习惯诗人的老样子，诗人就出现了新
样子。他回答说：

每当我重写我的诗歌

那些认为我做错事的朋友

应该知道什么是关键所在

我所重写的，正是我自己。

接下来的三位诗人代表了重塑个人神话的自觉努力。随着权杖和法冠的伟大神话逐渐消退，王
权和教会失去稳固之力，个体只能在荒原上自行开辟道路。许多现代艺术证明，虽然我们需要
在过去的废墟中寻找答案，四处挑选一件仍然适用的象征性斗篷，但主要还是从个人经验中提
取意义。如果过去的精神源泉对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普遍不可用，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从自传的碎
屑中摸索灵魂的经度和纬度。在这些碎屑中，最重要的通常是父亲母亲、童年环境和文化熏
陶。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斯蒂芬·邓恩在处理他的父母情结。我们发现，另外三位现代美国诗人

——西奥多·罗特克 、理查德·雨果 和黛安·瓦科斯基 ——也在“记忆宝
库”中筛选，试图拼凑出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识。

正如我们所见，人们最迫切的两个需求是养育和赋权，前者让人感觉生活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提
供帮助和服务，后者则让我们感觉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西奥多·罗特克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度
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个温室。温室成为罗特克许多诗歌的发源地，因为它不
仅象征着他字面上的家，而且象征着对“绿色世界”伊甸园般的记忆。养育和赋权的原型力量，通
过父母的形象得以传播。当父母能够携带这些强大的力量并将其传递下去时，它们就会在孩子
体内被激活。如果孩子在父母身上找不到这些力量，他们就会在替代者身上寻求。多年以后，
罗特克回忆了他父亲手下的三名仆人，她们帮助他填补了孩子的原型需求：

三位老太太走过

踩得温室的楼梯嘎吱作响，

拿出白色的绳线

缠绕，缠绕

香豌豆卷须，卵叶天门冬，

旱金莲，攀缘而上的蔷薇，

挺直的康乃馨，红菊花；

坚硬的茎秆，节理像玉米，

她们将其捆绑收拢，

她们就像是保育员。

比鸟儿迅捷，她们蘸取

泥土，筛掉泥土；

她们泼洒摇晃；

她们跨越管道，

她们的裙子在棚子里翻腾，

她们的手汗湿得闪闪发亮；

她们像成排飞行的女巫

自由自在地创造；

她们用卷须做针

用茎秆缝补空气；

她们挑拣因寒冷而沉睡的种子，

她们的生活是线圈、圆环和年轮。

她们为太阳搭起花棚；她们忘却了自身。

我记得她们如何将我抱起，一个瘦弱的小孩，

掐捏我细细的肋骨

直到我躺进她们的怀里，大笑，

柔弱得像只小奶狗；

此刻，我孤单寒冷地躺在床上，

她们仍在我脑海里盘旋，

三位古老坚韧的老太太，

她们的头巾被汗水凝固，

她们的手腕被荆棘刺伤，

她们沉重的气息轻轻吹过

在我第一次睡着的时候。

这三个女人，就像琥珀里的苍蝇，被冻结在时间中，仍然滋养着诗人的内在小孩。在诗人经历
对抗抑郁和丧失的艰难时期，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内在小孩的照顾，此刻似乎提供了一块圣地
（temenos），守护着诗人受伤的心灵。她们不仅仅是仆人，还是成长中的事物的保姆，不论是
对植物还是孩子来说。诗人的记忆再现了那些简单事物的神奇，比如，翻腾的裙子、女巫般的
动作、被汗水凝固的头巾、被荆棘刺伤的手腕、沉重的气息，这些转喻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
门。在孤单和寒冷的艰难当下，诗人重新与一段滋养的、充满生机的时光联系在一起。记忆的
作用是维持甚至喂养饥饿的灵魂。正因如此，我们在中年时期面对的生活的广漠、旅途的孤
独，可能部分地被某段生命得到支撑和维持的记忆所调和。

诗人理查德·雨果则很难找到这种栩栩如生的记忆：

你记得詹森这个名字。她似乎老了，

总是一个人在屋里，苍白的脸贴在窗户上，

邮件一直没寄来。两个街区外，格鲁布斯基一家

疯了。复活节，当他们升起旗帜的时候，

乔治吹起坏了的长号。

野玫瑰提醒你道路未铺，都是碎石和空缺。

贫穷是真实的，无论是金钱还是精神，

每一天都像礼拜一样缓慢。你还记得角落里

俗套的教会团体，对星星

大声疾呼他们的信仰，那些激动的圣教徒

租用谷仓，进行他们一年一度激动的演唱

当你从战场上归来，谷仓已被烧毁。

得知你认识的人都已离世，

你试图相信这些铺就的路得到了改善，

你不在的时候，搬进来的邻居很好看，

他们的狗也喂得很好。你仍然需要

惦记许多空地和蕨类植物。

修剪整齐的草坪使你想起妻子乘坐的

那趟火车，一去不返，前往某个遥远的空城，

你永远记不住这个奇怪的名字。时间是6：23。

日期是10月9日。年份仍然模糊不清。

你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个社区。

在模糊的记忆中，格鲁布斯基一家贬低你

无法弥补。你知道你必须再演奏一次

詹森太太又苍白地站在窗口，一定听到了

刺耳的音乐盖过了路上的车水马龙。

你很爱他们，但他们仍然无事可做

没有钱也没有心愿。爱他们，而阴郁

是他们的疾病，你携带着额外的食物

以防你被困在某个奇怪的空城

需要饥渴的爱人做朋友，需要感觉

在他们建立的秘密俱乐部里，受欢迎。

雨果的童年在穷街陋巷里度过，那里物资匮乏、精神贫瘠。对孩子来说，时间过得很慢，但又
如此之快，似乎难以解释后来所有的变化。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街道铺得平整，草坪修剪整
齐，宠物喂养妥善。但另一些画面则浮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来了又去，有些亲近，有些不
那么亲近，唯一不变的是诗人试图弄明白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诗人觉得童年的轨迹、邻里
的关系，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如果诗人认为他的生活是失败的，那么生活的起点也会被牵连，童年的美好愿望遭遇贬值。然
而，雨果和罗特克一样，在黑暗的日子里，仍然会回到他的出发地，以便弄清楚自己是谁，生
活的意义是什么。即使是现在，“阴郁/是他们的疾病，你携带着额外的食物”。如果没有资源支
持，一个人很难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漫长旅程。既然我们知道，朋友和爱人都有自己的旅程，
只能与我们同行一段路，诗人就不得不将记忆的碎片作为灵魂食粮。

雨果和罗特克都是上一首诗最后提到的“秘密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群资源枯竭的人，他们不得

不重新组织起来，以获得神话的支持。詹姆斯·希尔曼 指出，所有的个案历史都是虚构

的。 一个人生活中的事实，比起我们如何记住它们，如何内化它们，如何被它们驱动，
或者如何处理它们，本身倒没那么重要。

每天晚上，当我们的无意识搅动日常生活的碎屑时，神话的制造过程就开始了。记忆也是如
此，视情况而定，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固着在童年，或者欺骗我们。回到童年的场
景，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想象上，都有助于人们与所谓的现实建立一种成熟的关系。参观儿时的
学校，就会发现，本来高大的课桌、令人生畏的走廊、无尽的操场，都成比例地缩小了。同
样，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被携带着内在小孩的成年人所同化，并允许记忆中的痛苦或快乐被成年
人的知识和力量所重塑。

当我们发现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救援人员，也没有父母的帮助，而旅途伙伴却能很好地生
存，我们就踏上了中年之路。当我们承认自己来到这个关键的时刻，也许接下来能够理清生命
的脉络，找到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路径。

黛安·瓦科斯基试图通过检查她过去的模糊照片来发现自己是谁：

妹妹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丝绸衬衫，递给我

一张父亲的照片

身穿海军制服，戴着白色帽子。

我说：“哦，这是妈妈以前放在梳妆台上的那张。”

妹妹控制着表情，偷偷地看向母亲，

一个老女人，全身臃肿，

就像二手市场的床垫，虽然没有破洞和裂缝，

妹妹说：“不是。”

我又看了看，

发现父亲戴着婚戒，

他和母亲住在一起时

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婚戒上刻着：

“致我最亲爱的妻子，

爱你

士官长。”

我意识到这张照片是他第二任妻子的，

他离开我们的母亲好去娶她。

我母亲说话了，她的脸就像北达科他州的

无人区一样平静，

“我也可以看看吗？”

她看着它。

我看着那穿着考究的妹妹

和穿蓝色牛仔裤的自己。在我为数不多回家的一天

或是陪伴家人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些照片，

是想伤害我们的母亲吗？因为她满脸愁容，

此刻不是她惯常的痛苦，

而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神情。

我转过身去，说我得走了，因为我要和朋友共进晚餐。

但我从惠蒂尔一路开到帕萨迪纳，

都在想着母亲的脸；我永远无法爱她；

我父亲也不爱她。但我知道我继承了

这具破旧不堪的身体，

冷冰冰的脸和斗牛犬的下巴。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那张脸。

杰弗斯 的加州美狄亚激发了我的诗歌灵感。

我杀死了我的孩子，

但当我在高速公路上换车道时，我向后视镜里

一瞥，我看到了那张脸，

即使不像幽灵，却一直在我身边，就像放在爱人钱包里

的照片。

我多么憎恨我的命运。

与助人遗忘的舒缓香薰不同，照片能使人提取无意识中的记忆。三个女人，母亲、妹妹和诗
人，通过一张旧照片被拉到了一起。在表面之下，潜藏着过去的创伤和紧张。诗人穿越时间，
就像孩童踩在池塘的冰面上，不知道哪块冰坚固、哪块冰易碎，但仍然要试着走过去。在另一
首诗中，瓦科斯基讲述了她如何“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她的父亲，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当了“30年

的士官长，总是离家在外”。 她选择了那个过去生活在弗农山庄、如今静立在美元钞票
和孩童记忆中的男人，因为“我的父亲造就了我/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目标/我就像是一个孤儿/没

有父亲” 。

瓦科斯基对她母亲的体验，如同雨果对老邻居的体验一样，就像二手市场的床垫，就像空旷的
北达科他州，令人望而生畏。她的妹妹穿着考究，与“穿蓝色牛仔裤的自己”形成对比。当她开车
回家时，无论家在哪里，她知道自己都是独自旅行的人。他们所有人，士官长、母亲、妹妹、
她自己，都是孤独的旅人。不像罗特克可以从温室里的三个老太太身上汲取养分，也不像雨果
甚至可以从阴郁的灰色中汲取养分，瓦科斯基知道，她无法从照片所描绘的时光或人物那里得
到力量、安慰或滋养。她承认自己无法爱她的母亲，也无法爱那个士官长父亲。然而，在后视
镜里的那张脸上，在她自己的身上，携带着母亲的影子。她从惠蒂尔到帕萨迪纳，经历了各样
的心灵历程，但她母亲的影子一直跟随着她。

就像另一个被诅咒的悲剧女性美狄亚 一样，她杀死了自己内在的潜能。在受局限的视角
下，她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她越想摆脱惠蒂尔的过去，过去就越侵入她的内心。她总结道：“我
多么憎恨我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宿命（fate）和命运（destiny），就像2500年前的雅典悲剧作家所做的那
样。当然，瓦科斯基没有选择她的父母，就像他们没有选择她一样。但是，他们在时空交汇处
遭受宿命的折磨，彼此伤害着对方。由于这些创伤，我们发展了一系列的行为和态度，以保护
那个脆弱的小孩。这些态度和行为，经过多年的强化，成为后天的人格，化身虚假的自我。瓦
科斯基准确地回到了她的根源，去了解她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然而，她所看到的却让她感到厌
恶，因为从后视镜中回望到的是那个她和士官长都无法爱上的女人。只要她是她无法爱上的人
的影子，她就无法爱自己。

然而，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
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瓦科斯基想要超越她日益
憎恨的事物，而这些东西仍将她与她所鄙视和否认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只要她把自己定义为母
亲的女儿，她就与自己的宿命绑在了一起。尽管这首诗有其局限性，没有提供多少超越宿命的
希望，但另一方面，创作这首诗所固有的自省，却代表了必要的意识觉醒和个人责任，从而使
命运的展现成为可能。

如果不努力走向意识觉醒，一个人就会永远固守创伤。在西尔维娅·普拉斯著名的忏悔诗《爸
爸》（“Daddy”）中，她回忆起站在黑板前的教授父亲，突然把他看作“把我漂亮的红心咬成两

半”的恶魔，并补充道，“20岁时，我试图死去/然后回到，回到，回到你身边”。 她父亲
的罪过是在她10岁时去世，那时她的阿尼姆斯需要父亲的帮助，把她从对母亲的依赖中解救出
来。就像瓦科斯基一样，她被父亲抛弃了，被留在母亲身边，被困在伤害之中。普拉斯的愤怒
和自我憎恨反复拉扯着她，直到最后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一个人固守创伤时，他会憎恨镜
子里的那张脸，因为它与那些造成伤害的人如此相似；并且会为自己未能摆脱过去而自我憎
恨。

艺术家通过表达普遍性的能力，往往能比传记事实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阿波利奈尔

（Apollinaire） 写道：“记忆是狩猎的号角，它的声音随风消逝。” 我们的传记
则是陷阱，是欺骗性的诱惑，把我们冻结在看似真实的过去中，让我们固守创伤，成为被宿命
左右的动物。

在中年之路的秘密俱乐部里，有一个盛情邀请，让人们拥有更强的意识和更大的选择空间。有
了更强的意识，就会有更大的机会去宽恕他人和自己，并且通过宽恕，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
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塑造个人神话，否则永远不会超越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第五章
个性化：荣格的当代神话

中年之路的体验，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只身在一艘颠簸的船上，目之所及，不见港湾。此
刻，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睡觉，弃船而逃，或握住船舵继续航行。

选择与决定

在决定的那一刻，灵魂的崇高冒险从未如此清晰。握住船舵，我们便承担了旅程的责任，不管
它有多么可怕，看起来多么孤独或不公平。松开船舵，我们便被困在第一个成年期，困在我们
自己都厌恶的神经质人格中，因此，我们会自我疏远。一旦我们回应了灵魂旅程的召唤，相比
被众人围绕却倍感孤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更正直。在这个时刻，正如克里斯托弗·弗

莱（Christopher Fry）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说：“事情上升到了灵魂层面，感谢上帝！”

荣格在其自传中写道：

我经常看到，当人们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时，他们患上了神经症。他
们追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或金钱，即使他们得到了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仍然不幸
福，仍会患上神经症。这类人通常被限制在太狭窄的精神视野内。他们的生活没有充足的内

容，没有充足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广阔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

荣格的观点至关重要，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经历的狭窄范围内。为了
过上更丰富的生活，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成长中的局限。我们文化中隐含的假设，即通过物质主
义、自恋或享乐主义可以获得幸福，显然已经破产。那些信奉这种价值观的人并不幸福，也不
完整。

我们需要的不是未经审视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神话，也就是一种价值结构，以符合我们本性
的方式引导灵魂的能量。虽然从过去的废墟中寻找与我们对话的人物往往很有用，但要完全领
会另一个时空的神话却不大可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神话。

毫无疑问，要找到自己的道路，但这条路上荆棘密布、困难重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年之路上
的典型症状。它们是无聊、反复更换工作或伴侣、药物滥用、自我毁灭的想法或行为、不忠、
抑郁、焦虑和不断增长的强迫倾向。这些症状的背后有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有一股巨大的
力量由内向外涌现。它是如此迅猛，极具破坏性，承认它让人感到焦虑，压抑它让人感到抑
郁。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将这种内在紧迫感拒之门外的旧模式，随着焦虑的增加而不断重复，
但效果却大不如前。从长远来看，改变一个人的工作或关系并不能改变他的自我感觉。当内在
的压力越来越大，旧有的策略逐渐无法控制时，一场自我身份的危机就会爆发。除了社会角色
和心理反射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减轻压力。

这些症状表明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实质性的改变。痛苦会使人觉悟，而新的意识会带来新的生
命。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人们必须首先承认，没有外人救援，没有父母来改善一切，也没
有办法回到以前。自性通过使自我精疲力尽的策略来寻求成长。一个人曾经努力创造的自我结
构，现在被证明微不足道、担惊受怕、毫无头绪。在中年时，自性迫使自我结构陷入危机，就
是为了纠正航向。

在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状背后，有一个假设，即我们能通过寻找和联系外部世界中的新事物或新
人而得到拯救。唉，对于溺水的中年水手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救援。在灵魂的波涛中，虽
然周围有许多人，但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游泳。真理很简单，我们必须知道的必然来自内
心。如果能使自己的生活遵循这一真理，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磨难，我们都会感受到治
愈、希望和新生。童年早期的经历以及后来的文化经历，使我们疏远了自己。只有重新联结内
在真实，我们才能回到正轨。

1945年12月，一个阿拉伯农民在洞穴内的大罐子里发现了一些古代手稿。这些手稿似乎是诺斯
替教派的经文，它们更像是个人披露的经验，而不是教会的官方声明。其中一份手稿名为《多
马福音》。据传说，它包含了耶稣私下说过的话，如果是这样，这些话就揭示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耶稣。耶稣有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如果我们要在中年经历转变，就必须接受这一观点。他
说：“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

你。”

因为内在的东西被压制了，所以我们生病了，自我疏离了。因为内在的东西很少被肯定，所以
我们很难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一直就在那里。尽管设想这项
任务的艰巨性令人恐惧，但知道自己拥有必要的内在资源，无须依赖他人来充分地生活，也是
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放。正如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两个世纪前所写的：“神灵

近在咫尺，却难以把握；然而，越是危险之地，拯救也越在生长。”

因此，这不是有没有神话的问题，而是选择哪个神话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意
象所引导。我们可能会认同一些符合集体价值观的信仰和行为，比如追求财富或遵守规范，但
这种适应的代价是神经症。或者，我们可能活在一个错误的神话中，比如：“我必须永远做一个
好孩子，要避免愤怒，要为他人服务。”这样一个引导性的意象可能是无意识的，以致我们总是
以这种方式反应，几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反应。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顺从都无法使人完整。事实
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
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1939年，荣格在伦敦牧师心理学协会演讲
时指出，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

择。 这句话至今仍然正确。

个体化的意义

个体化的概念代表了荣格的当代神话，它是一组引导灵魂能量的意象。简单地说，个体化是每
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再说一遍，除非有意识
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本性与所获得的东西分开，把真
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感分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
是谁。”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命运的俘虏，就必须每天谨记这句格言。这种困境，以及意识的必要
性，在作者不详的《人生的五个篇章》（“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中有相当幽默
的表达：

一

我走在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掉了进去

我迷失了……我很无助

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花了多久才爬出来

二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假装没看到

我又掉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还在同样的地方

但这不是我的错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

三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看到它在那儿

但我仍然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性

我的眼睛睁着

我知道我在哪儿

这是我的错

我立刻爬了出来

四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绕道而行

五

我走在另一条街上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坚定，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像拥有自由一
样去行动。这种行动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和目的，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个受害者。从纽约起飞
后，一名飞行员只要对飞机的航向稍做修正，就能抵达欧洲或者非洲。因此，即使是轻微的修
正，也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必须每天与自己的内心保持
联系。正如荣格所解释的，个体拥有先验的无意识的存在，但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本性
时，才会有意识地存在。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的分化过程，或个体化的过程，把个性带入意

识，也就是说，使个人脱离对客体的认同。

荣格所指的对客体的认同，最初是一个人对现实与父母的认同，后来是对父母情结和社会制度
的权威的认同。只要仍然在根本上认同外部客观世界，我们就会与自己的主观现实相疏远。当
然，我们始终是社会性存在，但我们也是精神性存在，有自己的终极目标或神秘目的。在保持
对外部关系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
的分化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认为，由于个体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分离的
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集体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更强烈和更广泛

的集体关系，而不是导致孤立。

个体化的悖论在于，我们为亲密关系服务的最佳方式是充分发展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同
样，我们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个体，为任何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辩证的一面。在社会
这幅马赛克画面中，每一块碎片都因其独特的色彩而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有一些独特的
东西，有最充实的自我时，我们对社会是最有用的。荣格再次说道：

个体化使人脱离了从众性，因此也脱离了集体性。这是个体化的人留给世界的罪过，这是他必
须努力弥补的罪过。他必须提供赎金来代替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一种价值，来替代

他在集体的个人领域的缺席。

因此，对个体化的关注并不是自恋；它是服务社会和支持他人个体化的最佳方式。那些与自己
和他人疏离的人，那些饱受痛苦又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都不会为这个世界提供服务。个体化
作为一组引导性的意象，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为人类服务，而人类又贡献于文化。荣格写
道：“目标仅仅作为信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通往目标的‘伟业’，它才是终生的目

标。”

当我们站在船长的甲板上，手握船舵，几乎不知道方向，只知道必须将这件事完成，那么我们
就活在灵魂的崇高冒险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唯一值得进行的旅程。前半生的任务是获得足够
的自我力量，离开父母，进入世界。这种力量在后半生可用于灵魂的更广阔的旅程中。然后，
轴心会从“自我—世界”转向“自我—自性”，生命的奥秘会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展开。这不是对我们
社会现实的否认，而是对生活中宗教本质的恢复。因此荣格建议，我们必须问一个人：

他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并感觉到，此生我
们已经和无限有了联系，那么欲望和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

我们所体现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体现出本质，那么生命就荒废了。

我们能够与比自我更大的事物保持关系，并且会由此发生转变。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入口
处，祭司们刻下了这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根据一份古老的文献，内室的入口有附带铭文：

“汝是。” 这些训诫很好地捕捉到了个体化的辩证法。我们要更充分地认识自己，在更大
的谜团中认识自己。

第六章
航海与孤独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实现个体化，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到或留心。如果我们不朝着自己的
旅程前进，就可能会错失促人成长的生命力，并且失去生活的意义。既然我们航行在灵魂的大
海上，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清醒和勇敢呢？

最后一章介绍了一系列任何人都可以应用的态度和做法。尽管正式的治疗关系很有用，但下面
的内容对接受或不接受心理治疗的人都适用。

从孤独到独处

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 曾写道：“独处是治疗孤独的良药。”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孤独和独处有什么区别？

孤独不是当代才有的事物，对孤独的逃避也不是。17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
的《思想录》中指出，宫廷小丑的发明是为了让国王摆脱孤独，因为尽管他是国王，但如果他
反思自我，就会变得烦躁和焦虑。因此，帕斯卡尔认为，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一场尽兴的娱

乐，让我们远离孤独，不去思考自我。 类似的，尼采在100多年前写道：“当我们安静地

独处时，我们害怕有人在耳边低语，所以我们讨厌静默，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

一个人对他与自性的关系没有敏锐的认识，就无法面对或疗愈自己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就
需要独处，即一种完全面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要从孤独走向独处，以下是一些必须
面对的问题。

消化分离的创伤

无论是出生创伤（一种原始的分离），还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很难完全理解。亲子关系越
健康，人们就越能自给自足，也越能适应孤独。矛盾的是，与父母的关系越有问题，个体通常
就越依赖于关系。养育的环境越不稳定，我们就越容易从他者的角度来定义自己。荣格写道，
父母“应该始终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孩子神经症的主要原因”，这使父母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我们引用这句话，不是为了让父母感到内疚，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
父母和他们的替代品（如社会制度）所定义。

为了进入必要的独处状态，使个体化得以进行，我们必须每天扪心自问：“我为何如此害怕，以
至于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旅程？”相互依赖的成年人已经学会了逃避自己的存在。人们常说“了
解自己的感受”，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从内在真实而不是外部环境来定义自己。我们必须进一步检
视自己对他人的反应，“此刻，父母潜伏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能基于个人的完整性来行动。
童年的创伤越大，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就越是幼稚。我们很难了解真实的自己，并以之为基准来
行事。冒着孤独的风险来实现与自己合一，我们称之为独处；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幸存
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经历丧失和撤回投射

人到中年，往往会遭遇重大的丧失：孩子离家，朋友去世，婚姻破裂。失去那个必要的他者，
可能就像孩子失去父母一样，在生存上是令人恐惧的。中年人不仅感到焦虑，而且感到身份的
丧失。（有一首流行歌曲哀叹：“如果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这告诉我们，生活中有多少意
义和身份被投射到他者身上，无论是配偶、孩子，还是人格面具。是的，有些人因为离婚或孩
子离家而感到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没这种感受。重要的是，通过感受丧失来尊重这段关系，同
时也要认识到，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比任何一段关系都重要的承诺。

一个遭遇丧失并撤回投射的人，将与困扰所有人的依赖性做斗争，但也会追问下一个问题：“未
知的我有多少被绑在那个人或那个角色上？”当我们能够承认丧失，并收回曾经向外投注的能量
时，这些能量就可以用于下一段旅程。

直面恐惧的仪式

人们如此害怕孤独，以至于紧紧抓住糟糕的关系和压迫性的职业，而不愿冒险放弃他者。归根
结底，面对孤独所必需的勇气是无可替代的。尼采指出，我们害怕听到的东西可能是有用和使
人解放的。但是，除非我们冒着独处的风险，否则永远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对一些人来说，设
计一种具有私人意义的日常仪式是很有用的，它迫使人们收心静坐，没有电话，没有孩子，什
么都没有，倾听寂静的声音。这样的仪式起初可能显得勉强和做作，但坚持下去就会让寂静开
口。当我们孤单一人而不感到孤独时，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恐惧使我们无法与自己进行
这种必要的会面。

仪式的目的是将一个人与更大的生活节律联系起来。当仪式代代相传时，仪式就成了例行公
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因此，对个体来说，更有理由创造一个具有私人意义的仪式，将以前
用于依赖的能量来投资它。我们的目标是让心灵的交通平息下来，让纷扰的思绪平静下来。如
果我们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就永远无法真正面对自己。自我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世界的
通病，只有通过个人行动才能改变。

因此，在每天的某些时候，冒险彻底地面对自己，遵循一种安静的仪式，远离内外纷扰的交
通，这是颇有好处的。当寂静开始言语时，一个人就获得了自己的陪伴，从孤独走向了独处，
这是个体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联系失落的孩子

童年早期对第一个成年期的影响，早就被心理学家注意到了。但是，早期经验作为中年之路的
潜在疗愈资源，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内在小孩，一个受伤的、害怕的、依赖的或者退缩的小孩，而是说有一
群孩子，一个名副其实的幼儿园，包括了小丑、艺术家、叛逆者、与人打成一片的孩子。几乎
所有的孩子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因此，通过恢复他们的存在感，个体可以得到疗愈。当然，这
同样是耶稣的观点之一，即一个人要进入天国，必须再次成为孩子。

无疑，我们也必须面对自恋的孩子、嫉妒的孩子、愤怒的孩子，他们的爆发往往令人尴尬且具
有破坏性。但是，我们更可能忘记了曾经生活中的自由、美妙的天真，甚至是快乐。中年时期
最具腐蚀性的经历之一是例行公事带来的徒劳感和无趣感。而且，坦率地说，我们携带的自由
小孩（the free child）在办公室里很少受到欢迎，甚至在婚姻中也不受欢迎。

因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疗愈自己，就必须问内心自发的、健康的小孩想要什么。对一
些人来说，与自由小孩相会是容易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因为这个自由小
孩被否认、被深埋。当荣格经历中年之路时，他坐在苏黎世湖畔，堆建沙堡，玩人偶，雕刻石

头，将他丰富的智力和直觉与灵魂中被忽视的部分联系起来。 在邻居看来，他可能是疯
了；但荣格知道，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会被内在的东西所拯救。如果不有意识地接近这个自由
小孩，我们就会在无意识层面爆发，而且往往具有破坏性。这是变得天真烂漫，也就是与内心
的孩子接触，与变得幼稚是有区别的。

到了中年，人们最终必须问内在小孩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构过程
中，我们遗忘了对世界的自然喜好，以及与之相伴的许多天赋、兴趣和热情。在工作和亲密关
系中，我们都因专业化而得到奖励。当被遗忘的天赋浮现并被使用时，它就会带来疗愈。鉴于
自性万花筒般的特性，存活下来的只会是几个方面。这种不完整是存在主义悲剧的一部分，但
如果存活下来得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

我们注意到，人到中年，情感的流动经常被无聊或抑郁所阻断。这实际上在说，我们自己的本
性过于狭隘，已经阻塞不通了。哪里有游戏，哪里就有生命力。为什么电影中的许多求爱场景
都是一对情侣在公园的秋千上荡来荡去，或在海浪中跳来跳去，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这种老
套的场景也有其道理。激发出这种新关系的，是与自由小孩重新联系的需要和希望。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让我们去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是回去上音乐
课；是上美术课，管他天资如何；还是重新发现游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采访过一些退休人
员，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希望在办公室里花更多时间。没错，我们需要应对外在的职
责和关系，但我们也必须为失落的孩子腾出时间。

激情的生活

当被问及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时，约瑟夫·坎贝尔喜欢说：“追随你的极乐（bliss）。”
坎贝尔知道，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父母和文化的指令在生活，一路走来失去了自己最好的
部分。有些人对“极乐”这个词感到困惑，把它等同于自恋或一些不切实际的天堂之旅。我理解坎
贝尔说的是灵魂的旅程，包含所涉及的痛苦和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说：“追随你的
激情。”

激情是我们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样，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召唤。当雕塑家亨利·摩

尔（Henry Moore） 进入耄耋之年时，有人问他为何还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作品，他回

答说，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以至于无法停歇。 同样，叶芝甚至在临终前还在写诗。在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将自己描述为“狂野的老顽童”。 而希腊小说家卡赞扎基斯建议：

“不要给死亡留下任何东西，除了几根骨头。” 我引用艺术家或文学家的名字，不仅因为
他们青史传名、流芳百世，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火堆旁生活。任何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人都知道
创作是多么艰苦的工作，痛苦如何不可避免，但进展和完成的感觉又如何令人欣喜。

在中年之路上，我们受邀去寻找自己的激情。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深深吸引我们进入生活和自己
本质的东西，因为那些经历改变了我们。

那些相信轮回的人认为，我们可能会有来世，还有其他机会去实现其他的可能性，但即便如
此，那也是另一生，而不是此生。我们被召唤活在当下，要活得充实。在接近死亡和年老衰弱
时，我们不能犹豫不决、心怀羞愧，然后抱怨过去。如果我们要做完整的自己，那么现在就是
最佳时机。

寻找并追随自己的激情，并不一定要像高更去塔希提岛那样决绝，因为我们要信守承诺，我们
的决定会影响他人的生活，而且我想说，我们有道德责任坚持下去。然而，我们仍有义务活出
自己的激情，以免我们的生活变得琐碎和局促，仿佛有一天一切会变得清晰，选择会变得容
易。生活很少会变得清晰和容易；然而，正是选择定义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

内心深处的恐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许可吗？人到中年，应该紧紧抓获许
可，而不是请求许可。我们的敌人是恐惧，而不是别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内心，害
怕自己的激情，那么应该更害怕没有活过的生命。

这里有一些箴言需要记住：

（1）没有激情的生活，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2）激情是生命力的表现，虽然它对秩序、可预测性和理智来说是危险的。

（3）如果不冒险去过神性所要求的、激情所提供的广阔生活，就不能接近神性，接近原型的深
处。

（4）寻找并追随自己的激情，有助于我们的个体化。

当我们意识到生活的广阔性，超越童年和个人优越感的局限，就必然会积极回应自己的旅程，
并甘愿冒一切风险。里尔克写了一首题为“古阿波罗残像”（“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的
诗，在这首诗中，叙述者正在观察一尊古代雕塑，欣赏石像的每一道缝隙和曲线。然后他意识
到，反过来，他也正在被雕塑“注视”。这首诗以突然而震撼的语气结尾：“你必须改变你的生

活！”

我对此的理解是，当一个人面对真正的创造力、大胆的想象力时，他就不能假装无意识。类似
地，这个人会被伟大的灵魂、大胆的行动所召唤。寻找并追随我们的激情——那些深深地触动
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又适宜的激情——有助于激发我们内心的潜力，实现个体化。与使命一
样，自我对其并没有发言权；它只能逃避或表示同意。“并非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当旧的
生活变得陈腐时，热情洋溢的生活能使人焕然一新。充满激情地生活，是热爱生活的唯一途
径。

灵魂的沼泽地

个体化的目标是尽己所能地达到完整，而不是自我赢得胜利。几年前，我在一节早课上惊讶地
发现，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会离开我们；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活得不够
长，我们就会离开所爱的人。

虽然这种逻辑无可争辩，但课堂的反应是默不作声，暗含抗议。当然，这种抗议不是来自认知
思维，而是来自内在小孩，他们总是依赖他者的存在。丧失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对自我的重大
颠覆；就像推翻第一个成年期的假设，会使我们不情愿地踏入中年之路。这些幻觉中最大的一
个是，有一种叫作“幸福”的终极状态，人们可以发现它并永久生活在其中。可悲的是，我们的命
运更多的是在灵魂的沼泽地里打滚，受到各种各样的阴郁居民的伤害。

沼泽地里的居民有孤独、失落、悲伤、怀疑、抑郁、绝望、焦虑、内疚和背叛等等。但幸运的
是，自我并不是它自以为是的全能指挥官。心灵有一种目的性，超出了意识的控制能力，而我
们的任务就是经历这些状态，并找到它们的意义。例如，悲伤让我们有机会承认所经历过的事
物的价值。因为已经经历过，所以不会完全失去，它被保存在骨子里和记忆中，服务和指导未
来的生活。或者以怀疑为例。需求被称为发明之母，但其实怀疑才是。怀疑具有一定的威胁
性，但怀疑始终是开放的。人类理解上的所有重大进步都来自怀疑。即使是抑郁，也传递了一
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已经被“压抑”了。

我们不是要逃离沼泽地，而是要涉足其中，看看有什么新生命在等待着我们。每一片沼泽区域
都代表一股心灵之流，如果我们足够勇敢去驾驭它，就可以发现它的意义。当中年之路上的船
只陷入沼泽时，我们必须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心灵在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直面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与之对话需要勇气。但这就是个人完整性的关键所在。在灵魂的沼泽地
里，蕴含着意义和扩大意识的召唤。接受这个挑战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掌握
船舵。当我们这样做时，恐惧就会被意义、尊严和目的所补偿。

伟大的辩证

荣格采用了一个复合德语单词“Auseinandersetzung”（交换意见），来描述我们与自己之间必要
的对话。有人可能会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对立起来”，形象地描述了一种对抗
或辩证。例如，那些发生在分析师和分析对象之间，以及每个人的无意识中的事情。

如何推进这一对话呢？我们的建议包括一些日常提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谁，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以及日常的冥想，也许还有更积极的反思方式，比如写日记。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说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透过童年和文化的棱镜来观察得到的，这个棱
镜会折射光线，扭曲我们的视野。生活中的某些经验会被内化、强化或分裂，然后当它们作为
情结侵入并压倒意识时，就会宣称对当下的控制。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显的问题：“如
果我不是我的自我，也不是我的情结，那么我是谁？”为了应对这一困境，我们必须开始伟大的
辩证。当我们从“自我—世界”轴心上移开时——它使我们的前半生充满活力，我们就需要进行
“自我—自性”的对话。正如我们所见，自性通过许多提示表现出它更大的目的性。无论是身体上
的、情感上的还是想象上的，这些提示都是我们需要回归正轨的表达。

也许参与内心对话的最有用的技术是分析梦境。我们生活在一种日益蔑视内心生活的文化中，
因此看不到梦境所蕴含的价值。但是，心灵通过梦中的意象说话，这些意象对自我来说可能怪
异，但它们体现了自性的能量和目的论。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意象的意义时，就获得了难以置
信的丰富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书籍或制度中都找不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别人
的。如果我们能够追随并理解一些梦境，就能更好地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正确的，真正的本性要
求我们做什么。除了深夜所呈现的丰富的个人神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关于自己的如此
准确的信息。

荣格还发展了一种叫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技术。这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
（free association），也不是一种冥想形式。它是一种激活意象的方法，通过绘画、玩黏土、舞
蹈或其他方式，以便个体与意象携带的情绪建立关系。这种类型的“交换意见”，不仅有助于意识
在梦境中找到意义，还会促进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

在我治疗的过程中，我每周听到大约40个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辨识出反复出现的主
题。然而，就在自我认为一切都很清晰时，心灵会绕弯子，干扰理解。这样的工作会使人谦
卑，但它也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与灵魂直接联系，与所有人身上运行的宇宙的神秘目的直接
联系。任何分析师都能提供数百个梦境，我在这里说两个梦，不可否认，它们比许多梦都更具
故事性和连贯性。

第一个梦来自一个42岁的女人，她在抚养孩子长大后回到大学深造。因离开教室多年，她感到
有些不安，这完全可以理解。在课程学习的早期，她很快对X教授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坠
入爱河”几个月后，她梦到：

我走在走廊上，看见Y教授在办公室。她示意我进去。奇怪的是，她有一个阴茎，我们在办公室
的地板上做爱，而且门还开着。我很震惊，但觉得这是对的。之后，我回到走廊上，看到X教授
向我走来。我会意地笑了笑——这让他很困惑——然后继续走过去。

这个女人对这个梦感到尴尬，犹豫着要不要把它带到治疗中，因为她害怕这个梦的直白和对同
性恋的暗示。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梦，表明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折。对X教授的迷恋，代
表了她在以前的生活中尚未发展的部分——她的阿尼姆斯，她对事业和新视角的需要。她并不
熟悉的Y教授，对梦者而言，是一个女性的典范——既发展了阿尼姆斯，又保持了女性气质。因
此，在主观层面上，与Y教授做爱实际上是一种连接，是将男性和女性的原则整合在一起。这种
连接，通过做爱在她的无意识中发生，使她可以了解自己的一些特别之处，这样就没有必要将
其投射到X教授身上。通过象征性地处理这个梦，并讨论她内心保持两个对立面的平衡是什么感
觉，使梦者对她的个人发展任务有了更好的认识。

一个36岁的男人梦见他来到一座美丽的豪宅，那里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但被演
成了一种色情的芭蕾舞。有人邀请他一起舞蹈，他加入了；直到母亲给他打电话，坚持要他回

去解救她。在梦结束时，他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被打断感到很愤怒，但又觉得不得不答应母亲的
要求。

在现实中，做梦者与母亲之间远隔重洋，但在心理上，他仍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反复遭受
抑郁症的折磨，被消极的阿尼玛所淹没，并害怕在关系中做出承诺。自性把这个梦当作礼物送
给他，这是一张描绘他内心世界地形的地图。他虽然已经离家千里，但仍然向父母“报到”，仍然
是受压迫童年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他错过了“生命之舞”——这是他对梦中芭蕾舞的联想。这些
意象的力量证实了他受伤的程度及其后果。简而言之，这个梦强调了他需要从母亲情结中解放

出来，解放他的阿尼玛——荣格称之为“生命本身的原型”。

人们越是理解这样的梦境，就越会相信荣格所说的内在神秘力量，即自性。在这个浩瀚的宇宙
中，我们并非孤立无助，缥缈虚无，我们有丰富的、能引起共鸣的无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症状，通过梦境和主动想象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中年之路上的任务是合作，询问梦中的意
象：“它们来自我的什么地方？我的联想是什么？它们对我的行为有什么要说的？”

真正修正一个人自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自我和自性之间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并不一定要接
受正式的治疗，只需要有勇气和日常纪律来“倾听”。当我们能够包容和整合所学的东西时，就不
会在孤身一人时感到孤独。当我们能够内化与内心的对话，同时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时，就
会体验到先前由古代神话和宗教提供的与灵魂世界的连接。我们重新学习了我们祖先所知道
的：黑暗会发光，寂静会说话。当我们有勇气和纪律进入内在，体验灵魂世界的伟大辩证时，
我们就会在永恒中重新站稳脚跟。

牢记死亡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各种标准来
看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直到几年前，如果你很幸运，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一睹芳容”。边沁先生
在其遗嘱中预留了一笔津贴，用于每年以他的名义举办一场晚宴。这一切都很好。但有一项规
定是，要把他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推出来，放在桌子的最前面。人们不禁会想，在这样的晚宴
上，可能有怎样风趣的谈话。如果发现主人看起来很憔悴，客人们会不会很尴尬？

杰里米·边沁的故事反映了西方文化的现状。随着神话的基石被侵蚀，自我价值转向物质获取和
地位升迁，现代文化已经将死亡视为敌人。据说，现在在鸡尾酒会上，死亡是唯一不合适的话
题。正如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美国式死亡》）、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拒斥死亡》）和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zabeth Kubler-Ross，《论死亡与濒死》）
等社会评论家所观察到的，美国人尤其介意这个关于生命的核心事实，即我们都在走向死亡。

这个明显的事实充满了暗示。在中年之路上，人们对时间和有限性的严峻认识，取代了童年的
魔法思维和成年早期的英雄思维。爱欲带给我们生命，同时，这一力量也在吞噬我们。正如狄
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简洁的表达：“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是我的毁灭者。”

年轻时的爱欲，就像一根燃烧的导火线，到中年时，对自己的死亡感到震惊。难怪那些
老男人会和“可爱的年轻女人”私奔；这些女人会做胶原蛋白治疗，会做整形手术来掩饰时间的流
逝，会在温泉疗养中心酣畅淋漓。正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激发了这些行为。

我们为什么希望保持年轻？把身体的某些部位变得更灵活也许是件好事，但为什么人们希望回
到更幼稚的过去呢？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宁愿把生命看作固定不变而不是向前发展的，人们没
有准备好面临一系列的死亡和重生，人们不愿意完成整个旅程而宁愿蜗居在舒适的空间里。因
此，整形手术取代了生命战役，青春气息主宰着整个文化。

希腊神话中的提托诺斯（Tithonus） 是一个永生之人，但他的身体仍会衰老。当他的身
体衰弱时，他向诸神祈求死亡，最终如愿以偿。这就是杰里米·边沁和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时间
让我们归于尘土。

在中年时，精力的减退和苦心经营的一切被摧毁，自然会让人感到苦恼。但在这种苦恼之下，
有一个盛情邀请。它邀请我们为接下来的旅程换挡，从外部获取转向内在发展。从第一个成年
期的角度来看，后半生是一场缓慢的恐怖表演。我们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
是生命。然而，如果真的如所有宗教所证明的，万事皆有神启，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过程中
更大的智慧。我们不能只从青春的角度出发，只从自我的角度来想象安全，更大的成就当然是
获得足够的心理弹性，去肯定我们整个生命中更大的节奏。

我有幸见过一些在临终前比大多数人都更清醒的人。其中一个人，安吉拉，曾坐在我此刻身处
的房间里，她说：“我不希望它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身上，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她
承认，癌症摧毁了她的身体，但最终唤醒了她的生命。她过着美好、负责任、受尊敬的生活，
但她从未了解过自己。在分析过程中，她激活了自己未触及的部分；她学习音乐、空手道和绘
画。我敬佩她的勇气、日益增长的谦卑，以及她朴素的智慧。到她去世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
比自己本身更大的成就：生命旅程中美妙的谦卑和壮丽。这个向我求助的人后来帮了我很多
次。

中年之路上的痛苦可以转化为这样的收获。讽刺的是，失去从某个角度来看意味着得到，因为
放弃旧的自我确定性，会使人遇到一个更大的现实。如果我们是不朽的，就没有什么真正重
要，没有什么真正算数；但我们不是永生的，所以每个选择都很重要。正是通过做出选择，我

们才成为人，并找到个人的意义感。那么，矛盾在于，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恐惧和希望，

都依赖于必有一死。这就是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所说的“死亡是美丽之

母”。 美来自恐惧，对确定的欲望也是。有如此多的恐惧，所以有如此多的美。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己是谁，不再追求名利或青春的外衣时，我们知道已经走过了中年之路。
通过放弃旧有的自我依恋，肯定自己逐渐步入神秘之中，生命作为一种缓慢消逝的感觉，一种
不可替代的丧失体验，得到了转变。

像往常一样，诗人捕捉到了这一悖论，也就是耶稣在两千年前曾指出的：要赢得生命，我们必
须学会失去生命。里尔克在他的第九首《杜伊诺哀歌》中谈到了我们生命的循环：

你永远是对的，你神圣的

启示就是亲密的死亡。

瞧，我还活着。依靠什么？

童年和未来都不会

减少……盈余的存在

涌上我的心头。

悖论在于，只有通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虚假保证，放弃所有
的追求。接着，最奇怪的是，剩余的存在会充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从头脑中的知识——
尽管它有时重要——转向心灵的智慧。

生命是一束光

据我所知，对于生命，没有谁比荣格的定义更为精妙，他说：“生命是两个巨大的谜团之间的一

束光，而这两个谜团是一体的。” 我们狭隘的意识所能了解的奥秘，并不是全部的奥
秘。我们永远不会最终明白并确定这段旅程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被召唤尽可能有意识地生
活。

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avafy） 捕捉到一个悖论，即旅程的目的可能就是旅程本身。

他的诗名为《伊萨卡岛》（“Ithaca”），这座城市既是奥德修斯 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
的地；而奥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诗人劝诫奥德修斯祈祷他的旅途漫长、充满艰
险，并且敦促他不要急于返程。当他最终驶入故乡的港口时，请记住：

伊萨卡赐予你如此美妙的旅程。

没有她，你永远不会走这条路。

但她再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了。

如果你发现她乏善可陈，伊萨卡没有欺骗你。

凭借你所获得的智慧，凭借你丰富的经验，

到那时，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的意义。

我们的伊萨卡不是抵达或休息之所，而是激活和推动旅程的能量。在生命的后半段，无论它何
时到来，旧的自我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忠诚，但是一个人的现实感对它的依赖要少得多。是的，
各种角色的丧失是一种死亡，但有意识地放手也可能开启一个转变过程，明智的做法是协助而
不是阻碍它。当我们转过这个精神拐角之后，许多旧的自我要务似乎不再重要。

一个人没有完成中年之路的标志是，他或她仍然陷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设活动中。人们还
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只是对有限和不可靠的权威的投射。它们是虚幻的偶像，虽然在生命早
期是必要的，但后来可能会使我们在旅程中迷失。当然，旅程本身是象征性的，是运动、发
展、爱神战胜死神的意象，是努力创造意义。我们在中年的任务是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放弃前
半生的自我要务，向更大的奇迹开放自己。

中年危机的体验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而是一系列假设的崩溃。当我们环顾四周的过来人时，
我们自然会寻找行为和态度的范例。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我们遵循前人的道路，我们最终会确
定自己是谁，并将了解生活的意义。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我们会感到幻灭、焦虑，甚至是
背叛。我们了解到，没有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也没有人知道生命的奥秘。那些吹嘘自己知
道的人，要么仍然在向外投射，要么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们是在证明自己的真理，而
不是我们的真理。因此，没有什么大师，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荣格提醒我们，人们感受到痛苦，是因为“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

，灵魂因此遭罪。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受限的，我们的视野是受限
的，我们要么跳船，要么拥抱旅程。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旅程会影响他人，对此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清醒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人才能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荣
格觉得，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尤其正确。里尔克写道：

有时，一个人在晚餐时站起来

走到屋外，一直走下去，

因为在东方某处有一座教堂。

孩子们对他说祝福的话，好像他已死去。

而另一个人，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待在那里，消耗在碗碟和杯子里，

这样，他的孩子们就得远走他乡

走向那座他所遗忘的教堂。

走过中年之路，没有人知道这段旅程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
别人走的路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最终要寻求的东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正如几个世纪前圣

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 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感受
到灵魂的激励，正是这种对内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强调，区别了第一个成年期和第二个成年期。
荣格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认同内在声音的力量，才能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

有意识的行为是核心，否则我们就会被情结所淹没。每个人心中的英雄都必须响应个体化的召
唤。我们必须远离外部世界的喧嚣，倾听内心的声音。当我们敢于从心而活，我们就有了个
性。对于那些自以为了解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变得陌生，但至少我们对自己不再陌生了。

对中年之路的有意识体验，需要将我们是谁与我们的内化经验分开。然后，我们的思维会从魔
法思维到英雄思维，再到人性思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依赖，对他人要求更少，对
自己要求更多。我们的自我受到打击，必须重新定位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职业、人际关
系，以及权力和满足的来源。在对自己要求更多时，如果他人没有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的东西，
我们也不再失望；我们会承认，与我们一样，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走完自己的旅程。我们会越来
越意识到身体的有限性和人类所有事物的脆弱性。

如果我们还有勇气，中年之路会让我们与生命失联之后重获新生。奇怪的是，除了所有的焦
虑，还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自由感。我们甚至可能会意识到，只要与自己有着重要的联系，外面
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
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

回想一下荣格的中心问题：“我们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 我们要么体现出某种本
质，要么就荒废了生命。一种巨大的神秘能量在孕育时就体现出来，在世间停留片刻，最后去
了别的地方。让我们做仁慈的主人，让我们有意识地赞同这生命散发的光芒。

最后，让我们用里尔克的话作为墓志铭：

我生活在不断扩大的圈子中

逐渐覆盖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也许我永远无法抵达终点，

但那将是我努力的目标。

我环绕着上帝，环绕着古老的塔，

我已经盘旋了一千年，

而我仍不知道我是一只猎鹰，一场风暴，

还是一首激昂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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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真理是神圣的，它不是直接就能掌握的东西。唯有在反思中，在例证和象征中，在单一或相关
的表象中，我们才能领悟到它。它以“令人无法理解的人生”的面目出现，可是我们却无法摆脱想
要理解它的欲望。

——歌德（Goethe）

有一种观点，或许应该称之为反复出现的幻想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幸福。毕竟，就
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许诺。有朝一日，能在阳
光灿烂的草地上逗留、休憩，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谁不向往这样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说宿命、上天，却另有打算。它不断地打破人们的幻想。我们向往的图景
和实际的遭遇（困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道裂隙总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闪现。在帕斯卡
（Pascal）看来，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芦苇，轻易就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毁，然而我们也是会思考的
芦苇，能够想象宇宙洪荒。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说起胸臆间那两个相争的精魂，一个执
着于尘世，另一个向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让我们想起发现自己并非上帝并悲悼于这个事实
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观察到：

人是唯一会笑会哭的动物；皆因唯有人会因为“事情实际是怎样”与“事情理当是怎样”之间的差异

而备受打击。

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主人公约瑟夫·克乃西特（Joseph Knecht）慨叹道：

啊，要是能让人们理解，该有多好……要是能有一个令人坚信不疑的信条该有多好。样样都相
互矛盾，样样都只是稍微沾点边，不能切中要害；再也没有确凿无疑……难道就没有真理可言

吗？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
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但荣格心理
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
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我们大概都充分体验过幸福的瞬间，但它们总是稍纵即逝，既不能凭着许愿成真，也无法靠希
望永存。不过，荣格心理学，以及荣格曾经从中汲取洞见的、诸多宗教与神话方面的丰富传统
都主张，正是灵魂的沼泽地、痛苦的大草原为人们提供了情境，促发人们去探索，并最终寻获
意义。正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发现的那样，神祇颁布了庄严的律令——
经由痛苦，世人悟出智慧。

若是没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与灵性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人会停留在无意识的、幼稚
的、依赖的状态中。然而，我们的诸多成瘾问题、意识形态层面的依恋，还有神经症，都是对
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信仰体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
希望借助过于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价值观，让人生旅程变得没那么沉重；他们不喜欢灵性问题
中存在模棱两可，于是寻求领袖人物带来的确定感，或是抓住现成的机会，把人生中的矛盾投
射到邻人身上。还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于形形色色的上瘾行为，将存在性焦虑暂时麻
醉，结果却发现它执拗地又在次日重返。余下的人选择了神经症，也就是说，运用诸多直观的
防御手段去对抗人生中的创伤。但这些防御同样会令灵魂陷入困局，即让人始终只会做出被动
的反应。而这会让一个人滞留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除
非我们能够正视“向往的图景”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差距，除非我们能有意识地承担起灵性成长
的任务，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滞留在逃避或否认的状态，或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对
待自己和他人。

荣格心理学的思想、动机及实践就是：并不存在阳光灿烂的草地，并不存在让人松弛小憩的绿
荫；真正存在的是灵魂的沼泽地。而大自然，还有我们的天性，有意做出了安排，使得我们的
旅程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在此停留，人生中许多有意义的时刻将会从这里诞生。正是在这样的沼
泽地里，灵魂被渐渐锻造成型；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只是生命的庄严感，更有它的目的、它
的尊严，还有它最深层的意义。

对于疗愈的艺术来说，其遭遇到的最大讽刺无疑就是心理学实践中“灵魂”这个概念的日渐销蚀。
弗洛伊德（Freud）与布洛伊尔（Breuer）出版《癔症研究》（ Studies in Hysteria ）距今才不过
一百年而已。19世纪末的医师们不得不着手处理这样一类患者的痛苦：他们既不能从宗教传统
中找到慰藉或投注情感，也无法被医学方法治愈。跌入现代主义裂隙中的人越来越多，可对他

们来说，关于灵魂受苦的科学尚不存在。

如荣格所说，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后一个进化的，因为此前维持它的是那些伟大
的神话和制造神话的机构。心灵（Psyche）是希腊语中“灵魂”的意思，从词源学上讲，它可以追
溯到两个并存的源头：一个是“蝴蝶”，借助这个比喻，那神秘、优美却又飘忽不定的特质将我们
对灵魂的体验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动词“呼吸”，类比的是那一阵看不见的气息，在人
们出生时降临，又在死亡时离去。

然而，事实是多么讽刺啊，现代心理学往往只处理这样的问题——能被人观察并转换为统计模
型的行为，或是能被再次设定的认知，要么就是能被药物矫治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异常现象。
虽然这些治疗手段确实效果显著，对患者很有帮助，可它们却极少面对现代人最为深切的需
求，即让人生旅程变得有意义。无论是何种疗法，无论在初始时能多么有效地缓解症状，只要
它不去解决灵魂的问题，到最后必定也只是肤浅的。

荣格指出，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请
注意，他并没有把痛苦排除在外，他强调的是，神经症防御和对抗的是人生的“没有意义”。类似
地，他认为神经症属于“不真实的痛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实的痛苦是对“存在”
（being）之伤痛做出的现实反应。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治疗的目的就不在于消除痛苦，而在于
从痛苦中穿越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意识，这个被拓展了的意识能够涵容生命中对立的两极。
正如奥尔多·卡罗德努特（Aldo Carotenuto）观察到的：

心理疗法不是搭建出各式各样的模型，然后根据这些模型把人类的痛苦分门别类，贴上标签；
它是对痛苦的检视，是发现外部事件与内在事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人生都

是由这样的联系构成的。

荣格认为，神经症不只是对人生创伤的防御，更是一种想去疗愈这些创伤的无意识的努力。因
此，暂且不谈它的后果，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它的意图。出现症状，其实是患者在表达想要获得
疗愈的愿望。我们不该压抑它们或消灭它们，而是应当去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创伤。这样一来，
创伤，以及渴望获得疗愈的动机，就有可能帮助患者拓宽自己的意识。卡罗德努特也指出：
“（一个人）决定借助心理疗法来处理痛苦，而不是求诸某个全能的神灵，即是主动选择了意

识。” 尽管代价甚巨，但这种清醒的意识会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宽广、丰盈。

令荣格心理学焕发出生命力的核心思想就是“无意识”的存在。这个观点似乎已经不稀奇了，但那
些不认同心理动力论的心理学派实际上并不认可它；绝大多数人也不认为它会出现在自己的日
常生活中。对于这股在内心中自主运作的力量，极少有人意识到它的深刻，人们基本上没有能
力理解它，也无法凭着意愿让它消失，甚至都没法预测它。因此，源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强迫行
为、上瘾、情结的投射就被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他人造成了重负——虽
然我们自己也抱怨它们的沉重。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这个想法理应令人感到踏
实和欣慰，可实际上它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儿时的经历、脆弱、面对外界环境时的无力感，还
有依赖的正当性，我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而这一切的对立
面，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责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心理动力学疗法希望推广的，是以一种崭新的态度来对待心灵。心灵力量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
的东西，同时也带有疗愈的动机。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内在的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每次都根
据外部力量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调整，从而加剧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踏
实，就好比稳稳地站在某种深层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们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这种与深层真
相建立关联的时刻，即与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相遇之时，人会感受到一种联结与支持；要
想缓解普遍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联结感与支持感必不可少。正如卡罗德努特所说：

成熟其实并不意味着不会被抛弃，而是我们主动地抛弃了一些幻象……如果我们能够承担得起

独处的焦虑，全新的地平线会铺展开来，而且我们终将学会不依赖他人也能独立存在。

独处的概念很容易理解，我们也都声称自己很渴望它，可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
逃离这种焦虑——彻底地、全然地面对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天地之间。文化，正如我们所
设计的那样，似乎只是一种余兴表演，其目的就是避免孤独。实际上，人们最不情愿放弃的幻
想就是这个念头（另一个不愿放弃的幻想是永生不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治愈我
们，照顾我们，让我们免于踏上那趟向我们发出召唤的、令人生畏的旅程。难怪我们要逃避这
趟旅程，把它投射给某位上师，而且从来不愿与自我融洽从容地共处。

千方百计地避免灵魂陷入阴郁状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这是因为，一个从来
不曾松弛下来、从来不曾放下“我想要获得幸福、想要无忧无虑”的急切渴望的人，永远也无法获
得安宁与休憩；相反，他将无可避免地被拉下泥沼，时常感到痛苦。大自然总会有潮起潮落，
这不正是它的天然节律吗？一年有四季，女性每月有经期，我们每天也会感受到高低起伏的生
物节律，还要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交给那个名为“睡眠”的黑暗世界，这不正是我们的亲身
体验吗？所谓的“被动的自然”与“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natura naturans），这种节律不正
是自然的天性吗？《传道书》（Ecclesiastes）中反复吟唱的讯息，不正是对这种节律的赞颂吗？

自我，即对“我是谁”在意识层面上的感知，是充满情绪的、不断重复的个人经历的累积。它是意
识的核心情结，而意识的边界是流动易变的，也很容易遭到侵犯。我们需要自我来主导意识层
面上的日常生活，调动心理的能量，并引导它们流向目标；我们需要自我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
洽和延续性，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下去，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标
是安全感。不难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对抗从内在生发出的、无意识的潮涌，并与引起巨大冲击
的外来能量交锋。出于这个目标，也就是对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渴望，自我变成了一
个神经质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厅里东跑西撞，捡拾杂物，弄得四处尘土飞扬，把那儿变成了
一个更加不舒适的地方。

从自我对待世界的狭隘视角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息冲突。然而，
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与自性和世界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自我应当
保持开放，尽力做到有意识，并且愿意交流协商。荣格将这种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称作“交换
意见”（Auseinandersetzung），是对独立但相关的现实的辩证交流。“自性”这个概念超越于现实
之上，也高于自我，它不仅是对紧张的自我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位
的认识。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
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

会提出的神话。

个体化迫使自我与自性之间展开持续不断的对话。在交流之下，割裂的心灵或许会愈合一部
分。因此，如果给自性下一个实用的定义，或许可以说，它是“我们内在秩序的原型”。这即是
说，自性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它的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成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性令我
们成为自己，或者说，通过在躯体层面、情感层面和想象层面上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它塑造我
们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自性描述为一个“乐意当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说，它既是目的论的，也
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标，也是模具。那么，心灵或灵魂，就只是我们指代那个神秘过程的词
语而已——借由这个过程，我们得以体验到何为朝着意义前行。

就我们所知，人类是唯一总想去追寻意义的物种，就好像有某种力量在驱使我们似的。这种被
驱使的感觉往往令人痛苦，但身不由己，我们总忍不住要去追寻它。正如歌德在开头的引言中
所说的那样，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神秘，否则它也称不上神秘了，但是，在对关系的具体
化中，在对梦想生活的隐喻中，在对深度的猛然顿悟中，我们时常领略到它的暗示。无论我们
是从何处感受到深度的存在，是从宇宙中、自然中，还是从他人或自身，我们都置身于灵魂的
辖区了。

出于对安全感的渴望，自我会把这种深度简单地概括为不由分说的确定性，以及可量化的预
言。可是，“我们是不完整的碎片”，其中的神秘感不仅远远超出了我们能掌控的范围，它甚至超
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若想与灵魂搭通关系，大概只能借助于对心灵世界的想象——无论这想
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能理解它们。我们也有可能去往自我的地盘
寻找灵魂，比如神学、音乐或爱情，结果却是，我们被更加频繁地拽落到沼泽地中——那里是
我们最不想涉足的地方。这种“拽落”，就是灵魂的普遍性、自主性，以及不可或缺的神秘性的明
证。

对许多人来说，灵魂这个概念可能过于虚无缥缈，然而，正是为了尊崇它那含混不清、飘忽不
定的特质，我们必须保留它。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称之为“泛灵
论”。（下回有人打喷嚏，而你脱口说出“老天保佑你”的时候，想想看。）处于退行状态时，人
人都会把心灵投射到大自然与他人身上。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
里，人能够体验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给出的暗示——正是这些构成了灵魂。这种暗示有种奇
异的熟悉感，因为我们身上就有相似的东西——同频就会共振。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诗句
中追忆人与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自然是一座圣殿

那些有生命的柱子 时而吐露出含混的语音

人类在象征的森林中漫游

森林以亲切的目光将他打量

我家离大西洋的海边约有一英里。每年夏天，大批大批的游客像旅鼠一般蜂拥而至。他们并不
是为了避暑，因为到处都有空调，待在屋里可比挤车和驱赶沙蝇舒服多了。这必定是因为，我
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与海洋的浩瀚幽深发生了共振。那引人敬畏的、无从触底的深度引发了我们
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内在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深度。我家离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赌场也只

有一两英里，每年造访的游客里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人，人数比去迪士尼乐园或纽约的还多。同
样，这必定是因为，在铺着绿绒毯的赌桌上，在叮当作响、彩灯闪烁的机器前，灵魂被投射了
出去。人们必定是在寻求片刻的超越，瞬间的赋权，还有与他者（the Other）稍纵即逝的相遇。
人们寻求的，其实早已存在于内心，然而我们轻易地将之投射到海浪与沙滩上，或是安乐无
忧、优渥富足的梦想中。

灵魂总是居于当下的，但人们会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因此才会向外寻求。诗人荷尔德林
（Hölderlin）深刻地洞察到了这种失落：“上帝就在近旁，却难以企及；不过，危险出现的地

方，救赎也在聚集。” 心灵将我们拉回来，拖向深处，拽回内在，只为把我们带回灵魂
面前，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个体化的目标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它不是让人沉迷于自恋，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要借
由个体，将天地的宏伟意图显化出来。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身上都承载着一小块天
地赋予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若要实现它，就需要我们扩展意识。如
果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个体化的任务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纯
洁，也不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灵经常迫使那个不情愿的自我所做的
事。

在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个体化的进程并不取决于那帝王般的、狂妄自大的自我，而是
取决于内心中的那些“农夫”，它们会发牢骚，会有怨气，基本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
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我们那无法预测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样。尽管灵魂才
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惊吓、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视沼泽地的存在，压制它、否认它，
仓皇地逃离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时间里，我们都得待在这泥沼之中。之所以会有神经症这
个牢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沼泽地的存在。

荣格说，他不会在过去中寻找神经症的成因，而是在当下：“我会问，患者需要做，但又不愿做

的任务是什么？” 无一例外，这种任务包含更高级别的自我负责，更坦诚地面对暗影，
走得更深更远，进入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所有这些心灵状态都具备灵魂层面的意义。我们的
任务就是全然地经历它们，不压抑它们，也不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造成伤害。如果我们不
去面对内在的东西，就要一直背负着深层的隐患。为了疗愈自身，也为了向世界提供疗愈，我
们需要时不时地蹚过泥沼。虽然我们不愿意涉足那些地方，但或迟或早，我们总会被拖拽进
去。

在研习精神分析的那些年里，我的一个朋友总爱说一句话：“可它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跟别人起
了冲突，还是做了噩梦，只要遇到不愉快的状况，她都会这样问。我觉得这很烦人，可她是对
的。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拓宽了自己的地平线，也活得更有尊严。

灵魂层面的功课不仅是疗愈的先决条件，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卡罗德努特再次精当地写
道：

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像考古一样，不断发掘儿时的伤痛，而是逐渐地学习，努力地接纳
我们自身的局限，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努力自行承担起痛苦之重。心理医生的工作并不是提供解
脱，让患者摆脱那些造成严重不适的症结，而是要加重不适，教会患者成为成年人，此生第一

次去主动面对“独自面对痛苦、被世界抛弃”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会探索一些黑暗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曾涉足其间，并渴望逃离它
们。我不会提供脱离困境的方案，因为它们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它们是一种始终
会存在的、对旅程的体验——那是心灵分派给我们的旅程。

在一封1945年写给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Olga Froebe-Kapteyn）的信中，荣格提出，史书

（opus），即灵魂的功课，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忍耐和行动”。 他写道，心理学只
能对洞察的部分有帮助。在洞察之后，就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还需要力量，
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在后文中，我会举出一些具体的案例，但它们体现出的范式却是真正通用
的。绝大多数案例是真人真事，但已做脱敏处理；有两三个是撰写的，但比起真人真事，它们
更加接近真实……

接下来的内容既是心理学上的观察，也是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我的目的是引发反思，同时也请
你给自己颁发一份批准：准许自己带着更清明的意识，去造访这些沼泽地。说到底，我们并无
多少选择，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此生都得在那儿花去不少时间。与这些黑暗的力量搏斗，

犹如雅各与天使角力 ，二者异曲同工。正如诗人沃伦·克利沃尔（Warren Kliewer）在
“摔跤天使挑战雅各”中所写的那样：

你当然乐意 不再追寻上帝

如果停止追寻是个选择……

所以来抓我啊，莽汉，让我们来斗一场

以搏斗那手忙脚乱的、绝望的美 致献我们的敬意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内疚

在预约电话中，艾尔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她有连续的两个小时，而且这是我们见面的唯一机
会。第二，她会寄给我一张翻拍的照片，让我提前好好看看。我同意了。三天后，照片寄到
了。

照片十分老旧，皱巴巴的，但挺清楚，上面是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的手。显然这是从某个档
案里复制下来的，因为照片底下的说明文字是童年记忆中的那种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边
缘斑驳不清，偶尔还有字母缺了一块。“来自卢布林的佚名女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走进迈丹尼

克的焚尸间（Majdanek Krematorium）。约为1944年3月。”

照片上的女子大约二十八九岁，穿着一件薄薄的棉布外衣、羊毛袜、黑鞋子，面朝左方；她的
右臂拢着一个差不多六岁的孩子，左手拉着的那个大概有四岁，离她稍有点距离。我无法把眼
光从这张翻拍的照片上移开。女子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警觉，显然充满了焦虑，但永远定格在
朝前看的状态。两个孩子被她用手臂围拢住，跟她一起往前走，就像一个人似的。年幼的那个
孩子看上去吓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躯显然在向后躲。或许她被噪声、人群，或照片
左方的什么东西吓到了。

时光中的那一刻永远冻结了。其中的讽刺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当时不
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们将会被驱赶到淋浴室中，要不了多久就会
拼命抓挠彼此，抓取那并不存在的天堂，去争取未受污染的空气。他们知道吗？有些事孩子们
不知道，但那位女子知道吗？那连根拔起式的迁移，火车上的运送，心中的困惑，不知从何时
起就消失不见的父亲，还有空气中飘着的可怕气味，一旦闻过就会烙入神经，令逃脱的人永远
无法释怀……他们知道多少？这让我心神不宁。在拍下照片的这一刻，要是他们不知道该有多
好；要是这一刻依然留有希望——那长着明亮又脆弱的双翼的东西——该有多好。

约好与艾尔见面的那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知道自己梦见了那个地方：在铁道交汇之处，欧洲
永远终结了“道德进步”这个脆弱的概念。照片上有一处细节一直在我心头盘桓不去：那个年纪更
小的小姑娘，拖在后面的那一个，她的左腿离镜头更近，所以能看见那条腿上的羊毛袜破了。
她必定是摔了一跤，蹭破了袜子。我想知道她的膝盖有没有流血，那一刻她还疼不疼，妈妈有
没有安慰她。那可怕的大门在她面前张开血口，而我居然还在担忧她的膝盖，这简直毫无道
理。或许这属于某种道德上的转喻吧。当一个人无法承受整体的时候，就会转而关注一些细小

的、具体的、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想搂住那个孩子，摸摸她的膝盖，对她撒个谎：这就
像个糟糕的梦，很快就会没事了。但我不能。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触碰到她，她的恐惧将永远停
留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那些嶙峋的肋骨、空洞的眼神——并不断地萦绕、徘徊。

艾尔快八十岁了。她的英语完美无误，但我听得出，她的母语隐藏在那依稀可辨的口音背后。
我们见面时是夏天，但她穿着黑色的半裙，白衬衫和白毛衣。你会觉得，这身装束就像是她的

某种制服，或是她向来只穿这样的衣服。她说：“今天我跟你要了两个小时，给你讲个故事。如
果你想，可以打断我，也可以提问，但到最后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来
这里。”

心理治疗可不是这种做法，但我感到，我必须答应她的条件，因为在那一刻，好像有些东西远
比游戏规则重要得多。

“我寄给你的照片，你认真看过没有？”她问。

“是的，我看了。我甚至梦见了它。”

“我也是。这正是我想谈的。照片上那个女人就是我。”

“可这……我以为她死了。说明文字上说，他们正在走向焚尸间……”正说着，我看出来了，面前
的女子正是照片上的那一位。五十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但那双眼睛没有变；她也没有发福，颧
骨处的皮肤依然紧致。

“当年我家在卢布林，我是医生的女儿。刚开始运送犹太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不是
犹太人。我父亲年纪太大，没法参军，战争不会波及我们。而我还年轻，打仗对我来说是很遥
远的事。我希望能遇见个意中人，结婚，同时也找份工作。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二十六了，
这个岁数还没结婚，已经不小了。我担心遇不上合适的人了。”

“可你怎么去了迈丹尼克？你不是犹太人啊，你是安全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真觉得一切都再蠢不过了。那天是星期五，我去市场帮母亲买菜。就在那一
天，德国人的特遣队开始了抓捕行动。他们知道犹太人会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去市场。他们包围
了市场，另一批人去了犹太区，同时把整个街区都封了。我被封在里面。”

“你没有告诉他们……”

“当然说了，一开始就说了，我说我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 ，可其他人也都这么说。那
帮人哈哈大笑，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了卡车上。”

在诉说中，她好似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不能说她在害怕，但在脑海中，她确实身临其境。或
许她保持了某种解离状态，但她真的回到了当年。她告诉我，她如何跟大批人一起被车子拉到
了中央火车站，一路抗议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被轰到了火车上。几个小时后，吓呆的人们被带
到一个栈桥，旁边就是人称K-Z Lager Majdanek的迈丹尼克集中营。这是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里的灭绝中心之一。随着人把自身不能容忍的部分疯狂地投射到“他们那批人”身
上，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文化轰然坍塌。

我知道此时不该插话。她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被推搡到一个军官面前，而此人
要把他们分成左右两队。哪一队去往焚尸炉，哪一队去往营房里疫病丛生的日子——那里有伤
寒、严酷的劳役、每天仅八百卡热量的伙食，到最后，在早已被摧毁的肉体中，人的精神也终
将颓然倒下。

排在艾尔前面的是一位母亲，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被吓到不敢说话，另一个在哭。他们走过
军官面前，那军官冲母亲笑笑，指了指右边，但让孩子们去左边。女人尖叫起来，紧紧抱住孩
子们不放，可有人过来把她拉开，推搡到右边那一小群人里去。两个孩子站在那儿，吓得不敢
动，被妈妈的哭喊声弄得不知所措。紧接着，轮到艾尔走到了军官面前。讲述到那个关键的时
刻，那个“分拣”的当口，她再也抑制不住，在我办公室里尖声喊了出来：“我是基督徒，我不是

犹太人 ！”那军官答说，现在说这个太晚了，而且好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艾尔接着
告诉我，当时她是如何报出父亲的姓名、爷爷的姓名，还有一长串当地著名医师的名字，卢布
林的一所医院还是以其中一位命名的。

军官停下来，说：“行了，知道了，可你在这儿看见的已经太多了，不可能让你回去。把这两个
小孩领到浴室门口，让他们进去，然后你上那边一队去。不过你要跟他们一起干活，而且永远
也别想离开这儿。”

“我没法告诉你那一刻我有多么高兴，”艾尔说，“我不用进那里边。我会去干活。我会活得长一
点儿。我推着孩子们走。一个紧紧地抓住我，另一个我得拽着走。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拍下了
你看见的这张照片。我不记得当时有人拿着相机。能活着，我太高兴了。我一路拉着孩子们，
把他们带到浴室门口。囚犯里的头目把孩子们拽了进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那一刻，我再次察觉到，她又回到了当年，因为她叙述中那片刻的暂缓，多少带点如释重负的
意味。她重重地靠向椅背，沉默了约有两分钟，然后继续说了下去。她向我讲述起集中营里的
生活，她是如何在那段暂缓的死亡判决中生存下来的。她那坚韧的年轻躯体熬过了严酷的劳
役，忍受着被剃成光头的屈辱，还有日复一日的稀粥。等到苏联人解放集中营的时候，那里只
剩下一两百个尚能行走的骷髅，其中有不少没过多久就死于疾病，或饥饿的后遗症。

“战后我搬到了华沙（Warsaw）。我父亲那边的许多亲戚都去了美国，所以我拿到了签证，去了
底特律（Detroit）生活。多年来我都不愿想起那些日子。我没有结婚。我怕我会生孩子。我知道
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可能。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直到四年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份二
战的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这张照片。我没法跟你说清楚那种感觉，一切都回来了，那种噪声、气
味，那种恐惧……但最主要的是那种战栗的感觉——我可以多活一阵子。”

此时，我以为我明白她为何来见我了。以前我也和幸存者一道工作过。比今天我们称之为“创伤
后应激障碍”更糟糕的是幸存者的内疚，那份内疚感往往太过沉重，以至于他们决定——有意识
的或无意识的——像死了一样生活。于是，他们麻木地过日子，生活在沉默和怀疑之中，永远
不曾感受过活着的滋味。

可是她说：“我没想从你这儿获得任何东西。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着就行。几年
前我信了犹太教，或者说试着去信吧，可我没成功。我没法去信仰他们的上帝，那个抛弃了他
们的上帝。但我听说了melamed vovnikim的传统，意思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糟糕的
事，上帝都留下了二十四位公正的人，如果你向他们讲述你的故事，上天就会听见。”

“我不敢说我是其中之一，艾尔。”

“一有机会我就跟人讲这张照片上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你或许是，或许不是。这辈子我还
有点儿时间，也还有必须去找的人。”

她走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不能收钱，因为我觉得没帮上忙。她说那你就把那张照片留下吧。我
照做了，直到今天我还留着它。她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我没有一天
不想起她。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观察到，奥斯威辛（Auschwitz）确实很恐怖，但它只

是日常生活的夸张版本。 弗兰克尔有资格这么说，我没有。但我认为我明白他的意思：
生活中始终不缺灵魂层面的重大议题，每天都能遇到；以及，那些最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物、不肯将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加诸他人的人，没能存活下来。因
此，艾尔的照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虽然我们的人生是安全的。命运把她置于那样的境
地，没有一个人敢说，万一遇上同样的事自己会做出什么行为；人人都有道德上怯懦的时刻，
没人能因为她强烈的生存渴望而责怪她。然而，我们也都能理解，她为何要像个现代的水手一
般，带着那张照片四处漂泊——那是悬挂在她脖颈上的内疚——到处寻找公正之士，就算不能
被宣告无罪，至少可以寻求被人听见。

内疚就像一只硕大的黑鸟，栖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肩头。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提醒我们所有
人，我们会踏足禁区，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恋且怯懦。有谁不记得拉丁诗人泰伦斯
（Terrence）的金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Ego sum humanum.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呢？我是人，有关人性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可是，正当我们祈望欢庆，祈望自
由，不再受过往约束时，那只硕大的黑鸟依然落在那儿，刺耳地嘎嘎大叫。它粗嗄的叫声破坏
了那一刻的欢悦，一切又滑落回从前，还伴随着那个名叫“耻辱”的侍从。

我们应当在反思中深入辨析内疚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就像许多概念一样，诸多不同类型的体
验会被统归到一个宽泛的名词之下。我们真的需要仔细地分辨以下三种内疚：

1.以责任的形式出现的真实的内疚

2.用于防御和对抗焦虑的非真实的内疚

3.存在性内疚

真实的内疚

尽管各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都承认，低内疚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当事人低于特定年龄，或
是智力受损，但本书读者肯定都不属于这些情况。如果说，个体化这项任务要求我们尽力拓宽
意识，那么，没人当得起“从未做过亏心事”这几个字。没有一个意识清明的人敢说自己一件亏心
事都没做过，这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集体层面——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堕
落》（ The Fall ）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而这个社会制造出了大屠
杀，还有绵延不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恐同等问题，无论我们有没有主动共
谋，都脱不了干系。

因此，个体的健康发展包括在合理的程度上承认内疚，也就是说，担起责任，承担自己的选择
带来的后果——无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多么无意识。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它承认在文化或个人心中存在某种力量，导致一个人做出了可能会
令其他人痛苦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悲剧中，合唱队——代表的不仅是剧作者的视角，还包括集
体智慧——见证着命运的运作。命运安排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也给主角造成创伤。古希腊有
个词叫作hamartia，它往往被翻译成“悲剧性缺陷”，但我更喜欢“片面的视野”这个说法。由于
hamartia的存在，个体做出了无法预见后果的选择。借由承受痛苦，个体有可能通过承认、忏
悔、与神祇重新建立起恰当的关系而获得救赎。

在《中年之路》（ The Middle Passage ）中，我提出，这种片面的视野与童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
分，并且会让个体——往往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体会到诸多错误选择造成的现实后果所带
来的冲击。以下两个简明的案例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贫困的童年给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用过度补偿的方式，即苦
苦追求认可与尊重，来回应曾经的贫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之后，那片面的视野继续停留在
无意识的状态，导致他做出了糟糕的选择，最终招致公众的唾弃。但从没人写过理查德·尼克松
的晚年生活。基本上，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还极力声明这就是政治的规
则。他从不曾看到，他自己才是那些糟糕选择的源头。由于如此“谦卑”，他不愿与道德结构重新
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也就拒绝了获得内心安宁的机会。

与此形成对比——正如1993年的影片《机智问答》（ Quiz Show ）中演的那样，查尔斯·范·多伦
（Charles Van Doren）出身美国著名的书香门第。他一心想获得大名鼎鼎的父亲的认可，却全是
徒劳；与父亲在智力方面比拼的时候，他只能拿到第二名。于是他没能忍住诱惑，在一个智力
问答节目中造了假，赢得了金钱、名声，以及大众的喝彩，这一切都是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得
到的。但造假行为最终曝光，令他声名扫地。值得赞扬的是，他站到了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
己的选择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承认自己丢失了道德的指南针。

在这两个案例中，人人都能找到熟悉的东西。敢于承认错误，承认自己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应
当为伤害性的后果负责，这不仅仅是获得智慧的开端，更是卸下心中重担的唯一途径。

在有信仰的社群中长大、知道忏悔之圣仪的人，有机会从过往中解脱。这是因为，名为内疚的
那只黑鸟不但能破坏当下的生活质量，还会把我们跟过去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肩负着往日的重
担会让人心神俱疲，还会削弱我们做出新选择的能力。

但绝大多数现代人都没有忏悔告解的可能，要么是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种文化传统，要么是因
为他们不再具备忏悔所要求的坚纯信仰。艾尔寻找公正之士的步伐不会止息，这是因为，一旦
她找到了，连信念带来的力量可能都会失去，而正是这种力量让领受恩典成为可能。不过，即
便是不知晓忏悔的神圣历史的人，也有可能从以下的“3R”中得到指引：承认（recognition）、补
偿（recompense）、解脱（release）。

对于愿意以成熟的方式来处理内疚的人来说， 承认 是不可或缺的。有意识，意味着一个人承认
对自身或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伤害，但是，当承
认的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必须有意识地坦承：是的，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我为那个结果
负责。反社会的人，以及有其他一些性格障碍的人，他们的自我容量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

于无法承担责任。他们不但有可能对别人撒谎，也有可能同样地欺瞒自己，不断地把责任投射
到外界去。

人们对心理治疗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做治疗就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责怪父母、社会和经济
状况上，而不去处理当下的问题。诚然，那些经历确实会对我们的性格塑造产生很大影响，但
心理治疗的精粹在于承认这一点——我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其他一切都
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成年”的逃避。这种承认可能会令人感到惭愧，甚至很受打击，但进一步的否
认或无意识会把人与过去牢牢地绑在一起，毫无改变的希望。因此，在十二步戒瘾法（Twelve
Step program）中，大量工作都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停止否认，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并且在
有可能的时候，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能做 补偿 的机会其实很少。许多做过的事情已经覆水难收。艾尔永远不可能把孩子们带回来
了。她试着追随他们的信仰，可到头来，如此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个举动其实于
事无补。她没有要孩子，或许是因为害怕在自家孩子身上看见迈丹尼克那两个孩子的影子，或
许是因为她感到应当惩罚自己。但对她来说，直接补偿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有补偿的机会，至
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唯有真诚悔过，补偿才有意义。但凡不够真心实意，就是对灵魂的物
化，到头来补偿也不会见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补偿都是象征性的，这不是说它不实在，而
是说，这种偿还显然是心理层面上的。

我们的刑罚体系为何效果如此之差，部分答案或许就在这里。英文中的penitentiary（监狱）和
reformatory（少年犯管教所）这两个词是这样来的：如果一个人被驱逐出去，得不到群体在心理
层面上的支持，他或她就会penitent（忏悔），于是道德层面上的reformation（革新）就会发生。
但现实中的刑罚体系实际上是惩罚性的，人们极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帮助一个合法地被证
明有罪的人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为之担责，而不是责怪社会，或单纯地归咎为自己运气不
好。

当一个人能够真诚悔过，当实际的或象征性的补偿已经做出，那么他会体验到解脱的恩典。对
那些依然能从忏悔的圣仪中获得帮助的人来说，牧师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中介，为人提供宽恕，
帮人获得解脱。这种宽恕被视作上帝的行为，用力争取是得不到的，只能从悔过中寻得；这就
叫作恩典。对于那些不属于此类宗教社群的人来说，寻获恩典可不容易。不过，对于那些努力
拓宽意识疆域的人来说，承认、补偿、解脱的三部曲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在拓宽意识的过程
中，人必须接纳自己的阴影，承认它的存在，并为之负责，由此，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世
界。

荣格清晰有力地写出了何为健康地承认内疚。这不意味着否认或逃避，当然也不是继续卡在过
去。

这样的人知道，世上发生的无论何种错误，其实都在他自己身上，只要他能学着处理自己的阴
影，他就已经对世界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面对当今那些庞大的、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他已
经成功地肩负起了一部分，哪怕只是微末的一点点……当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见，也看不见自

己无意识地把黑暗带入了一切行为之中，他又怎么可能看清其他呢？

非真实的内疚

在很多时候，或许可以说是经常吧，我们所说的内疚并不是上文所说的“真实的内疚”。这种内疚
往往表现为微微的紧张或不安，或是感到四肢僵住了，甚至还会有一点头晕。这确实很奇怪。
这种独特的体验常常在身体上表现出来，而这向来预示着内心的某种情结被击中了。情结被激
活（我们会在第八章中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的征兆是：涌起的能量超出了当下情境的合理
需要，人感受到躯体层面上的“入侵”，在身体上体验到了情绪状态。这些线索表明，此人体验到
的实际上是潜藏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心灵活动。

而且，此处所说的这种内疚，大部分是对较为严重的焦虑的防御；这是人在感受焦虑时的附带
反应，当时很难分辨清楚。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当他们对别人说“不”的时候，发脾气的时
候，或是感到自己不是完美父母的时候，就会感到内疚。这种感受是从孩提时代就慢慢成形
的。孩子都有天然的自恋，他们的欲望会非常自然地表现出来，可是，这些欲望立即与成年人
的世界迎头相撞。大人拥有无边无际的力量，他们会惩罚你，不赞同你，不喜欢你。没有哪个
孩子能在这种荒野中坚持很久，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抑制那些不被接受的冲动。

一个男子回忆起六岁时在自家门廊上唱歌的情景。他妈妈吼了他，不许他这么“吵”，他发誓以后
再也不唱歌了。长大后，在高中必修的音乐课上，他的舌头就像打结了一样，他完全唱不出
来。老师了解到他是真的不能唱歌之后，允许他整个学期都默默地站在合唱队后排，也给了他
及格的成绩。成年后，这名男子甚至在淋浴时都不会试着哼唱几句。与更严重的虐童案例相
比，这个问题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但它清晰地反映出，与无所不能的父母之间的“碰撞”被孩子
内化后，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进入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遇到类似
的、与强势力量的碰撞，我们开始抑制自己的冲动，并将之渐渐内化。有时，一些人甚至会防
御一切包含情感的动机，最后与自己的真实情感彻底失去联系。

因此，我们称之为内疚的东西，往往是一种孩子式的、保护性的、被动反应的情绪状态。那种
微微的紧张和不安，突如其来的冰冷感，都是因为反射性地想起了当年踏入父母那名为“不赞同”
的荒野时的感受。好比说，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然的冲动涌起，比如气愤吧，可有一只手忽然伸
了出来，就像坐在汽车里的大人物似的，把这种冲动一下子扼杀了。这种反射性的反应能把一
个人的人生约束得死死的，以至于他或她会产生相当严重的自我疏离感。例如，对别人说“不”时
感到内疚，实际上是在防御“他者会因此不高兴”的可能，并由此激活了人人都背负着的、浩瀚无
边的情绪库。

这类非真实的内疚还有可能被用来对抗对他人的憎恨、嫉妒、狂怒、色欲，以及其他一切阴影
因素。荣格指出，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意思是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阴影的存在，并且极力
防御阴影——是肤浅的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要做个好说话的人，别表露
真性情；要随和宽容，而非耿直；要圆滑变通，而不是坚持己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采用十二
步戒瘾法的、“不当老好人”的小组里的情形：一个成员讲述他或她上一周不由自主地又变成了老
好人，对此十分后悔；或者，当他或她决定不当老好人时，心里有多么内疚。

这种“防御深层焦虑”式的内疚，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很少被允许做自己。它反映出生命早期受到的
规训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同时，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从早期经历中恢复和疗愈的机
会。当一个人感受到这种内疚的时候，可以这样自问：“我这是在防御什么？”通常，答案都会归
结到恐惧上——害怕别人会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不悦。

在真实世界里，如果你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情绪变色龙，你势必要做出很多选择，而
取悦别人不该是你的首要目的。从心底涌出的焦虑之所以令人无法招架，完全是因为它来自最
脆弱的孩提时期。由于这份能量从未流走，而是滞留在潜意识中，所以它能够带着令人动弹不
得的强大力量喷涌而出。在那一刻，你没有活在当下，而是回到了儿时脆弱无力的状态。但你
忘记的是，你已经长大，是成年人了，当你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时，完全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决
策，而且，实属必要的话，你肯定也能够承受他人的不悦。

既然这类内疚是非真实的，不属于“勇敢地承认自己对他人做过的错事”，那么去努力地理解它、
处理它，让自己真正进入成年状态，就是十分必需的了。被这类内疚束缚住，意味着你依然卡

在童年。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紧张与不安的源头时，那种卡顿状态就不再是无意识的了，也不再
被我们接受。

存在性内疚

最后这种内疚是关于存在主义的；生而为人，这类内疚感是无可避免、与存在相伴相生的。举
个例子，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死是生的基础。这不仅是说，生与死就像宇宙之心的收缩与舒
张，它也意味着，一切生命都建筑在杀戮之上。我们杀掉动物来维生；如果我们选择当个素食
主义者，我们也收割了植物的生命；如果我们停止进食，就会杀掉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我们
的祖先在进食时会敬谢上天的恩典，这不仅是表达感恩之心，也意味着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
们准备吃下去的东西，来自杀戮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古老文化中的人们在捕猎前、捕猎
后、进食过程中都会念诵祷词，这是为了承认，他们加入了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原型的死

亡——重生的循环。

就算无视我们对这种牺牲循环的参与，我们依然要参与市场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别人那
里拿取某些东西。世界某个部分的繁荣发展，或许是以牺牲另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
经济指数上扬了，但环境可能受到了损害，等等。这个两难的困境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这一
点在许多宗教传统的神话原型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亚当
与夏娃的内疚就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系统性的。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一旦不再像婴儿般混
沌无知，他们就不得不看到了自己赤身裸体的真相，也知道他们的存活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
价的，他们在感受能力上存在分歧，以及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辩
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这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离开：告别幼稚无知，告别婴
儿般的无意识，告别那些不必承担后果的选择。此后，他们被迫承受这个事实：他们的许多选
择将不再是非好即坏的，而是位于各种深深浅浅的道德灰度之中。他们需要承认自身在道德层
面上的模糊性，以及人格与文化方面的表里不一。

再一次，我们想到了阿尔贝·加缪的《堕落》。尽管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但身为
法国作家，他浸润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对于现代人，他想不出比“堕落”二字更强有
力的隐喻了。一方面，现代人见证了大屠杀从自己的文明中诞生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体验
到了自身的道德滑坡。出于这些必要的认知，一个人从自命不凡的尖塔顶端堕落下来，这一点
毫无疑问；但与此相随的是意识的萌生，而且，在堕入道德泥沼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必要的谦
卑之情，此外，心理的容量也增大了，变得更加丰富和广阔。

这样一个收获了谦卑的人，不仅会更加有趣，身上的人性也会更为充分。布莱克 在读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的时候必定看到了这一点。“弥尔顿，”他这样写道，“乃是恶魔一

党，只是他并不晓得。” 就道德上的复杂度来说，撒旦远比没有个性的神主有趣得多。
撒旦是狂妄自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的心理实际上与我们的更为相似，他的困境和存在
性内疚因毁灭而变得更加丰富立体。

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他的著作《成长与内疚》（ Growth and Guilt ）中追寻了狂妄自大与
天谴之间的韵律——人类妄取了神的特权，将之据为己有，然后遭受了上天的报应，这报应带
来了谦卑、调整、重获平衡（希腊人将之称作sophrosyne）。肇嘉认为，历史即是人类个体的心
理被投射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自我对安全的需求是至高无上的，比其他
任何东西都重要，但是自我会欺骗自己，会自命不凡，还有着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打算——
无论是把大自然夷为平地，再建一座城市，还是去往其他星球；更有甚者，自我将死亡视作敌
人，还使出“英雄的手段”来对抗它。

自我的这种狂妄自大的天性或许可以叫作“浮士德情结”，这源自歌德笔下的主人公。一方面，由
于心怀无止境的雄心抱负，浮士德是高贵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遏止地想要超越自身能力
的限制，去理解并控制结果。浮士德的后代们塑造出了现代世界——满是奇观，也满是恐怖。
肇嘉认为，对于偏离了自然状态的每一个行为，我们都会背负一份内疚，这种内疚令人不能安
眠，也让现代社会生了病。正如诗人里尔克（Rilke）在20世纪初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个我们创

造出来的世界里，我们却并不自在。” 因此，这前进的步伐——这种说法如此频繁地被
人采用——属于狂妄自大的进步，其代价就是构成了存在性内疚的病态感受。

有时候，出于好意的选择也会造成罪恶的结果，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内疚在现代生活中无处
不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都有的“罪”（sin）之概念（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没有打
中”，就像箭术里说的一样），与狂妄自大——天谴中蕴含的辩证意味类似。由于缺陷无可避
免，个体不得不一直背负着内疚的重量。要想理解这种hamartia，这种狂妄自大，这种罪过，就
需要人们拓宽意识。知道自己的缺陷无可避免，无意识状态也实属必然，这就是迈向自我接纳
的第一步。

或许存在性内疚是最难承受的。知道自己应该肩负起责任——不仅为了自己做过的某些事，也
为了没做过的某些事——或许会拓宽人性，但也会加深痛苦。在《追踪神祇》一书中，我描述
了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康拉德（Conrad）、加缪这些作家如何描绘现代人的
困境——意识的觉醒令现代人目瞪口呆，他们只能满面羞惭地站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面前。与内
疚的这种相遇充满了讽刺意味。与人生中的悲剧感和滑稽感不同的是，对这种讽刺的知觉是无
法疗愈的。这种充满讽刺感的意识能够看到选择的缺陷，能理解这些选择的后果，可这种知晓
既没有救赎的力量，也没办法躲开。这样的人只能一直背负着惴惴不安的意识。但就像荣格指
出的那样，因为这个原因，他或她至少不大会继续给社会增加负担。

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心中的糟糕信念。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由于有神经症或只想着
自己而感到内疚，而是说，我们有神经症或心里只想着自己，并且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我们缺
乏改变自己的勇气或决心。当生命中的创伤阻止或屏蔽了心灵的欲望，心灵是知道的；同样，
当我们心怀对自己的糟糕信念的时候，心灵也是知道的，并且会在某个地方将之记录下来。有
谁不是这样呢？又有谁，在某些深深的地方，不知晓这些呢？而有谁会不再抱持那些糟糕的信
念呢？这就是存在性的内疚，我们逃避不了它，唯有否认它，或是去深入地了解它。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对于世上存在的那些罪恶，我们无异于同谋共犯，有时我们自己也确实
会做出罪恶的事，考虑到这些，或许自我原谅是最难做到的事。无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前半
程，我们生活在年轻时代那严重的无意识状态中；而痛苦在中年时期到来，其核心是一种必要
的盘点：看清楚我们对别人、对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学着原谅自己，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至
为艰难的。得到原谅的自己会变得轻松自由得多，可以向前走了，同时也拥有了更加清明的意
识，而这能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但是，这种对自我的原宥——伴随着真诚的悔过、象征性的
补偿，以及随后而来的解脱——是极为珍稀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抵达原宥自我的境界，
于是，人生后半程的生命力就被前半程所黏附的结果严重侵蚀。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对

恩典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接受你已被接受的事实，虽然事实上你是不可接受的。” 把这
个定义内化，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必要的事。这恩典是多么奇异，卸去重担后的灵魂又该是
多么轻松！如此一来，人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体验这个世界了。

可是，折磨灵魂的存在性内疚还有一种形式。生而为人，为了发展自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越过
界限——虽然我们一度认为，那些界限令人望而生畏。每一个孩子，为了长大成年，在某些时
候都必须违逆父母的意愿。没有哪个父母能始终知道，哪些决定适合孩子，因此孩子必须离开
家——这既包括字面意义，也包括比喻意义。在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如果哪个孩子没跟父母
同住并照顾他们，就会遭到指责，这种情况相当常见。那些确实这样做了的孩子，由于牺牲了
个体化的机会，往往会变得愤懑且抑郁。可是，那些冲破了约束去寻求自由的孩子依然会感到
内疚，就好像自己亏欠了父母似的。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局限在父母的心理发展水
平上。

同样地，为了成长，有时候人必须打破承诺。很多人由于所谓的内疚感，继续留在极为恶劣的
虐待型关系中，可他们没想明白的是，他们自己也有权利展开独立的人生旅程。有时，一个人
甚至必须成为神话中所说的“神圣罪犯”（Holy Criminal），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违背社会规
范。这类人不得不活出自己的使命，即便要背负结果带来的沉重内疚感。认为战争罪恶而拒绝
服兵役的人就是例证。历史或许会原谅这样的违规者，但社会很少会，个人往往也不会。

由于内疚把我们与过去牢牢捆绑在一起，它也会污染当下和未来，甚至能达到毁灭的程度。若
想带着清醒的意识去处理内疚，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自己承受的内疚是哪一种。真实的内疚是
承担责任的成熟行为。逃避责任不仅属于人格上的退行，它还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未
经整合的体验。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只会内疚，又有何用？”我猜她的意思是，生命的优质能量
被浪费在过去，而且让人无法对新方向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唯有通过整合，个体才能拥有必
需的意识状态，让新模式得以渐渐铺展开来。

对内疚的成熟整合需要人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为补偿往往是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
同时，人也需要有放下的能力。非真实的内疚常常会重复出现，这是一种被高度合理化了的防
御手段，对抗的是某些严重得无法容忍的焦虑。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焦虑的数量与质量都标
志着它源自一个人童年早期的经历，在那个时候，孩子受到的冲击远远超出他能够理解、评估
和整合的程度。当一个人能驱除掉心底的焦虑，他往往就能重新找回意识状态，也能够看见当
下的自由选择了。

最难承受的，或许也是最无法解决的内疚就是存在性内疚。只要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意识与道
德成熟度，就必然会看到我们徘徊其中的道德灌木丛。我们做出的选择——哪怕是完全不做选
择——难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波及他人，并有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一张由道德裂痕织成的
网，认识到这张网的存在，就会被模糊的、满是不确定性的人类处境所俘获。想要做到完全不
狂妄自大，彻底远离罪恶，或丝毫没有自欺，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越过这些无形的界
限，反作用力也开始运行，终有一天会反噬回来。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生命的讽刺意味，像圣
保罗（St.Paul）一样认识到：虽然我们能做正确的事，但我们没做；我们就是自己最强大的敌
人；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逃离更为完整的自我，我们因此继续泥足深
陷。

认识到这些，未必能让人卸下重负，但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由于分清了内疚的性质，人至
少有机会去解开一部分过往对自己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收回的能量就可以被重新投入更为广
阔的未来。

然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艾尔似乎象征着我们自身那坎坷的旅程。她在内疚的星球上徘
徊，希冀能从过往中解脱，也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我衷心希望她终能寻获一位公正之士，卸
下重担。如今，我也背负着她的秘密了。有些时候，我也会感觉到，我的一只手臂拢着一个孩
子，一只手拽着另一个，这个孩子的膝盖磕出了淤青，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而她充满恐惧的旅
程永无尽头。

第二章
哀悼、失去与背叛

找回领航的星星

戴文今年三十八岁。他父亲生前是建筑师，哥哥是建筑师，他学的也是建筑，也当过一阵子建
筑师。他从哀悼、失去与背叛中获得了如此丰厚的赐福，以至于寻获了自己的灵魂——他都不
知道自己丢失了它。

戴文的父亲是个好人，但控制欲很强。他是个酗酒的大家长，爱家人，也期待他们以忠诚回
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戴文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后当个建筑师，住在父母
家附近，对家人忠贞不贰，有求必应。他的哥哥分毫不差地遵从了这些指令，戴文自己也这样
踏上了“第一个成年期”——在这个时期，童年时的体验被内化为一系列对自我和他人的感知，孩

子发展出应对焦虑的反射性策略。

戴文不仅当上了建筑师，还结了婚，成了家，跟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而且如父母所愿，他经
常回去报到。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依赖者，并以这种方式成为系统的共谋。丈夫过世后，她立
即把戴文擢升为自己的情感守护人。

乍一看，戴文的妻子安妮似乎和他的家人很不一样。她是知识分子，是个作家，在政治观点和
生活方式上都是先锋派，但她也酗酒，而且情绪不稳定。三十多岁的时候，她罹患癌症，戴文
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直到她过世。接下来的两年里，丧妻之痛让戴文在情感上大受打击。两人
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是混乱的、悲剧性的，令两人都伤痕累累，可戴文对妻子极为忠诚，并且
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受创家庭的任务——他从小就是这样被培养的。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在
太多类似的家庭中，孩子中的某一个会被默默地指定为火焰的守护人、替罪羊，以及“伤员”的照
顾者，而这种指定是从父母双方无意识的共谋态度中透露出来的。戴文也默默地接受了提名，
并且很好地承担起了分派给他的任务。

由于心灵变得麻木无感，整个人茫然无措，戴文来做心理治疗。妻子去世后，他无法再像从前
那样到建筑事务所上班，为美好生活绘制蓝图。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拿这辈
子做什么。妻子过世将近两年的时候，就在他开始做心理治疗的同一个时段，他开始约会。他
很多年前就认识丹妮斯，但为了追求安妮而离开了她。这些年里，丹妮斯没有结婚，而是追求
事业，如今在情感和经济上都实现了成熟与独立。当戴文谈起和丹妮斯的新关系时，言语中流
露出对她的爱意，可他深信两人不会有未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想，他仰慕丹妮斯，甚至
爱上了她，可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度进入亲密关系了。

很容易就能诊断出，戴文这是反应性抑郁（reactive depression）。可是，自从他妻子离世，这种
情况持续的时间已经超出了一年，并且如此广泛地渗入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猜测抑郁
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隐藏着更深的、难以名状的不适和不满。戴文抵达了人生中的转折点，
他走上了“中年之路”：一头是虚假的自我，源自被内化了的、对原生家庭的认知；另一头是他本
该成为的那个人。

但凡一个人正在经历虚假自我的解构，一般都会遭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茫然感，就像在荒野里
徘徊一样。就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描述的：“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

亡，而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职业生涯、情感关系、人生方向
或欲望可言，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随波逐流，也预见不到更新后的自我感是什么
样子。在这个时期，任何事情对戴文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一切事情的内核都被虚假的自我污
染了。唯有阅读，以及对音乐和大自然的热爱还能在他的灵魂中激起些许涟漪。

随着治疗工作逐渐展开，我们一点点地凿掉不再起作用的旧自我，但此时很容易陷入“试图设计
未来”的误区。这种“未来”都是自我的意识安排出来的，并不是源自人格深处。于是强烈的抵触
就会出现，人的行为会变得慢吞吞的，很像是懒散，甚至是怠惰。实际上，这是对虚假的人生
道路的抵触。或许治疗的关键性转折发生在戴文带丹妮斯一起来的那天。他想向她解释他对她

表面上的抗拒是怎么回事——这种抗拒只会让丹妮斯认为，他在拒绝她这个人。在我们共处的
时段里，丹妮斯无意中提到了自己和戴文母亲的关系。戴文的母亲对她非常和气，可同时又不
放过任何一个贬低儿子的机会。“他真正擅长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位母亲说，“就是把家里收拾
得确实很干净。”

丹妮斯还指出，戴文的兄弟姐妹们是如何在事到临头的最后一刻才给他打电话的——找他帮忙
带孩子、去机场接他们、帮他们修房子等等，而像海军陆战队般永远忠诚的戴文，又是怎样一
次次答应他们的。一个画面浮现出来：一个天资聪颖、有才华的成年男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
受困于原生家庭。他的母亲心里很清楚，知道应该安抚儿子的女朋友，可她也在想方设法地破
坏两人的感情，这样她就可以继续独占儿子了。戴文的手足们也认为他在家庭结构里的角色是
理所当然的，于是就想也不想地占他便宜。

若论是什么令戴文感到如此压抑——虽然压抑感出现在无意识的层面——失去妻子只是其中一
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多年以来他人连续不断的要求与期望之下，他失去了自我。通

过与丹妮斯的交谈，戴文渐渐看到了他的家庭纠缠（enmeshment） 中的剥削本质。随
后，生活的热情开始萌动，他再次看见了欲望的天使。（从词源学上讲，欲望，即desire这个
词，源自拉丁语中的de与sidus，意思是“失去了领航的星星”）。正如塞西尔·戴-刘易斯（C.Day-
Lewis）所写的那样：

带着新的欲望前行吧

因为我们惯常去建造的 去爱的

是一片无人的荒野 唯有鬼魂才能

居住于两团火焰之间

两周后，戴文做了一个梦。

我去光谱中心（Spectrum）听猫王的演唱会。既然要去见猫王，我梳什么发型就特别重要。猫王
正在舞台上唱歌。他非常年轻，正在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舞台左边有一块大屏幕，后面有个
裸身女人正在洗澡。她走出浴缸，此时猫王和我目光对视，给我使了个会意的眼色。他的眼神
中没有任何下流的意思，相反，她的出现好像给了猫王力量，让他变得完整。她是演出的一部
分，但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

走出体育场的时候，我发现安妮站在那边。她递给我一本“圣经”，但那不是基督教的《圣经》。
安妮说：“她又干这事了。”此时我明白过来，这是她妹妹罗斯在精神分裂期间写画出来的。封皮
上画的是“启示录”。

我问安妮，我要拿这个怎么办，她说，“我希望你把它整理整理，弄得像样点”。我感到非常犹
豫。我爱她，可我不愿接过这本书，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关系中一切糟糕的东西——来自我们双
方家庭的坏影响，我那“努力厘清每一个人的困惑”的角色，还有我“拯救安妮，让她免受世界和
她自己的伤害”的需要。

我意识到安妮又喝醉了。我意识到，她其实靠从生活中汲取悲伤维生。我告诉她我要和丹妮斯
结婚了，但这不是为了伤害她。然后她说：“人人都觉得咱俩在一起很蠢。”随后她又说：“费城
人队怎么样了？老鹰队呢？”此时我明白过来，我们的生活是愚蠢的、肤浅的。我们花了太多时
间生活在虚假的情感中，从来不曾认真思考过什么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我意识到我们永远不可
能再生活在一起了，这令我感到非常难过，可是我会娶丹妮斯，而安妮会继续留在悲伤和孤独
之中，因为对她来说，没有第二条路。

这个梦显示出戴文心灵中那股独立自主的惊人力量正在运作，这力量正在帮助一个活死人寻求
重生。表面上看，失去妻子令他陷入了停滞，实际上，他的心灵在进行深层次的反抗。失去成
为他重新检视生活的催化剂。要想理解这种体验的深度，戴文必须理解，他最大的失去其实是
失去了自己心灵的完整性，他的哀悼与其说是献给妻子，不如说是献给他失去的灵魂。

戴文若想建立起全新的自我感，方法之一就是充分认识到，这个梦就像一个礼物，是他自己的
心灵送来的精彩批注，为的就是帮助他理解过去，把他从中解放出来，让他得以继续前行。

在戴文的梦中，猫王象征着“神力人格”（mana personality）。在充斥着责任的生活中，戴文会唱
的歌没有几首，而这位猫王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灵魂歌手。舞台上那个只有戴文能看见的裸女，
象征着对阿尼玛（anima）的大胆认可。在他考虑进入一段新的情感关系之前，他必须把这两种
能量整合在一起：猫王所代表的现象层面的能量，以及阿尼玛的本体能量，即给生命带来活力
的“欲望天使”。

安妮把“圣经”递给戴文的时候，这不仅象征着他年轻时得到的、与责任捆绑在一起的训诫，也象
征着他在妻子家庭中发现的疯狂。安妮的妹妹罗斯曾患过精神分裂症，而戴文是照顾她的主
力。他的任务——在梦中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是为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做事的人把事情整
理清楚，弄得像样点。但在梦境中，戴文看见了之前在意识层面上没有看见的东西，即他不再
属于那个悲哀的世界了——保证其他人的生活正常运转，拯救他们，免于他们受到自己的伤
害。

如今在他看来，安妮不只是他从小就受到训练、要去保护的那种贪婪的人，同时也是肤浅的，
转移注意力的——她把两人深刻的交流带偏了方向，转而讨论起费城人队和老鹰队这些球队
来。带着古希腊悲剧般清晰的视角，戴文看到，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那些失去、
束缚、对于被遗留在地下世界的那些东西的哀悼令他感到悲伤，但他也准备投身到一个新世界
去，进入一段崭新的情感关系，拥有崭新的自我感。做了这个梦的两周后，戴文和丹妮斯订婚
了。

唯有巨大的失去才能提供这样的催化剂，帮他看清另外一个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进入了无
意识状态的失去——他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唯有哀悼，才能激励他终于面对与自我的疏
离。唯有对安妮的背叛，才能引领他看清他的原生家庭中的剥削本质。

戴文栖身在那些阴郁凄凉的沼泽地中，努力处理一个个极其痛苦的创伤，经由这些，他收回了
本该一直属于他的生活——他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走出失去、哀悼与背叛的深海，他
重新找回了他的欲望，他自己的星星。

失去与哀悼

在我们坎坷的人生旅程中，除却存在性焦虑，大概没有哪种体验重复出现的次数比“失去”更多。
我们的人生始于失去。我们与安全的子宫彻底分离，与宇宙的心跳断开联系，被扔进一个不确
定的，而且往往充满了凶险的世界。出生创伤标志着旅程的开始，而这段旅程终结于生命本身
的失去。一路上，我们还会遭逢各种接连不断的失去——失去安全感，失去联结感，失去无意
识状态，失去纯真，渐渐地，我们还会失去朋友，失去体能，失去自我认同的各个阶段。难怪
所有文化中都有与它相关的神话，将失去与断开联结的感受戏剧化地表达出来，比如关于秋天
的各种神话故事、告别想象中的伊甸园状态、黄金时代、与大自然和母亲融为一体的记忆等
等。同样，所有的民族都会表现出对联结感的浓重怀念。

“失去”的主题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从最为多愁善感的歌词（从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哀叹：由于
爱人不在了，生活都失去了意义），到充满痛苦与渴望的祈祷，祈求与神相联结的神秘体验。
在但丁（Dante）看来，最深重的痛苦就是失去希望，失去救赎，失去天堂，以及被“联结之承
诺”的记忆困扰，无法摆脱，而那个承诺本身已经失落，无处可寻了。在我们的生存境况中，失
去也是一个核心。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就会失去每一个我们关爱的人；如果我们活得没那么

长，他们就会失去我们。正如里尔克所写的那样：“于是我们活着，不断地说告别。” 这
告别的对象是人，也是人存在的状态，还有那不断消逝的时间。在另一段诗句中，里尔克把别

离拟人化了：“别离，把她的手指放在唇边。” 德语中的失去是Verlust，其含义是，经由
欲望去体验，随后，体验的对象消失不见。在欲望之外的，总是失去。

两千五百年前，乔达摩成为佛陀（意思是“觉者”）。他看到，人生是无休止的受苦。这种痛苦主
要是由自我的控制心导致的——想要控制环境，控制他人，甚至控制生死。既然我们无法成功
地控制人生，所以失去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在佛陀看来，穿越并超越痛苦的唯一道路，就
是放下想要控制的心，顺其自然。放手正是神经症的对症解药，因为这样一来，人就不再与自
然割裂开来，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种放弃不会令人沦为失去的奴隶，相反，它让人成为主动放手的参与者。唯有放手，才能带
来安宁与平静。可是，我们都知道，自我的得力干将就是那个名叫“安全感”的警长，还有精明强
干的名叫“控制”的副手。在我们之中，有谁能像佛陀一样成为觉者？有谁能彻底摒弃欲望、超越
自我，笃信“勿按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not my will but Thine）？丁尼生（Tennyson）告诉
我们，爱过又失去，胜过根本没有爱过。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遇刺后的第二天，他的
亲信肯尼·奥唐奈（Kenny O’Donnell）在广播节目中说：“如果你不晓得这世界迟早会令你心碎，
身为爱尔兰人又有何用？”

虽然有佛陀的智慧箴言在前，但渴盼依恋、向往家园仿佛是我们的天性。心向往的是永久与联
结，而头脑能接受分离和失去，在这两者的冲突之间，有个地方可供我们找到心理上的空间。
我们大概没人能达到佛陀的境界，可也用不着当个永远的受害者。

若要拓宽意识，其核心是要承认人生的常态就是无常。确实，变幻无常正是生命力量本身的一
种表达。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这样阐释这个矛盾：“那经由绿色茎秆催放花朵之力是毁

灭我的力量。” 那股能量引燃了大自然的能量，就像炸药的引信一样，它会燃烧自己，
终至耗尽。这般的幻灭即是生命本身。“不变”的别名是“死亡”。因此，要拥抱生命，就需要我们
拥抱那股燃烧自己、终至耗尽的能量。不肯改变，即是与生命力对立，也就意味着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总结说，“死亡是美丽之母” ，出于同
样原因，死亡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发明。伴随着对那股会耗尽自身力量的体验，我们得到了意识
的能力、有意义的选择，以及对美的赞颂。其中蕴含着一种智慧，它超越了自我的界限与焦

虑，体现出生与死、依恋与失去的隐秘合一，它们都是同一个伟大循环的组成部分。 这
种智慧与自我的需求对峙，将之从琐屑中提升出来，带入超然之境。

依恋与失去隐秘地合二为一，这一点在里尔克的诗作中被精妙地呈现出来。这首诗的名字十分
恰当——“秋”。我们这些生活在北半球的人都明白，这个季节意味着夏日的消逝，凛冬的到来。
这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坠落 看这只手 也在坠落

再看看其他人 众人皆同

但有一位 用双手

无限温柔地 将这坠落捧住

里尔克将落叶的意象扩展出去，引申出地球在时空中坠落，进而带出普遍意义上的失去与坠落
的体验。他透露出，有一个隐秘的统一体在坠落底部托住了它。这是不是上帝，里尔克没有明
说；在依恋与失去的伟大循环中，他获得了满足。二者看似迥然相异，但不知何故，又是一体
的两面。

唯有当有价值的事物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失去的体验才会真切。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
失去，那说明它对我们没多大价值。想要承受住失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失去之物的价值。弗洛
伊德写过一篇名为“哀伤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y）的文章，他观察到，丧父或丧母的
孩子能够哀悼这份失去，并因此释放出部分能量，而有些孩子的父母明明在身边，在情感上却
是缺席的，这样的孩子没办法哀悼，因为父母并没有真正离去。这种受挫的哀悼随后会被内化
成为哀伤，即因为失去而感到的悲哀，以及对重新联结的渴望；联结感对孩子的价值越大，渴
望就越是强烈。因此，唯有当有价值的事物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才会体验到失去。
在这种痛苦的泥沼中，我们的任务是认清被赐予的价值，并且好好珍惜它——即便我们无法掌
握住那个将之赐予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失去深爱的人，就需要哀悼这份失去，但也要有意识地珍惜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内化而来
的东西。例如，受空巢综合征折磨的父母，他们痛苦的主因不是孩子不在身边了，而是失去了
为人父母的身份。曾经投注到那个角色里的能量，如今可以投注到另一个方向去，因此，对于
失去的人，尊重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价值，然后
铭记这份价值，并将它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无可避免的失去，这就是恰当的转换方式。
这种转换不是否认，而是转化。被内化的东西永不会失去。即便在失去之后，也还有某种灵魂
层面的东西留下。

英文中的“哀悼”（grief）源自拉丁语的gravis，意思是“承受”，从这个词中还衍生出了“重力”
（gravity）。体验哀悼，不只是承受住当前境况的重负，同时也是再次见证灵魂的深度。我们只
会哀悼有价值的事物。当然，哀悼中最深重的痛苦之一，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种感觉
提醒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能掌控的东西是多么微乎其微。就像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观察到

的，“哀悼时撕扯头发真是蠢，就好像秃头能减轻悲伤似的”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

同情希腊人左巴 ，失去儿子之后，他跳舞跳了一整夜——这行为让他的村庄蒙羞——因
为他只能通过肢体来表达失去的哀恸。就像人类其他的主要情感一样，哀悼拒绝言语，拒绝被
钉住和分析。

可以说，对哀悼描写得最深刻的诗句来自19世纪的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诗的名字叫作“大戟”（The Woodspurge） 。“哀悼”二字在全诗中仅出现过一
次，而且是在最后一节。但读者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迷茫无着，以及那痛彻心扉的、失去联结
的感觉。他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详尽地描摹大戟花朵的复杂精妙。哀悼的重量实在太过沉
重，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因此他只能把心思放在大自然有限的细节上。

从至深至纯的哀悼中得到的

未必有智慧 甚至未必有记忆

我只知道

大戟开着花儿 三朵一簇 生在一起

罗塞蒂深知，巨大的失去是多么不可碰触，因此，就像里尔克运用了秋天落叶的比喻一样，他
借用可知的、有限的细节，去暗示无边无际的痛楚。再一次，从哀悼的诚挚情感中，人们了解
到曾拥有的事物是多么珍贵。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在人逝去满一周年的纪念日，要把墓石“揭
开”，这里面的涵义是双重的：既象征着失去之沉重，也提醒人们，哀悼期结束了，生活该更新
了。

无论多么强力的否认，也不能令我们免于失去。我们也不该犹豫，应该立即进入哀悼。在心所
承受的折磨和头脑的疯狂运转之间，我们有机会接受“万物转瞬即逝”的事实，也认识到我们挽留
的力量是多么微薄，然而，这也是我们确证“曾经拥有”的机会——即便时间短暂。在阿齐博尔德
·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根据约伯的故事创作的诗剧《J.B.》中，J.B.谈起上帝，“他不

必去爱，他就是爱”。“可我们要去爱啊。”妻子莎拉说。“这便是奇迹。” 在失去中确证
我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这种力量即是深刻意义的源头。持守这份意义，同时放下掌控，这就是
我们面对失去和哀悼时要完成的双重任务。

荣格在妻子艾玛过世后，患上了反应性抑郁症。一连数月，他陷入了凄凉和迷茫。有天晚上，
他梦见自己孤身走进一座剧院。他下到第一排，等待着。乐池如同一片深渊，横亘在他眼前。
大幕拉开，他看见艾玛站在那儿，穿着白裙子，冲他微笑。他明白，死寂被打破了。他俩是在
一起的，无论是厮守还是分开。

在美国执业三年后，我打算回一趟苏黎世（Zürich）的荣格研究所。那是我离开后第一次回去，
我盼望能见到一大批老朋友。我最想见的人是我的督导分析师阿道夫·安曼（Adolph Ammann）
博士。可就在回去之前，我得知了他过世的噩耗。我为失去与断联而哀悼。随后，在1985年11月
4日凌晨3点，我“醒来”，看见安曼博士就在我的卧室里。他用惯常的、温文尔雅的气度向我欠身
致意，微笑着对我说：“再次见到你真好。”当时我有三个念头：“这不是梦——千真万确，他就
在那儿”；然后是，“这肯定是个梦，毫无疑问”；紧接着又是，“这就像是荣格梦见了艾玛。我并
没有失去他，因为他依然在这里，跟我在一起”。于是，这次体验结束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与接纳
中。我没有失去亦师亦友的安曼博士，因为他依然在我心里，即便是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此时此
刻，他也在。

或许，真正真实的、重要的、有分量的人和事，永远不会真的失去。唯有放下控制的妄念，一
个人才能真正地哀悼失去，真正地赞颂价值。

背叛

背叛也是某种形式的失去——失去的是纯真、信任和简单明了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遭遇过背
叛，甚至是在宇宙的层面：自我做出的假设，即暗地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遭到了沉重
的打击。（尼采指出，当我们发觉自己不是上帝的时候，是多么失望啊。）

在自我的幻想与我们脆弱生命的局限之间存在着落差，这种差距总像是宇宙对我们的某种背
叛，仿佛某种宇宙级别的父母令我们失望了。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慧黠诗句

里写的那样：“主啊，请原谅我对你开的小玩笑；而我也会原谅你对我开的巨大玩笑。”
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悲泣：“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你为何离弃我？”

十分自然地，我们渴望得到保护，好躲开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远离矛盾和不确定。我们将孩
子式的需求——想要能保护自己的父母——投射于漠然的宇宙。孩子对于得到保护和爱的期待
往往会落空。即便是在最有爱的家庭中，那一对孪生式的创伤，即“难以负荷的重压”与“被忽视
或遗弃”，也在所难免。或许最令父母们心寒的莫过于这个认识——我们只是做自己而已，但这
已经伤害了孩子。父母只是凡人，都有局限。于是，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自己遭到了父母的背
叛，而有些孩子的感受会更强烈。奥尔多·卡罗德努特这样写道：

我们只会被信任的人欺骗。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相信。一个因为害怕遭到背叛而不愿心怀信念、

拒绝去爱的人，确实不会受到这些伤害，但谁知道他或她会因此错过什么呢？

孩子感受到的对纯真、信任和信念的“背叛”越强烈，长大后就越有可能不信任这个世界。极为强
烈的背叛体验会导致偏执的妄想，也就是把“失去”的感受广泛地转移到别人身上。我有一位来访
者简要地回忆起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天——她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的婚姻很有爱、很忠
诚，可他从来不肯信任妻子，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还坚持要她做测谎来确证清白。他
在蛛丝马迹中寻找妻子背叛他的证据，因为他认为遭到背叛就是自己的宿命。尽管妻子一再保
证自己的忠诚，最后他还是把她赶走了，并且认为她的离去就是明证：他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
确实是对的，他遭受过一次背叛，而这种事会一次次地重演。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偏执的想法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因为每个人都受过创伤：被宇宙、
被生存境况、被我们信任的人伤害。

信任与背叛是相互依存的对立面。如果一个人遭遇了背叛——有谁不曾遭遇过呢——要再度信
任别人该有多么困难。情况往往是，如果孩子因父母的忽视或虐待而感受到深重的背叛，日后
他或她会与一个将此背叛重演的人建立关系，这种模式叫作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或
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他或她会出于避免再次受伤而完全避开亲密关系。无论采用哪一种
策略，当下的选择都被过往的创伤统治着。就像内疚那一章里的案例一样，主人公依旧被过往
所定义。然而在亲密关系中，深深地投注了信任，亦是埋下了背叛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信任
对方，那就说明我们投入得还不够深，还未到产生亲密感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不投入到这
种潜伏着风险的程度，那么真挚的亲密感就永无可能出现。可见，信任与背叛这一对矛盾是互
为前提的。没有信任，就没有深度；没有深度，就无所谓真正的背叛。

正如我们在内疚那一章中提到的，背叛是最难原谅的，尤其是有意的背叛。可是，对背叛的原
谅，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的背叛能力的含蓄承认，也是将我们从过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
法。有许多人在离婚之后依然心怀怨怼，不能原谅背叛自己的前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
吗？他们成为往事的奴隶，相当于依然留在那段婚姻关系中，并未与背叛自己的人分开。他们
依然被憎恨的酸液侵蚀，任由它定义自己。我也见过另一种已经离婚的人，他们之所以憎恨前
任，不是因为前任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该做的没做。

朱莉安是个乖乖女。她找了一个愿意照顾她的男人。尽管她因他的指手画脚而恼火，他也因为
她的需索过度而感到不耐烦，但两人都被这个无意识的合同约束着：他是她的丈夫，也是父
亲，而她则是他满怀挚爱的女儿。这个盟约是在两人二十岁出头时缔结的，当她丈夫日渐成
熟、不愿再遵循它的时候，她勃然大怒。她停留在少女时期，依然任性，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离
去其实是提醒她迈入成年的警钟。他对她的背叛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不可原谅的，但实际上背
叛她的是她从未脱离的亲子关系。不用说，她飞快地又找了一个可以让她依赖的男人，旧情节
再度上演，长大成人的邀请函被拒之门外。

背叛往往令人产生一种孤绝的感受。曾经依赖的那个人，寄予期望的那个人，或是曾经心有灵
犀的人，如今变成了嫌疑犯，一个人最底层的假设动摇了。然而，在这个充满了变数的状态
中，人有可能获得成长。我们可以从创伤中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就会在另一个
情境中重复它，或者是与它产生身份认同——有许多陷在过去里的人会认为创伤就等同于自
己。上帝看似“背叛”了约伯，但到最后，约伯对宇宙那散漫随意的前提假设动摇了；他进入到一
个崭新的意识层次，将受到的磨难转化成神的祝福。耶稣感到自己不仅遭到了犹大的背叛，也
遭到了天父的背叛，然而，在各各他（Golgotha），在最后的接纳中，他实现了顿悟的圆满。

当我们遭逢背叛，感到极为愤怒并想要复仇是很自然的。但复仇无法助人拓宽意识，反而会限
制意识，而且不仅如此，它还会把人牢牢束缚在过去。那些被复仇之心裹挟的人，无论他们的
哀恸有多么合情合理，他们依然永远是受害者。他们依然活在当初的背叛中，此后原本属于他
们的光阴都被虚掷了。同样，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否认手段，选择继续留在无意识状
态。这种策略相当于不肯去感受已经在承受的痛苦，这意味着拒绝接受失落的伊甸园所提供的
成长机会，拒绝拓宽意识。

背叛的第三个诱惑是把背叛体验“推而广之”，就像那个被母亲抛弃的男子产生的偏执妄想一样。
母亲离开了他，因此毫无疑问地他重视的所有女性都会这样做。如果放在当时的场景看，这种
妄想也可以理解，但它会渐渐发展成一种愤世嫉俗的念头，把一切人际关系都“污染”掉。把一次
痛苦的背叛体验推而广之，这种思维方式会把人困住，轻则满腹狐疑，不愿投入亲密关系，重
则产生偏执妄想，归罪他人。

背叛能促使我们实现个体化。如果遭到背叛的是我们关于存在主义的天真念头，那么我们将被
迫接纳宇宙那更为深广的智慧，去体会依恋与失去的对立统一；如果遭到背叛的是依赖，那么
我们将被迫看清，在哪些方面我们不愿长大；如果背叛发生在关系中，一个人有意识地背叛了
另一个人，那么我们将被迫忍受痛苦，并接纳对立性的存在：它不仅存在于背叛者身上，也存
在于我们身上。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躲在后面，不陷在对他人的指责中，我们就会成
长，变得更加复杂、更有意识。卡罗德努特很好地总结了这个两难的困境：

若是把背叛的体验翻译成心理学的术语，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得以经历一种非常
基本的心理过程，即整合矛盾，其中包括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必须再强调一
遍的是，这种体验不只涉及那个通常来说应该承担罪责的人，也包括那个被背叛的人，后者无

意识地启动了那些导致背叛的事件。

背叛中最难以下咽的苦涩药丸，或许是我们极不情愿地承认（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我们自己
亦是导致背叛发生的同谋。如果能够咽下这粒苦药，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阴影。
我们受到召唤，需要认识到一些东西，可我们未必次次都喜欢它们。再一次，如荣格所说：“对

自性的体验总是意味着自我的落败。” 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荣格深入探索了自己的
潜意识，在对这段经历的追忆中，他记述道，他不得不反复地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件你不知道

的、关于你自己的事啊。” 但是，借助如此苦涩的药丸，意识得以大幅度地进化。

借由失去、哀悼与背叛的痛苦，我们被拽入泥沼之中，但我们可能由此获得更为广阔的世界
观。比如戴文，他似乎陷在丧妻之痛中，可那段时间的荒废与迷茫已经与他的失去不成比例。
通过修习这段人生功课，他渐渐看到，他失去的还有自己，他也在哀悼自己那未曾真正活过的
人生，因为自从儿时起他就遭逢背叛，生活在其他人的计划里。唯有经历了那两年的痛苦，他
才终能开启自己的旅程。

失去、哀悼与背叛告诉我们的是，不能执着于任何事物，不要认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是
理所当然的，以及我们不可能免除痛苦。但与之相伴的是通往意识的邀请函。在无常中保持恒
常的，是个体化的召唤。我们既不是这段旅程的起点，也不是目标；前者早已成为过去，后者
会随着我们的前行而不断后退。我们就是旅程本身。失去、哀悼与背叛不只是我们不情愿涉足
的阴郁之地，若想让意识臻于成熟，它们是不可或缺之物。和那些我们愿意逗留、暂缓歇脚的
地方一样，它们亦是旅程的组成部分。得到与失去的伟大韵律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
能够掌控的是自己的态度：哪怕是在最苦涩的失去中，我们也愿意去寻找留存下来的、值得为
之好好活着的东西。

第三章
怀疑与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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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

无垠空间的寂静

在《思想录》中，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这样写道：“这无垠空

间的寂静令我心惊。” 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时醒来，感到极度孤独、脆弱与恐惧？有谁
不曾体会过外部与内在那些无垠空间的寂静？有谁不曾在落叶的飘零中感受到时光之易逝，以
及人在世间的孤独，就像爱德华·卡明斯在诗作中如此犀利地指出的那样？或者，像罗伯特·弗罗
斯特所写：

星辰间的空寂 不会令我惊惧

因为那些星辰之上 并无人栖居

在这离家如此近的地方 我却感到孤独

令我惊惧的 是我心中的那片荒芜

面对生活，有谁不曾感到力不从心，期待某种拯救？有谁不曾眼睁睁看着熟悉的东西逐渐消
逝，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匮乏资源？

……就连令人安心的谷仓也渐渐消隐远去

我不禁心生怀疑

内里的勇气是否能随着天明升起

拯救我们于这无助的境地

在每一片灵魂的沼泽地里，都有一项成长任务。正如荣格建议的那样，在每一次治疗中都应该
问，借由神经症，这位来访者在逃避什么任务，因此我们也应该自问，在每一片阴郁的泥沼
中，暗含着什么任务。每种情况都会有所得：获得允许，告别依赖，或是找到勇气，让人即便
脆弱也能敢于站到天地之间，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遇到挑战，促
使我们成长，并带着更强大的意识踏上人生旅程。虽然这样的发展与成长往往会令人心生畏
惧，但它也能让我们自由，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尊严和意义。

三十岁时，诺曼已经有过两段婚姻了。每一次，他都先用甜言蜜语、翩翩风度、装出来的世故
老练来攻陷对方的心，婚后没多久，当妻子不配合他的需求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控制妻子
的行为和选择，还辱骂对方，渐渐地发展成拳打脚踢。当妻子变得很难“对付”时，诺曼就会离
婚，然后寻找下一个。

第二任妻子想办法把诺曼拉去做了个简短的婚姻治疗。治疗期间，诺曼轮番使出了发火、威胁
和霸凌的招数。他拒绝讨论自己的成长背景，也不肯承认在目前的婚姻不幸中他有可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治疗师不得不很快叫停，这是因为，如果有任何一方不愿意“认领”自己的模式和责
任，治疗是走不下去的。

检视诺曼的人生，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他渴望与女性建立联结，可一旦对方靠近，他就开
始虐待她。这代表着他既需要对方，同时又害怕对方。心理上这种深深的分裂只可能源自生命
早期的经验，比如与母亲的关系。

诺曼不能忍受的是怀疑，他一定要得到保证才能安心。就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这样的人如
此害怕模糊不清，以至于必须严格遵循基本原理，他们甚至会打压看法与自己不同的邻居——
诺曼不能冒险向内看，他“临时的”自我感建筑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上，他不敢冒险去怀疑那个谎
言。被母亲虐待的孩子依然需要母亲；与此同时，他也对她又怕又恨。在成长过程中，这个创
伤出现得越早，他的防御手段就越是系统化，把这些感受移情到他人身上的范围就越大，那未
曾痊愈的伤口也越发不可碰触。因此，就像所有有性格障碍的人一样，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
伤害别人，把这当作一种偿还，却没有能力反思和在心理上负起责任。

可以说，神经症患者（这包括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遭受内疚和失败感
的折磨，被匮乏感纠缠。造成性格障碍的创伤发生得太早，伤口也太深，以至于个体没有足够
的自我力量与个人素材对话。这些问题引起的情感反应过于强烈，令人无法面对，于是就被推
入了无意识的领域，而且往往会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虽然这样的人成年后可能会在社会里位高
权重，但他或她其实永远被困在了童年时期。幼时的创伤定义并指引着每一个决定，并且会继
续精准地破坏人际关系，因为此人过于羸弱，无法容忍怀疑的存在，而怀疑是成长和超越早年
创伤的必要条件。

诺曼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下泉眼，里面涌动着的创伤与渴望灌溉了他的整个人生。像所有孩子
一样，他向往母亲的关爱，但他母亲辜负了自己的角色，并将这样的女性形象永远注入了诺曼
心中，而且，其中附带的恐惧非常强烈，足以与渴望比肩。因此，他绝望地寻求与“她”的联结，
与此同时又害怕她。人只会攻击自己害怕的东西，而他的恐惧确实相当深重。但这也是他的秘
密，一个必须瞒住自己的秘密。这样的秘密是有毒的，它必然会侵染人际关系，给他人造成伤
害。除非诺曼能够有意识地去承受自我怀疑的痛楚，否则他将会继续被无意识地封印在自己的
历史中。

自我的首要任务是安全感，因此，怀疑是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幸运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受到
的创伤不像诺曼那般严重，所以还能够承认怀疑的存在。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被怀疑压倒，被
它弄得不知所措。在德语中，怀疑写作Zweifeln，即“二重性”，这显示出当我们体验到怀疑时感
受到的那种分裂感。如何承认怀疑——这是一切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不被它压倒、弄
得手足无措，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

自我就像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执意要声色俱厉地强调自己地位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它的城堡
建筑在怀疑的沼泽之上，而强调是一种补偿。丁尼生说过：“相信我，比起对教义的半信半疑，

诚实的怀疑中蕴藏着更坚定的信念。” 威尔逊·米兹纳（Wilson Mizner）也有类似的看

法，“我尊重信念。但令人受教的是怀疑” 。固执的、没能力自省的、无法做自我批评的
立场，是法西斯式的、铁板一块的、停滞不前的。“如果对僵化的看法忠心耿耿，”歌德观察到，

“就永不可能打破锁链，也不会解放人的灵魂。” 僵化的看法有可能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
教条，或者是离日常生活更近的东西，比如我们心中被具体化了的自我感。当然，伴随怀疑而
来的是强烈的焦虑，于是许多防御就会升起，想要对抗这些焦虑。冒险去承受怀疑与不确定，
意味着冒险承受更强烈的焦虑。但是，冒险承受更强烈的焦虑，即是向着更广阔的人格敞开大
门——我们那些僵化死板的观点防御的正是这个。

怀疑有没有好处呢，让即便是神经质的自我也有可能接受？事实上，它的好处很多。

怀疑是改变的必备燃料，让成长得以发生。 没有哪个科学或神学的教条，不蕴含具体化与专
横的种子。同样，心灵号召我们放弃那些看似清晰准确的、能保护我们的东西——这与自我的
渴望相距甚远——正是这些东西令我们陷入昨日的泥潭。问题不在于怀疑，问题在于对改变的
恐惧。任何组织或个人想要成长，就必须面对怀疑的风险。

怀疑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 请注意世上的某些力量是多么强大，它们想为“作为本国公民意
味着什么”的问题制定出标准答案，比如作为一个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等等。请注意某些焦
灼的少数派是如何向立法机关、法院和社会部门施压的，他们要求这些机构严格遵守约束性的
价值观，遏制多元化的力量。指出皇帝其实什么都没穿的孩子永不会受到大众喜爱。在私人生
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有类型学，有神经质的模式、重复出现的冲动，以及僵化的观点，我们排
除不同的声音，摈弃辩证的思维，拒绝心怀不满的人。

荣格曾经指出，个体化并非来自“高处”，即治理各项事务的、帝王般的自我，而是来自“小人

物”，也就是各种分离出去的能量，它们是内在王国里的农夫。 自我希望把灵魂的宇宙
变成一神论的、独裁式的，但心灵实际上是多神论的、非常民主的，容纳了各种各样分离出去
的能量，也就是情结。想要拓宽自我感，就需要让这些能量与自我展开对话，双方都要开放、
谦卑。唯有当傲慢自我的王位被推翻时，绝大多数人才会真正长大。当围墙碎裂坍塌，新的视
角就有可能产生。因此，怀疑不仅能让辩证思维保持鲜活，并因此保护文化免于陷入具体化与
僵化，还能让人的个性变得更有活力，激励它不断进化、成长。

怀疑是一种激进的信念。 我们对神秘的神秘之处保持信念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模糊性”悉心保
存好。确定性是真理的敌人。真正有信念的人都是能打破旧习的人，时不时地，他们必须破除
陈规，好把能量释放出来，让它再次流动起来。一切概念，无论是教条还是尚在起作用的信
条，都是外壳——它承载着能量，但也是牢狱。威廉·布莱克在审视伦敦的沉寂时曾这样哀叹：

“头脑锻造出来的、人类的镣铐。” 他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而言，禁锢的害处都无处不在。

对于怀疑的价值，现代社会中没人比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说得更清楚了。他认为，与其说我们的

信念存在于有意识的信仰中，不如说存在于我们的“终极关怀”中。 因此，他指出，我们
实际上笃信的，可能并不是卫理公会，而是利益至上；不是基督教义，而是神经症；不是英国
国教，而是沉溺与上瘾。但是，只要你心怀敬意地追寻终极真理，怀疑就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要
素。由于我们不可能知道终极是什么，所以，在召唤之下，我们需要保持一部分开放的视野，
好让神性的能量重新进入。能被命名的神祇不是真正的神。正是那些从破碎信念的废墟上升起
的、饱含情感的图景，构成了新的神性。这种怀疑是一种谦卑，是人在面对神秘的浩瀚广阔时
体会到的感受。它是一种诚实。它也显示出一个人对待人生旅程的认真程度和重视程度。

为了成长，我们必须承受住怀疑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我们关于自身的确定性必须被打
碎。无论是哪种情况，怀疑都是改变与更新的代理人。怀疑将暴虐又狭隘的自我推下王座。诺
曼无法成长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停止伤害别人，除非他能够承认他那个有意识的自我所代表的
谎言。他卡在原地，是因为他不能怀疑自己。总之，怀疑会带来模糊性，而这会令人感到焦
虑。但是，为了不断成长，我们必须冒险去承受这种逐渐增强的焦虑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面对的任务。

孤独地漂流在灵魂的公海上

生命、意识，还有令人生畏的灵魂旅程都始于创伤性的分离。我们原本与宇宙的心跳紧密相
连，在子宫这个温暖湿润的世界中，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可突然之间，我们被扔到一个在
时空中不停旋转和坠落的冰冷星球上。从此，我们始终未能复原，再也不能充分地重新体验到
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即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将把整个人生都用
来处理这个问题——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退行冲动重新找回失去的联结感，要么就是把这个深
层需求升华，去寻找与大自然、他人或神的联结——这说法恐怕也并不夸张。

但这种联结感不可能持续太久，也不可能完整。因此，人感受到了失去联结、在宇宙中孤单无
依的焦虑与痛楚。即便是联结真的发生了，人也会很快再度真切地、痛苦地感受到孤绝。里尔
克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做出了形象的描写：尽管“（我们）同眠于一张床上/孤独感随着河水流

淌”。

在童年时代，我们的孤独感多多少少被父母或养育者安抚了。在第一个成年期，父母情结会主
导我们，或是会被我们移情到其他人身上，这些因素也多少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可是，即便
是最和谐顺畅的关系，也只能是“接近”最原初的联结而已。因此，到了中年之后，每个人都不得
不面对关系的局限，在一个保护性的社会中社会角色的局限，以及自身否认与移情的力量的局
限。我们无可避免地领悟到，没有人能拯救我们，没有人能保护我们远离死亡，甚至都没有人
能有效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人生的后半程，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两个最大的幻想是：我们能
够永生不朽，以及在某处有一位“神奇他者”，能够把我们从存在性的孤绝中拯救出来。

身为心理分析师，我发现，一个人能否在治疗中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变得成熟起来，直接取决
于以下能力：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
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这样描述孤独感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如今，我对人生的坚定看法建筑在这个信念之上：孤独感远非罕见之物……它是人类存在的一
个核心的、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些骇人的怀疑、绝望、灵魂中暗黑的困惑，孤独的人对这一
切必定都十分熟悉，因为除了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之外，他再无其他形象可言……没有
人会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没有哪种信仰能抚慰他，而且，除了他自己，没人对他有信

心。而这份信心往往也会离他而去，只留下他颤抖着，满心都是无能的感觉。

比起我们绝大多数人，沃尔夫的观点要阴郁荒凉得多，因为时不时地，我们还能从他人身上得
到一些安慰和归属感。但这种浓烈的孤绝感也化作泉眼，他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力量，去和宇宙
再度建立联结。虽然他的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流放和孤独，但这么多年来，作品把他和诸多读
者联结在一起。我们确实无法再度回到家园，这是真的，但是，在这个流放的宇宙中，当人们
的道路发生交会，在他者出现的那段时间里，旅程本身就会有家的感觉，这也是真的。这绝非
小事。

克拉克·莫斯塔卡斯（Clark Moustakas）观察到：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是生而为人的一种体验，它令个体得以维持、扩展，并深化人性。
……为了克服或逃避孤独感所做的努力，只会导致自我疏离。当一个人远离了生活的基本真
相，当他成功地躲开并否认了可怕的孤独感，他也就自行封闭了那条意义重大的、自我成长的

道路。

莫斯塔卡斯末尾那句话里的观点非常关键，这是因为，恰恰就是在我们孤身一人、只能靠自己
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由什么构成？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
刻，在对灵魂问题的思索中，我们创造出了最丰富、最深刻的自己。恰恰就是孤独，令我们的
独特光彩得以绽放。

与他人的羁绊越多，我们与他人的差异就越小，个体化程度也就越低；个体化程度越低，我们
就越是无法实现宇宙的宏伟目的——我们被如此神秘地创造出来，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
荣格提出的个体化概念远非自恋之意，事实上，它是对那股伟大力量的谦卑服从——那力量推
动了日月星辰，也推动我们采取行动。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宇宙，借由个体最充分的
发展，宇宙亦取得进步。从定义上看，这就是个体化的意义所在。想要退却，想要寻求他人的
陪伴，想要避开那条通向圆满自我的旅程，不仅是对灵魂犯下罪行，也是对宇宙本身的拒绝。

深度心理学的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婴儿对“原始客体”（primal objects）——也就是父母——的体
验，会对日后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后余生都不可能彻底摆脱。
这种依恋体验，无论是令人窒息的，还是疏离抛弃的，或是居于两者之间，构成了人际关系上
一再重复出现的讯息。这个讯息——孩子极为脆弱、需要依赖他人——被过度地接受、吸收，
对人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在长大后，人很难认为孤独是有价值的，而是把它视作生死
威胁。孤独令人感到忧惧，有时人会借助投射性的愤怒，来激烈地对抗和防御这种感受。正如
莫斯塔卡斯所说：“人对孤独感到焦虑，攻击性往往是这种焦虑感的伪装，并且可能表现为愤世

嫉俗，以及对爱与文化利益的蔑视。”

这么说来，或许理想的父母是这样的：能够为孩子提供支持和保护，同时也能真诚地一再肯定
孩子自身的内在资源。这样一来，在分离的各个阶段，孩子就能感受到内心这些资源所提供的
支持。大自然并没有让我们赤手空拳地踏上这段旅程。里尔克曾写信给一位焦虑的、没有安全
感的青年：

我们被置于生活之中，其中的元素都是与我们最为匹配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这个世界，
因为它并非与我们对立。如果说世上有恐惧，那也是我们的恐惧；如果说有深渊，那些深渊也
属于我们；如果有危险，我们也必须尽力去爱那些危险。面对困难，我们永远要坚持住，如果
我们能遵循这个指导原则来度过人生，那么，现在看来最为陌生的事物，日后将会变成我们最

亲切、最可靠的体验。

鉴于童年时期的脆弱，以及塑造环境的能力有限，我们无可避免地会高估关系的价值，低估独

处的价值。契诃夫（Chekhov）曾这样挖苦道：“要是你害怕孤独，就别结婚。” 当我们
能独自待着，却不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能够独处的人，在对人生的独
特体验中确实是孤独的，然而这样的人清醒地意识到某种内在的存在，并且可以与之对话。基
于这种对话，个体化的进程得以向前推进。若是拒绝这样的成长机会，那就太不幸了。唯有欣
然赞成这种对话，有意识且持续不断地重视灵魂的自主性和目的性的价值，一个人才能成为个
体。

历史中充满了对孤独的价值的暗示。有两个关于“伟大合一”的神话原型，其中之一就是英雄探险
的神话（另一个是“永恒的回归”，即死亡——重生的循环）。此类探险是社会成长的文化范式。
探险一般分成三个部分：（1）离家，这意味着离开原有的自我概念；（2）通过受苦受难，经
历意识的拓宽；（3）抵达一个新地方，一个新家园，但是到了某个时机，英雄同样也要离开此
地。这个神话范式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模式，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视野逐渐拓宽的过程。例如，
在中世纪的圣杯传奇中，人会得到这样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走进没有道路的森林，因
为走别人走过的路是可耻的。但是，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智谋，又要承担多大
的风险啊！

诺玛三十九岁，在学校里当老师。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不成熟的男人，婚姻很快
就结束了。离婚这么久以来，她每天都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悲悼自己的孤独——虽然她有好
几十段短暂的情缘，还跟另一个不成熟的男人谈过几个月的恋爱。诺玛在以下几种状态中来回
切换：憎恨男人、憎恨自己、狂热投入恋爱，或是因为没在恋爱而想要自杀，在手腕上划出不
少浅浅的伤口。在诺玛看来，她的人生就像是一个铁轮，她被邪恶的命运绑缚在上面，无可避
免地在孤单和沮丧中反复轮转。

有一天来做治疗时她迟到了。她看上去生机勃勃，精力充沛，脸颊上还染着红晕，好像那个束
缚着她的铁轮子终于松脱了。她急切地汇报说，她刚跟一个最不可能在一起的男人共度了一
天，简直“爽翻天”。当天晚上或次日早上，她会感到更加空虚，但此刻还没到时候。诺玛的爱情
生活——纠正一下，应该说是性生活——是一种无法遏止的上瘾行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上
瘾行为都是人对焦虑的管理方式，无论当事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无论他想要的是一支
香烟、一杯酒，还是白粉、食物，抑或是另外一个人，联结感暂时抚慰了人人都有的原始创
伤。与他者的融合短暂地取代了孤独感。在那个瞬间，人回到了子宫里，通过脐带与宇宙相
连，但这只是短短一瞬，然后，就像里尔克所说，孤独感又回来了，像大河一样向前奔流。

诺玛的母亲是个极度自恋的人，那个女人会掌掴诺玛，说她拖累了自己。诺玛的父亲软弱又被
动，把一辈子都花在挣钱上——挣到足够的钱，靠买东西来填补生活中的空虚。诺玛唯一体会
到的联结和滋养的感受来自她的保姆。诺玛上大学时，保姆去世了，这给她造成了摧毁性的打
击。她经常去给保姆扫墓，这位故去的守护人时常出现在她的梦里，尤其是在她感到被人抛
弃、最为孤苦无依的时候。

原始创伤最糟糕的后果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它会扭曲人的自我感，并且造成一种无意识的冲
动，让人在日后的生活中一次次地重演那种关系。诺玛的母亲极度自恋，她犹如一个情感黑
洞，把能量都吸收进去，却不返还一点点光。诺玛的父亲又如此软弱，既不能呵护孩子，也不
能保护她免受妻子的毒害。于是，诺玛对父母的体验塑造了她的孤独，并且在此后每一段恋情
中，她都会再次创造那种孤独。

这些扭曲的关系铸就了诺玛的行为模式。创伤令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凄凉的宿
命感，影响着她长大成人后的决定。成年人或许能勉强承受住孤独的感觉，可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摧毁性的。而且，诺玛遭受的创伤是双重的。一方面，她在孩童时期缺乏肯定与支持，这
被她直观地理解为“我没有价值”，并且被当作一个客观陈述而内化了。缺乏价值感导致她日后只
选择两种男人，一种是不能支持她的，比如已经结了婚的，或是自身创伤已经很严重的人，另
一种就是她父亲那个类型，太过软弱，没办法满足她“经常需要得到抚慰和情感支持”的需求。

另一方面，孩童时期在情感上的被遗弃感，导致她在恋爱空窗期时体验到难以负荷的、可怕的
孤独。在这种时期，她要么痛苦地沉溺在暴饮暴食、催吐、吃安非他命之中，要么就像诊疗迟
到的那天，纵情于狂热刺激的性爱冒险。这些上瘾行为就是她对可怕的孤独感做出的反应，童
年时她就非常熟悉那种可怕的感觉了——即便她的父母就在隔壁的房间。

对于诺玛来说，分离体验的痛苦程度甚至超出了出生创伤，也超出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时常遇到
的、日常生活造成的无数创伤。她的孤独体验既不能支持健康自我的成长，也无法让她承受住
恋爱的分分合合带来的正常变化与不确定性。在她的治疗中，分析师需要为她提供一个保护性
的、滋养的环境，也要让她觉察到自己的投射、移情，以及强迫性的重复。但在表面之下，孤
独的深渊始终潜伏在那里。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诸多人格失调都源自童年时期遭受的严重创伤，这些创伤摧毁了自
我，令人无法拥有温暖的、带有一定风险的、能够彼此敞开的关系。这样的人或许会结婚，或
拥有不少恋爱经历，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被关闭了，导致要么亲密关系被破坏掉，要
么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联结。带有这类创伤的人，获得疗愈（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
多年时间，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学习，感受与他人的相处中天然附带的那些可能性。

有人曾问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中起到疗愈作用的是什么，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答
案：是爱。弗洛伊德所说的爱，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关爱的情境，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
的，但极少有人能真正得到，因为父母自身也创伤累累，心中带着恐惧。再强调一遍，正如接

纳孤独是个人成长与创造力产生的先决条件，一个人也必须先建立起对孤独的情绪容纳能力，
然后，亲子关系造成的创伤才有可能得到疗愈。

上天要求我们承担的东西，往往令人感到沉重得无法承担。这就是在这片名为“孤独”的灵魂沼泽
中等待着我们的任务：把不可能承担起来的东西承担起来。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借由穿越沼
泽，我们打破了原始恐惧对我们持续了半生的钳制。如果我们带着成年人的洞察与勇气去穿越
它，跟它交朋友，奇异的是，那暴虐的钳制就会被打破。一个不能承受原始创伤带来的情绪的
人，就只能继续当个受害者。

诺玛的故事很常见，但她的痛苦程度并不会因此减轻。她想知道，为何自己总是没法拥有幸福
的亲密关系，可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她自己选错了人，或是亲手破坏掉了每一段感情——她不
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把对方赶走了，这恰恰导致了她最害怕的孤独。要意识到在每一段短暂的
恋情中，她都是在重演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关系，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说到
底，没有任何疗法能帮助她避开那令她害怕、让她逃避的孤独感。一些出于好意的朋友或咨询
师或许会鼓励她寻找“更好的”情感关系，可是，只要她自己依然维持原样，结果就不会有多大区
别。对付恐惧的唯一解药就是去经历它，穿越它。唯有去拥抱孤独，才能推翻它的暴虐统治。

在《抛物线》（ Parabola ）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萨提殊·库玛（Satish Kumar）讲到他如何学会
在世间独自行走，并因此收获了宁静、友谊和自己的旅程：

当你接纳了身为陌生人的状态，你就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我指的是那种流放者的感觉——感
到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很陌生的那种感觉。一旦我接受这个想法，也就是我
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感到了一种自由，反而可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了。这种

灵魂的释放是个悖论。当我不再抓住这个世界，世界反而成了我的。

“害怕失去世界”的解药，就是放开手。孤独的解药就是去拥抱孤独。就像顺势疗法那样，疗毒的
办法就是吞下一点点毒素。

关系的悖论——我们这些西方人似乎认为关系是一切病症的解药——就是，一个人越是能接纳
分离的感受，越是能与自己相处，就会拥有越好的关系。关系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我们将
个人情结代入其中，也是因为我们向关系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向它索取它无法给予的东
西）。在结婚誓言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这种无意识的幻想：他者能够解决孤独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亲密关系都会先顺畅运转一阵子，形成了某种融合的感觉，但也因此限制了双方的成
长，要么就是在不合理的期望之下，关系逐渐凋萎。唯有当一个人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进入关
系时，健康的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里尔克认为，真挚关系的核心是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
独处时光：

我认为，在两个人的情感纽带中，最高级别的任务就是：守护彼此的独处时光。

这是我们所能给予对方的最丰厚的礼物——即便我们认识到，对方也是孤独的。

在恐惧之外，在无垠空间的寂静之外，丰盈的生命旅程正在静静等候。当我试图通过把自己的
生命旅程转嫁给另一个人，从而避开它的时候，当我由于害怕孤独而向孤独屈服的时候，我不
仅违背了我人生的独特意义——实现它正是我此生的召唤，给那个我宣称要去爱的人身上增添
了一副重担，我也因此放弃了自己应当体验到的宇宙的丰盈，也就是生命要求我去显化、去表
达的那份丰盈。唯有在对“我自己”的激进体验中——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甚至也不是曾经的
我——我才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富足，这富足往往令人害怕，但它一向使人变得更加充实、丰
盛。

在怀疑与孤独的沼泽地中，蕴含着这样的任务：寻找到健康的怀疑精神——甚至能把伊克西翁

从往事的铁轮上撬下来；活出那既有助于个人成长，又有益于提升一切关系质量的孤
独。荣格清晰地描述了这个神秘的平衡：

孤独对陪伴关系未必是有害的，因为没人能比孤独的人对陪伴更敏感；而唯有当每一个个体都

牢记自己的个体性，不去与别人认同的时候，陪伴关系才会蓬勃绽放。

第四章
抑郁、消沉与绝望

三只乌鸦

苏格兰有一支古老的民谣，叫作“三只乌鸦”。它们饥肠辘辘，知道过不了多久就能找到一个刚刚
倒下的骑士，饱餐一顿。骑士的猎犬已经不再追逐野兔，鹰隼也不再寻找猎物，他的心上人也
已经另觅良人。所以它们很快就可以拿骑士的骨头筑巢，用他的头发垫窝，再拿他的血肉填饱
肚子。

抑郁、消沉、绝望这可怕的“三人组”，好似时常栖落在我们窗外的树上，就像那三只乌鸦一样，
等着我们颓然倒下，成为它们的猎物。这不就是《乌鸦》（ The Raven ）中纠缠爱伦·坡的那只
灵魂黑鸟吗？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不是把他心中的抑郁称作黑色的野兽吗？性格
阴郁的卡夫卡（Kafka）将抑郁形容为一只“隐秘的乌鸦”的时候，不是还拿自己的名字用作双关

吗？ 当这三个家伙潜伏在窗外——不仅是在忧伤黑暗的日子，有时甚至在我们最辉煌、
最光鲜的时刻——有谁不感到瑟瑟发抖呢？

这个“三人组”，这群乌鸦，是十分熟悉的存在。在我们就要入睡之际，它们嘎嘎大叫；它们拍打
着翅膀，掠过我们的视线，提醒我们，在道路尽头的地面上，一个坑洞等在那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荷尔蒙会出现波动，白昼时有生物节律，到了晚上，还有被我们称作“睡
眠”的能量的显著退行，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不难预料，我们的情绪也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
若是世上只有欢乐，却没有对立面与之映衬，我们还能想象得出它的滋味吗？然而在现代文化
中，我们就像上了瘾一样，拼命追寻不掺一丝杂质的幸福，从而扭曲了现实。这样的追寻有可
能会沦为邪恶。

当任何一件事——哪怕是好事——摒除了对立面的存在，变成了单方面的，邪恶就会插手。当
我们被美德裹挟，即便是美德，也会沦为邪恶。想想荣格提出的“阴影”概念，即每一处光明都有

与之相对的黑暗面；实际上，荣格还指出，“更多光明意味着更多暗夜”。 想想清教主义
那席卷了其他教堂的道德狂热，还有费城的历史，老话说，贵格会（Quaker）到此地是来做好事
的——看看他们干的好事。

与阴影的相遇会让现实变得更丰富、更有深度，否则它会继续停留在肤浅的状态；在这样的相
遇中，也隐藏着一张通往更广阔的意识的邀请函。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抱有孩子气
的幻想、把纯然的幸福当作目标的文化中，抑郁本身就是阴影的显化。

对于阴影，或许最为实用的定义就是：我身上（或我所属的文化中）令我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因此，抑郁的体验就有如某种道德的失败、宇宙的缺陷，或是一位受到鄙视的、不受欢迎的访
客。情绪的波动是正常的、难免的，它是我们人生旅程之意义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不想与自
己和世界疏离，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抑郁：无底的深井

“抑郁”二字的含义是需要区分清楚的。正如癌症有许多种，精神分裂有许多种一样，抑郁也有好
几种。它可以细分为“反应性或外源性（reactive or environmental）抑郁”、“内源性
（endogenous）抑郁”、“心因性（intrapsychic）抑郁”。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人也有可能
同时遭受三种抑郁的侵袭。帮助患者厘清目前的抑郁是哪一种（或哪几种），正是治疗师的任
务之一。

当人遭逢失去或感到失望时，反应性抑郁是极为正常的反应。面对婚姻失败、朋友逝去，或是
另外一些重大的失去，如果一个人不曾感受到力比多（libido）的消退，那就很难说他曾经真的
投入外部现实。唯有当反应性抑郁严重干扰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或是它的持续时间已经长得
超出了合理范围，才能称得上是病理性的。

内源性抑郁的根源尚不清楚，但经推测，有可能是生物学层面的原因。典型情况是，此类抑郁
是遗传的，往往能在患者的家族成员中找到先例。不过，早先几代人很难得到准确的诊断。这
类人非常容易自责，认为心头一直压着的重负都是自己的错。旁人也很容易认为他们不正常。
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在平地上走路，而他们每一天都在翻山越岭。

我的一位分析对象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她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状态必定就会好
起来。为了在上帝和宇宙面前赎罪、重归正途，她努力遵循各式各样的灵性律条，可她依旧抑
郁。最糟的是，她为此怪罪自己，认为这都是因为自己没能达到足够高尚的灵性境界。服用了
新型抗抑郁药物之后，她的状态好多了，她感到自己重新有了精神，也变得乐观了。诸如百忧
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左洛复（Zoloft）、萘法唑酮（Serzone）这样的新型血清素
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已经显著提升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否则他们的
身体和心灵还会继续背负极其沉重的负担。

即便识别出了生物学层面的原因，人可能依然得面对生活中那些“正常的”不幸。在我经手的案例
中，最难辨析的就是一位二十八岁、患有癌症的男士。显然，癌症的影响，还有漫长的治疗过
程足以让他产生反应性抑郁，但他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无论是否罹患癌症，都有可能产生心
因性抑郁。得知他在患癌前就出现过抑郁症状，而且家族中也有确凿无疑的抑郁遗传模式的时
候，我劝他试试抗抑郁药物。药物疗程的第23天，他醒来后感到轻松多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
好了再次投入生活的准备——与所有正常的不幸共存。

抑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口无底的深井，但在荣格看来，心因性抑郁是一口有底的井，只是我
们需要下潜得很深很深才能发现井底。想想“抑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抑——郁，哪些东西被压
抑下去了？是生命的能量、意图和目的。它们被压抑，被阻挠，被否认，被侵犯。虽然压抑的
原因有可能辨析得出，也有可能辨析不出，但我们内心中的某些东西是抑郁的同谋。甚至可以
说，抑郁的数量和质量与被压抑下去的生命力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相关的。生命在和生命对
战，而我们就是那不情不愿的宿主。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自身抑郁的中介。试想，我们如何无可避免地将生活的状况内
化于心，尤其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编出一套互相交织的，关于我们自己、他
人和人际关系的假设。例如，一个孩子对于爱、安全感和情感支持的早期需求没有被充分满
足，那么他会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错误的假设。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为那些
照顾他的人显然认为他不值得。再者，由于早期的照顾者是把孩子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的
中间人，那么，早期的关系就会成为日后一切关系的样板。

我们许多人都背负着抑郁的重担，但很多时候从外表上很难看得出来，甚至还有“微笑型抑郁”这
种说法。我们想方设法把日子过好，同时却承担着灵魂中的重负，从不曾感受过轻松的滋味
——轻松也是人生旅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类抑郁很普遍，往往未经诊断。它会逐渐侵蚀一
个人的生活质量。可是，通过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应对不了生活的挑战，我们成了它的同谋。

在这片沼泽中隐含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意识，能够辨别出“过去我们身上发生了
什么”和“我们现在是谁”之间的区别。“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

如果一个人说不出这句话，那么在心理层面上，他便无法前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会明
白，生命早期的匮乏感并不代表孩子内在有问题，而是孩子无法掌控的外在环境导致的。这样
一来，他就能够渐渐运用那些原先被屏蔽在外的生命能量了。

雅各的父母都是专业人士，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沿着他们的道路往前走。雅各小的
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格，如果他不是样样第一，就会遭到羞辱和训斥。长大后雅各当了医
生，不过这不是因为他热爱医药专业或治病救人，而是因为这个职业能为他赢得父母的嘉许。
很自然的是，父母的自恋需求依然未经检视，无论雅各做什么，在他们看来都还不够。虽然雅
各是个很能干的医生，也从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满足感，但他还是在将近四十岁时陷入了抑
郁。

中年的抑郁相当常见。虚假的自我与天然的自我之间似乎要发生一场必需的、无可避免的冲
撞。虚假的自我源于童年时期，孩子对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然后把
它们拼凑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达自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冲撞的结果就是神经
症。那些选择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察觉不到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人，会继续卡在痛苦
中，或是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中年时爆发的抑郁暗示着生命力被压抑了。实际上，它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心灵渴
望被拓宽，或期待发生转变，抑郁就会出现。当“天然的、直觉的自我”与“习得的、反应性的自
我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我们就变成了自己最糟的敌人。这种对天然冲动的破坏会导致抑
郁，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出于这个原因，除却情绪的自然波动之外，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
体验到抑郁。每次感受到抑郁的时候，人都应该提出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的抑郁意味着什

么？ 无底之井其实是有底的，但我们必须潜到最深处才能看见。就像吉尔伽美什 一
样，我们也需要面对“潜入水底，寻找生命仙草”的挑战。

为了得到温暖和光，植物会弯弯曲曲地生长，孩子也是一样，有时甚至会严重地扭曲自己。从
小到大，雅各一直在扭曲自己，为的是从父母那里得到关爱的能量，但他永远得不到，因为他
们的自恋把能量吞没了，却没有返还任何东西。若是按照天性，或许雅各——还有我们——理
当成为长途车司机、乡村歌手，或者就是闲适度日，可是为了寻找那必需的光线，只能扭曲地
生长。通过梦境与治疗，雅各发现，他当医生并不是为了响应内心的召唤，而主要是为了赢得
父母的嘉许。他在这个选中的领域干得很不错，这证明了他的能力，但同时也证明他灵魂的意
向变形得多么严重。这怎么可能不抑郁呢？幸运的是，雅各拥有潜入抑郁、触探井底的人格力
量。从那里起步，他逐渐开始疗愈自己的灵魂。

另一位男士名叫爱德华，他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很多人会认为，这相当于轻松迈入了有权力又
富足的人生，但在他看来，这犹如一个陷阱。他自己的梦想与此大相径庭，但他觉得自己理当
对配偶、家族、员工们负责，命中注定他应该服务于大家的共同利益。他的灵魂渴望去创作音
乐，进入艺术家的世界，但他的职责也很明确。每当他想朝着自己的梦想迈步时，他就会被内
疚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我写作这本书时，爱德华依然承受着内疚与抑郁的重压。他能将职责与

渴望之间的紧张状态维持多久？我相信还会很久，直到“超越功能” 出现，到了那时，他
就会明白自己的路，他的抑郁也会成为历史。

雅各与爱德华的困境让我们深受触动，他们的境遇中存在一个悖论。如果雅各想成为自己，那
就必须放弃当年那个孩子的合理期待——希望父母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如果不放下这个期待，
并转而学着爱自己、给自己提供情感支持，那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抑郁下去。要走出抑郁，我
们往往需要冒风险——鼓起勇气面对我们最害怕的东西，挪走那些阻碍我们自然生长的东西。
如果爱德华决定追随灵魂的召唤，他很可能会一头扎进焦虑之中，因为这正是他的内疚试图防
御和对抗的，即对孤立感的焦虑——辜负群体的期望会令他孤立。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焦虑还是抑郁。如果我们向前走，就像灵魂坚持想做
的那样，焦虑感可能会席卷我们。如果我们不向前走，就要继续忍受抑郁，也就是继续把灵魂

的使命压抑下去。在这个艰难的抉择面前，我们必须选择焦虑，因为焦虑起码是一条通向潜在
成长的道路，而抑郁是停滞，是被生命打败。

我们也有可能经历普遍性的抑郁。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经遇到、如今也依然在面对的一样，我
们会受困于性别限制、阶层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抑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
会看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抑郁（就像我在爱尔兰看到的那样）。如果时代的神话与我们的灵魂
不相符，我们可能会遭受文化层面上的抑郁。如果我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与自己的内在形象不
符，差异往往就会以抑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井
中，就很难去潜入井底了。

荣格学派认为，神经性抑郁症（neurotic depression）是有疗愈意义的。心灵的这种表现代表着服
务于自性的能量出现了退行。这就像我们在夜间的退行，即睡眠，是为了让身体和心灵恢复平
衡，获得疗愈。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身上有某个重要的部分失落了，那我们肯定要回去（或潜
入深处）把它找到，带回表面上来，去整合它，把它“活”出来。就像萨满巫师会进入灵性世界，
把分裂的灵魂修复好再带回来，以便重新整合，我们也需要找回落下的东西，把它带回表面。

深度分析师们会密切关注梦境，因为梦不仅来自井底，更来自井底之下那口更深的井。因此，
我们会提倡使用积极想象的技巧，来激活那些被压抑下去的心灵内容。当我们能够把这些素材
表现出来，带入意识中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发现抑郁减轻了。心灵运用抑郁来唤起我们的注
意，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已经很不对头了。一旦我们理解了抑郁的疗愈意义，循着阿里阿德涅

的线团 ，走出自己的迷宫，抑郁甚至可以被我们视作朋友。毕竟，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
这般刺痛，说明心灵可能早就死掉了。刺痛与痛苦都是讯号，说明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还在，
正等待着我们邀请它回到世界中来。

每一片沼泽中都隐藏着任务。我们需要拿出莫大的勇气，去承认抑郁的价值，去尊重它，而不
是试图吃点药把它赶紧治好，或是用其他事物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痛楚中转移开。在心底深处沉
潜着的，是有待揭示的意义，它们脱离了意识，但依然是鲜活的。尽管抑郁把能量从意识层面

的生活中抢走了，但那些能量并未消失。它们沉在底层世界，就像俄耳甫斯 需要深入地
府，去面对那些黑暗的力量一样（或许还要用魅力打动它们），我们也必须深深潜入抑郁中
去，找到灵魂最珍贵的宝藏。

消沉：无精打采的国度

精神（spirit）与灵魂（soul）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灵魂是生命的目的性，是大自然给予个体的

投资，那么精神就是能量，是力比多，是人生旅程中的厄洛斯 。当我们感到抑郁的时
候，会说自己“无精打采”，也就是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能量。正如前文所说，那些能量依然还
在，但已经沉入了井底。消沉就是精力被抽走的感受，我们的能量不足了，没办法继续穿越荒
原。有谁不曾周期性地在倦怠、郁郁寡欢和迷茫这样的干涸地带停留？有时候，我们甚至一待
就是好几年。

从词源上看，desuetude（消沉）这个词的意思是“废弃、不再使用”。把生活必需的心灵能量抽走
的因素可能有无数种：身体上的疾病，即肉身注定要承受的各种自然冲击；疲惫；当然还有情
结的影响——它们把能量从意识层面上吸走。我们观察梦境与症状，为的是找到能量目前停留
在哪儿，它想去哪儿，追随它的流动，这样就可以追踪到丢失的能量。

在中世纪的语言中，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陷入怠惰，即精神上的萎靡不振，这也被称作“修道士
的疾病”。从中世纪的生理学视角来看，灵魂是湿润的，如果它变干了，人就会遭受精神干涸的
痛苦，心灵变成一片荒原。大概是修道士们简朴的生活方式，强制性的虔诚，保持清贫、贞洁
和服从的誓言，更不用说还有单调乏味的环境，这些因素导致精神日渐凋萎。这就跟被关进监
狱差不多。正如马克斯·派珀（Max Piper）所言：“怠惰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拒绝准许自身的存

在。” 无论超我与外界环境的要求是多么合乎规范，放弃自身的独特性，把自我的旅程
牺牲掉，即是在伤害灵魂。附带的结果就是精神凋萎了。

与怠惰类似的体验是倦怠。从长远来看，只要心灵被引导的方向与它的自主渴望相反，或是它
不得不服务于某些与自身渴望相悖的价值观，倦怠就会出现。现代社会的许多工作都是重复性
的，而且被限制在人造的环境中。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会被局限在狭窄的职业训练领域，而这
些领域往往很少在乎个人灵魂的价值与多样性。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外在成就越
大，从社会中得到的回报越多，就越有可能被这种成功钳制，成为日益增多的期望与义务的囚
徒。这样的成功会将灵魂紧紧束缚住。倦怠是个最不受欢迎的访客，当我们对工作的热情逐渐
消退，欲望开始消沉的时候，它就会频繁造访。查尔斯·凯莱布·科尔顿（Charles Caleb Colton）
观察到：“倦怠造就的赌徒多过贪婪造就的，造就的酒鬼多过干渴造就的，而它造成的自杀可能

跟绝望造成的不相上下。”

我们这个时代仿佛有种神话：我们的“产出”应当越来越多，还要越来越快，而我们是什么样的
人，主要取决于那些可见的产出。当今时代，没有一种羞耻感——无论是性丑闻、财务危机，
还是在品位上闹了笑话——能比得过“感到自己不够高产”。我们不得不重复自己，就像戏路被定
了型的著名演员一样，迫于公众的期望，只能反复扮演同一类角色。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可

是，正如作家让·保罗·里克特（Jean Paul Richter）说的，“一心求快，反倒愈慢”。

在我们的先祖看来，时间就像一条宽阔的柱廊，人们可以从容地探索各个角落，而在我们看
来，时间总是不够用，该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完。出于对成功的狂热追捧，对满足期待的强迫性
渴望，我们遭遇了倦怠的折磨，以及名为“消沉”的灵魂的衰弱无力。

就像其他沼泽地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心理层面的任务出现。生命赐予我们的能量足够走完这趟
旅程。应该承认的是，其中有不少确实需要用于维持生存，但是，遭受消沉的折磨时，我们必
须明白，这说明我们违逆了自己的心愿。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国家里的人来说，生活或
许比我们设想得简单。心灵有两种自主行为：情绪功能，能量之流。这一对孪生的资源是永不

会出错的生活指南。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农人都自然地知道这一点，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
忘记了。

情绪功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是否“对劲”。不幸的是，我们太多人早已与这项资源失去了联结，有时
甚至会为了高产而故意不听它的指引。我们无法选择情绪，情绪犹如自主生成的、对生活的定
性分析。我们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把情绪带入意识中来，然后决定要不要依据它们采取行
动。同样，能量的潮起潮落虽然是人体的自然功能，却也是至关重要的指引，告诉我们某个选
择对不对、是否适合我们。如果我们在做的事是对的，能量就会有。但我们经常不得不把情绪
和能量引流到毫无灵魂可言的任务上去。我们学会了这样做，是因为从中能得到报偿，而且如
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感到耻辱。

然而，在消沉中，在了无生气的状态中（我们自己正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同谋），一项名叫“意识”
的任务正在轻轻振动。荣格的提问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这个人在回避什么？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在回避“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在童年时期，我们发觉自己没有力量，我们记住了
这一点——往往记得过于牢固；我们把权威人物和社会规范内化到心里，长大后，身为一只成
年的工蚁，我们就像奴隶一样为它们服务。若要违逆它们，我们会感到“非真实的内疚”与焦虑。
可是，消沉这种体验，也就是不再运用能量为灵魂服务，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

唯有诚实地观察能量是如何失去的，我们才能追踪到断裂发生的位置。失去的能量是可以找回
来的。如果我们选择为灵魂服务，能量就会回来，并服务于我们。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真正
想要的生活——做出这个选择，同时应对生活中所有的迫切要求、实现对他人的承诺，这些责
任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消沉是灵魂提出的抗议，它把能量从我们这里撤走，因为它不赞成自
我运用这些能量的方式。我们可以无视无意识发出的如此强有力的宣言，但接下来就等着看症
状加剧吧。灵魂是蒙骗不住的。那不满的隆隆声虽然令人不快，实际上却是一种友好的警告，
提醒我们需要做出改变。当我们作出响应，能量就会回来了。

绝望：最黑的乌鸦

绝望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性，没有选择。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中，绝望是一种罪，因
为它是对上帝旨意的违逆，它为无限加上了限制，制约了造物主的神力。从许多方面来看，绝
望都可以说是忧郁状态中最糟的，因为它似乎毫无出路。绝望甚至阻碍了雪莱（Shelley）那充

满英雄气概的反抗，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中，他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我们应“始
终心怀希望/直至希望从绝望中/创造出它心之向往”。同样，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显然深知失败、偏见与失去的滋味，他曾说过：“绝望是蠢材得出的结

论。”

可是，我们有谁不曾品尝过绝望的滋味？外在与内在的力量携起手来对付我们，它们比我们那
微末的力量强大太多，别说打败它们，即便是与之对抗都很艰难。有谁不曾动过认输的念头，
甚至恨不得一死了之，好终结那痛苦难耐的紧张，那因混沌带来的折磨？有谁不曾像旅鼠一
样，盲目地奔逃进“绝望”的血盆大口中，因为已知的恐惧总好过想象出来的恐惧？加缪在《西西
弗斯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 中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存还
是毁灭——那才是问题。如果我们拥抱了绝望，决定自杀，也算是做出了选择，可是，我们选
择的这条路通向的不是生机。努力活着，拥抱绝望，接受对立两极的痛苦撕扯，这至少保留下
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向前走的可能性。

在《自杀与灵魂》（ Suicide and Soul ）一书中，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提出，即便在
绝望的时刻，当一个人想去死的时候，他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死，而是立即发生彻底转变。最黑
的乌鸦在我们耳边低声提议，说这个决定性的行为会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只有永远的
止息。希尔曼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彻底转变”的含蓄愿望，就有可能催动改变发生，否则，
人不会从那个决定性行为所带来的有益想法中获得好处。

然而说说是容易的，在绝望所代表的修辞怪圈中，任何争辩都会被“毫无希望”给快速驳回。任何
解决办法都像是稻草人，被“不可解决”的逻辑轻松掀翻。绝望背后的逻辑是来回重复的，它把尚
未被证实的事当作论证的前提，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这个毫无希望的循环中，几乎看不到
出口。

在我能想到的关于绝望的深思中，无人能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在
1885年写下的《腐朽的慰藉》（Carrion Comfort）比肩。霍普金斯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个人的痛
苦与他每日履行的神职息息相关。他写作，是因为必须写，是因为他需要向自己忏悔，因为他
需要一个空间，来做他的灵魂沼泽地的功课。他在美学上的敏锐细腻，对语言和概念的娴熟运
用，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都令他成为现代文学真正的先驱，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寥
寥几人读到他的诗作，感受到他的挣扎。他的几篇诗作，包括这首《腐朽的慰藉》，如今被人
们称作“阴郁十四行”（the terrible sonnets），因为这些诗句描摹出一个处于危难中的灵魂感受到
的恐惧。

不，我不要，绝望啊，你这腐朽的慰藉，我不要享用你的盛筵

我不要解开心中最后这几根维系的绳索 就算它们已经快要松脱

疲惫至极的我 不再哀叹“我再也不能”我能

能做点什么 我能期待 盼望白日到来 不选择死去

可是啊 你这可怕的力量啊 你为何待我如此粗暴

用撼世的右足将我践踏？用狮子般的利爪将我扫划？

用吞噬一切的黑眼睛 扫描我伤痕累累的筋骨

你掀起暴风骤雨 我已匍匐在地 惶然 狂乱 避之不及

为什么啊？是要让我的稻壳纷飞飘散 好露出莹润剔透的谷粒

在那番挣扎之中 纠结之中 自从（似乎是）我亲吻了权杖

应该说是执杖之手 看啊 我的心 积攒起力量 也将欢欣品尝 我想大笑 想欢呼

可为谁欢呼呢？为那位将我猛推重踏的英雄？

还是为了与他对战的我自己？哦，为了哪一个？还是说，我们两个都值得？

那一夜 那一年

那如今已经止息的黑暗 可怜的我 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苦苦对战

在霍普金斯运用跳韵 表现出的力度与炽热情感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争斗的力量与
诚挚，而且，胜利的战果来得实在艰难，这样的争斗若是多来几次，人很难经受得住。

请注意看，绝望那迂回式的逻辑甚至把说明性的句子都变成了一连串的否定：“不，我不要……
不要……不要……”读者能感受到，他差一点就要彻底放弃信念，差一点就失去了人性，然而他
还是找到了力量，加入最后的战斗。我们能看出，他要对抗的东西远比“令人畏惧”更强大。那个
与他的灵魂对战的“存在”，被直观地称为“你这可怕的力量啊”，它具备能将世界撼动的力量，它
震慑他，重重地压住他，那犀利的眼光就像在扫描他一样，看穿他灵魂的最深处。谁能在这种
遭遇战中幸存下来？谁不想逃入绝望的甜蜜之中，尽情享用那腐朽的盛筵，那灵魂战死后的残
躯？

霍普金斯感到，即便在他宣誓服从、亲吻过圣物之后，绝望还是有增无减。然而，他内在的某
个地方凭直觉知道，他的灵魂正在摸索出路，正在痛苦中穿越某个辽阔的平原，某个如灵魂般
浩瀚无垠的风景。凭着直觉，霍普金斯知道，在自己的内心中，是神的反对者与拥护者在对
战。他的冲突，他的争斗，发生在一个超越凡俗的平原上。他与上帝，即那位掌管天国的英雄
对战，然而，在这场令人生畏的与神的遭遇战中，他承受住了绝望的冲突，没有屈服，而且他
似乎和约伯一样，得到了祝福。那是“我的上帝！”，即他的上帝，赐予他丰厚的祝福——那广阔
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

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说，世上没有“轻易得来的恩典”。 如
果幸存下来，你会得到祝福，可有谁愿意赶赴这种战场？正如霍普金斯在另一首“阴郁十四行”中
提醒的那样：

念头啊，念头中有高山峻岭 悬崖绝壁

骇人 陡峭 崖底有多深 无人知晓

从不曾临渊而立的人 会将这危崖小觑

从灵魂的骚动中，从发自肺腑的绝望中，霍普金斯绞尽脑汁，追寻意义。他领悟到了，进而确
认了，这一切痛苦，是因为他被选中，去面对生命“存在”的深度。在他的冲突中，在几近溃败的
危险时刻，我们发觉他勉力留住了尊严，而这尊严拯救了他。给他带来胜利的，是这场争斗的

性质，远非其结果。我们能联想到凯尔特神话中的库丘林（Cuchulain） 那充满英雄气
概的绝望，他远涉重洋，在侵染了绝望的希望中挥舞着长剑。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渴望倒在绝
望的沙场之上，在这样的战役中，英雄们配享“英烈”的荣耀。对于丁尼生对那位暮年的远游者的
描写，就算头脑不认同，心灵也会：

死亡终结一切 但在这之前

还有一番高贵的事业可干

这方才配得上是 与神争斗的人

在这充满英雄气概的冲动中，人走出了受害者心态。且不论结果如何，不论解决办法与成败，
人感知到了争斗本身包含的救赎价值。埃斯库罗斯与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遭到心怀报复的
宙斯的绑缚，但他是自由的，在这伟大的自由面前，神力无边的宙斯颤抖了。加缪笔下的西西
弗斯，同样受到神之惩罚的绑缚：他一次次地将巨石推到山上，然后只能看着它一次次地滚
落，永无休止。但西西弗斯比欺压他的诸神更自由。他选择了推动巨石，而不是屈服于推石头
的命运，由此，他将力量从诸神手中夺过，并留住了自己的尊严。在灵魂的这种行为中，人得
到的是悲壮（tragic）。与生命的悲壮感对立的是感伤（pathos），从中衍生出pathetic这个词，
意思是“可怜、弱小、无助”。悲剧，以及那无可避免的战败结尾，是带着英雄气概去主动拥抱生
命中的冲突。被动的受苦受难则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可怜的、羸弱的。

在与绝望的遭遇战中隐含着这样的任务：尽力斗争下去，不当受害者，而是选择成为英雄；拒
绝可怜，选择悲壮。当然，人生都会以死亡而告终，这可以视作一种战败，但也可以视作是天
地或神祇的智慧，它将自我那微薄的力量升华为理解与领悟。而绝望中蕴含的任务不是去否认
那些可怕的感受，也不是被迫放弃身为人类的那为数不多的尊严，而是努力承受住痛苦，朝着
绝望那冗赘的逻辑怪圈之外走去——无论在圈外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这些可怕的乌鸦——抑郁、消沉与绝望——会一直栖息在我们的窗外。无论我们如何有意识地
努力赶走它们，它们总会回来，一次又一次，那粗嗄的叫声扰乱了名为“否认”的清梦。就把它们
看作某种提醒吧，不断提醒我们记得自己的任务。即便是在嘎嘎的叫声中，在那些讨厌的身影
中，我们依然可以做出选择。

第五章
强迫与上瘾

地狱一季

是什么让地狱成为阴森恐怖的象征，或者说，为何会有地狱这个概念？它是怎么出现的？我们
何曾停止过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但丁所写的“深入幽冥之国”指的是什么？《失乐园》呢？诗人兰
波（Rimbaud）的《地狱一季》（ Une Saison d’Enfer ）呢？等我们到了中年，如果我们还算有
点自省能力的话，有个想法必定出现过：“人生中唯一的常量就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多么希望
把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父母、社会或伴侣，我们总会不停地和自己相遇。

我在苏黎世荣格研究所（Jung Institute）的中年体验就十分典型。我很自然地以为，这个课程肯
定和其他研究生项目差不多，对我来说不在话下。可是，这段经历更像是一桩禅宗公案。我就
是问题，我就是根源，此前形成的自我如今变成了障碍。“非我”或许才是唯一的答案。自我希望
保住自己的地位，捍卫自己的假设，这很自然。可是，必须拆掉的恰恰是自我。就像俗话说
的，无论去哪里，我就在那里。或者，像弥尔顿观察到的：

我真可悲！我该飞往哪里，才能躲过

这无尽的愤怒，无尽的绝望？

无论我飞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自己就是地狱。

或者是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r.Faustus ）中写到的：“什么话！这里就是地狱，我并没有离开。” 以及：

地狱没有边界，也并非处于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们所在之处即是地狱

哪里是地狱，我们就会永远待在哪里

地狱最恐怖的一点就是没有尽头。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有尽头，我们就能够忍受。如地
狱般恐怖，即是毫无希望，永无休止，也无从解脱。卡在原地，即是身在地狱。在但丁的想象
中，地狱是如同螺旋下降般不断加深的道德堕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的道德堕落的后
果就是，一个人卡在自己的选择所延伸出的象征中，不得解脱。

比如，阿谀者们谄媚了一辈子，因此整个人都被浸在粪溺坑中，污秽一直淹至下巴。不由自主
地，他们会永远保持这种个性，因此今后他们还是会满口粪汤。享乐主义者呢？命中注定他们
要一遍遍地推动巨石，永无休止。贪食者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因为他们误解了何为真正的饱
足，不知道真正的灵魂食物是什么。在地狱最深处的那一圈，叛徒们被冻结在冰里，心中的冰
冷是对他们永久的惩罚。

总之，但丁的观点是，我们会继续保持从前的样子，更有甚者，我们会一直卡在这种状态中。
这话听上去有点熟悉了吧，因为有谁不是越来越像“自己已有的模样”，觉得自己就像命中注定一
般，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重复出现的强迫行为？这里就是地狱，我们自己即是地狱。

强迫思维：不请自来的念头

强迫思维，指的就是一个想法侵入了意识，而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取代意志。这种对意识的篡
夺自然会令我们感到焦虑，因此我们会立即做出某些条件反射式的行为，想去安抚这个不请自
来的念头引发的紧张感。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强迫想法，也都会随之做出强迫行为。

有时候，我们对这些强迫思维——强迫行为的戏码是有意识的，有时候则没有。有时，我们会
发展出一些以魔法思维为基础的个人仪式，为的是降低自己的焦虑程度；我们经常做出眨眼、
绞扭手指之类的动作，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一般来说，这些行为对意识的干扰不
大，我们也就容忍了。但有时候它们会控制我们，严重妨碍我们的生活。

罗杰是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从事电台广告销售工作。他婚姻幸福，有两个女儿。由于他的工作
性质，他需要天天在路上奔波。只要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或是想到一个，甚至是听到相关的歌
曲，他就非得找个付费电话打给太太不可，好把这些颇为寻常的念头告诉她。起初，他太太感
到很好笑，随后她开始觉得不对劲，直到她被这频繁的打扰惹急了。她坚持要他去做心理治
疗，把问题解决掉。

这种不请自来的念头影响的范围越广，其根源出现的时期必定就越早，处理起来也越是棘手。
罗杰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母亲把他带大的。她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把他的童年管束得死死
的。在强悍母亲的训导之下，在罗杰看来，任何关于身体、性欲，甚至只是关于女人的想法，
都是污秽的。他的天性与后天得到的教化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但凡想到与性有关的事，他
就会感到内疚，这种内疚一层层地累积起来，加之他念的又是教会学校，导致裂痕变得越来越
大。多年后，只要罗杰看到有魅力的女人，或是有了性幻想，这道裂痕就会被激活。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内疚往往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那些想法都再正常不过，但罗杰被
内疚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压力，他会立即做出这样的强迫行为：向妻子坦白，就好像她
是个严厉的修女，或是满腹狐疑的母亲。他这是在重演童年时期的恐惧，把妻子当成了母亲
——对罗杰来说，仅仅是承认这一点都颇为困难。这个裂痕如此之深，以至于强迫性的想法和
随之而来的内疚都根植在心里，很难撼动。虽然他没办法单凭意识的力量把旧想法连根拔除，
但他确实想办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把忏悔都写下来交给了分析师，不再烦扰太太。

乔治心中的创伤也很严重。他记得九岁那年，他亲眼看着母亲走出家门，上了陌生人的车子，
面无表情地回望了他一眼，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结了婚，却坚持认为妻子也会离开
他。他跟着她，想控制她的生活，在脑海中幻想她与其他男人在一起。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两
人去一个很远的城市旅行。洗澡的时候，酒店的客房服务到了。就在那短短的一瞬，乔治认定
妻子与她的神秘情人有个联络人。当妻子建议他去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坚持要她去做催眠，
把实话说出来，而且还要做各式各样的测谎——她真的做了，而且也通过了测试。

和罗杰一样，乔治也忍受着原始创伤的折磨，也把妻子当成了母亲，就像俄狄浦斯（Oedipus）
把母亲变成了妻子一样。悲哀的是，这两人的创伤都形成得太早，以至无法碰触，也没法解
决。认知疗法、行为矫正、积极想象——这些方法都无法动摇他们强迫性的错觉。

强迫性的想法会给人造成伤害，但在有些案例中，它化作欲罢不能的“迷恋”，确实点燃了人的创
造性，或是让人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有人问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如何做到在数十
年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他答说，他的激情太多太浓，没法雕凿得完。

荣膺诺贝尔奖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同样也遭受了迷恋带给他的长达
五十年的折磨。1889年，他遇见了美丽的爱尔兰革命家茉德·冈（Maud Gonne），当时她伫立在
门口，盛放的苹果花像画框一般镶在门边。叶芝后来说，自从那一眼起，他一生的烦恼开始
了。五十年后，在临终的床上，他依然在写她。她去哪儿，他就追随到哪儿。他向她求婚了许
多次，次次都遭到拒绝。他提出放弃创作，投身到她的世界中，但她继续沿着自己的政治道路
向前走去——这条路通向了北爱尔兰冲突，构成了爱尔兰的悲惨历史。他知道，她走在一条命
定的旅程上，而他无力拯救。于是他开始为她写作。

一个女孩的身影浮现 红唇凄然

宏伟的世界仿佛浸没在泪水中

像奥德修斯与多舛的船队般命中注定

也如普里阿摩率众 傲然殉城

此后的数十年里，他对茉德·冈的浓烈迷恋始终持续着。有时候他陷入绝望和感伤，甚至想要自
杀。

可是我啊 穷困潦倒 有的只是梦

我已将梦铺在你脚下

轻一点踩吧 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

茉德嫁给雇佣兵约翰·麦克布赖德（John McBride）的时候，叶芝感受到的是双重的拒绝：她不
仅选中了别人，而且那个人简直处处是他的反面。后来，因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
失败，麦克布赖德被英国人处决，叶芝赶到茉德身边，再次求婚，结果再次遭拒。爱迷心窍的
叶芝气得发疯，竟向茉德年轻的女儿伊索尔达求婚，明智的伊索尔达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坏主
意。后来，心灰意冷的叶芝娶了一位英国女子，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还生了两个孩子，可即便
在临终前，他还在牵挂着茉德。

文学系的学生或许要感谢茉德的铁石心肠，这是因为——借用奥登（W.H.Auden）在悼念叶芝的
诗中形容爱尔兰的措辞——她“将他刺伤成诗”。叶芝承认，他是多么愿意交出自己的文采，换得
与她携手：

若她真的理解了 谁又能说

筛子里会有什么摇落？

我或许就将抛却这些贫乏的字句

心满意足地投入生活

浓烈的迷恋点燃了叶芝的诗情。不过，和罗杰和乔治不一样的是，他至少还可以把痛苦升华成
艺术。没人能说清，为何偏偏是这位女郎如此强烈地激活了他无意识中的阿尼玛，以至于在他
心中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从痴缠之人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心灵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被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
时，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切勿把那种强迫性的想法与爱混为一谈；那纯粹是投射，绝大多数情
况下，它反映出生命早期亲子关系的某些状况。孩子都需要依赖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心灵
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于是，创伤、融合的身份、最深层的关系互动状况，都深深镌刻在心灵之
中。被激活之前，无意识的念头一直保持在被压抑的状态；激活之后，它会被投射到另一个人
身上。如果那个人身上具备我们缺失的碎片，并因此承载着我们的全部幸福（或是恰恰相反，
成为我们最大的恐惧），强迫性的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就发生了。

“坠入爱河”就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恋爱之所以让人感觉那么美好，就是因为在那个短暂的瞬
间，对方能将我们缺失的碎片“反映”回来。从自身那片刻的完整感中，狂喜的感觉油然而生。显
然，对方身上也会有与我们自身的无意识不同的品质，因此这种投射不会持续很久；当现实取
代了幻想，我们会感到冷淡和漠然，甚至会厌憎对方显露出来的“弱点”，于是，“爱”往往就被这
些感受取代了。我们都知道痴迷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们最原初的投射——不

仅仅是童年时期遗留下的那些，还有源于生存困境的投射，即孤独地存在于一个在浩瀚虚空中
不停旋转的星球之上。

正如罗杰与乔治被困在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中，叶芝被困在他对一个女人的投射中。诸多证据表
明，她完全不适合当他的伴侣。无法拥有的人或事进入了意识，因此变成了强迫性的想法，或
欲罢不能的迷恋。不请自来的念头携带着大量情感，威胁到了心灵的稳定状态。由于失去了平
衡，我们于是做出了看似不理性的、有破坏性的举动，但它们都是无意识念头的合理结果。

显然，在这个阴郁之地，我们需要面对的任务是把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带入意识。这个任务最为
艰难，有时候会由于我们承受不了而不可能做到，于是，强迫思维与行为就继续存在下去，我
们也继续滞留在地狱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那些不请自来的念头通常都深深根植于早期经
历中，而且往往是童年时期，对当年的那个孩子来说，我们如今受到召唤、需要面对的那些事
情实在过于沉重，根本无法承受和消化。正是对那些多到无法承受的情感的反射性记忆，令强
迫思维和行为得以运作。

成年人有能力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东西。比如：“我很孤单，真的很孤单。没人会陪伴我、支
持我。”“我会受到伤害，重重的伤害。”“他们不会照顾我的，也不会满足我的需求。”“我怕疼，
我害怕那种害怕的感觉。”“我没能力承担起自己的人生旅程。如果没人来拯救我，我会过得很
惨。”

看，就是这些。这些秘密埋藏得如此之深，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的灵魂产生影响，以至于我们既
不能面对它们，也无法战胜它们。可它们不会消失不见，在我们最想全面掌控人生的时候，它
们不请自来。它们令我们想起自身的脆弱，令我们感到失败，它们羞辱我们、贬低我们。可
是，我们的任务依然是去面对，面对这些无法承受的想法，令它们最终失去暴戾的力量。荣格

指出：“我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明白深层次的真理是什么，却没有把它活出来。” 也就是
说，除非我们把深层的真理活出来，否则我们还将会在地狱里度过许多个季节。

上瘾：伊克西翁之轮

厚颜无耻的伊克西翁引诱了赫拉，宙斯勃然大怒，罚他被绑缚在一个轮子上，在冥府中永无休
止地旋转。（有趣的是，唯有俄耳甫斯的优美音乐能让轮子停转，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叶芝也
是，唯有从他的灵魂痛楚中提炼出的优美音韵，才能抚慰那痴狂的迷恋。）

我们对伊克西翁的困境都不陌生。一个强迫性的想法，加上紧随的强迫行为，将我们牢牢绑缚
在“始终如故”的轮转之中。有哪个老烟枪不曾因为总是戒不了烟而厌恶自己？有哪个酒徒不是借
着眼前这一杯来安抚上一杯引发的内疚？有哪个贪食的人不曾看着日渐增多的脂肪而胆战心
惊？有谁不曾感到自己就像被绑在了自我挫败的想法与行为的铁轮之上？即便是那些最擅长自
控或取得了很高社会成就的人也不例外。

有不少人已经不再把酗酒的人看成失败者或缺乏意志力，而是最需要修正自我感的人。例如，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认为，那些难以自制的酒徒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住酒精。

就这样，战书已下，角斗开始，但胜出的往往是酒精。随后，酒徒再次遇到新一轮的挑
战，往小里说，是认为自己能严格做到滴酒不沾——这愿望迟早要屈服于日常生活的压力；往
大里说，就是幻想自己能够掌控无法掌控的东西。因此，酒徒想去安抚的情绪痛苦反倒变成第
二位的，位居第一的，是他或她被征召参与的“力量的较量”。这个循环只会愈变愈糟，除非能像
匿名戒酒互助会（Alcoholic Anonymous）坚持的那样：酒徒需要承认，自己在这场较量面前其
实并无力量可言。

荣格曾对匿名戒酒互助会的创始人提出，“从较低层面上来讲，对酒精的热望，等同于我们灵魂

中对完整的渴望”，这是一种想与更高力量建立联结的含蓄尝试。 酒精，或其他任何情
绪调节药物确实能对人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能够让人短暂地体验到联结的感觉，但随即它们
又会把这种感觉一把撤回。为了安抚新的痛苦，人只能继续依赖它们，如此循环往复，永无尽
头。

唯有通过臣服，放下“我能掌控”的幻想，并承受住因此产生的两种痛苦——自我失去掌控感的痛
苦，以及原本想要安抚的痛苦，人才有可能从伊克西翁之轮中解脱。这与臣服神的旨意有些类
似——“勿按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

荣格分析师玛丽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用相当感性的笔触阐释了伊克西翁之轮那地狱般
的恐怖：

在这些成功人生的面具背后，潜藏着幻灭与恐怖。有一个共同元素会反复出现。在意识层面，
个体如同受到驱使一般，在自行设置的严苛框架内，期待自己能拿出越来越好的表现；在无意
识的层面，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旦每日的例行事务完成，有无数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
的原因会导致混乱爆发。意志力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如果人一直维持着意志力，代价是牺牲
掉人格中的其他一切，那么虚无感就会油然而生。到了夜晚，到了转回来面对自己的时段，外
在的面具与内在的存在并不交流……强迫行为令人生变得狭隘逼仄，直到毫无活着的感觉——

生存着？或许是。但根本没有活着。

伍德曼指出，那个框架，即伊克西翁之轮，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虽然我们并没意识
到。为了巩固我们摇摇欲坠的自我感，无论我们搭建出来的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上瘾模式
都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一切上瘾其实都是管理焦虑的手段。每
当焦虑所依附的心理素材被激活，我们的心灵就开始防御。

随着焦虑感愈发严重，我们沉溺在某些重复性的、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联结感”的行为中。在那样
的联结感之下，焦虑感暂时消退了。此类行为有可能完全是下意识做出的。一个人有可能会点
上一支烟，抽完，摁灭，然后继续和别人谈话，在整个过程中，意识根本就没有进来打断。不
幸的是，短暂联结带来的愉快感觉不会持续太久，于是，待到饱含焦虑的心理素材被再次激活
的时候，这种行为必须被重复一遍。伊克西翁的轮子不停旋转，将人一次次地带回初始的地
方。

正如伍德曼指出的，把混乱永远关在港湾里是不可能的，不去感受脚下大地的凶险摇晃也是不
可能的，于是，充当缓和剂的那些行为推动了轮子。再一次，内疚、羞耻感、挫败感立即随之
而来。我们希望那一次次的重复能让我们自由，但它们只会让我们陷得更深。不过，受到伤
害、感到脆弱、感到恐惧，这些肯定都不是我们的错。在名为“上瘾”的阴郁沼泽里隐含的任务，
就是冒险去承担那些无法承担的东西。在意识层面无法被承担起来的东西，会被投射到其他
人、其他事、某种行为上，轮子会再度运转起来。

没有哪种地狱比上瘾更恐怖，因为所有一切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无论我向哪个方向飞，
都是地狱；我就是地狱。”但奴役我们的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常常是从性格中衍生出来的，它
扎根于过去，在生命的初期阶段成型，且未被我们同化吸收。我们必须记住，当这种想法把我
们困在过去的时候，它也把我们继续限制在童年时期的局限中。这种想法令我们的人生变得狭
窄；它们过于简单地看待事物的起源与结果，它们想要防御存在性焦虑，可那些焦虑是我们成
长过程中必要的伴从。罗杰与乔治似乎命中注定要将母子关系一再重演，因此破坏了成年生活
那潜在的辽阔。叶芝至少还能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艺术作品，短暂地从伊克西翁的轮子上解
脱。

我们的任务——这任务的确非常骇人——就是挖掘到强迫性想法与行为的根源深处，拆毁上瘾
行为，找到那个被深深掩埋的、原初的、未被理解的想法。然后，身为成年人，为了终获自
由，我们或许能够承担起那些无法承担的，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

伊克西翁的轮子悄然无声地、不可阻挡地旋转着，就在我写下这些、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依然
如是。没有人时时刻刻都处于意识状态，与我们的诸多缺点相伴相随的内疚和羞耻感会精准地
侵蚀我们的力量——要面对无法想象的事所必需的力量。深深地潜入焦虑状态中，去感受我们
真正感受到的，即是我所说的“穿越”，它必将推翻那一直困扰我们的情绪的暴政。我们就是地
狱，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建造了它，又条件反射地屈从于它。想要找到但丁在那个可怕旅
程的末尾突然发现的“圆形洞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地狱全然地、彻底地经历一遍。唯有深入冥
府，才能将我们从冥府中解救出来。

第六章
愤怒

喂饱三头恶犬

在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之门的是一只长着三个脑袋的恶犬，名叫刻耳柏洛斯（Cerberus）。但
丁和向导维吉尔（Virgil）把泥土塞进它的三个喉咙，从而避开了它的血盆大口，安然通过。但
我们很少能如此顺利地避开它狂暴的噬咬。

在中世纪的生理学中，人体完美的健康状态是四种基本液体相互平衡的结果。它们被称作
humours，也就是体液。那个时代的人还认为，人的性格特征也是由体液的量决定的，如果几种
体液的比例非常不均衡，就会导致病态的性格。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本·琼森（Ben Jonson）在他
的剧作《个性互异》（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中讽刺了这种类型学的论调。

以下就是这几种体液以及它们的病态形式。黑胆汁过多会导致忧郁症，或称抑郁。莎士比亚把
他笔下阴郁的丹麦王子打扮成一身黑，这并非偶然，因为观众们会自动把这个颜色与角色的心
理状态挂上钩。过多绿胆汁（黏液质）令人的性格也变得黏糊糊的，人会比较懒，或是整天无
精打采。太多黄胆汁令人暴躁易怒，脾气恶劣。过多红胆汁会造成“胆汁质”的性格，让人充满愤
怒，火气冲天——犹如那只疯狗刻耳柏洛斯。

为什么刻耳柏洛斯长了三个脑袋？或许可以这样推测：愤怒有三种，要么就是它的源头有三
个。anger（愤怒）、angst（忧虑）、anxiety（焦虑）、angina（心绞痛）这四个词的词源都来自
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angh，意思是“约束、限制”。如果一个生物体受到约束和限制，不能处于自
然的舒展状态，就有可能感受到愤怒、焦虑或身体上的压力。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愤怒不会
被家庭圈子所容忍，因此，当孩子感受到心理层面上的“限制”的时候，这种不被接纳的情绪反应
会被引导到三个方向：要么发泄出去，要么被压抑下去，成为抑郁，要么就是令内心中的阴影
愈发分裂。

在与阴影相遇的体验中，性欲与愤怒是最成问题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都是被自我世界体
验到的，也是人人都有的，它们都不遵从规则，会扰乱社会秩序，也不受人控制。可是，只要
人存在，总免不了受到约束和限制，所以愤怒总是在所难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漂浮
着一团团的愤怒，就像那一团团的悲哀和恐惧一样。由于大多数人接受的训导都是不可以诚实
地表达情绪，尤其是愤怒与性欲，所以我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背负着这些分裂的情感。有时候
它们一直被压抑着，成为长期的、低程度的抑郁；有时候它们离表面非常近，终于带着强大的
破坏力喷发出来，伤害自己，也殃及他人。有时候，一个人背负的愤怒过于沉重，以至于始终
受到它的支配。

数年前，瑞士出现了一本名为《玛尔斯》（ Mars ）的自传——玛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战争与愤
怒之神。作者的笔名叫作弗里茨·佐恩（Fritz Zorn）。在德语中，Zorn的意思是“愤怒”；而他的
真实姓氏是Angst，即“忧虑”。在这本充满激情、犀利刻薄的精彩作品中，佐恩猛烈地抨击了他
的原生家庭，还有他所属的瑞士中产阶级文化。他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既富有又有特权，但
他也是严苛又沉重的期望的囚徒——瑞士社会的共同心理曾经是极为严格、规矩、苛刻的，现
在也依旧如此。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佐恩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活
过，这不仅让他感到极度愤怒，而且，他认为自己的癌症正是严苛的环境导致的——他的精神
状态在躯体上表现了出来。他心中无人看见也未能表达的愤怒渐渐演变成了恶性的狂怒。（有
零星的证据表明，特别难以表达愤怒的人的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抑制，也就更容易患上癌
症。）

在《玛尔斯》一书中，佐恩控诉了他那个富有名望的家族对人的“标准”要求，控诉了瑞士的文
化，也控诉了命运——命运给了他一段这样的人生，又猛地一把夺走。借由写作《玛尔斯》
——它后来成了瑞士的畅销书，一部相当受争议的名作——佐恩希望能冲刷掉自己心中恶性的
狂怒，将自己从正在转移的、缓慢吞噬他的癌症中拯救出来。他与癌症赛跑，想要完成这本
书，也给自己赢得自由。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得知有出版商接受了这本书。一直未曾被人看见
的愤怒深深地进入了细胞层面，现在终于可以被表达出来了。这部作品成了畅销书，因为它表
达出了太多人无法表达的东西。

在《中年之路》中我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名为“难以负荷的重压”的创伤，即孩子的脆弱边
界无力抵抗外部世界；要么就是名为“匮乏”的创伤，即对于孩子的需求，外部给出的回应并不足
够，甚至干脆彻底忽视或遗弃。这些创伤的结果就是，人误读了世界的天性，也作为共谋，扭
曲了自己的天性，并且发展出一套条件反射式的回应——这就是虚假的自我，其目的是管理焦
虑。例如，一个孩子生活在“难以负荷”的环境中，比如说有个酗酒的父亲或抑郁的母亲，这个孩
子为了生存下去，容易发展出一种被动的、依赖的人格。而一个忍受“匮乏”的孩子，容易形成较
低的自我价值感，并且会像上瘾一样，不断寻求他人的情感支持与慰藉。在这两种情况下，孩
子都不知不觉地成为共谋，令自我疏离的感觉变得愈加深重。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自然天性
遭到了限制和约束，人背负着大量的愤怒——虽然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此外，还有第三种能够引发愤怒的创伤——我们意识到，或是勉强算是意识到，我们多多少少
自愿地参与了对自己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就是自己最大
的敌人，而且，在生活中我们秉持着一些糟糕的信念，并以这些信念来对待自己和他人。用萨
特的话说，这些糟糕的信念叫作“自欺”（mauvaise foi）。这第三种愤怒最终指向我们自己。而
刻耳柏洛斯有三个脑袋。

杰拉尔德的父亲比母亲年长二十岁。等到杰拉尔德长成男孩，需要父亲的教导时，父亲已经年
事颇高、体弱多病了。杰拉尔德进入青春期时，父亲过世了。由于身边没有智慧长者帮助他摆
脱母亲情结那令人退行的力量，杰拉尔德漫无方向地生活着。母亲继续养着他，而且也很高兴
这么做，因为她已经把他擢升为伴侣的替代人。杰拉尔德背负着对“缺失的父亲”的需要，这种深
埋在内心的忧郁与悲哀难以名状，却统治着他的心灵。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由于感到消沉，
他来寻求心理治疗，唯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没有父亲”的创伤对他影响有多深。

杰拉尔德厌憎母亲，因为他知道她严重干预了他的成年生活——虽然其中不乏他的配合。因
此，他对女性怀着一种埋藏得很深的矛盾心态。出于这种心态，他从没在爱情关系中做过承
诺。无意识地，他把心目中母亲具备的那种力量转移到了女友身上。由于害怕那种力量，他总
是停留在亲密关系的边缘，而且，他发觉自己总是对女性憋着一肚子火。他从来不会辱骂女性
或拳脚相加，但对于那些他认为想控制他的女性，他确实会暴跳如雷。与此同时，在事业方面
他也没有认真投入过。他惊讶地意识到，他对那位他几乎不了解的“老家伙”也很愤怒，因为父亲
既没有当过他的人生导师，也不曾给他阳刚的爱，去平衡母亲的阴柔之爱。

1992年4月，在费城荣格研究所的一场演讲中，《缺位的父亲，失落的儿子》（ Absent Fathers,
Lost Sons ）一书的作者、来自蒙特利尔（Montreal）的荣格分析师盖伊·科诺（Guy Corneau）援
引了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在上学之后忽然变得暴力起来。这个孩子被充满爱心的母亲抚养长
大，可他没有父亲。孩子一直不知道世上还有“父亲”这个概念，直到他上了学，看见别的小朋友
在放学后有爸爸来接。他攻击的正是这些孩子。他的发展需求遭遇了限制，这让他充满愤怒，
也就是说，他对缺失感到愤怒。

杰拉尔德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厌憎女性，因为他害怕她们的力量，但他发现，原来他对缺失
的父亲也抱有强烈的愤怒，这个认识成了他治疗过程的转折点。他把“匮乏”的创伤，以及对获得
教导的渴望带入了意识，这帮助他把负面能量从女性身上移开，转到“缺失的教导”这个方向。随
后，他得以把诊疗视作帮他走出母亲情结的仪式，也看作一种教导——这部分地填补了父亲的
空缺，同时，也是一座引导他走入成年的桥梁。

杰拉尔德的愤怒实际上是对早期创伤的合理反应，但他先感受到的是消沉，随后又将它错误地
指向了女性，然后，他开始攻击那个总是徘徊不散的父亲的身影。一旦愤怒的原因——藏在背
后的健康动机——被看见了，他的能量就获得了自由，可以用在正确的任务上了：在这个不够
完美的世界里长大。待到疗程结束时，杰拉尔德已经可以进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他结了婚，同
时也找到了一生的事业。

杰恩是个热心肠，身边的人遇到了问题都喜欢找她求助。青少年的时候她就想当护士，但后来
做了社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杰恩就被指定为调停人、问题解决专家、
弟弟妹妹们的代理母亲。家里的其他孩子长大后，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要么嗑药，要么
酗酒，但杰恩没有。“有自己的感受”是一种奢侈，而她从来没享受过。她冲每一个人微笑，扛起

他们的重担，人人都喜欢她。乍一看，杰恩的人生相当完美——她是个非常能干的“治疗师”，也
知道自己是谁。

然而，严重的偏头痛常常向她袭来。一切办法她都试过了——吃药、催眠、生物反馈——但每
种都见效甚微。绝望之下，她来做心理分析。杰恩和杰拉尔德不同，杰拉尔德知道自己很愤
怒，只是他的愤怒指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乐呵呵的杰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愤怒。她认为自
己是个开开心心的、阳光型的人，她确实也是，可她正坐在一座由愤怒垒成的大山上——这不
仅是由于童年时期那些堪称虐待的重压，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是由于她的灵魂被扭曲得变了
形。

杰恩常年生活在抑郁的山谷中，这抑郁来自向内攻击的愤怒——她只有权利攻击一个人，也就
是她自己。在她的阳光性格之下，潜藏着极大的愤怒。那种强烈又巨大的能量得有个去处。孩
童时期，她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不能表达愤怒，于是她把这一切压抑下去，藏在“不
冒犯任何人”的人格面具背后，最终，她是如此认同这个名为“照顾者”的虚假自我，以至于无意
识地选择了这种性质的职业，这样她就可以继续去疗愈一个又一个受创的家庭。无论工作中她
有多么能干，得到了多少嘉许，她依然是那个受伤的孩子，只能用一个存在性的谎言来维持脆
弱的自我。

杰恩疗程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个时候：她的父母原本住在外地，如今要搬到她所在的城市来。头
痛排山倒海地袭来，她意识到，这不仅是因为父母希望她继续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也因为她
害怕自己不愿承担。她感受到的恐惧正是当年那个孩子的恐惧。那个孩子没有其他选择，只得
听从家庭的强行安排。对于这份恐惧，她最先采用的防御手段就是内疚。

开始直面自己的内疚、恐惧与头痛时，杰恩渐渐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她的防御，对抗的正是她
身下的那座愤怒的大山。当她终于能把说不出口的说了出来，当她终于可以对父母表达强烈的
愤怒，并对他们说不的时候，她的头痛停止了。直面父母，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困难的事。尽
管那些孩童时期无法承担的恐惧依然留在心中，但现在的她是个成年人了，可以划出那条之前
从不曾存在的界线。

与杰恩的童年如影随形的虐待经历被她内化，变成了毒素。“懂事的乖女孩”只能把强烈的愤怒发
泄到自己身上，不然她还能怎么做？她这种自我惩罚的行为令人想起威廉·布莱克在1794年写下
的诗——《毒树》。

我对我的朋友很生气：

我说出了我的愤怒，我的愤怒终结了。

我对我的敌人很生气：

我没法说出来，我的愤怒日渐增长。

接下来，诗里的叙述者用恐惧，用眼泪，用微笑，用花言巧语来浇灌这棵毒苗，就跟杰恩后天
习得的做法一样。最终，这棵毒树结出了有毒的果实，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它的宿主
——它就生长在他的灵魂之中。就像伊甸园里的树一样，这棵毒树结出了苦涩的果子，比如偏
头痛，要想把它连根拔除，唯有通过有净化作用的精神宣泄，而这是当年的孩子做不到的。此
前，杰恩一直在防御那些强烈情绪的冲击，这确实有必要，但现在她冒险承受住了，这不仅是
因为偏头痛愈演愈烈，也是因为她终于变得足够强悍，可以面对一直背负着的愤怒了。这愤怒
不仅是她对创伤的合理反应，也是令她做出改变、承担起自我疗愈责任的能量之源。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问题，我们一直秉持着糟糕的信念生活，这种愤怒是最难承受的。
对于那些努力变得更有意识、学着为自己负责的人来说，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无疑就是——认识
到自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成了伤害自己的同谋。我们的虚假自我，以及潜藏在防御手段背后的
恐惧，已经够难承担的了，就像杰恩的故事呈现的那样。收回我们的投射，以及我们对他人的
责怪，这也同样不容易，就像杰拉尔德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但最为困难的是面对这个事

实：让我们的创伤久久不愈的，正是我们自己。圣保罗说过，虽然我们知道何为正确的事，但
我们没做。芝加哥美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里有一幅伊万·奥尔布赖特（Ivan Albright）
的画作，名字就叫“那些我该做却没做的事”。

有谁不曾尝过这句话背后的苦涩滋味？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醒来，惊觉这个可怕的事实：过往
发生的事情暂且抛开不提，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什么样，我们成了怎样的人，我们对别人做过了
哪些事，这一切其实都应该怪我们自己。面对这个觉察，我们可能会感到羞耻、悲伤或抑郁，
但里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指向自身的愤怒。

有时候，这种愤怒找到了出口，它化作怒火，甚至是伤害性的行为，朝着别人发泄出去。但更
多时候，这种深层的愤怒——它源自分裂的灵魂在与自身对抗——朝向了我们自己，变成无穷
尽的自我诋毁、自我虐待，让我们做出自我破坏的行为，削弱自身的潜力。

说到底，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人人心中都有一泓名为“悲伤”的湖水，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座名
叫“愤怒”的大山。愤怒是灵魂对它遭受的创伤做出的合理反应。我们之所以将愤怒一直压抑在无
意识中，很可能正是因为，如果现在把它表达出来，就会重新激活当年表达它时所引发的巨大
危险。我们也有可能把它转向自身，化作身体上的症状表达出来：要么陷入抑郁，要么做出糟
糕的决定来自我破坏。或者，我们也有可能把愤怒转嫁到别人头上，去伤害那些沉默的替身
——他们替代的正是当初我们不敢面对的人。总之，愤怒是对灵魂所受到的限制的反射性反
应。因此，它不仅是心灵的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暗示——当我们对它追根
溯源，或许就能疗愈灵魂。

愤怒被意识转化之后，会变成至关重要的能量，它不仅可以用来疗愈创伤，还能拓展灵魂的渴
望。只要我们与创伤认同，就会继续卡在受害者的心态中，沉溺在盛怒的苦水中。当我们能够
认识到，面前的道路可能被那头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头怪兽阻挡了——那只代表着“难以负荷的
重压”“匮乏”和“自我憎恨”的疯犬——我们就有可能绕开那个凶神恶煞。

虽然原始创伤极难治愈，但它们对于我们的象征意义是可以被改写的。当我们卡在愤怒当中，
不管它有多么合理，我们都如同深陷地狱，留在过往的阴暗中无法自拔。我们当前的人生依然
被过往的创伤所定义。当我们能够承认愤怒的存在，追溯它的源头，看清它对我们的自我形象
的影响，那么，最终我们就有可能突破过往对我们的限制。那只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头恶犬看
似卧在我们前方，挡住了道路，但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心里，我们随身携带着它。当我们像浮士
德博士一样，认识到我们所在之处即是地狱，那么我们就已经踏上了那条走出地下王国的漫漫
长路。

第七章
恐惧与焦虑

焦虑如冰山，我们是泰坦尼克

正当我开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女儿塔琳开始了每五分钟一次的宫缩。希望等到这章写完，我就
能见到女儿，还有我的第一个外孙女瑞秋。我期待着这双重的欢乐，但我也要坦白一个神经质
的想法。

得知瑞秋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焦虑，而非快乐。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自豪——“又多了一个要操心的”。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关于塔琳的，身为职业
女性，她很快就要背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了。第三个念头才是“正确的”那一个——我对自然的伟大
运转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我们是其中多么微不足道又多么重要的部分啊。我回想起当年塔琳出
生的那一刻，我不敢相信那个奇迹，也不敢相信自己何其有幸，竟能拥有这么好的女儿。她弟
弟蒂莫西出生时也是一样，这小家伙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有趣的人。既然我有这么大的福气，
拥有这么好的一对儿女，而且他们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和我像朋友般相处，那我的第一个念
头为何还会那么神经质，饱含着焦虑？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本书里谈到的所有内容背后都隐藏着一条暗线。也就是说，在各式各样的
灵魂沼泽中蕴含着一个共同因素。这条共同的暗线就是焦虑。我给自己得知女儿怀孕后的第一
反应贴上了“神经质”的标签，这份焦虑我会自行解决。但我的反应显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
射，不受清醒意愿的控制。那么，面对如此奇妙又美好的事情，为何人会感受到一股暗流，好
像被一下子拽到了阴郁的沼泽地？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称我们这个种族是“向死而在”（Being-toward-Death）。索伦·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雄辩地阐释了“恐惧与颤栗”，还直接用它做了书名。奥登则称
我们的时代为“焦虑年代”。

在《追踪神祇》一书中，我提出，如果把神话的地毯从人们脚下抽走，那么这整整一代人都会
感到焦虑。起到稳定作用的神话正在稳步销蚀，令人们内在的经纬线变得黯淡无光，而数个世
纪以来，人类正是依靠它们来绘制自己的方位的。从但丁那阴沉的确定性，到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笔下的凶险景象，是什么在引导着我们的世界？无需细数证据，我们也都会
同意，文化价值正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传统习俗的抚慰作用也在日渐减弱。伴随着这些失去，
创新与创意的自由度确实增加了，可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还无

力诞生” ，极少有人会感恩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吧。

当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塔琳的宫缩还在持续。瑞秋不愿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很容易理解。
怎么会有人愿意离开那般闲适又安全的家园，来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那个小丫头或许比我
们所有人都聪明，可到最后，她还是躲不过做人的命运。这令她成为我们的一员。她将从永恒
堕入历史，从纯真坠入罪疚，从神秘参与的融合感跌入疏离。她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然后，
等到她长大成人，读到这一段，或许她会原谅那位早已不在人世的外公——在她经历了充满惊
惧的旅程，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夜，他曾经有过这些“神经质”的念头。

可是，那条线索为何能贯穿人类的一切行为？我们曾经连接着宇宙的心跳，一切要求都能被满
足，却骤然跌落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的降生就是创伤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创口，一个
我们从未彻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性事件。人生中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对这场灾难性的分离的
回应。我们要么是想努力地回到与母亲脐带相连的状态，要么就是不得不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里寻找联结。既然不可能真的回到子宫，我们就会借助以下这些方式，与母亲建立退行性的认
同：要么依然保有婴儿式的心态，要么借助药物和酒精来麻痹痛苦的意识，要么就是放弃自己
的成长任务，把主权移交给某位上师或某种狂热的崇拜。

人人都有这种退行的趋势。在过去，成人礼会支持人们面对这个问题，这种仪式能够提供动力
和更为宽广的价值观，借助这些，力比多得以从“退行”转变为“前进”。如今，没有了有意义的成
人礼，没有了富含文化意义的神话，我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去尽力完成突破。然而，在我们向
前发展的每一步中，日益增长的焦虑都如影相随。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得在焦虑与抑郁之间

做出选择。如果被退行的行为俘获，并因此破坏了个体化的进程，我们就要忍受抑郁之苦；如
果战胜了心理上的怠惰，迈入外部世界，我们就要体验日益增长的焦虑感。这真可谓是左右为
难。但是，无论有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确实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

把恐惧、狭义的焦虑、广义的焦虑三者间的区别辨析清楚是很有用的。恐惧是具体的。我们怕
狗是因为之前被咬过。狭义的焦虑是一种无来由的不适感，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发它，某
些具体事物甚至会让它持续一阵子，但它通常是源自一个人对人生总体上的不安全感。不安全
感的程度、引发的焦虑的量级，部分地取决于一个人的独特历史。人所处的环境、原生家庭、
文化背景里的问题越多，无来由的焦虑就会越多。同样，创伤的性质也是因人而异的。而广义
的焦虑则是人人都有的，它反映出人类脆弱的生存处境。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存在性焦虑”；
也就是说，它源自一个有意识的动物，认识到了“命悬一线”的那根线有多么细弱。

玛莎·杜鲁门·库珀（M.Truman Cooper）在一首诗中描写了恐惧、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是如
何通过各种方式混合交织在一起的，渐渐地，它们好像融合成了同一种感受：

假如说 你害怕的东西可以被抓起来 关在巴黎

那么 你就有勇气去往世上任何一地

罗盘上一切方位都向你开放 除了指着巴黎的方向

你依然不敢涉足那座城市的边界线

你也不太愿意站在数英里外的山边

远远望着巴黎城的灯火 在夜色里渐次点燃

为确保安全起见 你决定

干脆远远躲开法国吧

可随即危险似乎逼近了国境线 你感觉到

心中那畏怯的部分 再次将整个世界铺满

你需要这样一位朋友 他知悉你的秘密 然后告诉你

先去巴黎

想想巴黎的样子，就会觉得，对这座城市怕成这样简直是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一个人曾经在
巴黎遭遇过创伤体验，那么单是提到这个名字就足以唤起强烈的情绪。当然我们知道，诗人是
在借用巴黎来比喻我们害怕的东西。城市的名字可以随便改，换成苏黎世或多伦多，或是我们
的故乡，效果都一样。对巴黎的恐惧渐渐泛滥、扩大，演变成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背负着的焦
虑，或者说，一种非具体的恐惧。我们走到哪儿，巴黎就跟到哪儿；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在
某个地方就无意中踩上了它的边界线。条条大路通向的不是罗马，而是巴黎；那座城市也不再
是光之城，而是“存在性焦虑”之城。

即便避开了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巴黎也跟着我们；巴黎城无处不在。“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
巴黎；我就是巴黎”，弥尔顿大概会这样写吧。既然巴黎是躲不开的，要想削弱它对我们的暴虐
统治，唯一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去全然地感受它、穿越它。那位说出“先去巴黎”
的“朋友”正是自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寻求疗愈的调节中心。库珀马上就知道，这是一片灵魂的沼
泽地；他也知道，穿越这个阴郁之地的唯一路径是什么。

我们应当将深度心理学的发展归功于无处不在的焦虑，以及它的无数化身——各种各样的神经
症。当沙可（Charcot）和让内（Janet）、弗洛伊德、布洛伊尔和荣格遇到了医学手段的局限

时，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不肯对药水、偏方或手术产生响应的无形之力。

起初，他们被许多当时被称作“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案例引领到了心灵的深处。后来，那
些症状被称为“转化性神经症”（conversion neurosis），如今又叫作“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这些身体上的病症似乎找不出任何生理层面的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也不
是装出来的，但它们对个体的损害却显然是实实在在的。

尽管弗洛伊德从不少地方得到了启发，但他天才地发现，那些症状是两种价值——有时候是完
全对立的两种价值——妥协折中的结果。如果我是一个为即将到来的数学考试而忧心忡忡的小
孩，我会感受到如假包换的头痛——压力导致我的毛细血管收缩了。我确实头痛，但我也可以
请病假，不必参加考试了。利用头痛这个小小的代价，我避开了巴黎。

我第一次遇上躯体化的神经症，是在精神分析研修期间。母亲情结把莉莉压得喘不过气。她母
亲非常自恋，严重地入侵她的边界，好像要吞噬她的生活似的。母亲成功地破坏掉了莉莉的每
一段恋爱关系。在这种无意识的奴役状态下，莉莉一直非常抑郁和愤怒，却无法逃脱母亲那强
有力的魔咒。她的左前臂会出现周期性的麻木，去神经科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反正这种麻
木感也只是偶尔来袭，而且持续差不多半小时就消失了，她也就没有重视。

来做分析三个月后（她瞒着母亲来的），有一次在诊疗现场，莉莉感受到了那种麻木。我们探
讨了这个现象，却毫无结果。诊疗结束的时候，我把一支笔轻抛给她，好让她填写下次的预约
时间。她用左手敏捷地接住了笔，那时我才头一次意识到，她是个左撇子。在她敞开内心的那
个短暂刹那，我问她：“你会拿那只手臂做什么？”“我会杀了她。”她一边说，一边拿着笔做了一
个朝前刺的动作。

后一次诊疗中，我们谈到了她心中携带的杀意的强烈程度，以及这种能量——无论有没有表达
出来——对她和她身边的人造成了多大的毒害。莉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抑郁之下潜藏着狂
怒；然而，两周后莉莉攻击了母亲，差一点就要把她掐死了，还把她的头发揪下来了一把。

莉莉被自己的行为震惊了，于是搬离了母亲的房子。即便是早期的警示信号也没能阻止她的狂
怒浮出水面。莉莉心中被压抑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令她感到极为焦虑。但就像弗里茨·佐
恩一样，她也没有意识到这股能量的强烈程度，直到为时已晚。每当杀意在心中涌动，手臂的
麻木就会发作。那些念头引发出的焦虑感实在太强大了，她无法消化，于是能量流入了身体。
事实上，被暴力念头引发的深重焦虑把莉莉吓坏了，以至于她中止了分析治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之间的那条细线。狭义的焦虑源自一
个极其有害的情结，而广义的焦虑则是每一个必须与父母分离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矛盾情感。想
要长大成熟，人就无可避免地要经历分离，这是有助于前进的；当人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向未
知，任何一种分离都会引发焦虑。但在莉莉的案例中，合情合理的广义焦虑遇到了被母亲情结
引发出来的具体焦虑，两者的力量相乘，就加倍放大了。

恐惧症（phobia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phobos，意思是恐惧。它可能是被某种特定的创伤引
发的。如果一个人曾经目睹过飞机失事，那他患上飞行恐惧症是很好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们
往往找不到与恐惧症直接相关的创伤体验。

在许多情况下，令我们恐惧的事物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代表，背后是漂浮在无意识中的、难以
名状的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惧症吧，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害怕去市场”，从字面上看，这真是一种
令人困惑的病症。然而，“市场”的特质就是开放，在那里有可能会与他人发生接触，它是不可预
测的，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离开安全的家外出探索时，必须冒的“失去控制”的风险。

有一位女士，她的职业是银行职员，却有着艺术家的天赋。她对高度有种特殊的恐惧。一连几
个月，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高症：她会坐上电梯，逐步提高楼层，并走到观景窗前俯瞰城
市。这种脱敏疗法确实有帮助，而与此同时，分析诊疗中的深入探索帮助她看清了，她的恐惧
源自人人都有的焦虑——当我们面对脚下那辽远的旅程时产生的感受。她的恐惧症象征的是，
如果自由地、肆意地去探索自己的天赋，她就会失去脚下的坚实大地；她害怕的是自己的高度
与深度，那风险蕴含在“斗胆相信自己”之中。要响应事业的召唤，她就得走出去，在没有支持的
情况下迈向心灵的空间。因此，我们恐惧的东西或许是源于创伤，但它也常常象征着某种我们

尚未意识到的深层焦虑，或是某些我们尚且不具备力量去承担的任务。讽刺的是，此类“恐惧”其
实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进一步深究起来，它或许是在对抗那种广义的、存在性的焦虑。

未被意识到的焦虑是最有害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而它肯定要去往某个地方
——要么投射出去，要么进入身体。在名为“压抑”的腐臭屋檐下，有邪恶的怪兽在孵化繁育，它
们必定会扯断镣铐，侵入其他地方，这是无可避免的。焦虑常常被张冠李戴，比如我们在前几
段里提到的那些恐惧症的案例。如今饮食失调很常见，特别是在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的群体
中。正如我们在“强迫与上瘾”那一章里看到的，强迫思维不仅会令意识变得狭窄，还会迫使人采
取行动去管理焦虑。因此，厌食症或暴食症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身体形象与（或）食物上，这
是因为，这些东西貌似是能够掌控的。显然，一个人可以选择把哪些东西塞入喉咙，借此来掌
控某些事情——当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不受控制的时候。因此，饮食失调不仅是意识范围变窄
的问题，也是对焦虑的过度补偿。

辛西娅在孩提时代就失去了双亲。一个不情愿的亲戚把她养大，管束她，训诫她，却没有给她
多少爱。青少年时期，辛西娅染上了盗窃癖，用偷来的东西替代不曾得到的爱。她也开始狂吃
巧克力，然后再催吐。来做诊疗时她已经成年，总是做掉牙齿的噩梦。牙齿象征着她的第一道
防线。她还会梦见有敌人偷偷摸摸地潜入边境，可卫兵们在岗位上睡着了。一方面，人生给她
的只有酸涩，而通过暴食巧克力，她让自己品尝到甜蜜的滋味；另一方面，借助催吐，把那甜
蜜的罪孽清理掉，她好似再度掌控住了那不胜负荷的焦虑感。

辛西娅遭遇的创伤是遗弃。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她、支持她，这种体验引发了海量的焦虑。与
此同时，缺乏父母的爱与支持会全面影响孩子的感知，造成原型创伤（archetypal wounding）。
由于父母是孩子探索世界、身体、人际关系的中介，决定着情结的牢固程度与力量大小，所
以，父母的缺位会导致孩子将原型外推，并因此引发存在性焦虑。

对辛西娅来说，缺失了慈爱的父母，导致的不只是顽固难解的情结，这让她对整个世界的初步
认知都因此受损。相应地，她“选择”了饮食失调，这既是个人情结的体现——她用这种手段防御
狭义的焦虑，同时，这也是防御广义的存在性焦虑的典型策略。失去了能呵护她的母亲，这激
活了负面的母亲情结，于是，对相伴而来的广义焦虑的控制，就集中在了母亲——物质——食
物——身体这个链条上。被遗弃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这是无法承受的恐惧，所以她转而去
担忧饮食问题，因为这还能让人好受一点。我能担忧的事情、占据我全部心思的事情，都是我
的防御手段，用来对抗那些令我感到恐惧的、能摧毁我的东西。我的神经症是最基本、最原始
的防御手段，对抗的是我无法承受的焦虑。神经症固然令我痛苦，但与根本无法承受的焦虑相
比，还是能够接受的。

当真正的恐惧就快浮出表面的时候，它很容易被激活，人会感受到恐慌的侵袭。这几乎是最令
人心惊胆战的感受，其他状态很难与之比肩，因为在恐慌发作的那段时间里——漫长得好像永
无止境——人会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人会感受到窒息、气短或心悸，这些都是彻底被压垮的
感觉。在名叫“无意识”的没有路的密林中，我们不知所措。这里是那个长着山羊蹄子的家伙的地

盘，是潘神 的领地，而我们感受到的，正是以他为名的“恐慌”。

有零星的证据显示，容易恐慌可能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见过父母或其他权威人
物被压力打垮，从而习得了这种行为。但是，被恐慌侵袭也有可能源于“代替”，也就是用一些能
够接受的恐惧来代替无法接受的恐惧。如果我一门心思想着我的大脚趾，时间足够长的话，我
就会感到它在痛，要不了多久，我会认为这疼痛预示着某种绝症。疑病指的就是对健康的正常
关注轻而易举地升了级。你不敢一口咬定说，自己肯定不会得癌症或心脏病，肯定不会死。然
而，与更浓重的恐惧相比，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心担忧自己的健康问题好像还能接
受。疑病至少让人得到一点点掌控感，因为病是有可能治好的。去追寻某种缥缈不定的原因，
总比面对真相容易一点——那真相就是，人是会死的，人完全没办法掌控宇宙。当我们把事情
往最坏的地方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有意识地面对坏事、承担坏事，而是在无意识地小题大
做，然后忍受着泛滥情绪的攻击。

恐慌症发作的时候，去全然地、彻底地经历它（实际上，对待一切焦虑状态都应该这么做），
这会迫使我们有意识地面对“灾难”，也就是说，正视那可怕的现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
现，身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承受得住，甚至还能想办法去接纳它，有时还会有能力把它放下。
“不放下”，意味着当我们下次再度偏离了狭窄小径的时候——不经意地，但也不可避免地——我
们会再次发现，我们又来到了潘神的密林。就像小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大鳄鱼藏在床底下，或
是有怪物藏在衣柜里，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那个长着蹄子的、半人半羊的家伙，就要来抓住
我们了。

正如在“强迫与上瘾”那一章里提到的，在焦虑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做出一些重复性的动
作。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某些特定的、坐立不安的表现，比如会
嘟哝口头禅、无意识地祈祷等等。形容一个人心情烦躁的时候，我们会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起
错边儿了”，这句俗话反映出生活的程式化，这不仅是因为日常习惯会自行重复，也是因为我们
经常会无意识地运用魔法思维来安排生活。

魔法思维是孩童的以及所谓的原始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当我们处于退行和脆弱状态
时，也会用这种方式想事情。借由魔法思维，我们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对世界造
成特定的因果效应，正如世界也对我们有着秘密的因果效应一样。我们用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待
迷信。一个连赢几场的运动员可能会继续穿着那双脏袜子去打后续的比赛，直到连胜中断为
止。预祝演员登台演出顺利时，我们会说“摔断腿”（break a leg），这是因为我们唯恐美好的愿
望会招致神祇发怒。我就发现我自己走路时会小心地避开地上的裂缝，因为我不希望母亲摔伤

了腰背。

我们人人都会无意识地借助仪式化的行为来避开模糊朦胧的黑暗力量。如果仪式没能顺利进
行，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焦虑。报纸没能按时送到，忘了某个东西没拿，或是不得不换
一条新路线去上班……我们就会气急败坏。这些仪式就像有神力的护身符一样，可以对抗那个
无法承受的念头：我们身处在一个陌生的、时常不大友好的宇宙中。这些仪式是用来对抗海洋
般浩瀚的存在性焦虑的手段，虽然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我们还是牢牢地抓着不放。

在典型的强迫症中，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重复性的想法和行为，将之用作一种仪式化的防御手
段，来对抗那压倒性的、海量的焦虑。有些新型抗抑郁药物显示出一定的次级效应，可以减轻
强迫思维的程度。可是，人人都会产生不想要的念头。任何一种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都是在防
御浩瀚的焦虑。我能够直接面对的事或许会令我暂时不太舒服，可至少它不再统治我了。

偶尔有些时候，我们会主动选择神经症带来的“继发性获益”，换成委婉的说法，就是“生病也有
好处”。在“做作性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中，我们假装或捏造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疾病。生
病了，我们就可以扮演受苦受难的角色，或许就可以避开另一些令人备感压力的要求，因此也
就不必面对更大的焦虑。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许就用不着面对亲密关系这个复杂又微妙的议
题。我或许会慨叹自己命不好，抱怨别人不拿正眼看我，但我也成功地躲在了由身体构成的防
御要塞里。如果我有伤残，那我显然用不着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也不会遇到更多麻烦了。通过
对狭义焦虑的默许，我躲开了更为沉重的存在性焦虑。

一切行为，即便是那些被我们称作“疯狂”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把它们视作对某种情
绪的表达，或是对某种情绪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和寻找病因的时候，分析师必须要
问：“是什么情绪状态引发了这个行为？”无论症状伪装成什么模样，躲在何种象征背后，它表现
出来的都是某种无意识的情感前提。情感状态与象征的外在表现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会构成一
种循环效应，渐渐地，它不仅会成为某个特定创伤的外在表现，还会成为一种总体性的人格形
式与反应策略。换句话说，我们变成了自己的创伤。那些命中注定的创伤引发出我们的反应，
而我们把这些反应活了出来，也因此成为那些象征性表现的同谋。这些行为、态度和反应策略
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虚假自我”，一个临时性的人格。因此，我们不但深陷在自己的创伤
中，同时还深陷在对创伤的反应中。命运没有允许我们自然而然地舒展自我，我们不得不在反
应性的模式中体验自我，而这让我们与自我日渐疏离。

自我疏离的后果就是神经症。或许神经症是无可避免的——说实话，或许人更愿意继续留在无
意识的状态里——唯一的解药，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面对神经症在防御的那个东西。我们在躲
避什么任务？答案总是能找到的。

管理焦虑

我们最原始的防御手段就是大家熟知的“是战还是逃”。面对难以负荷的重压，我们通常会选择逃
跑。我们学会了与痛苦的现实拉开距离。“眼不见，心不烦。”“你不知道的不会伤害你。”我们压
制，我们遗忘，我们割裂；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情结投射到别人身上。我们很可能被心中的情
结役使了好几十年，却从来不曾意识到，原来是它们在暗地里邪恶地运作。被它们支配的时
候，我们就好像被转移到了另一套为人处世的理念和准则中，开始遵照那些准则行事，随即我
们重新陷入寻常的意识状态，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转移的发生。

我们经常会把令人不快的事实真相压制下去，这种解离状态（dissociative states）看上去好像也
没什么坏处；我们都会这么做，也毫发无伤。但“解离”（dissociation）的影响就大多了，它有可
能导致记忆缺失，或是让人进入“神游状态”，此时人真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好似跑到了另外一
个人的生活中游荡去了。近些年，由于在某些重大案件中成为主题，也在诊疗圈中引起极大争
议，多重人格障碍（如今叫作解离性身份障碍）落得了一大堆坏名声。

在解离性身份障碍中，自我被惨重地击碎，以至于无法与无意识抗衡；于是，心灵就自动自发
地漂移到了另一重现实中。这也是个正常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荣格会将情结定义为“人格的碎

片”（a splinter personality）。 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心灵片段可能拥有了自己的“生平
传记”（而自我对此毫不知情），以及与之相符的躯体状况与情感状态。在巨大的创伤面前，我
们都会通过“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来管理程度严重到无法接受的焦虑。我们让自己置身
事外，那感觉就像是我们变成了观察者，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人生。有时，要熬过某段经历，这
种拉开距离、置身事外的做法是必要的。如果事情已经结束，而人格解体还在过度持续，唯有
在这种情况下才称得上病态。

还有两大类对焦虑的反射性反应需要指出：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与人格障碍
（personality disorder）。

适应障碍通常与导致压力的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它可能会使出一切能用的手段，比如回避、以
完美主义来防御任务完不成的焦虑，或是出现各种由焦虑引发的躯体症状与情感症状。一般来
说，当压力解除了，适应障碍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人格障碍的案例中，当事人基本上都在生命早期遭受过严重的创伤，比如情感或身体上的虐
待，或是性虐。当孩子的脆弱边界遭到践踏，当自我无法应对那压倒性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某些功能被关闭了。就像电脑里安装的浪涌抑制器一样，人格切断了联结，免得它痛苦地反复
过载。从病因上看，这种反应是相当合理的，然而，情感功能此后将永远无法运转了。这样的
人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感受生活，就像在看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似的。一般来说，他们的感
情道路都比较坎坷，因为他们同理别人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而在亲密关系中，同理与共情是
不可避免的情感需求。

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曾经遭受到原始客体（primal objects），即母亲和父亲的“背叛”。他们
调整了自己的人格，去期待并四处寻找这种背叛。他们仿佛被预先置入了背叛的程序，不知不
觉地选择那种能重演这种无意识剧情的伴侣，要么就是他们的猜疑、控制和无法信任会把伴侣
赶走——于是这更加坐实了他们最初的想法，即不能在关系中投入信任。

分裂样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种过度保护的行为。这样的人与他人距离很
远，只能做出有限的情绪反应，倾向于避开亲密关系。这种自败（self-defeating）的行为确实能
实现目标——保护自己，免于再次体验到过往那痛苦的创伤。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人也是在生命早期遭遇了创伤，他们将别人视作有待利用的敌人，以免别人先利
用了他们。在人生早期关系中感受到的背叛被外推到整个社会；不仅情感功能被关闭了，他们
能感受到的个人痛苦与懊悔都很少，而且，曾经的受害者如今开始伤害别人。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客体关系不稳定，这是因为
当事人的自我形象是不稳定的。这类人往往行事冲动，极少考虑到自己会给他人造成怎样的破
坏，他们忍受着剧烈的情绪变化，而且会周期性地感到空虚。孩提时代感受到的难以负荷的焦
虑创造出的自我感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几乎无法连贯。

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源于孩童时期对关注、爱和赞许的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因此，如果此人没有处在关注的中心，就会焦躁不安。他或她会用言行举止来吸引别
人的注意；如果真的遭到轻视，或假想别人轻视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阵阵的嫉妒和狂
怒。同样，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往往令周围的人非常痛苦。这类人
不断地需索他人的赞美与肯定，借此来安抚心中由自我怀疑引起的大量焦虑。他们感到自己理
应得到他人的特殊对待，同时却对他人的需求和痛苦缺乏同理心。这类人很难相处，因为他们
总想操控别人；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显得强势又自信，但在内心里，他们感受到的是空虚和不
被爱。唯有和依赖型或依赖共生型的人在一起，他们才能维持较为长久的关系，因为只有那样
的人才会愿意终生围着一个自恋的空虚自我打转。

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与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犹如两个极端。前者管理焦虑的方式是避免做出决定和承诺，极度服从，为
了得到别人给的一丁点儿好处而放弃诚实与正直。强迫型人格与此刚好相反，他们对人生的不
确定性的回应方式是竭力掌控一切，行事总是出于焦灼与紧张。这类人一心关注细节，这样就
可以忘掉大局；他们是工作狂，过于一丝不苟，吝于关爱自己或他人。

人格障碍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对灵魂的破坏往往发生在脆弱无助的孩子身上。刚刚萌芽的自我
当然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创伤体验，因此就把至关重要的情感功能关闭了。而在正常情况下，这
个功能可以帮助一个人对人生做出有质量的评估与反应。同时，天然的人格也被严重地扭曲
了，此人被束缚在一种病态的人生策略中。悲哀的是，这些人极少寻求心理治疗，因为那样的
话，他们就不得不面对童年时的恐怖感受，而那正是他们一直在防御的。

当一个有人格障碍的人确实来做治疗了，疗愈的工作也会艰苦卓绝，因为他会拒绝内化——有
时候是没有能力内化。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的感受，并为此负起责任，这项能力是一个人能否
在心理治疗或关系中得到疗愈的主要指标。再强调一遍，这相当于要求一个人去做他认为不可
能的事，去承受住莫大的伤害，并且切切实实地感受它。偶尔，疗愈确实能发生，但这不是因
为治疗师的解释或干预，而是由于患者感受到了一致的、持续的、充满关爱的关系，这正是当
年那个孩子不曾感受到的。若要全面更新一个人的自我感、对他人的体验，还有面对他人时的
反射性反应，需要付出许多年的耐心。

虽然人格障碍是最难治疗的，但此处的任务与其他沼泽里的别无二致：全然地经历它、穿越
它，勇敢地直面焦虑，推翻它的暴政。可是，承受住这份原初的焦虑，冒险离开当初为了生存
下去而发展出来的人格结构，这绝非易事。生命早期的体验越是难以负荷，自我遭受的破坏就
越严重，这项任务也就越发艰巨。

在对焦虑的管理中，上述策略的各式变体，以及各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
能找到。区别只在于反应出现的时间早晚和系统化的程度。这些模式在人生中出现的时间越
早，不假思索的程度越深，我们受到的束缚就越严重。恐惧是正常的、自然的；狭义的焦虑
——这种与我们的个人历史直接挂钩的感受——是正常的、自然的；广义的焦虑——人类生存
处境的脆弱性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不同的是这些感受的程度，以及我们做
出的反应的性质与后果。面对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展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所以，我们都
可谓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而且往往并不自知。

只要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依然还像程序一般，牢牢地安装在我们的“主机”里，无论
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是伤害自己的同谋，令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无论
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正常的焦虑与神经症性质的焦虑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想要充分地、尽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必然会频繁地经受焦虑——作为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物种，这种感受是我们命中注定
的。永远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嘲笑自己。唯有当焦虑妨碍我们尽情生活的时候，它才能称得上
是心理问题。而且，当我们自行选择的策略变成了阻碍，这就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感到
焦虑是吗？但我们依然应该充分地、尽情地活着。想想尼科斯·卡赞扎基斯为自己撰写的墓志

铭：“我一无所求。我一无所惧。我是自由的。” 一个很难达到却值得追求的目标啊。

要踏上人生这趟旅程，拿到车票的代价就是承受焦虑；没有车票，就没有旅程；没有旅程，就
没有人生。我们可以躲开焦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可我们也因此躲开了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让一个人从“神经质的苦难”转到人生的“正常苦难”之
中，所以我们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无法面对的，不得不去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为那些缠着我们
不放的、无法命名的东西命名。

再强调一遍：每一天，我们都被迫要在抑郁和焦虑之间做出选择。抑郁源自个体化的进程受
挫，而个体化正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焦虑则源自向前迈入未知。焦虑之路是必要的，因为
这条路上存在着“成为更加完整的个体”的希望。我的分析师有一次对我说：“你必须把你的恐惧
列入议程。”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议程，去承受它引发的一切焦虑时，我们的感觉变得好起来
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真诚地面对自己。

勇气不等于没有恐惧。勇气意味着，我们深知，比起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更为重
要。比如说，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有趣的是，当我们能够坦然
接受存在性焦虑，知道自身是脆弱的生物，依附在一颗不停旋转的、于时空中急速坠落的星球
上，与此同时，还能感激自己有机会参与这一趟伟大的旅程，此时我们就向着个人解放迈进了
一大步。焦虑就像雾一样，让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走出，就会大有斩
获。当我们置身于雾霾之中，就可以辨认出具体的恐惧，而且，我们常常会发现，从成年人的
眼光来看，那些恐惧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但对孩子来说，它们可怕到难以负荷。比如说，一
个人极度害怕冲突，而且不敢在会议上发言，那么他需要在令人动弹不得的焦虑之雾中找出恐
惧的根源。一般来说，这种焦虑的念头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的恐惧，比如，“他们不会赞成的”，
“他们该不爱我了”。

对于孩子来说，这般原初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已经长大成年，可以拥有不同的体验
了。身为成年人，我能够去有意识地觉察，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这些将我从无意识的、往事施
加给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真正地察觉到，有些东西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确实如
此。我们就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这就是勇气的含义。

现在，我亲爱的外孙女瑞秋·艾林已经降生，成了我们的一员。七磅九盎司，胖鼓鼓的小脸蛋
儿，眼睛美得让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她正精力充沛地哇哇大哭，她想要食物，也想要那个她
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长着胖鼓鼓的小脸蛋儿和美丽双眼的瑞秋，踏上了她那奇妙的，也满载焦
虑的人生旅程，朝着她的命运走去。她，以及我们所有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宿命、走向

命运 ，将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从存在性焦虑——它将一直是我们如影相随的旅伴——的手
中夺回多少人生。

第八章
情结：“大脑主机”里的模式化反应

在探讨“如何应对沼泽地”之前，我们需要先花点时间回顾一下荣格的情结理论。关于这个主题的
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但在本书的这个阶段，情结的概念对我们很
重要。

如果荣格在1912年之前过世——此时他提出了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他依然会是心理学领
域中的重要人物，因为正是他发现了情结的存在。事实上，为了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区别
开，荣格将自己的方法称作“分析心理学”（psychoanalysis），而在此之前，由于情结在他提出的
心灵模型中的重要性，他曾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情结心理学”（complex psychology）。实际上，
弗洛伊德在介绍精神分析的演讲中，曾因荣格和所谓的苏黎世学派提出了“情结是梦的建筑师”而
对他们大加褒扬。

导致荣格想出情结这个概念的因素有许多，在此我只提两个。在一篇医学论文中，他研究了一个

灵媒，她那梦呓式的话语引发了他莫大的兴趣。 这位女士是荣格的亲戚，他相信她不会
造假。那么，如何解释经由她发出的那些“声音”呢？她没有精神病，也没有产生幻觉。荣格考虑
过幽灵从另一个世界现身的可能性，但他后来得出结论，认为那个灵媒可以把自我的管控降到极
低的状态，从而允许内心中另外一些部分发声。（做梦时我们都会经历这种情况。）

另外，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格霍兹里医院（Burgholzli Klinik）做“词语联想”
的研究，他发现，在对词语做出反应时，即便是正常人的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看上去，就像是

这些刺激词语引发出了强烈的情绪反应，足以干扰到意识的运作。 后来，荣格推测，我
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簇一簇的“分裂出来”的能量，他将之称作“情结”。

情结只是一种蕴含着能量的构造。这些能量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或是两者皆
有，这要看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情结是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我们无法避开情结，因为
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身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似乎依然都还在心灵深处
存活着。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早，情结的力量就越大。因此，由于孩提时期的敏感，父母情结对我
们心理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

一般说来，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被情结操控了，因为当情结被激活的时候，它有力量接
管我们的意识。你可以试试看，对一个正被情结掌控的人说他的情结正在运作，看他会作何反
应。他肯定会矢口否认，并且会坚称自己的看法合情合理。唯有在做出行为之后，在行为造成破
坏之后，我们才会发觉情结的存在。或者，当我们察觉到身体出现反应时，或许能想到这是情结
被激活了，因为它蕴含的能量总会影响到身体。突然感到手脚冰冷、嗓子发紧、掌心冒汗等等，
这些线索都预示着那些分裂出来的能量被激活了。

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可以从情绪状态中发现情结的端倪。当我们感到自己的情绪“飙至满格”的时
候，可能会猛然领悟到，这是被情结掌控了。即便如此，理解情结，削弱它所蕴含的那些我们不
想要的力量，这项工作往往会持续一生。

下文中的图阐释了情结的运作状况。当我们落入沼泽状态，在所有的负面影响之下，我们很有可
能会再次启动旧模式来应对。如果我们打算走出心灵的沼泽地，推翻“过往”这个暴君，就必须了
解这个运作过程。

下图画出了心灵的三个层级：意识，或外部世界；个人无意识，即个体情绪历史的总和；原型，
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地带，我们与全人类——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享着共同的特
质、驱动力和模式。

在个人无意识的领域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源自个人经历的情绪能量。比如说，如果我们曾经
被狗咬过，就会产生一个“被狗咬”的情结——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即便我们很喜欢
狗，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和狗相处的正面体验，这个被狗咬的情结还是会存在。当与早先经历一模
一样或类似的情景发生时，它就会被激活。

这样说来，那一簇簇的能量就像按钮一样，而且无可避免要暴露在世界面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都有可能无意中碰触到它们。关系越是亲密，可能被碰触到的按钮就越多，因为这样的密切关系

更加接近最原始的亲密，即亲子关系。出于这个原因，亲密关系会无可避免地背上“往日创伤”与
“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两副重担。当然，这对我们的伴侣并不公平，但这是避免不了的。

事实上，外部世界里的任何事物——一次偶遇，某种气味，电台里播放的一首歌，在街头无意中
瞥见的一张面孔——都有可能激活那些无意识的能量。这些刺激物会马上遇到一个“棱镜”，一个
基于过往事件的过滤器。过滤器提出一个问题：“我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刺激物或许是独特
的，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可心灵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过往体验，它马上就开始搜索类似的状
况。身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会四处搜寻熟悉的词语或习俗，好让自己感觉舒适一点，这是为了减
轻面对未知时的焦虑。不过，无论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在家里，如果我们基于过往的类似体
验，对当下做出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就会遇上大麻烦。

古希腊人认为，我们之所以常常做出害人害己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性格中存在缺陷，他们将之称
作hamartia，即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天生邪恶，或是故意不通情理，而是我们
确实有自我破坏的倾向，一次次地重复原有的模式，再忍受结果的折磨。这个hamartia就是一种
心理棱镜，由我们对世界的直观“解读”构成。它是以下三种体验的结合体——原生家庭、文化环
境、个人创伤；它引导我们带着偏见看待世界。我们通过这个滤镜看待自己和他人，并以它为基
础，一次次地做出与过往类似的选择。显然，除非我们把它带入意识，并拓宽视野，否则就会永
远被狭隘的视角局限住。

饱含能量的个人情结在心灵中回荡，激活了那些我们一直没能消化吸收的原始情绪。这些未分化
的心灵历史包括一切在孩提时期没能力处理的情绪。显然，如今我们的处理能力肯定比那时候强
大，但即便是成年人，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情绪波动压垮。此外，个体的独特情结就像
桥梁一样，通往整个种族的原型体验。例如，我们与父母相处的体验化作饱含能量的情结，能够
激活原型。这种生命早期的心理素材的核心是两种创伤：难以负荷的重压、遗弃。除却父母情结
之外，我们内心深处还存在对生活的总体感知和印象，即这个宇宙在总体上是滋养人的还是带有
恶意的。因此，任何一个情结其实都深深地根植于“存在”（Being）的土壤之中。当个人情结被激
活，涟漪渐渐扩散到我们所共有的那片“水库”中去，引发出共振——在那片水库中，我们参与着
天地与自然中的一切。

当饱含负面能量的情结被激活，也在自然那摇摇欲坠的外围引发了共振，焦虑往往会随之涌现
——无论我们当时是否能意识得到。此处的焦虑既包括狭义的焦虑，也包括广义的、存在性的焦
虑。这些焦虑令人感到不适，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会条件反射地做出一些缓解不适的行为。
这类行为的范围极广：从对战，到逃跑；从解离和否认，到关怀强迫症与依赖共生。一生中，我
们可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渐渐地发展出一套特定的惯常策略与反应，来应对有压力的状
况。不知不觉间，我们变成了往事的囚徒，我们自己的囚徒。

情结的运作环路有点像电路。开关一合上，灯泡马上亮了起来；同样，刺激出现，棱镜开始运
作，原始情绪被激活，焦虑涌现，人就做出舒缓焦虑的行为……情结环路中的一连串动作也发生
在电光石火的一瞬。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我们不再居于当下，而是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
原初记忆的现场。而我们能察觉到的，不过是一阵突然袭来的强烈情绪。

我们会为自己的清醒意识与心智成熟而感到自豪，可是，一想到以下这些，真令人由衷地感到心
烦意乱：这一生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被基于往事的模式所驱使，它们隐藏得那么
深，我们很可能从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它们在默默地掌控着我们。不过，情结的存
在确实对解释这些问题大有帮助——为什么关系是个棘手的难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频繁地给
自己设套使绊？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一团糟？

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搞清楚，是哪些过往的力量在塑造和引导我们。即便我们意识到了某些情结
的存在，并努力消除它们的力量，它们也会负隅顽抗。某些环路隐藏得实在太深，以至于变成了
我们的“电脑主机”的一部分，就算把硬盘换掉，也无法抹去那些模式化的反应。对付情结，有点
像解放磨坊里的老马。终其一生，这匹马都在围着巨大的磨盘打转，我们解开它的缰绳，对着它
宣读了一大通权利条文，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那老家伙还在围着磨盘绕圈。

我想起了帕特里克。从小到大，母亲屡屡入侵他的情感边界，她主宰他的人生，限制他的情感生
活，总体上压制了他的自然成长。他“逃离”母亲暴政的方式是娶了一个同类型的女人。几十年

后，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妻子掌控了。如果事先不跟她请示，他一条意见也不敢表达，一件
事儿也不敢做。这真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啊。

帕特里克这一辈子都在忍受抑郁的折磨，有些年他试图靠酒精来抚慰自己。与此同时，多年来他
一直在另一个城市有个情人。看到这个，你大概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他会定期开三个小时的车
去看她，但又很难享受幽会的乐趣，因为他满心都是内疚，而且极度害怕妻子发现。就像磨坊里
的老马一样，他悲哀地沿着抑郁的老路一圈圈地打转。帕特里克的母亲情结硕大无朋，他只能要
么屈从，要么哆哆嗦嗦地在暗地里反抗。他不肯付出必需的努力——英雄式的努力——来挺直腰
板面对这个情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承受痛苦，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往事与模式犹如深深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程序，仿佛已经化作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该如何超越它
们，而不是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内化？我们永远也无法突破过往的束缚——直到我们能够说出
这句话，并承担起其间蕴含的一切痛苦：“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
人。”该如何穿越沼泽，不再泥足深陷，不再重复过往，也不再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正是我们最
后一章的主题。

第九章
穿越沼泽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里站着一位强大的裁决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名字叫作自性。

真理总在较难抵达的那一边。

——弗里德里希·尼采

重新想象自我

驱车从北卡罗来纳州进入弗吉尼亚州的时候，路上会遇到一片面积非常大的沼泽地，它的名字
非常形象——“阴郁大沼泽”，当地人有时候就简称它为“大沼泽”。行驶在铺设好的道路上，穿越
这片乌烟瘴气的大泥潭，那感觉还挺有趣的，但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谁愿意住在那附近。有些
读者可能在想：“对呀，那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沼泽地？”这种看法当然可以理解，不过，请这样
想的读者翻回第一页，把这本书再看一遍。

重点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拉到这些沼泽地中，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我们愿意相信，如果
我们活得正直，品行高洁，就会免遭此劫。但是，想想约伯的故事，还有《传道书》中的讯
息。宇宙又没跟我们签过道德合同。我们是乙方，或许会在暗地里起草了这么一纸合约，可人
家甲方拒绝在我们这偷偷摸摸的把戏上签字。我们也有可能会想，经过一番真诚的、训练有素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片高地，把城堡盖在那儿了吧。可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尽管我们
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我们又落回了老地方，那片熟悉的巨大泥潭。那
些伟大的韵律——大自然的、时间与潮汐的、宿命与命运的，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兀自
按照自身的强大法则运作，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心理层面上的成长确实会带来一定的洞察，有些行为得以修正，偶尔地，我们还能收获智慧。
我们不断地落入沼泽，然后，通过修习自身的功课，我们看到，命运的召唤，或者说我们的任
务，就是承受住身处沼泽的痛苦，并找出掩藏在泥泞之中的意义。借由这些，我们有可能变得
更有意识。毫无疑问，我们所能做的最具破坏性的行为，就是责备自己居然落入了沼泽，还滞
留在那儿——好像预先知道前面有沼泽地，就不会掉进去了似的。

当我忍受焦虑的折磨时，如果我严苛地批判自己，焦虑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更不用说那没
完没了的忧惧和自责会给周围造成多大污染了。与创伤认同的人会一直卡在原地：“我是个无能
的人，因为我感到焦虑。以前一直是这样，今后必然也是。我简直一文不值，我的创伤永无疗
愈之日了。”

类似的想法在童年期很常见，我们如此弱小，无力抵挡他人的看法，而且“牵连观念” 的
思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身为成年人，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意识到，焦虑状态并不遵从
我们的意愿，也未必存在什么因果关系，而且它们是短暂的、无可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我
们有可能把它们吸收消化掉，然后继续过自己的人生。我感到了焦虑，那就焦虑呗；我依然拥
有我的人生、我的任务。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样宣告：“我自相矛盾吗？很好，那

我就自相矛盾吧。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 我们也是一样。

早一天换上这种心态，对自我感的破坏就会少一点。许多人感到，自己仿佛被置身沼泽的经历
玷污了，被它打上了标记，殊不知，左邻右舍也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我们会周期性地堕入那个
地下世界，如果能够接纳这一点，我们的灵魂会逐渐变得宽广，也能悦纳人生中对立的两极
——我们将这种悦纳称作智慧。知识是可以学来的；智慧不是。智慧来自对痛苦的消化和吸
收。被消化吸收的痛苦能够拓宽人格，让灵魂的疆域变得广阔。

在前文对情结的探讨中，我们提到，它们就像是人格的碎片，是带有分离出来的“生平传记”的躯
体状态，它们携带着情绪的能量，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触发，让人做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式
的行为。一想到有多少想法和行为都被过往影响着，不在意识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不禁感
到心神不宁。要接受这个觉察，即“我们的内在是如此复杂”，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很可能会像那
匹磨坊老马，明明已经卸下了重担，却还是沿着乏味的老路继续转圈。

磨坊老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有想象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每个情结都带有一小片
碎裂的世界观。当我们陷在情结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那个能量簇被激活，掌控了我们的
时候——我们就被局限在那个世界观里了。一般来说，那个世界观来自过去的经历，局限在当

初的创伤体验里，而且它会逼迫我们通过那个视野受限的“透镜”看待世界。磨坊老马继续重复地
绕圈，是因为它无法逃脱过往经验的局限，无法打破原有的模式。想象中的局限就是它的宿
命，它的宿命又局限了它的命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限于情结，不断地重复原有的反应模
式，直到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为止——也就是重新想象我们自己。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中，尼采断言：

人就像绳索，一头连着野兽，一头连着超人。这条绳索横亘在深渊之上。危险的跨越，危险的
路途。回顾是危险的，颤抖是危险的，停步也是危险的。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终点；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既是序曲，也是终章。

我们体内的“野兽”，即是由直觉与盲目反应化身而成的磨坊老马。“超人”是尼采对完成进化的自
我的比喻，是不再屈从于纯粹天性或过往历史局限的、扩展了的灵魂。矛盾的是，我们既是紧
绷的绳索，也是深渊。那深渊一方面是仿佛能将人吞没的存在性焦虑，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身
上体现出来的骇人自由。这种自由之所以如此“骇人”，是因为它令我们心中充满恐惧——我们要
迈步踏上那趟广阔的、看不见尽头的自我的旅程。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观
察到：

人类有四样东西

在海上全无用处——

舵、锚、桨

还有对沉入水中的恐惧

站在横亘于深渊的绳索之上——那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确实很骇人，可是，我们没时间往
下看，没时间惊惶地逃回去，也不能站在半途，呆若木鸡。无论是否愿意站在那条高悬的绳索
之上，我们都已经在了。我们是被放上去的。就像帕斯卡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纠结要不要

挂帆起航，因为我们这艘船已经漂在海上了。

尼采所说的跨越深渊和我说的穿越沼泽是一个意思。穿越，指的不仅仅是在沼泽中坚持住，直
至瘴气散尽——虽然这也是必要的；它还意味着，借由辨认出每个沼泽状态中隐藏的任务，让
自己的内在变得更加广阔。当尼采把我们视作“序曲”，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更新自
我感，从而超越过往对我们的局限；当他把我们视作“终章”，他指的是，正是借由旧世界观造成
的局限的终结和死亡，我们得以从伊克西翁的铁轮上解脱。

尼采追求的是从西方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激进的、对个人的重新塑造。个体若要
更新，首先就需要有尼采所说的文化更新，个体必须坚定不移地对抗个人历史的力量。在我们
身后的，是过往的宿命，是局限我们的世界观，它们的力量一直支配着我们。踏在脚下的，是
跨越深渊的骇人自由。在前方，在深渊的那一端，是被拓宽了的灵魂，在那里，个人历史被接
纳、被包容，但它无法再控制我们的生活。迄今为止，我们对原生家庭与社会文化的体验构成
了那条绳索，我们颤抖着，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面。我们接受的教育、对世界的探索、他人的榜
样，以及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带领我们走到了现在。于是，如今我们置身于绳索的正中央，
距离起点和终点一样远。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绳索的后半段？是想象力，也就是对自我进行重新构想的能力——我们比
过往发生的那些事情更强大、更广阔。我要再强调一遍，如果一个人不能真诚地说出这样的

话，就无法获得自由：“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我不是我的角
色；我是我的人生旅程”；“我不是我那有限的人生经历，我是我的潜质中的创造力”。这种对自
我的重新构想无法让我们避开沼泽，但我们受到的污染会少很多。

对心灵的运作来说，想象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画面携带着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
说情结本身就是一个意象，一个承载着能量的意象。当那一簇能量被激活，它触发了这样一个
画面：我们是谁，身处什么境地，必定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些画面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存在
于表达创伤与抗议的躯体状态中。这些画面也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状态中，我们可以在梦境、
幻想与积极想象中看见它们。心灵能量是看不见的，但心灵通过画面把那些能量显化出来。因
此，情结是受到过往经历影响的画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会受到消极的影
响，因为它们显化出来的画面是严重受限的，视角片面且狭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些画面
都会推动我们的人生；而洞察、经受痛苦、个体化等个人功课的目标就是拓宽这些画面。

从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的经历会给人造成怎样的局限，重复出现的有害冲动是什
么模样，拓宽自我意象是多么重要。

罗伯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商界管理者，有一个非常自恋的母亲和一个性格被动的父亲。罗伯特
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就是，他这辈子的任务就是要照顾一个受创的女人。此外，在童年时期，罗
伯特还做过一系列非常痛苦的脊柱手术。父亲的示范，以及手术中体验到的那种入侵的力量，
都令他深深相信，在这些全能的力量面前，他是无力的。他不仅没有力量做出自己的选择，还
要承受“为他者服务”的双重压力。在描述生活体验的时候，他经常使用一个比喻：感到自己好似
被牢牢地绑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他娶了一个身患先天性疾病的女子，妻
子疾病发作的时候他必须照料她。在外界看来，这种选择或许意味着同情心，但实际上，这是
一种满含负疚的、被过往经历训练出来的、面对外界力量时的被动心态。

到了中年，罗伯特陷入了令他身心衰弱的抑郁。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讲到的，心因性抑郁
反映出的是心灵的某个部分受到了压抑，并处于痛苦之中。在罗伯特的生命中，一切感受、欢
乐、活力都被深深地压抑了，实际上，他向来处于“微笑型抑郁”的状态。渐渐地，在不知不觉
间，他陷入了一段办公室恋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他被迫离职，没过多久，婚外情造成
的伤害也令他离开了家庭。结束婚姻固然痛苦，但罗伯特结束的其实是一份没有挑明的合约，
这个合约是他无意识地与母亲缔结的——他答允要照顾这个受创伤的女人，而且这个合约得到
了父亲的批准。要想离开这个在早年就形成的情结，罗伯特唯一能采用的方式或许就是离开那
段婚姻。

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期，经历了事业上的混乱、金钱的压力和对失败婚姻的愧疚，罗伯特和情
人在一起了。未来似乎变得光明一些了，过往负担的危害也在减弱。可是，说不清为什么，罗
伯特发觉原先的抑郁依然在困扰他，那种感受有所减轻，但并未彻底离开。他时常感到自己快
被压垮了，新事业也毫无起色，有时他还会跟新伴侣吵架，弄得满心怨憎，恨不得一走了之。

罗伯特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父母意象反映出的世界观，还有面对手术的无力感，依然牢牢地
焊在他的“电脑主机”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用同样的被动攻击策略来对待新伴侣——他见过父
亲用这个办法，对待要求苛刻的前妻时他也亲自用过。如今这个办法又出现了，这是一个自觉
无力将人生直接承担起来的人采用的策略。他对新伴侣的怨憎就像是发脾气发错了对象，而且
他开始破坏对改变的期待，以及这些期待所引发的新生活。于是，在工作、亲密关系、与自我
的关系这几个领域，罗伯特又回到了旧日的沼泽地。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远游到哪里，都能遇
到自己的情结，因为它们一直如影相随。“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在这个节点上，罗伯特来做治疗。他感到无望和无力，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原始情结的合理展
现。他花了一阵子才认识到，他下意识地把母亲在他生命中施加的力量转移到了新伴侣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感到抑郁、怨憎，并开始被动攻击对方。若是发现自己又落入了原来的沼
泽地，想必谁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吧。同时，他也把医院病床上那个吓坏了的孩子的无力感转移
到了面前的艰巨任务上——在商业世界里重整旗鼓。

就在最低落的时候，罗伯特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跟N（他的新伴侣）在一起。那边有两个小池塘，一个浑浊，一个清澈。我躺在后面那个池塘
里。有一个男人站在这个浑浊的池塘边钓鱼，一杆就钓起来五条鳟鱼。我走进浑浊的池塘，很
快就开始下陷，就像踩到了流沙似的。我滑到了六英尺深的地方，于是我赶紧背对着塘底，把
双臂平伸开，稳住自己，免得陷得更深。我卡在那儿，屏住呼吸，感受着那股把我吸下去的力
量。

说到沼泽地，这个梦清晰地展现了罗伯特的处境。他感到，在那一刻他只能挣扎着“踩水”，竭力
避免沉下去。

反思梦中的景象时，罗伯特想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联系。他曾经跟父亲一起钓过鱼，那是很美
好的记忆，加深了他和父亲的感情。他注意到，那种浑浊的池塘里肯定不会有鳟鱼，因为它们
需要干净的活水，可那个钓鱼的人从泥坑里钓出了五条。罗伯特把他的地狱带进了新的亲密关
系中。N就在那儿，可他没办法转向她，她也无法帮他走出困境。一个池塘是清澈的，代表与无
意识那健康的、疗愈的相遇，可当时罗伯特几乎溺死在另一个池塘里。他的身体姿态——他说
那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想起被平躺着绑在病床上的样子。事实上，他想起小时候心
惊胆战地等着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输液管插进了他的手臂。罗伯特害怕自己会淹死在那个
泥潭中，他就快撑不住了。

罗伯特的梦境完美地展现出一个人的原始情结对当下生活的影响。面对新的选择，他发觉自己
受到了旧模式的束缚。在重塑生活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被动状态反映出的是想象能力的局
限。他希望N来拯救她，但她没有。（在真实生活中，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就会落入“母亲”的
角色，而他也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他必须拯救自己。）

在梦境与真实生活中，罗伯特都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渐渐在泥沼中沉溺下去，直到生命活力消
失殆尽；或者，他可以拼了命地游出去。何况，梦里还出现了一种阳刚的能量，这为他提供了
另一个办法，回应了他对于“从父亲那里取得授权”的需求。钓鱼男子既能走进水里，也可以留在
岸上。他有能力把关键要素从深处拉出，也就是那些能提供营养、让人维持生命的鱼儿。而
且，有趣的是，构建梦境的那位睿智的建筑师知道，对于那些真心想钓到鱼的人来说，即便在
阴郁的沼泽地里，也能找到鲜活的鳟鱼。

我们在讨论那个梦的时候，罗伯特想到，梦里的那个钓鱼男子或许可以把钓竿伸到六英尺之下
（这让他想起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墓穴里），把他拉出来。但那名男子代表的只是获救的可能
性。罗伯特必须努力主动与他取得联系，也就是说，罗伯特需要重新想象自己的样子——不是
那个被绑起来的、被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而是一个努力游泳的人。这个游泳的人可以亲自招
呼那个钓鱼的人，而后者代表的是获得了授权的阳刚力量，能够将他拉出泥沼，拉出那个伊克
西翁式的对父亲人生的重演。这就是罗伯特必须完成的功课，即重新构想他的自我意象，走过
那道深渊——我们必须拿出勇气，去构想出那条踏在脚下的绳索。

如果我们把地狱带在了身边，还通过重复出现的冲动去重建它，那我们必定也把那位地府的主
宰带在了身边。圣保罗说，他知道正确的事是什么，但他没做，他为什么不做呢？基督徒或许
会说，我们容易堕入罪孽，容易凭着某些邪恶的愿望做出糟糕的选择。柏拉图，以及这么多年
以来的柏拉图主义者，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还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众多自由派改革者们都认
为，没做正确的事是出于无知。他们说，如果我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清明的意识，就会做
出好的选择了。而另外一批人——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深度心理学家——认为，有一种
阴影性质的能量存在，它不受自我的控制，甚至还会引诱自我成为它的同谋。因此，“好”的价值
观也有可能做出坏事。

达豪集中营（Dachau）里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有一条道路通向自由，里程碑是服从、勤
劳、诚实、有序、洁净、持重、真诚、牺牲精神、爱国精神。”把美德拿来用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我们随身携带的是怎样的恶魔，竟能顶着良善的名义
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从功能角度说，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恶魔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它
把力量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这个恶魔体现出，我们的个人历史在按照自身的独立意志
运作。荣格观察到，我们“被无法自控的状态附身，就像最黑暗的中世纪所说的女巫或猎巫人一

样。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那个年代的人把这叫作恶魔，今天我们把它叫作神经症”。 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如何诠释和理解过往的经历、如何把这些理解内化，这一切都深深根
植在我们心中，导致我们重建出一个不断更新的地狱。

“我即地狱。”只要这个恶魔还没有被命名，可以在无意识的洞穴中毫无阻滞地肆虐，我们就会为
它做事。这种力量在罗伯特心中运作，把他与母亲、与病床上的那个孩子永远牢牢地绑缚在一
起，还破坏他的亲密关系。他将会一直迷失下去，除非他能够为他的恶魔命名，在此后余生的
每个时刻都勇敢地面对它——这是为了赢得更为广阔丰盈的自我意象而进行的战斗。在这个意
义上，圣保罗在《使徒行传》26：18中这样写道：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在这个意义上，萨提殊·库玛发现：

思维是相当靠不住的。如果加以监管，它是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监管，它就会制造
问题。这是一部非常高效的机器，不用任何原材料，就能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问题！就这样，我
们制造出问题，再把自己变成这些问题的受害者。这就是在思维的协助之下创造出来的战

争……我就是自己的地狱，是自己问题的创造者。

唯有足够成熟的人，才能承认这个悖论：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
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
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
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唯有在此时，一个人才具备了足够的阅历和
勇气，去盘点和辨析那些无意识的因果，进而突破旧模式，创造新生活。

虽然说，基本上要到中年时期，一个人经历的痛苦才足够多，也达到了足够成熟的状态，可以
开启拓宽意识的任务了，但中年之路与一个人的生理年龄没多大关系。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
己的个人历史时——它正在按照自身的独立意志运作——一切就会启动。

茱莉亚已经寡居多年。失去伴侣之后，她一直非常痛苦地努力着，想要重归生活。悲悼之情当
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项任务比悲悼更重要：找回自身的力量，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智
慧。年轻时，茱莉亚早已学会放弃主见，听从全知全能的父亲。后来，她寻找那种能继承她父
亲的衣钵、继续扮演外部权威角色的男人。她找到了，也嫁给了他。在父亲和丈夫都离世之
后，茱莉亚感到被抛弃了：不仅被“权威”所抛弃，还有宇宙本身——如今这个宇宙看上去既陌
生，又心怀恶意。与此同时，她还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老去、日渐衰退的健康，还有死亡的阴
影。

她需要借助治疗，渐渐找回自己的主见和力量，也找回意义更为深远的、哲学层面上的对宇宙
的接纳。此处我说的“哲学”二字，并不是指认知结构，甚至也不是宗教信仰，当然这两者都很有
价值，但我指的是情绪层面的延展与拓宽。茱莉亚的人生一直被父亲情结主导。虽然这看上去
并无坏处，但它阻碍了她的个人成长，令她在心理上并未成年。成长意味着她需要拓宽自我
感，不再做那个需要父亲保护和教导的小女孩。她就是深渊，也是绳索。就在分析疗程快要结
束的时候，茱莉亚做了下面这个梦。讲述这个梦境的时候，她说，这听上去好像是她编出来
的，可刚从梦中醒来，她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在外面散步。往左边一转，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那儿全是粉笔色或白色的石头。白色
的石头山，白色的石头路，连房子也是用粉笔白的大石块盖的，就像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
安村庄似的。这片房子并不奢华，但也不是贫民窟。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没有绿植，也没有色
彩。

我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正走在主街上。我走进了一个大型展览里：那儿像是一个集市，有五花
八门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友善，都跟我聊天。那里有把椅子，旁边有一条大狗，显然是在哀

悼它的主人，而且它很感激我们注意到了它。

我觉得，这片白色的社区和集市就是人生的象征。市场蕴含着许多情感，但一切终将逝去。白
色的石头或许会永远存在，但不像那条狗和一个个纪念物那样饱含感情。

面对这个梦，茱莉亚的情绪基调是非常冷静、高度接纳的。她感到，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
梦，它并没有把含义明确地说出来，而是展现给她看，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她把它吸收于
心。她迅速领悟到了梦境展现出的两极：永恒的白色石头城市，以及饱含激情的人生市集。叶

芝称之为“人类血管中的狂怒与淤泥”。 茱莉亚的人生之旅一直处于父亲与丈夫强有力的
羽翼的保护之下，因此她未能充分地承担起自己的人生，没有机会冒险临渊而立。

而她的梦敞开怀抱，接纳了对立的两极。投入生命，就意味着要承受失去之苦，要在沼泽地里
徘徊；然而，若是能够领会超越的意义，就能充分获得智慧。做过那个梦之后，茱莉亚就像变
了个人；它向她展现的，远不止一个概念而已。灵魂将对立两极之间的张力带入了梦境，其中
蕴含的智慧帮助她打破了旧范式，投入更为广阔的人生。有了更为广阔的自我意象，她可以做
出更广阔的选择了。她依然要承受悲悼、丧失与焦虑的痛苦，但她也明白了，自己有一个双重
的任务，投入人生，像那条悲悼的、忠诚的狗一样，承受着失去主人的痛苦，但同时也知道，
那座白色的石头城市将在失去之外永存。

茱莉亚不知道的是，里尔克也曾在一首诗中写到失去、消逝以及“白色城市”的意象：

一切都很遥远

而且早已逝去

我相信 那颗闪烁的星星

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死去……

在这浩瀚夜空下

我想走出我的心

我想祈祷

在所有星辰中

必定还有一颗活着吧

我相信

我知道是哪一颗 经久不衰

是哪一颗 在夜空中那光芒的源头

像一座白色城市般 屹立永在

在生命能量的起起落落中，在永恒不变的消逝中，白色城市的景象只赐给那些已经穿越了名为
“失去”的沼泽地的人。

那些已经穿越了沼泽的人会领略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甜蜜——虽然在遭受地狱折磨时，人不可能
想象到这种感受。我立即想到了《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 Oedipus at Colonus ）、晚年的叶

芝，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期待疗愈的梦。 据说，在九十岁那年，索福克勒斯 重拾
俄狄浦斯的主题，即那个讲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创的过去继续重创了后续世代的悲剧故
事。灾祸降临后，俄狄浦斯自我放逐，一连数年，他孤身一人浪迹天涯，以此赎罪。借由痛
苦，他变得谦卑，并与诸神建立了联结，当他在克罗诺斯走到生命终点时，他被封神，也获得
了诸神的祝福。因此，盲眼的但已获救赎的俄狄浦斯，这个已经“穿越”了沼泽的人，才有资格这

样说道：“痛苦与时间，那苍茫的时间啊，是教人满足的导师。” 还有日渐衰老、健康也
每况愈下的叶芝，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后，在1929年这样写道：

我们必须大笑 我们必须欢唱

我们被世间万物祝福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被祝福

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我们必须等上数十年，经历过艰险和考验，最终渡过难关。这几行
出现在一首长诗的末尾，叶芝在诗中接纳了这一生中的失败、失望和失去。这里没有肤浅的乐
观，唯有一个人的深刻智慧——他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沼泽地里，从雾瘴之中，他锻
造出自己的人生与艺术。

我在参加分析师培训时，曾遇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有诸多因素——完全不是财务问题
——让我感到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有天我做了一个深深触动我的梦。在梦中，我和儿子蒂姆在
森林中散步，那数百英尺高的松树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景致美极了。然后关键的情节出现了：
蒂姆对我说，“当你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还能像这些树一样高高矗立的时候，这雪就是天地赠
予你的礼物，是层层的恩典”。

落满白雪的树显得更美了，这确实令人感到这是一份饱含恩典的礼物。我的感受是，如果我能
想办法坚持下去，熬过困境，或许就能得到那份恩典。我的儿子本身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饱含
恩典的礼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在的象征，是我最好的、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梦本身就是一个
礼物，在我熬过那段困境的过程中，它对我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研究灵魂沼泽的过程中，我会转向梦境，以及伟大作家们的智慧，这并非偶然。我们这些追
随梦境指引的人都知道，心灵中存在着丰富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有独立意志的行为。我们被
拽落到怀疑、绝望以及其他数十种阴郁的沼泽地里，但我们也会得到充满疗愈作用的画面，这
恩典旨在补足我们的意识人格，为它指出新的方向，帮助它充分地发展。我们不得不忍受痛
苦，但我们得以穿越痛苦，寻找到更深层的意义。荣格说，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
遭受的痛苦，因此，我们既不能免于受苦，也不能躲避“经受痛苦、寻找意义”的任务。正如里尔
克在他的人生与艺术中、茱莉亚在她的梦境中瞥见的那座永恒于时间之外的白色城市，当我们
在满是泥泞的沼泽中艰难跋涉的时候，我们也能寻找到心灵给予的支持。

另一个了不起的梦境有助于阐释这些。看上去，它好似比其他梦境的说教意味更浓，但做梦的
人坚称她没做任何修饰。在对那个梦的简短说明中，她这样写道：“那是一场在好几个地方同时
上演的戏剧。你在四处闲逛，在不同的地方体验它，每次只能得到全景的一个小碎片。你必须
把它们拼起来，努力理解其中的意义。”

这个梦若是写全了会有好几页，以下是最重要的情节：

我在最后一分钟赶到，连忙找了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这更像是剧本朗读，而不是观看表演。
你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发生了什么，想看的话只能通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往那边瞧。我拿到了
一大堆关于这场剧的笔记和资料，我快速浏览了一遍，觉得很生气——他们怎么在刚开演的时

候发这些，应该在演完了之后发才对啊。我在资料里找到了好几张地图，能让人知道各幕剧在
哪些地方上演。这大概有助于理解全剧吧。

有两个男子低声说着剧中的对话，让人觉得好像在密谋着什么似的。我感到烦躁，因为我没法
听见完整的剧作。我找到自己的东西，再次换了座位。这场剧这么难以理解，真令人心烦。随
即我想起了之前听到的一点信息，说这部剧就是要去不同的场景中体验，你到各处去，边走边
搜集线索，然后努力地拼起来。

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要摆弄手指，我觉得这好傻，也没半点用处。费这个劲干吗？但我马上领
悟到了什么——这是为了给另外一些东西腾出空间，一些新东西，所以才要摆弄手指。行吧，
现在我明白了，我需要四处走动，看剧，听各处的声音，然后看看能拼出什么来。

【梦境切换到了另外的场景，情节是一只骆驼被“骆驼蛋”引领着往前走。】

骆驼蛋掉到地上摔碎了！就在这时，一个成年男子从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走来。真是个悲剧
啊。随即我意识到，不，这不是悲剧！（只是表面上的悲剧而已。）蛋的作用就是把我们领到
此地，领到此刻。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它们了。我们已经准备好，去接受下一个指引，发现下一
个洞察。

（上文中加粗文字是做梦人的原话。）

做梦的人名叫伊芙琳，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女士，她一直都明白，她需要找到自己的路。和我们
所有人一样，她希望得到确定性，但找到的只有碎片、失望，还有一场痛苦的离婚。她需要抚
养孩子，找到工作，但她最需要找到的是属于自己的真理。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她希望能有人
马上给她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完整图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不得不痛苦地在几十年的漫长
时间里把一块块碎片拼凑起来。像茱莉亚那个白色城市的梦一样，这个梦告诉我们，我们面对
的是一场渐次展开的戏剧，但我们只能得到零散的碎片。它永远不会真正地清晰，我们的视野
永远不会毫无局限，我们对它的理解也永远不会彻底和完整。

但梦中的自我渐渐明白过来，这就是这场戏剧的特质：去不同的场景中体验它，一路收集你的
领悟，通过不断的摆弄和调整，为新东西腾出空间。其中的荒谬性超出了伊芙琳的理解，然而
她感觉到，这代表着她自身的某些活动，它们看似没有意义，但到了恰当的时候，就会引起某
些新的突破。她觉得这跟冥想很类似：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开始感到沉闷和停滞，但随即
进展出现了。

对于骆驼，伊芙琳联想到的是“沙漠之舟”，能够在长途跋涉中——往往要穿越干旱地带——生存
下来的能力。蛋代表着她的潜力，是可以孵化的东西。但绝大多数的蛋都摔破了，这指向的是
她过去的行为，那些事把她带到了现在的地方，但今后对她不再有价值了。在这些破碎的蛋所
代表的东西中，她想到了她的婚姻、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早先的职业生涯、她对父母的半推半
就的依赖，还有她在社区中各种各样的行为。她说那些蛋是“帮助我走了这么远的线索——这就
是它们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永远持续下去”。

这是个饱含智慧的梦，也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结论。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终极的确定性，永远无法
看见全部画面，永远也抵达不了阳光普照的草地。我们透过黯淡的玻璃向外看，而且只能看见
零散的碎片。叶芝说得好：

我为我的歌做了一件外衣

覆以用古老神话

做成的刺绣

于是，我们把这些经历和体验拼凑起来，穿在身上，走入世界。伊芙琳想要寻找确定性，想看
见更大的图景，需要外部的指引和权威，可这些愿望统统都落空了。但她领悟到，一个人为何

必须穿越沼泽地。她明白了，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碎片，还有不少破碎的蛋，但这一切都
是有价值的，都自有其意义。就像白色城市的访客一样，她也得到了邀请，可以参与这一场“伟
大的戏剧”，我们都是剧中的演员，但都微不足道。

印度教徒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天神的戏剧。超越的愿景或许不太清晰，但是，我们去四处观看，
一路上孵化新蛋，承受灵魂的干旱之地带来的痛苦，到最后，所有这些任务都会帮助我们领悟
到，意义不在于抵达，而在于旅程本身。这就是一个“穿越”了沼泽的人悟到的智慧。没有哪个年
轻人，哪个执意要为凌乱破碎的生活找到解决方案的人，或是哪个想逃避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
人，能够穿越沼泽，领悟到这个智慧。就像俄狄浦斯与叶芝的人生故事，年轻的自我会对这个
奖励嗤之以鼻，永远也理解不了，但它确实是一个礼物，为此后的余生带来深度、成熟以及从
容的气度。

罗伯特、茱莉亚、伊芙琳，以及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任务，正是尼采在上个世纪给我们提出的。
我们是“终章”，也是“桥梁”。必须终结的，是自我对控制、支配、安全感的渴望。这种渴望或许
相当自然，但它也会阻挡我们彻底转变。必须留在桥梁那一头的，是孩子式的渴望：抓住一切
安全感不放，不愿踏入未知的世界。我们的船太小，海洋太浩瀚。然而，最可怕的障碍始终是
过往经历对我们的束缚，是情结所代表的、受局限的世界观。

我们之所以崇敬真实世界里的发现者、探索者和先锋，还有那些拓展了思维或艺术表达的疆界
的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让我们看见了英雄的原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蕴含着那种能量，为了
实现个体化的目标，它会自然而然地对抗那些令我们退行的力量，比如恐惧和无精打采。当外
部的英雄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内心里也有一种能量在共振，促使我们也去拓展
那些已知的边界。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踩着紧绷的绳索（这绳索即是我们自己）跨越深渊。能
量已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冒险迈步，踏入前方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蕴含着更多自由，还有
更宽广的灵魂；那里就是我们注定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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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斑驳与模糊
潜入内心极深处时，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心生畏惧，不愿继续；说到底，这种畏惧与抵制是
对走向冥府的旅程的恐惧。

——荣格

从这不受人欢迎的、下潜至冥府的旅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如果那里有值得学习的功课，又
会是什么呢？本书提出了三个观点，或者说三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认同它们，接受其中蕴含
的深意，它们就能引领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心灵生活。

第一个原则是，由于心灵能量有自然的起落，所以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频繁拖入黑暗之地——
即便这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就像困倦的孩子哭闹着不肯睡去，直到最后折腾得精疲力尽，我们
也是一样。我们认同那个脆弱的自我，以及它对永恒安全感的渴望——这渴望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也是徒劳无功的。当那个自我被拽落泥沼，我们感到挫败，还会为出现的症状而责怪自
己。我们因袭来的恐慌而羞耻，因抑郁而感到丢脸，我们掩藏起心中的恐惧——好像其他人从
不会被这些问题困扰似的。

因此，接受以下这几句话对我们实属关键： 我们的心灵生活会频繁地脱离自我的控制，我们
必定会被拽落到沼泽之中，而且我们会在那里遭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么否认，如何使用五
花八门的手段麻醉自己，或是信奉诸如“努力工作、端正思想”这样的信条，都不能让我们免于痛
苦。现代社会关于“幸福”的幻想是有害的，因为它非但不可能实现和持续，实际上还会加重我们
的神经症，让我们更加牢牢地抓住创伤不放。

第二个原则是， 在每一片沼泽地里，都暗含着一个挑战：发现这片泥泞中蕴含的意义，找
出我们在行为或态度上需要做出哪些相应的改变。 我们应当把每个沼泽地都视作待解的命
题：我的抑郁意味着什么？焦虑与我的哪些过往经历有关联？是什么在支配我、控制我？这种
态度会让我们主动地面对痛苦，而不是一味地被动忍受。在这样的搏斗中，我们从永久幸福的
幻想中，或未曾得到幸福的耻辱感中走出，走向一个或许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领悟到，就
算没有幸福，我们也能生活，但没有意义可不行。

在明辨每个沼泽地里暗含的任务时，我们“穿越”痛苦，朝着扩展了的意识走去。正如我们之前提

到的，荣格认为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不可能免于痛苦，
如果我们陷在沼泽地中，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充实自己的养分，我们收获的就只有神经症而
已。

本书的第三个原则是， 面对沼泽地带来的压力，我们每个人特有的反应模式是条件反射式
的，且被过往的人生经历所束缚，因此，为了活在当下，我们必须对自己进行重新想象。

对于活在当下的、有意识的成年人来说，可以做的反应非常多，选择范围很广。但是，激活了
的情结会令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这是由我们退行的、反射式的反应决定的。我们无法消除情
结的活动，因为我们有着充满记忆的个人历史，有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一系列后天习得的态度
和行为。其实，有些情结反应是有好处的，能在危急时刻救命，能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结，或
坚定我们的价值观；而另外一些情结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完全是消极负面的。最为原始的情结
自然是从最早期的生命体验中产生的，因此会把我们局限在孩童式的视野和反应中。

回想尼采呈现给我们的那幅奇特的画面：我们是深渊，也是跨越深渊的绳索。深渊意味着骇人
的自由，意味着广阔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而绳索意味着我们突破过往经验的局限、重新想
象自我的能力。如果我们被原生家庭、所属的文化或个人历史局限住了，那么我们就真的变成

了被动承受宿命的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我，迈步于深渊，踏着这条心灵想象出来的、
向前延伸的绳索跨越深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收回生命的主动权。

我们每个人都紧抓着两个不可能的幻想：永生不死、神奇他者。请注意，死亡并不属于本书探
讨的沼泽地之一，不过，肯定会有一些对死亡的觉察（或许还是过度的关注）终日萦绕在我们
心头。既然自我想寻求安全、稳定和控制，死亡就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最黑暗的对手。但是，
或许死亡是一种莫大的解脱，让人可以从自我的琐碎执念中解放出来，或许它意味着自由和超
越。如果印度教徒是对的，那么人会经历诸多轮回和化身，获得最终的灵魂解脱。如果佛教徒
是对的，那么死亡犹如一场糟糕的梦，就像一幅错视画，是自我制造的一个妄念。如果一个人
能够超越自我的帝国主义，那么他就有可能超越那令我们痛苦的、生死二元对立的错误观念。
如果基督徒是对的，那么人还有来世。如果犹太人是对的，那么我们会经由子孙后代活下去。
无论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对死亡议题的思考都能提供一个参照点，它能够为生命引入深度
——从灵魂层面上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有一种神秘的进程，它经由我们，寻求自己的充分显化；无论何时，只要
我们为内在的神秘服务，就能体验到与外在的神秘的链接。当我们有意识地与这种神秘保持联
系，就会活得更充分、更深入。虽然自我时不时地要经受存在性焦虑的冲击，但我们知道，自
我只不过是灵魂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如果帝王般的自我能够谦卑地、自愿地与心灵的其余
部分结为联盟，那么个体在与那个更广阔的神秘力量相处时，就会感到更加轻松自在。

如果自我能够永生不死，它会变得多么讨厌啊。但是，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任是金童玉女，也

必像烟囱清洁工一样，最终归于尘土”。 因此，死亡并不是沼泽地，但存在性焦虑是。
死亡让人有可能拥有谦卑的智慧。

另一个幻想叫作神奇他者，即希望世上有一个人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必踏上人生的苦旅，
让此后的生活一帆风顺。这种想法是非常普遍的。同名图书和电影《廊桥遗梦》（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的流行即是这种有害愿望的表达——有一天，一位陌生人会出现在我家后
院，与我共享鱼水之欢，并因此与我建立起渴望已久的灵魂联结。

久久沉溺在这么一个幻想故事中，说明我们依然被锁在婴儿式的思维方式里。这源自孩子对父
母的依赖，它相当自然地转化为今后一切关系的模型。于是，我们把强大父母的范式迁移到了
他者身上。这种幻想，这种生命早期渴望的迁移，对关系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一
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清澈美好的，但我们的情结会污染它，而且，我们会因为对方没能
满足这个重大的隐秘渴望、没能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而变得生气、沮丧和愤懑。

假使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个神奇他者，最终他或她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人会妨碍我
们更充分地成为自己。就在昨天，一位很有智慧的分析对象对我说，她正在学着不再“对希望上
瘾”。她依然盼望找到一段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但她已经获得了力量，可以放下对神奇他者那令
人上瘾的幻想了。她的放下，正是艾略特所说的，“等待，但无需希望/因为我希望的 可能是错

误的东西” 。

永生，以及神奇他者的拯救，这两个幻想会妨碍我们尽情投入此生——此时，此地。如果我们
得到了上天的赐福，活到了中年，并且还拥有余生，那么我们必定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痛苦。但
是，我们也被赐予了修正自己的能力。想要修正自己，我们不仅需要去朝拜帕纳塞斯山
（Parnassus）、雅典（Athens）、耶路撒冷（Jerusalem）或苏黎世，我们还要进入沼泽，在那儿
能学到的东西最多。如果我们活到了中年，并且还拥有余生，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领略到智慧的
滋味。自我不会喜欢这种智慧，也驾驭不了，但它的广阔与丰盈是任何自我也想象不到的。“引

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段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至关重要的“个体化”充分、彻底地
表达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有意识地、日复一日地修习这项功课，但与此同时，我
们也可以找一位心理治疗师做伴，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当然，心理治疗师也会有自己的创
伤，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或她已经对创伤做过了功课，有能力明智地陪伴我们。无论以哪
种形式，艰难地穿越沼泽都会是一场教人谦卑也珍贵无价的体验。荣格曾写道：

心理治疗的原则性目标不是把患者送入那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状态，而是帮助他以坚定的态度、
富有哲学性的耐心来面对痛苦。生命渴求完整与实现，在欢乐与悲伤之间找到平衡。但是，由
于痛苦不为人所喜，人们很自然地不愿去认真思考会有多少恐惧和悲哀降临到人身上。于是，
他们用令人宽慰的方式谈论进步，以及可能获得的、最多最浓的幸福，但他们忘记了，若是不
曾充分地感受痛苦，幸福本身亦被掺杂了毒素。神经症的背后，总是掩藏着患者不愿承受的那

一切自然的、必要的痛苦。

每个人有各自的痛苦，但在这段共同的旅程中，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实实在在地拥有这段旅
程。荣格提醒我们：

人格的获得……是面对生命的饱含勇气的举动，是对构成个体的一切的绝对肯定，是对普遍生

存境况最成功的适应，再加上最大程度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此外，他还说：“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命在其变幻不定的情绪之下所做的崭新实验，是对崭新的解

决方法或适应方法的尝试。” 我们在沼泽中所做的功课，会创造出这种崭新的适应方
法，它令生命之力得以延展。

荣格也说过，每种神经症都是一个“被冒犯的神祇” ，他的意思是，某种原型层面的原则
被违背了。借由承担起每一个沼泽地中隐含的任务，我们有机会看清这些神性的原则。我为何
要用“神性”这个词？因为心灵的活动天生就具备宗教的性质。它寻求联结、意义，以及超越。一
个意味深长的悖论就是，更有可能发现这些神性原则的地方，不是在高山之巅，不是在大教堂
内，而是在沼泽地里。

生命具有超然的神秘，同时也是模糊的，还带着斑驳的污迹。我们永远也不能真正看清它。我
们永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永不可能将之完全修复，永不可能彻底完成。

珍妮弗要去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看望临终的母亲。上飞机时，她因这次见面而惴惴不
安，因为母亲一直想方设法毁掉她。然而母亲就要死了。“克制，同时保持开放……克制，同时
保持开放。”这成了珍妮弗的箴言。在飞机上，在机场，在医院的电梯里，她不断地默念这几个
字。珍妮弗想要用开放的心态面对母亲，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给她饱含情感的回应，同时
也要在心理上保持克制，免得自己再度遭受野蛮的攻击。

然而，面对母亲，珍妮弗仅能勉强克制住心中的怀疑和愤怒。因此，这最后的一面给她留下了
深深的挫败感。几个月后，关于这最后一面的梦和场景闪回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她。她狠狠地责
备自己：为什么自己还带着那么重的防卫心态？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在情感上为何如此疏
离？为什么没能跟母亲一同哭泣，然后说自己爱她？珍妮弗知道，那句箴言她只做到了一半：
有克制，但不够开放。

是啊，我们永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生命中满是斑驳与模糊，它速度太快，太复杂，太含混。
清晰、意义、胜利只会偶尔出现。当然，我们不是神，虽然我们心中有神性，但也同样带有恶
魔的成分。我们能生存至今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们有时还能寻获片刻安宁，能友善地对待他
人，甚至偶尔还能对自己展现一点仁慈。

我们应该像珍妮弗责怪自己那样去责怪她吗？我们会告诉她，那最后的一面需要放到整个情境
中来看，因为她和母亲之间存在漫长的、满是伤害的历史。她会答复说，她又被拽到了原来的
沼泽地里，又用了原来的老办法去回应，她没能做到“超越”，没能抓住当时的机会。那么我们就
会请她做一件我们自己也感到最难做到的事：原谅自己只是个凡人。

在最后这个分析案例中，我们没能解决问题，因为人生并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
需要活出来的实验。借由痛苦，我们越来越深入地领悟到生命的意义，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些
意义令生命变得丰盈广阔，它们本身即是回报。我们无法避开这些灵魂的沼泽地，但是，我们
可以因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而珍视它们。

我们必须静静地继续前行

穿越那黑暗的冰冷 和空茫的孤寂

进入另一重情感的强度

去寻求更深层的和谐 更深入的交流